编者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项讨论中最热门和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甚至说，很多人对历史唯物论的最初理解就是从对“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辨析中建立起来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宽泛、模糊和抽象的层面上，缺乏生动、具体的理解，也难以解答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写作发表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和俄国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具有极高的理论造诣，其若干著作在当时启蒙了一整代俄国的革命者，并受到列宁的热情推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便是普列汉诺夫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思想之精辟、论述之透彻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享有特殊地位，被长期列为前苏联文科学校的必读教材之一。

为方便读者，我们将这本原有近三万字的论文加以删节，去掉其中较为繁琐的内容（第一、三、六、七、八节的部分段落，第二节的一大部分，整个第四、五节），形成一个仅有一万五千字的小册子（约为原文篇幅的一半），希望能对大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有所帮助。

破折号

2021年1月

一

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写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进步的因素》。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宾塞，证明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则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从属的作用。—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按指米海洛夫斯基]反驳了卡勃利茨，对于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讽意味的惊讶。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保卫理智，自然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问题的实质，而是指明问题的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许，他就更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已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任意地划分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使它们变成从各个方面和以不同结果吸引社会人走上进步道路的特种力量。然而这个理论就其在卡勃利茨那里所获得的那种形态说则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卡勃利茨已经不是把社会人活动的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领域变成特殊的社会学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已经十分显然的谬论的滑稽可笑的世界；这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本应让卡勃利茨和他的读者们加以注意的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在揭示企图发现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进了怎样复杂难解的抽象领域时，也许会无意中为批判因素论本身作出某些事情。这在当时对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然而他并不足以胜任这个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对折中主义的爱好，由于折中主义，一切“因素”在他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的折中主义性质，后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上，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一切其他因素并且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因素”观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注：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未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作辩护的。

当唯物主义者们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christian necessarians[基督教必然论者]【注：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的、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拿清教徒【注：清教徒，指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拥护加尔文主义、要求清除国教会中天主教残余的宗教改革派。清教徒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无论平民还是国王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信奉加尔文“成事在神，谋事在人”的预定论，主张建立无教阶制的民主共和的教会，提倡节俭勤奋的进取精神。他们在17世纪为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巨大的作用】为证，清教徒的毅力就远远超过17世纪英国一切其他党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们为证，他们在短时期内就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那些认为只要我们确信特定系列的事件必然到来，我们就会失去促进或反抗它们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错误的。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这个位置，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示的那种心绪，而且由于这种心绪，人们表现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实现最令人惊异的勋业。这种心绪是哈姆雷特【注：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是内心充满矛盾、行动迟疑不决的典型。】没有体验过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声叹气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那主张自由只是已经转化为意识的必然性的哲学......

二

......

......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说常常超过自己所有同时代人，并且对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我们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注：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不过这种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西梅尔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与受约束相反的东西，自由就没有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西梅尔的定义过于狭隘：它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极端可笑的：小偷是不会自由地从您的衣袋里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这样做，而他暂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制服您的反抗。不过除了这种起码的和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深刻得多自由概念。这种概念对于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也只有当他们确实摆脱掉二元论，懂得在主客体两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者认为可能有的那种鸿沟的时候，才会领悟这种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把自己乌托邦式理想同我国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且没有走得比这种对立更远。主观主义者们陷进了二元论的泥潭。所谓俄国“学生们”【注：“学生们”，指马克思学说的信徒】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多。尽管如此，“学生们”却能够找到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学生们”上升到了一元论。按照他们的意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进程而导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导致他们——俄国“学生们”，而且不仅只是俄国“学生们”——理想的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这个“学生”，就充当这个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而且无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根据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不过既然他的社会地位正是使他养成了这种特性，而不是别的特性，他就不仅会充当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仅不能不充当而且热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是自由的方面，同时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转变成自由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这种场合，究竟可以谈论什么样的拘束、什么样的约束呢？这是明显的：是遏制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的那种精神拘束；是不善于架设桥梁越过分隔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人们感到苦恼的那种约束。当个人没有通过勇敢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争得这种自由时，他就还不会完全属于他自己，于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耻地迁就与自由对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个人一旦摆脱这种恼人的和可耻的拘束的枷锁，一旦他的自由活动成为必然性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就是为新的、完整的、在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而且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

三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个人认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竟袖手旁观，那就表明他对算术不内行。实际上，比方说，如果诸条件的特定总和S具备，现象A就必然要发生。您向我证明了，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T时就会具备。我，这个热烈同情现象A的人，确信这一点之后激动地喊道：“这多么好啊！”，于是便躺下睡觉，直到您预言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这么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如下。在您的计算中，在发生现象A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个活动等于a。既然我陷入昏睡沉沉的状态，那么在T时有利于该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S-a，这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也许另一个人会占据我的位置，此人也是接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我的无动于衷使他感到极端愤慨，这种情况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在这种场合，力量a将为力量b所替代，而且如果a等于b（a=b），那么促使A到来的条件总和仍然会等于S，于是现象A还是会在同一时刻T发生。

然而假若不能认为我的力量等于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干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谁也没有来替代我，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于是现象A就会发生得比我们预计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们指望的那么完满，或者干脆根本不会发生。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认为在我背叛之后S仍然会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光只我不会计算呢？向我预言总和S在T时一定会具备的您，却没有预见到我同您谈话以后便立即躺下睡觉去了；您曾确信我始终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您把一个不大可靠的力量当成了比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计算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假定，您什么都没有弄错，您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时您的计算就会是这个样子：您说，在T时总和S将会具备。在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这里也包括了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们因确信其意图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真正会在您确定的时刻具备，现象A也就会发生。看来这是明显的。然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一想到现象A必不可免就使我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曾觉得这种想法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谈到这个想法时我就忘记了最简单的算术规则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对无所作为具有最强烈的渴望，而且我同您的谈话使这个值得称赞的渴望一触即发。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成为暴露我精神萎靡和腐朽无能的导因的意义上，这里才会出现对必然性的意识。把这种意识看作我精神萎靡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不在于这种意识，而在于我受教育的种种条件。可见……可见，算术是一门极为可敬极为有益的科学，它的规则甚至哲学家先生们，而且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们都不应当忘记。

【注：上文中提到的几个算术式整理如下（条件总和S、事件结果A、发生时机T）

1.一般过程——由于S，在T时发生A；

2.当“我”懈怠时——由于S-a，则T时无法发生A；

3.当他人替换我时——由于S-a+b（a=b），则T时仍然可以发生A；

4.考虑一切因素后——由于S（内在包含着-a和+b），则T时总可以发生A。】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不同情该现象和反对它到来的、意志坚强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情况有点变化。很可能，它会削弱他进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什么时候会确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它必然到来的意识，以及他们毅力的衰竭，只是有利于它的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又包括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中。

所有主观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经有个时期，这种主张引起先进青年对他们巨大的同情，这班青年力求为公共利益而从事高尚的劳动，因而自然倾向于高度评价个人首创精神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主观主义者们不仅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动同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起来，因而创立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理论：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而该运动自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主观主义者们的学说已经开始破绽百出，打任何补丁都无法修整。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使某些敌视它的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如果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他们认为个人是quantité né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正如为了正题而忘记反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当我们善于把包含在它们中间的真理因素统一在合题中的时候才会找到正确的观点。

四

......

五

......

六

圣伯夫【注：19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反对主张规律决定论的新历史学派，强调个人意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并认为历史人物的情欲往往也对历史走向起着关键作用】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注：指圣伯夫等人对规律决定论的反驳】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察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蒂雷纳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阿恒荷尔茨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注：圣伯夫曾举法国“七年战争”为例，认为法军的失败是苏比斯等无能的将军以及包庇这些将军的蓬巴杜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所决定的，即由个人的、主观原因决定】。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说来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来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一块偶然掉下的砖头打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注：1793年秋，法国救国委员会颁行共和国年历，以取代基督教历。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个月，从9月22日起，月份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十八日【注：即拿破仑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的日期】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九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是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未能恢复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将军，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谈到麦克唐纳，谈到贝纳多特。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七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那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是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注：作者手稿中此处有几句被删除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在1789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性中的军事天才。

......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注：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的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

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

......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面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按：这里似乎翻译为“先行者”更贴切】。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要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社会课题。所谓伟大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注：语出《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的人都是伟大的。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原著：普列汉诺夫，编者：破折号。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