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生产力日渐发展、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而是进入了新的“过度劳累的时代”？本文将结合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一书，以日本社会为参照，对21世纪以来社会过劳问题的兴起原因与潜在后果进行初步梳理。

“过劳”的前世今生

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规模地迎来过劳时代是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大生产在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并未切实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反而被不断延长，甚至连少年儿童都沦为童工而遭受剥削。过度劳作与极度的社会不平等激起了广大劳动者群体的联合抗议，直到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以要求8小时工作制为目的进行罢工（这正是五一劳动节的起源）。

同年9月，卡尔·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联合会”上提出了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设想，此后世界各国才陆续出台相应政策，暂时摆脱了过劳问题的诅咒。1947年，日本也出台了《劳动基准法》，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并且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与英美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逐渐进入了工时缩短的时代。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下沉等现象似乎没有出现，甚至在技术革命、管理革命的背景下，更多的劳动者掌握了专业知识与技能，大量的新中产阶级群体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同样如此，傅高义在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即描述了当时大量稳定就职于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阶层崛起的状况，工作稳定、消费自由、晋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渐成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然而不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生产效率仍在提高，但全球范围内的工时缩短趋势却戛然而止，越来越多的国家突破了8小时工作制。美国社会学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指出：在2000年，每4名男性中有一人多、每10名女性中有一人多的每周工作时长在50小时以上，且总的来看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白领。同样的，日本的过劳情况也日益严重。

根据森冈在书中的资料所示，一方面，大量非正式员工存在过度劳动的状况。从1988年到2015年，日本短时工的比例由12%攀升至30%，其中女性由24%攀升至47%，甚至有不少家庭主妇为补贴家用而选择应聘深夜便利店的兼职工作。另一方面更令人震惊的是，越来越多的全职正式员工与工薪阶层也面临着过劳问题。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员工每周劳动时间为53小时，换算成每年则超过2700小时”，即使是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可能过劳，日本电产公司的社长永守重信先生据称就是“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早。每天工作16小时，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在日渐频发的过劳死事件中，也不乏年仅27岁的日本富士电子公司的系统工程师、24岁东京大学毕业的电通广告公司高薪员工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2003年日本劳动监督署的数据也说明，在因过劳而得到精神障碍工伤认定的108名劳动者中，“系统工程师、信息处理技术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有28人”，超过了制造业等从事技能工作的24人。 

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过劳时代”

为什么在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但没有迎来休闲型社会，反而再次迎来了“过劳时代”？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群体也疲于劳作奔命？森冈孝二认为，过劳时代本质上是社会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他从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这4个角度，剖析了过劳时代重访日本的深刻社会原因。

（一）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者的生存空间

全球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是过劳时代重新来临的首要动力。显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过劳”浪潮是全球化的，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是白领职场，反而越沦为青年劳动者的“血汗工厂”。其背后核心的原因即全球化改变了传统地方社会的劳资关系，使得各国之间的工作竞争白热化了。“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福利国家的模式一度盛行，日本也建立了以终身雇佣为核心的“一九五五”体制，稳定的雇用关系、优厚的企业福利与较多的员工闲暇构成了彼时温情主义的劳资关系特征。

但在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张，不仅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而且中国等转型国家也逐渐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全球竞争，各国内部的温情主义劳资关系就此坍塌了。出于逐利与效率的目标，不少发达国家的资本选择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设厂，这不仅削减了对本地劳动者的福利保障，甚至也带走了就业岗位，令不同国家和各国劳动者之间形成了“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工作时间的全球竞争自然成为其中一项。

而90年代以来，日本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随着其国内经济陷入萧条，更多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惜削减福利、裁减人员、延长工时、外包工作，甚至以此推高股价，讨好股东。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外生产比例高达16%，为历史最高；并且“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比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日本更长”。

（二）信息资本主义与时空之网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全球化能够不断扩张，并且重组了过劳时代的劳资关系？技术革命与信息资本主义为过劳时代的降临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近年来，信息技术越来越被当作生产工具来使用，它并未带来工作量的减少，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首先，新型信息技术的引入拆解了复杂的工作流程，更多的业务变得标准化和简单化，因而许多正式员工可以被非正式劳动者替代，不稳定的劳动雇用关系日见其多。据1998年的统计资料，在大幅增长的日本非正式劳动者群体中，大多数与信息技术行业有关。以派遣劳动者为例，其有46%从事软件开发、办公机器操作、办公自动化教育等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作。

其次，信息技术突破了物理与社会的空间约束，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将工作时空和生活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在提升业务运转效率的同时，也使得以时间为核心的工作竞争更为激烈。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已有近8000万网民，6岁以上人群的网络普及率达62%，较1997年增长了近7倍。而无处不在的网络通信工具令家里家外都成为职场。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 Japan 于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日本员工平均每日收到超过60封电子邮件，算上打开附件、操作软件等时间，每天处理邮件平均需要4小时左右，而80%的人都不得不在家里处理电子邮件（包括休息日）；同年另一项针对白领阶层正式员工和管理者的调查还表明，99%的白领都使用个人电脑工作，且“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越广、‘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

此外，信息技术的使用也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不少人因此导致眼疾或腰颈病，严重者甚至患有抑郁症。日本“编程者SE”网站充斥着互联网工作者与相关技术员的自嘲，他们戏称自己为“数码土木工”，这与中文里的“程序猿”“码农”等词几乎异曲同工。 
 

（三）消费资本主义与欲望的自我循环

尽管生产领域发生了上述变革，可为什么劳动者自身愿意接受过劳的状况？消费领域的变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竞争性消费与消费型资本主义构成了人们接纳过劳时代的需求基础。

按照劳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随着收入和工资率增加，人们将选择减少部分工作时间来换取闲暇，但与此相反的是，2004年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在正式雇佣的员工中，“‘干部’的工作时间为2408小时，一般员工的工作时间为2308小时”。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消费的竞争性，过度的消费本身成为自我实现的目的，而中产阶级群体正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日本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消费型资本主义阶段，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大众传媒的引导以及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基于炫耀与攀比的竞争性消费风气迅速扩大，各种衣食住行的品牌不断出现，并且逐渐成为象征特定社会地位的符号，即使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也令人趋之若鹜。

2002年，法国高档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日本的销量不仅未受经济波动影响，反而达到了1357亿日元的历史销售纪录。在竞争消费的环境中，青年中产群体似乎陷入了“工作与消费的循环”，扩张的消费助长了膨胀的欲望，而膨胀的欲望又难以抵制新的消费诱惑，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以过度的劳累作为代价，没有足够的收入，何来参与消费竞争的能力？

据“劳动力调查”的结果，在年收入在100万到300万日元的阶层中，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上的就有1000万人，占所有劳动人口的22%。与此同时，与竞争消费和过劳工作相关的另一系列社会现象也相应兴起，即24小时便利店模式的流行与网购快递行业的发展。通宵营业的便利店在1991年仅有两成，而到2004年则高达八成，其他超市与百货店也延长了营业时间；快递货物（卡车运输）件数从1985年的近5亿增长到了2003年的28亿多。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既是竞争消费和过劳工作的产物，满足了加班族的便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却制造了更多的过劳状况，在总体上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甚至可以说，往日工作稳定、生活自由的工薪族，如今成为过度劳累、积蓄透支的“穷忙族”。 
 

（四）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与“过劳”的自我选择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放松劳动领域管制政策导致了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出现，这形成了过劳时代重现的制度根源。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是作者提出的新概念，其指的是“以非正式员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它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思潮不无关联。

日本在80年代以来同样受到影响，出台了诸多放松劳务保障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白领排除制。即将白领相关的职业排除于《劳动基准法》的保障范围，白领工作时间不设上限，也不强制要求加班费。这样一来，以白领职业为主的中产阶级群体不仅没有工会组织，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白领榨取工厂”的现象由此屡见不鲜。

成果主义工资制。即工资与福利不再仅以论资排辈或劳动时间来分配，而是根据实际劳动成果来计算。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因此扩大化了，而雇主则能以更少的劳动力成本掠取更多的劳动。这对于白领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对于他们越发模糊，只要能够完成业务，关于工作的思考与筹备何时何地都可以展开。

废除《缩短工时促进法》。即认为“在工作方式日益多样化的现在，提出‘全年实际总工作时间1800小时’的计划已经不合时宜”。换言之，国家已经放弃了对劳动时长问题的约束，而倾向于由雇主、工会及劳动者各方自主决定工作时间（这一规定即是“架空”日本《劳动基准法》的“三六协议”）。

在这些制度调整下，从前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被瓦解了，不仅有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工作者出现，加剧了收入与工时的两极分化，而且就算是正式员工，也不得不面对“工作时间个人化”的不稳定趋势，甚至由于没有法律禁止，“自发性过劳”的现象越发成为职场现实。

“过劳”的潜在后果：社会中产阶级的下沉

置身过劳时代，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界劳动者群体皆存在着长期加班与过度劳动的状况，可以说，普遍的过劳无论是对劳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日本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后果。

可想而知，严重的过劳首先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过劳死”这一话题日渐引起日本社会关注，各地涌现了“过劳死110热线”，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1989年，因过劳而患有蛛网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疾病且导致猝死的壮年劳动者约有17000人，超过了同年度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而在2004年，得到工伤认定的过劳自杀者与精神障碍者达130人，约为1999年的10倍。即使不至于过劳死，大量的日本中青年劳动者也处于亚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日本工薪阶层的午饭时长平均约为10分钟，而中年男性员工的日均睡眠不足7小时，其工作时间反而平均约10小时，远多于睡眠休息的时间。

进一步看，延长的工作时间与过度的工作压力也直接侵蚀了劳动者的家庭生活，甚至对下一代造成影响。过劳的中青年男性显然无法再顾及家务，一些家庭妇女既要照料家务又要在外兼职，夫妻之间则更是减少了相处的时间，长此以往，家庭的分歧可能演化为离婚的结局。对于年轻的夫妻而言，双方的过劳也挤压了他们的育儿时间，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被送至“日期变更班”，在那里补习到深夜12点才被接回家；另一些人甚至干脆不结婚或者不要孩子，据2004年的《厚生白皮书》统计，工作时长与婴儿出生率成反比，关东南部长时间工作者比例最高，而婴儿出生率最低，而冲绳正好相反，长时间工作者占比最低，婴儿出生率最高。

除此之外，普遍的过劳也破坏了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土壤，对社会的良性运作造成潜在冲击。劳动者过度投入时间在工作领域，而在邻里关系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投入则越来越少。近年来，人们几乎越发难以在社区活动中看到父亲们的身影。《厚生劳动白皮书》指出，“那些将大半时间花在工作上，和社区联系非常少的人一旦退了休、离开企业，就很容易陷入闭门不出的状态”。同时，由于没有时间，越来越多本该需要政治帮助和保障自身权益的劳动者远离了政治。2004年《朝日新闻》一份来自家庭主妇的稿件如是说：尽管她的丈夫是工薪阶层，但他常常忙得早出晚归，回家以后也不看政治新闻，任自己的税金、养老金等从工资中被扣除，他也无暇参与参议院选举的投票。

面对过劳时代的诸多问题，森冈孝二疾呼要“为过劳时代踩刹车”，并且忧心忡忡地分别针对劳动者、政府以及企业给出了一系列建议。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日本人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少人选择退出竞争，为生活“减速”，或移居到风景宜人的冲绳小岛，或返回乡间组织“菜园家庭革命”，或推行社区货币以增加市民参与社区活动……但从《过劳时代》2005年出版至今，日本的过劳问题似乎仍然严重，各项社会行动措施并没有驱散过劳时代的阴霾。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更应该从社会结构的维度寻找答案。

言下之意，这一阶段的过劳时代所书写的，其实是下沉的日本中产阶级的血泪史。底层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问题尚未解决，掌握一定知识、技术的青年中产工薪阶层却也无法逃离过劳的命运。与其说中产阶级群体的工作与生活越来越艰难，不如认为实际上是社会里中产阶级这个结构性位置在下沉与消失。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在历经了迅猛的经济腾飞与剧烈经济泡沫之后，20世纪末以来的日本社会已然上演了不少与发展和进步背道而驰的故事。2005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一经出版即引起热议，曾经一度具有“中流化”趋势的日本社会，如今能维系中产地位者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反而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从中产阶级“下流”到了社会底层。2006年，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亦指出，日本曾经的“中产阶级社会”崩溃了，年收入在600万日元以下的中低收入阶层占据日本八成人口，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社会结构成为中间小、两头大的M字形。

总之，以上种种论述皆昭示着，在21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成为中产阶级的各种社会门槛在变高，而即使成为中产阶级，其维持日常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劳动代价也在不断变大。日本的社会结构已然逐渐由中产庞大的“橄榄形”向中产下沉的“金字塔形”转变。惋惜之余，这似乎又令人们想起了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理论预言：整个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成两大阵营，而中产阶级最终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行动层面而言，如上文所述，中产阶级的下沉直接意味着其自身越发难以维系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况，越发无暇参与家庭、社区以及政治事务，这显然在很大意义上挑战了传统的关于中产阶级作为政治的“稳定器”或社会的“缓冲带”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就结构层面来看，中产阶级的下沉也将直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一方面，中产者的过度劳动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与价值，只不过其加班加点创造的“剩余价值”可能并不归其所有，反而可能是造就了少数大资本或精英集团的繁荣。换言之，生产效率提高却仍需过度劳动的现实说明，劳动者及其劳动本身“相对贬值”了，面对日趋白热化的劳动者群体内部竞争，他们在投入更多劳作时间与丢掉当前工作岗位中不得不选择前者，曾经适用于底层工人阶级或普通劳动者的“异化劳动”理论，如今也日益适用于中产阶级了。

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过劳与下沉，原本的社会底层的生态亦可能受到挤压与冲击，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岗位被取代或淘汰，而因此失业的普通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被“甩出于社会结构之外”，连“享受‘996’福报”的机会都没有……由此观之，那些曾经一度殚思极虑地为新兴中产阶级寻找历史定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过劳时代的下沉中产阶级面前，则似乎显得过于乐观了。

“过劳”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历了迅猛的经济腾飞以后，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渐增长，新兴的青年中产群体虽初具规模，但消费主义、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竞争浪潮却已然袭来。日本的过劳问题已拉响社会警钟，而在当下国内众多饿了么外卖、拼多多订单和“996”程序员的背后，我们是否也同样能够看到一群走向过劳时代的青年中产工作者群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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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弘智。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9期。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