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一下辩证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主要是以三段论形式表达的，即“正——反——合”的逻辑。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个原则。黑格尔认为，在演化的过程中，在低级阶段中潜在的矛盾的一方，向着其对立面转化，并在高级阶段得以显现，同时又产生了向新的对立面转化的趋势，预示着更高一级阶段的到来。这种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叫做“扬弃”，也叫做“否定之否定”。例如《小逻辑》中最开始是存在论，在这个存在论中，黑格尔的第一个范畴“变易”包含怎样的规定性呢？首先是纯存在或纯有，这个纯有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通俗点讲就是“我就是我”，是绝对无差别性或同一性；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没有任何规定性，因此黑格尔得出第二个概念，就是纯无，纯无也同样没有规定性；第三个概念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即变易。例如关于自由，黑格尔认为从历史上，第一个概念是罗马的若干者的自由，第二个概念是对第一个概念的否定，是专制政治下唯一者的自由，第三个概念则是前两个概念的统一，是君主制下所有者的自由，这种日耳曼精神下的自由是法律框架下的自由，黑格尔认为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是法律和自由的统一。对于以前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将静止的概念变成了运动的过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马恩没有刻意去构造逻辑概念体系，否定之否定也不再是辩证法的核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将辩证法归结为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质变量变和否定之否定。到列宁，明确“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2]，“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继承列宁的观点，将对立统一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其他范畴作为一般性规律，1964年毛主席指出：“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规律。”[4]毛主席是辩证法的大师，他将对立统一这一原则贯彻的很彻底，在谈文科教学时讲：“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会。书本里怎能出哲学？”
回头看《反杜林论》中的哲学篇，《反杜林论》是在《自然辩证法》之前写的，《反杜林论》哲学篇第12、13节实际上是按照以上三大规律进行初步阐述，第12节先讲对立统一，然后讲质和量，第13节讲否定之否定。尽管毛主席不认同三大范畴并列，但并未否认质量互变等规律本身，在《毛批》中对质变量变还有更深入的论述。因此，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法的理论，以《反杜林论》哲学篇第12、13节为主要内容，对辩证法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即矛盾，是普遍存在于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在《深翻》中文版序言中，有一段话：“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韩丁对张庄、大寨等农村深入调查分析，在《深翻》中详细描述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是贯穿着一系列矛盾的。互助组时期贯彻的是“以工换工”的原则，尽管有相互之间的帮助，但只有有相似劳动力条件的人才能组成互助组，所以互助组本身不能避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两极分化，因此要么互助组变成强劳动力组和弱劳动力组的对立并解体，要么就需要过渡到初级合作社，以适应充分使用畜力和生产工具的需要。到初级合作社时期，实行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耕地和劳动工具折算入股，劳动成果先交纳农业税、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然后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再按照社员土地、林木、牲畜入股的情况支付租金，最后再实行按劳分配。初级合作社中，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入股生产资料多，股金就分得多，甚至不需要参加劳动，也可以获得比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下中农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劳而获的现象自然引起劳动者的不满，也即要么任这种矛盾继续发展，要么缩小并最终取消按资分配，彻底的贯彻“不劳者不得食”原则。到高级合作社，没有按资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工分制。但如何评定工分，却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中国农民独创“死分活评”的办法，“工分挂帅”仍不利于农业长远发展，社员为了谋求更多工分，会过度使用牲畜、更多做面子功夫、并同其他成员斤斤计较。因此，要么任物质刺激发展、使社员间的裂痕扩大，要么在“政治挂帅”原则下实行工分制，以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最后，为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到1957年掀起水利建设高潮，水利工程要求突破高级社的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规划，并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各阶段的具体矛盾是不同的，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矛盾。也即按照少数富农或上中农要求，应保持生产资料多的农民的收益，合作组织最终必然让位于个人发家致富；而在毛主席领导下，依靠大多数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始终以更大范围解放劳动力和适应充分发挥劳动工具作用的要求，坚持以集体化方向改造小生产者，最终过渡到人民公社。
从《深翻》中生动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立统一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动力。但杜林无法理解对立统一，在他看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可能彼此对立又同时相互统一呢？因此，对立统一必定是玩弄诡辩论，矛盾就是背理。杜林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作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事实上，在当前时代，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比杜林时代更容易被人接受。例如运用微积分求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在每一个微元dx内，尽管是曲线，但将曲线看成直线段不妨碍求其面积，通过各个微元内的近似，最终得到总体面积却是精确的。微积分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在微积分中充满了对立统一。杜林之所以将矛盾等同于背理，根源在于他没有摆脱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5]
当我们以运动的视角观察事物，充满矛盾的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一，运动的原因在于矛盾，任何运动的动力都是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都是由阶级矛盾推动的。第二，运动的过程表现为矛盾。运动本身就是静和动的对立统一，运动的每一时刻都可以看作静止的，但将各个时刻的静止的片段连接起来，就构成整个运动的过程。第三，运动的后果是产生新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主要矛盾是帝官封三座大山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后，原有矛盾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
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以运动、矛盾的观点分析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才能认识必然、获得自由。仍以数学上一个辩证法的例子说明。在解析几何以前，数学是定数科学。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几何学》，建立了解析几何方法。通过创立直角坐标系，用两个数构成的数对表示直角坐标系中的一个点，把相互对立着的“数”与“形”统一了起来，从而一条曲线可以看成一个点的运动，数学也从定数科学进入了变数科学。笛卡尔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有了他的发现才可能产生微积分。因此，恩格斯评价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辨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6]
其次，质变量变转化规律。这个规律也很容易理解，任何质变都是由量变积累而产生的。毛主席进一步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7]。
杜林理解不了质变和量变相互转化规律。杜林讲：“例如，由于引证了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这里讲的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预付界限的内容。马克思的原话是：“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也即，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量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只有超出一定数量、雇佣超出一定规模，才有可能转化为资本，否则这个货币量连资本的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不可能成为资本。马克思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工人每天生产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是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是4小时，“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8]也即，在剩余价值率为50％的情况下，如果资本家要想比工人生活好一倍、同时拿出一半剩余价值去扩大再生产，那么这个资本家至少要雇佣8个工人，他的预付货币量要满足这一规模。资本预付规模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例如80年代门槛要低得多，万元户都可以进入；但到今天预付规模大大增加，北京繁华地区普通的一家超市，至少也要几百万、上千万的预付才有可能。马克思并没有将质量互变作为资本预付界限的前提，相反，经过上述论证之后，马克思才说：“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是资本预付界限的存在证明了质变量变规律的正确性，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正是杜林误读的地方。杜林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货币额，999元就不是资本，而到了1000元就是资本，所以他认为马克思是求助了“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才有这样的错误认识。事实上，货币转化为资本，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进行雇佣劳动生产，其二是超过一定预付界限，第一个条件是主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次要条件。只具备第二个条件，货币仅仅是“有可能”转化为资本，杜林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的逻辑，不明白货币和资本有何差别，没有将资本视为特定的生产关系，而是将资本等同于货币，才会产生上面的误读。多说一句，杜林在这里还是明白马克思讨论的是资本预付界限的问题的。80年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理论组组长林子力根据上面资本论那一段关于“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的例子，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认为雇佣8人以上才算剥削，8人以下不算剥削。这个误读的程度更没法说了，与之相对比，我们只能说杜林更准确的解读了马克思。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举了很多现实的例子，来说明质变量变规律。例如关于协作，从手工业进步到工场手工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简单的多个手工业者到同一个场所工作，没有形成新的分工，另一种是形成新的分工，每个工人仅负责一个或几个工序，这样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但即便是“许多工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9]，量变就转化为质变，产生了与原来分散独立劳动所不同的社会性劳动。
例如脂肪酸系列，分子式是H(CH2)nCOOH，n数量上的变化代表碳基的量的变化，但这种分子式的量变就引起了事物的质变，我们得到了不同的物质：n＝0，我们得到甲酸，沸点100°熔点1°；n＝1，乙酸，沸点118°熔点17°；n＝2，丙酸，沸点140°……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马木留克兵和法国骑兵的对比。马木留克兵骁勇善战，单兵格斗能力很强，但无组织无纪律；法国骑兵骑术不精，单兵作战能力差，但比较有纪律。因此，拿破仑得出结论：“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这也是一个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很好的例子。
注释：
[1] 马恩选集3卷，反杜林论，引论
[2] 列宁选集2卷，辩证法的要素
[3] 列宁选集2卷，谈谈辩证法问题
[4]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第548-561页）
[5] 马恩选集3卷，反杜林论，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6] 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84. 第164页
[7]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第256-260页
[8] 资本论1卷，第9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9] 资本论1卷，第11章，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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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猪头大师。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