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劳动从猿到人发挥的作用〉一文中，明确的指出：万物互相联系，并且，彼此相互作用。

在他诞生后两百年的今天，恩格斯可以被视为当代生态学奠基者的思想家之一。如果说卡尔·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居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的核心；那么恩格斯对我们理解生态危机的全部问题仍有不可或缺的贡献，也是真确无疑的。这是因为他对自然普遍的新陈代谢极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强化、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正如保罗·布雷克里奇（Paul Blackledge）在最近对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中所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开启了一条路径，透过这条路径，我们可以理解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造成的。因为对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的广阔性，恩格斯的著作能够帮我们厘清，人类世时期（Anthropocene epoch）以及面对当代地球的生态危机，人类将遭遇那些巨大的挑战。

奔向毁灭

自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940年的著名手稿，从补遗（paralepomena）或附注 （side notes）到〈论历史哲学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这些经常被生态社会主义者引用的篇章入手，可以一定程度的适切掌握，恩格斯生态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在〈论历史哲学的概念〉里，班雅明表示：「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然而，事情或许正好完全相反，革命也许是列车上的乘客──也就是人类；意图启动紧急剎车的尝试」。在麦克·洛维（Michael Lowy）对班雅明这一说法著名的解释中；这个意象隐含的暗示是，如果人类放任火车在已经铺设好的铁轨上奔驰，而没有任何拦住它往前冲的阻力，我们势必会直奔险境，不是撞毁，就是坠入深渊。

因此，班雅明脱轨列车的戏剧化意象，以及必须把革命视作拉起紧急剎车的说法，让我们回想起，恩格斯写于1870年末，班雅明和它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都很熟悉的著作──《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中类似的章节。在这书里，恩格斯指出；资本家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在它的领导下，社会像一列安全阀被死锁，驾驶员又虚弱到无力解开的火车，直奔毁灭。正是因为资本无能控制已经成长到超过它力量的生产力；包括强加给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崩溃性后果，终于会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引向毁灭；或者革命。

所以，「如果不让整个当代社会趋于粉碎」，恩格斯的论断是：生产与分配的模式必须发生革命。

恩格斯早先的隐喻和稍后的班雅明有些微的差异。在班雅明这里，革命的目标在于开启安全阀以免锅炉爆炸、列车撞毁。这是19世纪中晚期火车事故很常见的肇因。如果这种制度冲向毁灭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在班雅明看来，也仅只是阻止向前冲的动力，而非对失控的生产力发挥支配的作用。

事实上，恩格斯对生态与经济的论断，并没有预示超额的生产与地球整体负载能力之间，有相互关系的观念。这是现代才出现的状况。在恩格斯写作的年代却是很稀有的视野。从另一个方面说，他的生态学的主要关切，必然关连着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对地区或区域，甚至逐渐扩及全球范围的环境，所造成的毁坏。

这种恶果，特别显现在工业污染！森林滥伐，土壤劣质化，以及工人阶级环境条件（包括周期性传染病）的全面恶化。

恩格斯同时也指出；生态环境的败坏，对古文明的崩解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沙漠化和殖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生产方式以及生态环境强加的迫害所致。恩格斯和马克斯都同样关切英国殖民主义的「维多利亚大屠杀」（Victorian Holocausts），其中包括透过对生态系统以及水利基础设施的摧毁，造成印度的饥荒，还有苛酷的征敛带给爱尔兰的生态和人民灭绝姓的苦难。

实际上，就在这同一页，我们可以发现「毁灭或革命」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些最具创见性（就这点而言，很像普罗米修斯）的章节，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里随处都可以看到。

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宣告：社会主义的到来将使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是极为可能的，而且……生产本身几乎可以无限的增长。尽管如此，在恩格斯写作的脉络中，这说法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矛盾。毕竟，从资本主义非理性的生产解放出来的未来社会，以19世纪的标准而言，将会允许，而且似乎可以使生产无限发展，在当时基进（radical）的思想家之间，自然是最为普遍的观点。这也是在工业革命时期，相对于地球本身仍存在着无法测量的巨大范围，而世界上大部分物质生产仍处于低水平的状况下，很自然的反映。

从恩格斯出生的182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的19世纪初期，到1970年，当代生态运动诞生的第一届地球日之间，相隔150 年后，全球工厂的生产增长了1730倍左右。更进一步说，在恩格斯（马克思也是如此）的分析里，生产本身永远没有被当成目的，反而只是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为人类可持续发产的进程奉献心力的手段。

在恩格斯诞生两世纪之后，他对资本主义体制摧毁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认识，随着他自然辩证法视野的发展，和马克斯的著作一起，成为当前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的起点。正如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爱莲娜·来考克（Eleanor Leacock）的注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试图发展理解人类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完全相互依存的概念基础。

自然的报复

生态学问题是制度与范围相互关系的产物。恩格斯的分析对制度特别重视。在他20岁初写的伟大作品《英国工人的阶级状况》，他把工业革命的环境破败和流行病学状况的焦点，集中在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这样的大工业城区。他强调了新的工厂制度强加给工人的极恶劣的生态状况，明显的呈现在污染、有毒废弃物、身体的衰弱、周期性传染病、营养不良、工人阶级的高死亡率，所有这一切都和极度的经济剥削紧密相关。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谋杀，让底层人民遭受深重苦难的强力控诉，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对马克思而言，恩格斯的著作提供了他在研究资本论时的认识论的起点，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与土壤毁坏俱来的周期性传染病，乃是资本主义代谢中断的明证。恩格斯《英国工人的阶级状况》所处理的疾病病理学，在德国发挥的影响力扩展出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之外。德国医师、病理学家、细胞病理学的知名作者：鲁道夫·菲尔绍（Rudof Virchow），在他开创性的著作《社会流行病学》，对恩格斯的书十分赞赏。

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物质条件，诸如：环境还有经济的认识理解，在恩格斯的所有作品里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在融合唯物辩证的观点不断探索自然与社会中，恩格斯最终获得的论断是，「自然」（人类是它演化生成中的一部分），是辩证法的证明。今天，如果我们说：生态学是辩证法的证明。恩格斯的说法就更好理解。

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及《反杜林论》等成熟作品中明显展开的，演化生态学视角（evolutionary-ecological），劳动发挥了区隔人与动物作用，在改造与支配环境的过程中，劳动让人成为真正的、有意识的、自然的主人。因为到这时候（在将来的社会）人才成为自身社会组织的主人。

然而与此同时，意图在某个领域更广泛的支配自然的倾向，（这在资本主义之下已经明白显露），却掩蔽了朝向扩大生态危机的制度性趋势。因为举凡试图征服自然而蔑视自然律限制的营为，最终只会导致生态的灾难。在19世纪中期被殖民主义引爆的生态灾难，特别怵目。恩格斯因而发出如下的警示：

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Vol20。P522）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自然只被顺从它的人征服」。也就是发现并顺从自然的规律，是恩格斯理性接近环境的出发点。但是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看来，培根的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运用，首先是将它当作征服自然的诡计，目的是把这个原则，置放在资本积累与竞争的规律之下。科学被塑造成仅只是创造利益的附属品，把自然的界限只看做是要被超越的障碍。与此相反的是，全体社会对科学的理性运用，只有联合的生产者在没有异化，并且符合人类真正的和潜在的需要，以及长时间再生产需求的基础上，规范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体制才有可能。

这也指出了，一方面科学本身的辩证法，也就是愈来愈被认识到的，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oneness with nature）和为了社会管理的必要协作；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短视近利，一昧趋向无止尽积累，和其内在固有的混乱与不计环境结果之间的矛盾冲突。

正是这种深刻的批判唯物主义的视野，恩格斯强调了盛行的征服自然观念的无知：似乎自然是可以任意驯服的外在领域，似乎人类不存在于地球的生灭循环之间。这种征服地球的企图；恩格斯隐喻的说，只会导致自然的报复（revenge of nature），各种危急的关卡（或临界点）将被冲破：

无论如何，让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它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森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Vol20。P519）

通过自觉的、符合理性科学的行动，人类能够大幅提升免受难以逆料的结果以及无法驾驭之力影响的程度范围，在我们涉入自然的传统过程时，能够察知更远程的后果。然而，即便是在目前最发达的人群中，仍可以见到设定的目标与获得的结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a colossal disproportion）。无法逆料的结果总是占优势；无法驾驭的力量远比那些按计划启动的运动更有力道。以阶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想望的目标，通常制造的恰恰是它的对立面。

是故，在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的、科学的、可持续的、朝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

尤具意义的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生态的观点，数十年之后，得到了雷·兰卡斯特（Ray Lankester）的全面回响，他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门生，马克思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也熟识的，达尔文下一代，英国首屈一指的生物学者。兰卡斯特是费边社（Fabian-Style）的社会主义者，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而且深受影响。在1911出版的《人类的王国》（The Kingdom Of Man），这本书收集了他1905年在牛津大学罗梅斯讲座（Romanes）的演讲《自然的逆子》（Nature’s Insurgent Son），1906年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The Br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致词，以及聚焦于非洲嗜睡症的论文《自然的报复》（Nature’s Revenge），兰卡斯特与时论不同调，坚持认为，人类对地球的支配日益增强，同时也增强了对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潜在的威胁。所以他在自然的报复书中的某一篇说人类是自然的「捣乱鬼」（disturber of nature），是周期性传染病的制造者，并且不断威胁人类自身与其他物种。「这似乎是合理的观点」，兰卡斯特写道：「动物包含人这种动物（以及植物或许也可以包括在内），可能染上的每一种疾病，除了突然发生或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因为人的干扰」。另外，这可以进一步追究到市场的支配体制，以及那些法国的世界性商业贩子（cosmopolitain dealers），他们摧毁了每一个可以协调自然与人类生产的理性和科学方法。兰卡斯特晚期在这方面的论述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系统的书写了《被人类抹杀的自然》（The Effacement of Nature by Man）。如同晚期的马克斯与恩格斯，兰卡斯特也照见了所谓的「人类的王国」，对生态而言，不过是让它被人类被引入刀锋边缘的长期状态。如果自然条件被贪婪的资本积累蹂躏践踏，资本主义势将导致人类环境灾难性的崩溃。因此，若要生存的根基不遭毁灭，人类除了抛弃资本积累的狭隘支配，采取符合理性科学，共同演化发展的规则，控制生产之外，别无出路。

自然与历史的辩证

恩格斯生态学的洞见和他对自然辩证法的深刻研究分不开，因为这些具有穿透性的看法是从其中产生的。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为人熟知的首要原则是，辩证法不适用于自然界。那是因为自然界并不存在，恩格斯提及的，超出人类主体行动领域之外，所谓的「客观自然辩证法」。因此，辩证关系，乃至于辩证理性的对象，被限定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也只适用于这里。从而，一切外在于在人类意识与行动，非反身性的（non-reflexive）超现实（transfactual）的状况，便被这种分析排除在外。但是，由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完全拒绝，恩格斯在这领域探索的丰沛力量，还有他们在自然科学中标举的演化与生态思想以及对马克斯主义的强调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除了存留在相对少数的左翼科学家和辩证唯物论者之中，几乎也丧失殆尽了。由于不能理解物质自然与辩证法的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倾向于把自然科学与外界自然，贬入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范围。最终导致了西方马克思哲学的主流概念与自然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论的自然观）之间的深刻裂痕。很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时刻，生态运动成为新兴的主要政治力量。

于是，在这区块重新采用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需要一定程度的复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换一个说法就是，必须拒斥浅薄，拙劣而且通常是草率轻忽的看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不时的质疑恩格斯源自于黑格尔（G. W. F. Hegel）但是赋予唯物主义新意的，广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1）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2）对立的统一或同一，以及（3）否定的否定。

例如，彼得·曼尼卡斯（Peter T. Manicas）在写作《恩格斯的科学哲学》时便曾抱怨这些规律「近乎空泛」（very nearly vacuous）的性质。然而，在恩格斯的分析中并不只表示，狭义的，在实证意义上的固定规律，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反倒是，广义的，本体论原则（ontological principles）的辩证构想。等同于诸如；自然的一致性（the uniformity of nature）原则，实体永存性（the perpetuity of substance）原则以及因果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这些基本定理。

事实上，当恩格斯的辩证方法，被当代的科学推进之时，对这些原理的掌握，也在各方面受到不同方式的挑战。

或许，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贡献，最言简意赅又最有洞见的评价，可以从一位自然科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伦敦大学柏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物理和X射线晶体学教授（professer of physics and x-ray crystallography）柏纳尔（J. D. Bernal），1936 年以《恩格斯作为一名科学家》为标题的书册里看到。

有鉴于他在曼彻斯特展开的，科学接触的广大幅员，伯纳尔把恩格斯描绘为一位，绝不能以业余爱好者视之的哲学家与科学史家。他的分析所达到的层次，远高于他同时代，像是英国的赫伯特·斯宾赛（Herbert Spencer），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兰吉（Friedrich Lange），这些专业的科学哲学家。

恩格斯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科学的历史发展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背后的原因，按照伯纳尔的说法；是一种恒常的把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以及一个过程的辩证观点。恩格斯在这方面批判的袭用了黑格尔，认可在黑格尔逻辑学里以唯心主义呈现的辩证转变，是一个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同时可以被人的知觉所掌握的过程。

在揭示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第一条规律，或是恩格斯袭自黑格尔的本体论原则，量变如何导致质变或者质变如何导致量变时，伯纳尔强调了这一原则对自然科学思想的重要特性。恩格斯以一种卓越的洞见说：

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Vol20。P404）

在这方面，伯纳尔着重指出，恩格斯参考了德米特·门德列夫（

Dmitri Mendeleev’s）的周期表，并以之为「质的转变产生于量的不断变化」作证，还有恩格斯发现的基础观念和现代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出现的关联。正如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数学家海曼·列维（Hyman Levy）所言：恩格斯的方法展现出类似于当代物理学使用的「相变」概念（phase change）。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也同样有这种辩证法原理的主张。举例而言，不断增加的微生物群类密度（一种量变），会造成基因表现的改变，导致某种新形态（一种质变）的出现。正如同细菌总数的增加，从每一个有机体释出的化学讯号，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加速基因的化学反应，迈入制造黏液性生物膜的阶段。生物膜可以由大量的有机体组合而成，并且能够把有机体附着在任何事物的表面，从水管到溪里的石头、动物的牙齿、土壤、植物的根茎……无处不有。

恩格斯的第二定律，对立的相互渗透。虽然在实际操作的感觉上，最难确定， 但是对科学研究而言，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依据伯纳尔的解释，这里呈现两个相关的原则；（1）每一事物都隐含着自己的对立面，（2）自然界中没有区域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hard and fast lines）。针对第二个原则，恩格斯的阐释，参考了兰卡斯特震惊了科学界的著名发现：马蹄铁蟹（horseshoe crab / limus）属蛛形纲（arachnid），为蜘蛛（spider）与蝎子科（scorpion family）的一支，这一发现，对生物学抛弃之前谬误的分类法，深具启示

把辩证的原则运用到物理学以及物质与运动或能（energy）的问题时，伯纳尔认为：「恩格斯的方法与当代相对论（relativity）的观念十分近似」。

恩格斯的对立统一观念，经常可以在当代马克思式的辩证法中看到，亦即，就内部关系的作用而言，至少有一个关系项（releta）会和另外一个相依存。如同恩格斯自己的观察，「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关的核心」。（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Vol20 P16〉

否定的否定，恩格斯陈述的第三个辩证规律，在字面上似乎很吊诡（paradoxical）。但是，恰如伯纳尔指出的，它表达的意思是：客观世界的所有事物，在历史发展的过程或者整个演化的时期，透过之前曾被压制，但目前还保有的隐性基因或残存元素，通常会创造出新的品种，呈现新的物质关系，或新的层次。物质整体，明显的走向了更高等级的组织层面。同时，变异性的改变经常被看做是一个组织层面向另一个组织层面的转移，就像从种子变成植物那种样态。

所谓「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的成长（development），现在已经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学的脉络，它发生在生物群落因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产生新特性的时刻，通常无法预见，群落中个别物种的行为是它产生的根据。

一块混种（polyculture或称杂作）四种不同作物的四亩农地，总体的产量会远高于分别栽种单一品种的四亩农地。造成这种结果，有诸多理由，例如：善用日照与水源，在杂作区病虫害的减少。

有机体的共同演化，同样也会制造新的物种。例如，在演化阶段，植物叶面饲养的昆虫会大量增加植物的防卫机制。这包括制造抑制昆虫成长以及释出诱引生物（通常是小黄蜂small wasps）的化学物质。在昆虫身上产卵，在卵发育成熟时将昆虫杀死。这种不断循环返复的例子，至少在西红柿天蛾的幼虫身上可以见到，小黄蜂也就是这样的把病毒注射进毛毛虫的身体，瘫痪它的免疫系统，以便让黄蜂的卵能够发育成熟。

有时候可以清楚的看见，有机体在演化过程相互作用的时候，总是会不断的创造不同的物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改变整个生态系统，在特别的环境中产生新的优势的物种。正如恩格斯所述：从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新物种出现在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的领域是确定无疑的。

依据伯纳尔的论点，恩格斯作为一名科学史家的卓越之处在于，对19 世纪三大科学革命的洞见：（1）量子力学－能量守恒定律，以及熵的可转换性公式，（2）有机体的细胞分析以及物理学的发展，（3）达尔文依据自然选择透过内在变异的演化理论。亦如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里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晚近的观察；恩格斯伟大的洞见在于，预示了在这三个物理学革命中，拒绝机械论的世界观以及导向更接近自然有历史发展的观念。

依据伯纳尔的论点，恩格斯的诸多关切，主要在寻找一个影响人类生命、动物生态、以及生物分布的所有过程的综合体。他的辩证运动和变迁的概念，让这个综合体成为可能。它强调物质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以及在起源、成长、毁灭的过程中，引进的新兴力量。「辩证唯物论的核心概念」，伯纳尔认为是「上述过程的辩证转化……唯物辩证法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新的性质，揭示它在新产生的组织层级占优势的条件」。

恩格斯运用自然辩证法的开创性成就，在这方面，为达尔文之后，唯物主义仍未解决的四个关于起源的问题，投下了亮光。（1）宇宙的起源，恩格斯与康德（Immanuel Kant）和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星云假说（the nebular hypothesis）的观点相同，主张自我起源（self-orign）。（2）生命的起源，恩格斯驳斥了尤斯图斯·冯·李比西（Justus von Liebig）和赫曼·荷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生命永存的观念，把焦点集中在原生质（protoplasm），特别是蛋白质（proteins）复杂的化学基础，从不同的方面，指出生命的化学起源。（3）人类社会的起源，恩格斯在这方面较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有更为深入的论述。阐明透过劳动，手和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脑与语言的演化，预见了稍后古人类学的发现。（4）家庭的起源，恩格斯说明了家庭起源的物质基础，以及随着私有财产而诞生的父权家庭制。

用这种方式，预见或预料到了许多材料科学的发展。伯纳尔坚定地认为；恩格斯赞同能量转换的原则，同样也赞同物质转化为能的原理，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模式，恩格斯的伟大叙述，将在这里获得最后的实现。如同伯纳尔在别处指出的，恩格斯比他同时代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更清楚的看出能的重要以及能与物质的不可分。恩格斯认为；没有能的转化，物质的转化就不可能发生，反之亦然。「以运动取代力」，恩格斯自始至终为之奋斗的观念，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本人批判机械论的起点。

而且，这个从恩格斯的辩证法开展出来的生态学的宽阔视野，构成了最具批判洞见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必须重返恩格斯推理论证的方法，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像伯纳尔的论证；恩格斯最关键性的贡献是他对人类全面征服自然这一观念的批判。恩格斯强而有力的诊断了人类社会的毁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预见了它的营为造成的生态后果。将这诸多恶果，溯源到人类滥伐森林，导致沙漠化不断蔓延……等等不当干涉自然的活动。

1930和1940年代英国许多优异的社会主义科学家，对恩格斯的生态警告，也有相同深刻的印象。对伟大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而言，恩格斯可以被称为「凡事都不放过的重要人物」（someone for whom nothing escaped）。用李约瑟的话来说：恩格斯指出了人类与在地球生活的各种条件奋斗会变得很严峻，社会不可能再更进一步演化的那一天，即将到来，不断提醒人类终将灭绝。对李约瑟而言，这种拒斥粗糙的线性进步假说的批判性立足点，同样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地方竟然把长成的咖啡当作火车燃炉燃料──的极端浪费，以及生态毁坏提供了说明。这也造成能量守恒的问题，因为，就像恩格斯曾经提示的，这种自然的异化（包括能的异化），是对当代以及未来的人类真实可能性的掠夺。

英国两位领袖人物之一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另一位是罗讷德·费雪R. A. Fisher），在以遗传革命调和达尔文式生物学的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an）综论中，将恩格斯视为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泉源。比较了恩格斯与狄更生（Charles Dickens）和工业革命的关系。霍尔丹强调，恩格斯看的更为深远，狄更生虽然掌握了贫困与污染的第一手资料，并以炽热的激情，无比详尽地描绘了这种状况。但是他采取的是一种怜悯而非希望的态度。恩格斯看到了工人的不幸和堕落，但是也看穿这种状况。狄更生从未提及如果工人们要获得拯救，必须自救。恩格斯则看到了这两者不但不可分割，而且不可避免。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重要性的认识，延伸到了我们的时代。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察·勒文汀（Richard Lewontin）把他们带有某种批判观点，大量援引恩格斯分析的经典著作：《辩证生物学》（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献给恩格斯。莱文斯和勒文汀哈佛大学的同事，古生物学家（paleontologist）和演化理论家（evolution theorist）史蒂芬·杰·高尔德（Stephen Jay Gould）观察到恩格斯为19世纪生态－文化共同演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提供了最佳的范例。那就是，在达尔文还活着的时代对人类演化最好的解释，使得文化－生态共同演化，成为所有逻辑一贯的人类演化理论必须采取的形式。

恩格斯生成（emergence）的辩证发展，最终被证明是最具革命性的。这个观点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重大意义，李约瑟在，《时间；清新的河流》 （Time, the refreshing river，这书名可以回溯到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对整合性层次（或生成演进）独辟蹊径的分析中充分的掌握：马克斯和恩格斯胆识十足的主张辩证的过程确实发生在自然本身的演化中，而且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它在我们思想中产生，是因为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思想均为自然的一部分之故。除非把自然看作是一系列有组织的层次，一系列辩证的融合，否则，我们不可能认识自然。从基本粒子（ultimate particle）到原子（atom），从原子到分子（molecule），从分子到胶体聚合（colloidal aggregate），从胶体聚合到活细胞（living cell），从细胞到有机体（organ），从有机体到肉体（body），从动物的身体到社会联结（social association），一系列的组织层级于焉完成。

只有能（现在我们叫做物质或运动）和不同层级的组织层面（或者稳定的辩证融合过程）才是构筑我们的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

恩格斯在人类世

当代科学界已广泛认可（虽还没正式宣布），地质学年代几乎可以向后延伸12000年的全新世（Holocene）时期，已经结束，自1950年开始，被目前的人类世取代。人类世是因为环境被人类，例如；经济活动的范围，竞夺了地球主要的生化循环，破损了地球体系划定供人安居界限的剧烈加速（great acceleration）所造成的。因此，人类世，即是兰卡斯特早前所谓的「人类王国」（Kingdom of Man）的显现。就批判的意义而论，「人类王国」的意思不外是，人类这种干扰者不断的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中增长。因此，除了寻找理性运用科学和颠覆把科学贬低到仅仅供给资本家换取财富与奢华的工具的社会秩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用恩格斯和马克思更强而有力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要理性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生灭循环，以及理性的运用科学，其先决条件是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变革，舍此不由，其它作为只会导致灾难的迭增。

正是在人类世时期，恩格斯的生态辩证法，才终于显出它真正的价值。他对一切存在物相互依存，对立的统一，内在关系，间歇性变化（discontinuous change）生成演化（emergent evolution），生态体系的实态，气候的崩坏的强调，以及对线性进步观念的批判。所有的这些都应该被看做是，对人类的未来和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的地球，十分重要的启发。

恩格斯敏锐地察觉了现代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自然界也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和自然史的差异在于，人类历史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的演化过程」。

由于人类与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相异化（alienated），因此也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疏远隔绝，这只能意味着自然与社会的崩解。资本的量的增长导致了人类与地球关系的质变，这情况只有在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能够理性的处理解决。

这实际牵涉到，一个特殊性质的生产方式（例如资本主义）会与某种需求量的特殊模型相结合，当生产方式的性质改变（例如社会主义）会产生绝然不同的量的模型。

恩格斯论断，资本主义不停的在掠夺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化燃料在内。他指出城市的污染，沙漠化，森林滥伐，地力的枯竭，以及区域的气候变迁，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控的、毁灭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恩格斯和马克斯，李比西一道，举出伦敦大量污水问题，显示了代谢循环的断裂。这些大量污水把土壤中的养分抽掉，并一径（one-way）的把这些瘠土运往极端拥挤的城市，成为那里的污染源。

他强调了天花（smallpox）、霍乱（cholera）、斑疹伤寒（typhus）、伤寒（typhoid）、肺结核（tuberculosis）、猩红热（scarlet fever）、百日咳（whooping cough）……等周期流行病扩散的阶级基础，以及不断影响工人阶级环境状况的各种传染性疾病，再加上营养不量，超时劳动，暴露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伤害。

依据新的热力学（thermodynamics）恩格斯突出了；历史的生态变迁是不可逆的，以及人类自身最终的存活问题。就当前生产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他描写了一个面临毁灭或革命的社会。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皮之下，城市环境对工人进行的社会谋杀（social murder），在殖民地爱尔兰和印度造成的饥荒，可以说是极端剥削，生态崩坏乃至灭绝人类全体的指标。

以这一切为基础，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论证了人类和自然的生灭循环（metabolism）应该由联合的生产者，依照与科学认识的自然律相一致（或共同演化）来引导，同时实现个人和集体的需要。

这样理性的运用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依据的是是直接立即的个人获利，所以在资本主义之下，要掌控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伴随着人类的需要和可持续的环境状况，要实行有包容性和理性的科学方法，社会需要一个有长程计划的体制，在其中人类一连串利益的创造，可以具体运作。

恩格斯的分析从一开始便隐含着一个我们可以称为「环境的普罗阶级」（enviromental proletariat）的概念。因此，当资本主义关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之时工人阶级在最受压迫，因而也是最为激进的时期，总是从基本需要出发，关切生活的总体。把工人的目标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像马克思曾经做过的那样，也许没错，但是用今天的术语，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工人在他们最革命的斗争中，首要奋斗是，创造关怀整体环境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新的政治生态学。这目标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可以达到。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这方面有绝佳的体会。在那本书里，他很系统的揭开空气与水的污染，藏污纳垢的下水道，劣质的食物，不足的营养，有毒的工作场所，频频发生的工殇，以及工人阶级高度的致病率和死亡率。除此之外，恩格斯也看到了工人只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才能引领他们真正前进。

实际上，《英国工人的阶级状况》所提出的议题，现在又重新成为「人类世」的核心命题 。对马克思而言，恩格斯青年时期的著作，持续的对他发挥影响，致使他能够指出，「周期性传染病」显示了与土壤崩坏俱来的，自然的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不过是在数十年之后，致尽心力更新恩格斯对「流行病学」（epidemiological）的分析而已。今天，在由新冠病毒（COVID-19）引发的疫情脉络中，马恩这些具有穿透力的见解又重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这里出发，展开建构生态社会主义世界的长程革命。然而，要将这种分析向前推进，就必须探索出一门扎根在人与自然复杂的一致性概念之中的，辩证科学和艺术。

所有事物都被出卖了

恩格斯很欣赏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的诗，认为他是个「天才」。

恩格斯在青年时期的作品中曾写道：「只有雪莱才能把自然描绘的如许温柔又有创造性」。在雪莱的《布朗克峰》（Mont Blanc）诗的开头几节，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唯物辩证法以及与恩格斯不同的心灵。

永恒宇宙的万物

流过我的心魂 卷起奔腾的波浪

时而晦暗 时而晶莹闪烁

时而朦胧忧伤 时而灿烂辉煌

人类的思想根源

来自于神秘清泉

随着大河发出的颂歌

有一半是他自己的声响

也如同雪莱在《马布皇后》（Queen Mab）诗中描写的，自然与爱都被异化的资产阶级社会：

所有事物都被出卖了

苍穹的每一道星光

腐败了

大地慷慨馈赠的爱

恩格斯清楚的看到，人与自然和解的深刻需要，只有透过革命才能实现。

注释

人类世：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以地质学概念所命名的地质年代，现今尚未有较明确的时间定义。关于人类世的特性，主要基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新地质环境，此一概念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约泽夫·克鲁岑 （Paul J. Crutzen）于2000年提出。关于人类世的起始，有以下几点论述：

1、弗吉尼亚大学古生物学家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认为，新石器时代，人类农业文明出现，及对于环境有所影响。

2、1784年，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气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活动对全球性的气候、环境产生影响。

3、国际地层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ICS）的人类世工作组提出，1945年人类首次原子弹实验，及20世纪中叶后，为人类世的开始。

4、莱斯特大学古生物学者扬‧萨拉希维奇（Jan Zalasiewicz）则认为2008年起已进入人类世的范畴。

原文网址：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11/01/engelss-dialectics-of-nature-in-the-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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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hn Bellamy Foster，译者：范振国。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