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tempera！O mores！

“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什么风尚？”——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第一篇》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往往置身其间而恍然不觉。这样的局面也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

什么是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它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去？它将对历史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一

古往今来，不同的人群分处在不同的时空中，依各自的交往范围构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人类社会因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可大致地包含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前者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后者则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条件下认知和理解世间万象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基础。相同社会的思维方式是大致相似的。而社会意识则是人们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因阶级地位不同而各自区别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有了不同的特点。

特定的生产方式约束着思维方式发展的可能性。处于类似的生产方式中的人们，其思维方式具有大致类似的特点。被统治者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依据生产的需要认识和改造世界，他们的思维形式决定着整个人群对世界的基本观察思考的方法。可以认为，在同一生产方式之下，尽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但被统治者的思维方式则构成了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底色和基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够跳出被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的大致范围。在巫术盛行的时代，统治者是产生不了所谓的科学思想的。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伴随着剩余产品比例的增加、分工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依次呈现出几种比较典型的形态。

思维总是围绕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实践所展开的。思维方式的形态归根到底是实践需要的产物。人们根据实践需要划分世间万物，将它们区分为不同的对象，并将对象归类，归纳各类对象变化运动的因果关系，总结规律。掌握了规律，人们就可较快认识实践对象的具体情形，以提高实践的成功率，同时节约实践活动的时间，从而提高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效率。有的实践需要将对象精确到原子以至更小单元，有的实践便只需要根据事物表象大致区分便可以了。思维方式要满足生存竞争和社会竞争所需的实践效率，即，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认知事物、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则要求思维过程不致过于复杂，以至于浪费精力和脑力，增加判断的时间，降低实践的效率。

人类社会最初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思维方式也要与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自然经济是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是简单的，产品是较为初级的，产品的类型也并不繁复。生产单位由人的亲属关系连结而成，先是部族，继而是家族，最后是家庭，规模愈来愈小。生产单位内部共享生产资料，组织劳动，按照需要分享劳动成果。不同生产单位从事的是类似的生产活动，因而是同质的。日常生活所需都由生产单位内部成员的劳动所产生，各生产单位之间缺乏分工，也较少交换和联系，社会关系因而也是简单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范围不大，仅对周边事物有着认知。远方的事物和人物并不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因而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他们自己的生产生活是简单的，他们认知的对象是有限的，他们所认知到的运动与规律也是简单的。

他们根据自己生产活动的需求对事物进行了分类，进行了相应的思考，用直觉建立了许多不靠谱的联系，并以为是规律。这些规律有时不能奏效，于是就想象出了捉摸不定的神灵，作为一个值得敬畏而不可知的变量参与到世界运动中来。神灵成了规律世界的垃圾桶，不可知被简洁地收纳进去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象。具象是对事物最简单的抽象。以现代人的观念结构作为尺度，相比之下，自然经济时代的思维中，有些地方的分类很细碎，有些地方则很粗简。细碎说明他们对事物尚未形成完整而抽象的分类体系，粗简则是对外物进行辨识活动不发达的表现。

由于实践的内容有限，自然经济时代的思维仅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模拟和反映客观运动，为实践提供有限的必然性。这一在今天看来密度较低的必然性，对于原始环境中人类种群的繁衍延续而言似乎是足够了的。持续地改进自己生存状况的人类还将在这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更多必然性的思维方式。

在有了较为广泛的分工和交换之后，社会中较多的人口通过商品交换联结起来，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生产中的必要环节，人们就进入了商品经济社会。旧的生产单位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不同生产单位从事的是不同的生产活动，因而是异质的。有些日常生活必需品要由其他生产单位生产，各生产单位之间有了分工、交换和联系，“社会关系”才真正地在必然的意义上建立起来了。商品交换使人们扩大了事物的对象范围，需要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对象越是复杂多样，就越需要对对象进行分类，并对类型进行进一步整理和简化，形成大小概念嵌套的结构，以节约思考和决策时间。由于这种进一步的分类和整理以交换为目的，所以，对对象的分类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的。

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初期，家庭仍旧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其它生产单位也大多带着亲属关系的痕迹。这就是小生产的时代，一个以个体和家庭经营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时代。由于交换和交往的范围有限，人们意识不到社会运动的整体，又彼此竞争，较容易使用“我们”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解决自己社会境遇中的矛盾。他们认识的对象范围并不及于社会整体，往往仅停留在自己的周边的较小市场范围内，但较自然经济时代已多出许多，停留于具象已经不现实了。所以，人们借重于符号，用一个具象代表一系列的具象，并有了初步的分类，寻找并确定了典型，以有限的社会交往中公认的标准作为分类标准，以典型为中心开展思维，这样就节约了决策时间，同时方便了交往和交换。符号与类比是由具象迈向抽象的中间环节。然而，由于交往范围有限，缺乏更深更广的比较，类比仍是主要的思维方式，“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之类的观念仍有市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越来越紧密地以生产协作和分工交换联结在一起，各生产单位的活动都越来越与社会整体相联系，人们就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而广泛地与整个对象世界建立起认识上的联系，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大大地丰富起来了。而资本则要求更大幅度地节约劳动时间，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需要在对象间建立基本与普遍的抽象，以便对更多的对象进行更为迅捷的处理。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以抽象为其特征。人们借助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如价值、货币等建立对象间的关系，并用可比较的尺度在物和物之间建立了广泛而更加可确定的联系，构建了科学体系，建立起理论大厦，产生了精妙的哲学，并以抽象的观念作为共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

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世界的切割。切割的方法是分工的产物。事物被类型截然分开，是各自区别的，离散的，而非连续的。然而，客观存在却大多是连续的。所以，类型化的方法和科学分析尽管更为简洁有效，但仍旧与事物运动的实际方式存在偏差。人造物也被聚集在几个特定的点上，一切过渡形态都逐渐因为认知上的不简洁而消灭了，以适应商品标准化的要求。但这是在当时信息处理能力条件下效率所要求的必要的偏差，是不得不发生的省略。人们还发明了一些校正的方法，强行灌注连续性以修正之。辩证法也是对这种思维所必然带来的失真与偏差的修正。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借助稳定工具进行运算处理方式必然越来越快，人们的思维便可借助工具达到更加丰富的境地。原先必要的简化、分割和等级结构体系将逐步让位于更加细致的描摹与刻画，人类将能够运用超越了抽象而更充分地展现具象的思维方式，以更精准地认知、描绘、理解世界，更充分地尊重具象与个性。这种对具象的展现是以高度的抽象和广泛的比较为基础的，并不是对原始直觉的具象，是对认知求真与效率两大需求的更充分实现。人也就真正地从一系列因客观条件导致的思维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与思维方式不同，社会意识受统治阶级的影响更多一些。社会意识是主体自身的社会境遇在意识中的反映，这一境遇是由主体的阶级地位决定的。稳定的阶级社会需要稳定的阶级关系，只有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相协调的社会意识才被稳定地制造并传播，因此，这一社会意识还是经由社会运动筛选、塑造的产物。它既是社会情状的主观反映，也加进了统治阶级有意无意的加工和筛选。这个过程夹杂着对社会的描绘与诠释。描绘展示出“世界怎么样”的图景，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和改变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看法。描绘固然可以影响人们，诠释则能够改变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同样的图景，从不同的角度或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诠释，会使受众获得不同的在场感，从而影响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位置和功能的认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传媒尚不发达，社会意识仍主要是道德教化与漫长复杂的社会运动相调适的产物。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意识的塑造过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传媒环境下尤其明显地展现出来。社会上掌握话语权的人们，通过有目的或无目的的描述和阐释世界，从而改变人们的社会认知，进而改变世界。这样的过程，就是塑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塑造世界的过程。

二

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各主体的境遇，也决定着他们认识世界的态度与方法。

早期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造就了小生产者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得益于生产能力的发达，也苦于生产能力的不发达。农业技术进步和土地的开垦催生了家户经济，家庭成为了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也是小生产时代到来时的基本生产单位。小生产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与自然经济不同，这些生产单位需要通过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农业剩余的增长使手工业和商业独立出来，辅以交通技术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在社会生产中成为可能。简单的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使小生产得以持续地进行。手工业、商品化农业和规模不大的商业、服务业是小生产时代的主要行当。而不够发达的生产能力和交通能力也限制了交换规模，从而局限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只能止步于小生产，他们只能依靠模糊的感觉、有限的信息和习惯安排生产，无法把握社会生产的全局，亦无法对生产和销售作出有效的计划。随着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当生产单位突破了家庭的范围，扩大到依靠劳动力商品买卖进行的雇佣劳动时，小生产者也发生着分化：一部分小生产者转而成了雇主和资本家，另一部分则惨淡经营，而小生产也要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和雇佣劳动了。

生产方式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他们一般从事着一些需要技艺才能完成的活计，因而要求对技术进行保守和垄断，害怕泄密，更害怕泄密带来的竞争，所以往往对外界充满敌意。由于不掌握更多的信息，不掌握市场全貌，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眼界内安排他们的生产，只能闷头苦干。能者多劳、勤能补拙就成了他们的信条，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一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因而对家庭充满感情。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他们从封建束缚下挣脱出来，面对着有限的早期市场，依靠着个体奋斗而生存，自以为独立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孤立自傲，相信个人奋斗，颇有些自信的幻觉。这种幻觉在竞争压力下变得更为急迫。他们要时刻自我标榜，自卖自夸，以争取顾客，战胜对手，因此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孤傲想象中。这种想象围绕自我为中心，带着某种自大的狂妄——谦虚的小生产者已经因为不善自我标榜而被生产社会化的潮水先行淹没了，而孤傲狂妄的小生产者则还能依靠竭力嘶吼苟延残喘，但声音也正在虚弱下去。

他们另一方面还面临着聚合起来的资本或明或暗的压迫，不明所以，故而带着一股悲戚与愤懑。他们只能看见近处的竞争，以为它们是自己痛苦的根源：豆腐坊主只会把邻街的豆腐坊视作竞争对手，制作更大的招牌，雇个嗓门更大的家伙蹲在门口吆喝，以此招徕顾客，却不晓得真正压迫他并将要去他性命的是正在聚拢中的资本，一种更加社会化的生产方式。

他们是豆腐坊里孤独的王，要求对自己领地的独占，要求外界服从自己设定的执拗的条件，一旦不合，便为自己的失败预设了遁词和借口——看，不是我不行，是世界要害我……小生产者的鸡贼就体现在这里。

相比于社会化大生产而言，小生产是孤僻的，小生产者的思维方式则是孤立而简单的。外部复杂的信息总会超出小生产者的处理能力，小生产的维持也不需要太过庞杂的信息处理，因此小生产者对理性抱持着某种排斥与厌弃的态度。他们更加迷恋教条，寻找纯粹的自我满足。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又承受外部世界的压力。很容易把对象幻化为怪物、全能的神、巨人，等等。所以，一切斗争最后都会被简单归结为被神化的人物的斗争或者被拟人化的符号的斗争。他们善于运用符号思维：标签、帽子、地图炮，一切事物都被折叠成二维的，被扁平化；人与物被简单地归类，被贴上标签，以适应他们那不能超负荷运转的大脑。他们往往为虚妄的符号而斗争，像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一样——风车也是一个符号。他们拘泥于信仰、教条、词汇、说法之中，为了个别词汇争斗得面红耳赤，宛如堂吉诃德。他们沉醉于国家荣誉、省份、地市、县区、学校乃至班级和个人的成就当中，以为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可以略微抵消孤独面对社会整体时的无力感。

在当代，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相似的境遇不断地再生产出小生产者，由此也再生产出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工业品的生产走向了规模化和垄断，大量剩余人口只能沦为资本的奴仆和附庸，并被挡在垄断资本的体系之外，成为孤立的、在外的仆役，小生产在垄断的缝隙得以复苏，并体现为个体服务业；而剩余价值的大量堆积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则使大量附属于大企业的营销、管理等劳动岗位被生产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附庸阶层，他们被考核等内部竞争机制束缚着，彼此怀有敌意。社会剩余产品的日渐丰富使统治阶级供养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可能，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构造，这些脑力劳动者不得不孤立地进行智力活动，他们的工作状态因此是孤僻的。他们还在传播上占据优势，易于扩散他们的小生产者情绪，影响社会的其他阶层。

资本发现了小生产者是资本主义火炉中最“健康”的燃料，便不遗余力地将其他阶级在形式上或精神上塑造成小生产者，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譬如，计件工、末位淘汰等制度使劳动者阶级被工序和竞争区隔开，难免陷入小生产者的心态之中。再如，在竞争教育制度下，学生需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取个人成功，他们也被刻意培养成了小生产者。统治阶级还善于倡导小生产者的精神，把它道德化。比如，小生产者埋头苦干，以为多劳多得，不顾社会环境，潜心钻研的精神就被统治阶级发掘出来，贴上了所谓“匠人精神”的标签。统治阶级利用这种情绪，发掘这种情绪，宣扬这种情绪，好让小生产者认为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物是一种美德。这就是所谓“白专”精神的起源。

三

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常说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这个说法并非是没有来由的。中国革命成功时，社会上绝大部分的劳动者还停留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状态中，革命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现实的影响，政权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烙印。作为社会管理机构，政权组织中的自然经济因素总要被更社会化的小生产因素覆盖并替换，而小生产因素则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与劳动者自觉自主联合意识的不成熟而暂时占据优势。在中央指令计划的经济体制中，政权支配着社会经济生产，政权组织和制度中的小生产者因素很容易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影响其他社会成员。这些因素也容易产生自大的官僚主义和小集团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通过各种社会运动所竭力试图加以克服的。同时，在上世纪，众多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掌握话语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曾不自觉地“经历”了一场社会运动，并因为运动的失败而未能完成这一通向劳动者自主协作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运动进程。他们因此觉得受到了伤害，更加地厌弃社会化，向社会宣泄自我美化与孤立的情绪，而这一宣泄也得到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认可与鼓励。这加剧了小生产者意识在社会中的弥散。

在这个时代，一些左翼青年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上弥散的小生产者思维方式和情绪的影响，带着这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带有小生产意识形态色彩的左翼青年也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地分化与合流，呈现出若干典型样态。

首先登场的是“无限可分”的自夸型键政党人。键政圈是特定大环境下的产物。青年关注现实，又无法畅快表达，只能在交流中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也因此产生了别致的幽默效果。但一部分追求特立独行的左翼青年因此沉溺于猫鼠游戏的刺激感觉中，便带上了小生产意识形态的味道。他们抱持的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一种自我标榜。他们只是在众多思潮中选择了一种小众的，以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制造并娴熟运用各种“哏”，在“你懂我不懂”中寻找优越感，从而把自己和其他左翼区分开，在“道友”的羡慕中收获满足感和孤傲的美感。最后，“左圈无限可分”。其实这也是小生产者自我孤立倾向的表现。

“避光型”左翼在高处故作高冷地俯瞰着世人。他们要在一水儿的现实主义之中刻意区别出自己，标榜出与众不同来。他们依靠“快闪”式地凭吊革命遗迹、进入厂区打卡留念抒发符号情怀，获得某种值得炫耀的满足感。同时，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神性”。毕竟，与现实而自利的自由派相比，左翼更加悲天悯人，因而具有“神性”，一种隐秘的优越感。总而言之，世界就应该是他自己。他就是绝对精神。具体的工作？接触群众？Nonono，这不是我的style，抱歉啦~他们站在想象的天顶，俯瞰众生，流下怜悯的泪水。他们是上流社会的叛逆青年，但仍带着上流社会的做作。

接着，“纯粹理念派”带着愤激上场了。他们觉得自己抓住了主义，以为自己就是绝对真理；信奉符号，如同原教旨主义者；拿起信条奉若珍宝，信条之外都不外乎是糟粕。他们对纯粹有着某种洁癖。一旦接触现实，就捏紧了鼻子：这不顺眼，那不顺眼，你不行，他不行……总之，就我行。啊！好孤独！世界没救了！我要自闭。我自闭了。其实还是豆腐坊的自我标榜那一套。除了自己，他什么也不了解，也懒得了解，并美其名曰“纯粹”。其实，“纯粹”总归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发展下去最终是要与堂吉诃德为伍的。他不晓得他所看不上的，都是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运动不挑人，不是按照所谓理想去筛选，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偏颇的想象不能构建现实的大厦，不顾客观条件而光凭想象和“纯粹”，是什么都搞不出来的。了解一下井冈山吧！变革是需要条件，需要过程的。在实际的运动中，我们总归是要面对更广阔的环境，以及更复杂的群众的，急不得。群众不是干瘪的词汇、二维的图像、抽象的概念，不是同情的对象。社会也不是拿一两个小标签就能粘贴了事的。历史是活的，运动是复杂而具体的，群众也是鲜活而充满力量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都有每个人的特点，也都有每个人在运动中的位置。要善于发现并抓住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因势利导，将社会上更多的人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凡这看不上那看不上，成天嚷嚷要割席的，大半还是自己不行。

当然，类似的还有“醒目派”，他们喜欢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好展现出“唯我独革”的气势来。然而，这些气势常常要冲破现实的大气层，跑到外太空去，从而捅破篓子，对运动本身造成破坏。最甚者，很可能要无谓地在历史上留下醒目的猩红印记……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还是需要虚心向社会学习，戒除自我表现的小生产者狂躁。气势如果能够与社会历史运动结合起来，还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

总之，这些与众不同、信条、符号和气势，本质上还是豆腐坊的招牌。

在台下喧嚣吵嚷的还有一群民族主义者中的“左翼”，他们是带着对集体的误解误入剧场的。他们之所以还能用上带引号的“左翼”称谓，是因为他们对集体所抱有的希冀。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带有现实主义的算计，胸中充满个人晋升的浓烈愿望，有些则被虚妄的集体感所迷惑，寻找某种“安全感”。当然，有时还要把这安全感建立在“消灭敌人”的基础上，如傅介子斩去楼兰王的脑袋一样，弄个投名状，吸引一下想象中的上峰的眼神，获得更多“正向反馈”。他们举报，他们撒娇，只要被“体制”瞅上一眼，就亢奋非常，好像在体内注入了什么“正能量”。他们以为找到了强者的庇佑，然而只是做了现实的帮凶。同样地，他们还可以崇拜“狼性”文化，崇拜“民族的”企业家，等等。这不过是一种找庇护的心理，就像傍大款一样。他们虚幻地在观念中抓住一个强大的集体，以获取某种“安全感”；或是寻找一个虚假的寄托，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总之，现存的一切都是要抓取的希望，尽管大概率是要抓空的。

民族主义“左翼”早期强调“被欺负”，国家在对外斗争中的弱势地位也是国内下降阶级境遇不佳的投射。而民族斗争则是对社会境遇下降的错误归因。后期则是吃了毒鸡汤，获得些虚妄的成就感，弥补个人境遇恶化带来的失落。然后想象自己攀上了大树，抱住了迷梦中的安全感。这其实这比抱住空气还糟，因为他抱住的是巨大的蚂蟥，直要把自己和所有人的血吸干为止，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现实的运动和斗争将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想象中的宏伟轨道上拖拽下来。他们或者继续沉沦，安于领些赏钱混口饭吃，继续做帮凶。或者会有所觉悟。有些还可能被亮光吸引，贴近进步的社会力量，寻找真正的依靠和安全感，并将在社会运动中逐渐找到独立而完整的自我。

四

这些带着小生产者烙印的左翼青年也是社会具体运动的产物，他们带着某种历史必然性，更带着未来社会的希望与光芒。他们有朝气，有热情，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若能积极投身于具体的运动中，又时刻保持理论和思想运动的敏锐与清醒，就一定能够发挥出社会历史运动要求他们发挥的作用来。

因此，需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认识，使这些认识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需要将热情更多地投入社会中，从社会运动当中吸取养分，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的、历史的运动中的一份子；调整自己的频率，与运动同步共振。总之，要理想主义，更要现实主义。

还应当培养坚韧的性格，掌握团结协作的方法，左翼中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尤其须要注意这一点。在竞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较难理解什么是团结行动。他们一般只在自身不爽的时候才行动。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就烟消云散，再无斗志了。他们并不希求探寻问题的根源，也并不相信自己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且缺乏持久的团结的斗争的经验。所以，只有在切身利益受损时、只有在不自在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压力，才会行动，而且很容易被分化瓦解，逐个击破。要摆脱这种状态，就要积极地融入社会运动中，融入群众中，融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才好学会团结和组织的方法。知识分子和学生要向农民学习坚忍不拔的毅力，要向工人学习改天换地的英雄壮志，还要善于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积极地学习并理解社会化大生产，多调查研究，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和美好未来服务。掌握知识的这些先进分子应当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把握全局，帮助被分散和割裂的无产者把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相互串联起来，要善于在分工了的工农群众中穿针引线，做好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群众理解合作、了解全局，并且帮助工农掌握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要发挥像串起珍珠的绳子一样的作用，把工农群众串在一起，把社会化大生产串在一起。若有可能，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勇于探索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认识方法、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逐渐在组织中建立平等的合作，打破分工，并在保证纪律和胜利的前提下逐渐消灭分工，为新社会探出一条路来。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关系，我们和旧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新的社会关系不能在与旧社会的斗争中胜出，它又新在哪里呢？

在打破小生产者孤立状态上，毛泽东主席1966年5月7日关于“注重本职，兼及其他”的指示中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只有全面地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在认识上打破局限，掌握社会运动的方向，才有可能推动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解放只能是社会的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也就只是小洞穴中的自我狂欢，终究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浮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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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巫吉。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