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执政下的印度：两极分化、压迫与反抗（上）

作者/托尼·阿扎德（Toni Azad）

翻译/无烟司马黑

校对/无烟

莫迪执政下的印度：两极分化、压迫与反抗（上）-激流网

世贸组织（WTO）表明Covid-19流感爆发可能导致了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就和其他任何严重的灾难一样，这次疫情对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尤其是在全球的南部国家来说，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印度的人口超过13亿。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分布在728地区的约650,000村庄里。在拥挤的村庄、城镇和城市实行安全距离管控，对于穷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承担的奢侈。当印度于3月24号实行封锁的时候，大批的农民工逃离大城市想要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他们的困境在媒体上被大肆报道。印度拥有大约4.5亿的移民工人，但就如苏普纳·班纳吉（Supurna Banerjee）所解释的：

“如果没有这种奢侈的社交距离管控，加上高度的共病现象以及少量甚至没有的医疗检测和保健，疫情一旦得不到控制，穷人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这对于一个非正规劳动力占92.8%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 [2]

这次印度的封锁导致数百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收入、生计和住房。在没有休假和福利的情况下，绝望迫使数十万人在危险的情况下走回自己的村庄。由于所有的交通系统已经停止，一些人被困在城市里，一些人被困在救济营地里。来自工会、社会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志愿者试图帮助收集和分发食物和水，但这并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五月八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区的一列货运列车碾过，造成至少16名因筋疲力尽在铁轨上睡着的返乡农民工死亡。[3] “如果我们要死，我们将会死在自己的村庄里”是数百万农民工愤怒的呐喊。[4]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国，2020年6月最新数据为587092例冠状病毒感染和17417例死亡，移民劳工的困境是一场不断发展的人道主义灾难。[5]

寻找替罪羊

就像川普试图将冠状病毒的责任推到少数族裔身上一样，在强硬右翼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下的莫迪政府，在社交媒体和平面媒体上流传着大量的故事去指责穆斯林。在三月初发现的一大批与穆斯林传教团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at）在德里举行会议有关的、违反社交隔离规定的一系列案件，使得穆斯林被指控为“日冕恐怖主义”。虽然参与会议的人并没得到完全的检测，但是印度卫生部声称，印度总共19例Covid-19病例中约30%的病例是来自于这场活动。随后，与这些穆斯林接触的数万人被隔离。4月16日，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萨阿德·坎德哈尔维（Muhammad Saad Kandhalvi）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10年监禁。[6]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政府抓住机会谴责穆斯林发动“科罗娜圣战”。人民党资深人物拉吉耶夫·宾达尔（Rajeev Bindal）说，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at）的成员“像人弹一样”在人群中移动。[7]极右翼马哈拉施特拉邦纳夫尼尔曼塞纳党领袖拉吉·萨克雷（Raj Thackeray）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他告诉新闻机构，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t）成员“应该被枪毙”。 [8]毫不奇怪，针对印度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暴力、商业抵制和仇恨言论激增。在拉贾斯坦邦，一名怀孕的穆斯林妇女因其宗教信仰而被一家公立医院拒之门外，导致她7个月大的胎儿死亡。

然而，大规模的宗教集会并不局限于穆斯林。4月16日，卡纳塔克邦的Kalaburagi区庆祝了一个印度教节日。数百名奉献者蜂拥到这个地点，在奇塔普尔村拉了一辆五层楼高的战车，作为圣会的一部分。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报道称，一些来自政府的高层政治人物原本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在游行的当天，这个地区已经有20例病例，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四，死亡3人，是卡纳塔克邦所有地区中最高的。第二天，卡纳塔克邦登记了315例Covid-19病例，并且有13例死亡病例。[9]然而，与穆斯林群体的待遇不同，没有逮捕，没有卫生部长的谴责，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印度教”病毒。这种虚伪和反穆斯林偏见的现象已经成为莫迪政权下印度的常态。

这次疫情揭露了印度社会结构中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现象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2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4%，是印度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当新冠到达印度的时候，他们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了。2013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他们是最贫穷的少数民族，平均每天的生活费为32.6卢比（0.43美元）。穆斯林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也较少。根据200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村庄中，约40%没有医疗设施。[10]这些真正的结构性不平等是在莫迪领导下的人民党（BJP）的崛起下，由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所支撑的。莫迪在2014年就任总理，他在2019年的选举中保留下了这一个职位，并使印度成为当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社会之一。本文论述了人民党的兴起、2019年以来的进攻性本质以及抵抗莫迪的依据。本文还将试图解释人民党与古典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得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左派的前进方向。

莫迪不可抗拒的崛起

莫迪植根于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历史项目。印度教的目的是将印度奉为一个印度教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印度教”，其方式类似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即为以色列国确保一个纯粹的犹太特性。在这个“涅盘”中，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以及那些低种姓和贱民）都有一席之地，只要他们接受并屈从于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和多数主义统治。这种对印度教国家的看法完全是上层种姓，建立在婆罗门等精英群体的所谓优越的习惯之上。它蔑视低种姓和人迹罕至的社区，因为他们倾向于吃肉和喝酒，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据说很差。

更重要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将种姓区别视为自然的，是社会凝聚力的理想选择。说白了，上层种姓的人需要有人来清理他们的厕所和处理垃圾，这是纯粹的婆罗门根本不会考虑的事情。印度教民族主义人士对种姓保留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种姓保留是一种平权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较低种姓群体可以从公务员和教育的配额中获益。因此，不可接触的贱民社区和低种姓群体成为种姓暴力的受害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非政府组织称，在印度人民党统治古吉拉特邦的23年中，524名达利特人被印度上层种姓杀害，1133名达利特妇女被强奸，超过38600起针对达利特人的严重犯罪案件登记在案。

莫迪从印度人民党历史性的据点古吉拉特邦发家，2002年，一个精心策划的印度教暴徒袭击穆斯林事件，造成约2000人死于集体屠杀，他在那里以首席部长的身份声名狼藉。估计有15万人被赶进难民营。[11]妇女和儿童是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暴力行为包括大规模强奸和残害妇女。[12]

莫迪年轻时加入了印度民族主义准军事极端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该组织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地区组织者，并与RSS的其他人一起，被安排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人民党的关键战略位置。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骚乱中同谋，使他成为国际上的贱民，2002年至2012年，他被禁止进入英国和美国。但在2004年大选失利后，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下台，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将莫迪提升为国家领导人。当时，克里斯哈曼观察到，人民党是如何通过社群主义的鼓动来寻求支持的，让一部分穷人与另一部分人对立。然而，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屠杀并不能确保印度和跨国资本所要求的经济稳定。[13]尽管莫迪效忠于RSS，但他意识到，如果印度人民党要赢得全国大选，它必须扩大其吸引力，他必须远离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社区暴力事件。

在此基础上，莫迪在2014年的大选中成功当选为总理，这是为了清理印度国民大会（INC）数十年统治下根深蒂固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泥潭。作为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莫迪就像一个前茶摊老板一样招摇过市，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努力工作，他现在直接与数百万人交谈（包括通过使用全息技术，他用来广播他的集会）。然而，他也利用他在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职位，在印度商界精英中寻求支持，称之为“经济奇迹先生”。

印度人民党要想把自身变成为印度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就必须将地区性的成功转化为国家舞台，这是印度国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场景。INC在传统上是作为一个国家整合党来竞选的，它希望让穷人和资本主义和解。为此，它使用了“脱贫”的口号和社会主义的语言。相比之下，莫迪在2014年的选举中获胜的口号是“印度的伟大复兴”，这一口号的重点是解锁主要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如在农村地区扩展宽带、创造更多的IT就业机会和促进电子商务。并且向城市地区的佃农、小企业和准企业家提供了宽松的信贷。经济自由化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政府，最大限度的治理”。印度资本主义认为，在莫迪手中，这是安全的。

2019的攻势

自从人民党（BJP）2019年获得大选的胜利，增加了得票率之后，该党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的策略越来越感到自信。在2020年的一月份，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宣布，人民党政府的目的是“在短短8个月内解决困扰国家70年的问题”。 [14]这些问题分为四个方面：《宪法》关于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第370条；在阿约迪亚修建有争议的拉姆神庙；以及三重塔拉克的穆斯林机构；和巴基斯坦。

2019年夏天，克什米尔和查谟邦在70年后被剥夺自治权。第370条允许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宪法、独立的旗帜和制定法律的自由。外交、国防和通讯的权力仍然属于中央政府。这是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独立时加入印度的国家，但加入的条件是承诺给予自治和对其未来地位进行公民投票。仅仅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的想法就让印度人民党深恶痛绝，认为这一安排是一个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公投从未进行过，因为公投的结果将是独立的大获全胜。克什米尔属于克什米尔，而不是印度或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对穆斯林属人法的干预，该法规定了印度穆斯林之间的婚姻，取消了塔拉克三人离婚。三重塔拉克是一些穆斯林实行的一种离婚形式，丈夫可以通过说三声“talaq”（离婚）与妻子离婚。莫迪声称，撤销这项法案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妇女，但毫不奇怪，这只能让少数人信服，尤其是印度法典和其他对妇女有害的宗教保护仍然存在。2020年2月，议会支持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将阿约迪亚被拆毁的巴布里清真寺的土地用于修建寺庙。

2019年12月11日，当《公民身份（修正）法》（CAA）出台时，又再次对民众发起挑衅。CAA试图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公民身份，使其取决于宗教身份和遗产文件的拥有情况。这一行动受到了最热烈的起诉，并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对，其中包括在德里沙欣巴格（Shaheen Bagh）街区组成了鼓舞人心的抗议营地的穆斯林妇女。CAA修订了1955年的《公民法》，该法保障1950年1月印度宪法生效时的所有居民以及随后在印度出生的所有人的公民权。

CAA为逃离邻国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宗教迫害的难民快速获得公民身份。所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教徒、耆那教教徒、帕西教徒和锡克教徒都享有这一权利，但不包括穆斯林。为了证明CAA的合理性，有人声称，在这些以穆斯林为主的邻国，只有宗教少数群体受到歧视，因此，印度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公民权利才是唯一正确的。如果人道主义是主要的出发点，为什么不向什叶派穆斯林和艾哈迈迪人提供庇护和公民身份，这两个少数民族在巴基斯坦都受到迫害？CAA也没有提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他们主要是印度教，但也包括一些穆斯林，他们面临着来自一个坚决主张僧伽罗语佛教国家的迫害。它也没有提到来自邻国缅甸的罗兴亚人或西藏难民。这就是为什么这项立法在印度国内外数百万人中激起如此愤怒，他们认为这项立法的真正目的是剥夺穆斯林的权利。

CAA还提出了建立国家公民登记册（NRC）的建议，旨在记录所有合法公民，从而协助驱逐非法移民。这将对国家人口登记册（NPR）产生直接影响，该登记册以前不依赖遗产文件来证明居住权。由于历史原因，次大陆的大多数人甚至今天都没有出生证明。在殖民统治下，英国人对记录王室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是有系统的，但对印第安人却不那么关心。印度2亿多穆斯林社区中明显的恐惧是，这些措施将（并且已经）被用来质疑和否认他们的公民身份。北方邦是人口最多的州，也是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历史性的社区暴力事件发生地，4月份被认定为“非法者”的大约32000人主要是穆斯林。[15]

2020年2月，德里（Delhi）准备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民党发起了一场恶毒的反穆斯林运动。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人民党在模范镇附近的候选人，把这次选举比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斗争”，并将沙欣巴格的穆斯林妇女营形容为“小巴基斯坦”。 [16]人民党财政部长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在选举集会上高喊“desh ke gaddaron ko”（“该如何对待该国的叛徒？）和疯狂的人群回应说“goli maaro saalon ko”（“枪毙他们”）。[17]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最好战的印度人民党高级人物，挑衅他的对手说他们印度母亲土地上的异类。他痛斥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嘲讽“拉胡尔·巴巴，我将为你把这条法律翻译成意大利语”，指的是他在意大利出生的母亲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激起了人们真正的恐惧：数百万在印度生活了一辈子的穆斯林，以及他们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将失去他们的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生计和家园。幸运的是，人民党输给了现任的由阿文德·凯伊里瓦尔领导的普通人民党党（Aam-Aadmi）。但人民党的投票份额上升了6.2%，而普通人民党的投票份额下降了0.7%。尽管人民党在70个席位中只获得了8个席位，但他们获得了38.5%的选票。获胜的AAP以53.6%的选票赢得62个席位。

基里瓦尔（Kejriwal）宣称他对人民党的胜利是一种“新型政治”的信号，但他的话听起来很空洞。他刻意避免提及沙欣·巴格（Shaheen Bagh），而他自己的政党也对人民党的议程做出了很大让步。基里瓦尔（Kejriwal）指出，他的胜利发生在纪念哈努曼的一天的意义，哈努曼是RSS青睐的猴神，这是默许宗教象征的信号。在如此有毒的气氛中，暴力事件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2020年2月底，视频画面显示警察在德里殴打在暴徒袭击中受伤的5名穆斯林男子。其中一名23岁的法赞（Faizan）被嘲弄并被命令唱国歌以示羞辱，后来死亡。[18]在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最初的冲突后，局势恶化，有组织的印度教人暴徒手持剑、棍棒、金属管和装满汽油的瓶子，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他们横冲直撞，杀害了穆斯林，烧毁了他们的住宅、商店和清真寺。[19]一些印度教徒被杀，但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一群印度教男子在街上拦住要求看身份证的人，任何拒绝的人都被迫出示他们是否接受过割礼。几名记者遭到袭击或被要求确认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据人权观察，在这三天的社区暴力中，至少5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印度教青年暴徒的有针对性的袭击中，财产被毁，社区流离失所。[20]这样的屠杀唤起了人们对1947-8年发生在德里的针对穆斯林和1984年针对锡克教徒的集体狂热的回忆。

人权观察还记录了北方邦的相关事件。2019年12月19日，受压迫的组织日海曼奇（Rihai Manch）在州首府勒克瑙组织抗议CAA。前一天，人权活动人士被软禁。这些人包括律师兼里海曼奇头目穆罕默德肖伊布（Mohammad Shoaib），资深警察出身的活动家SR达拉普尼（S R Darapuri）和获奖的社会活动家桑迪布·潘迪（Sandeep Pandey）。肖伊布和达拉普尼后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拘留。肖伊布被控在12月19日的抗议活动中煽动暴力、意图谋杀和破坏公共财产，尽管他当时被软禁在家。在审理肖伊布的人身保护令请愿书时，警方错误地声称他们于12月20日逮捕了他。达拉普里指责警察公开的社群主义：“他们不必掩饰自己的偏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补充道：“如果他们能这样对待像我这样的退休警察局长，我就不用去想他们对普通人做了什么。”，一位穆斯林名字的女性活动家很快就被发现了。贾法尔（Sadaf Jafar）于12月19日在用手机拍摄抗议活动时被捕，她说自己多次遭到警察殴打：“他们打我。他们说了最肮脏的辱骂，那种根本无法公开播放的那种脏话。他们没有给我食物和水。我完全没不像个人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在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统治下的印度做穆斯林意味着什么了。” [21]

学校教科书被重新编写，穆斯林几乎从印度的历史当中抹去。如果提到他们，他们被描绘成侵略者，宗教狂热者和极权统治者。除了泰姬陵，大多数苏丹国王朝和莫卧儿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都被印度考古调查局（负责文化古迹的政府机构）忽视。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泰姬陵最初是一座12世纪的印度教寺庙，由斋浦尔的马哈拉贾建造。[22]除此之外，2017年10月，由永远穿着藏红花长袍的印度教牧师约吉·阿迪提亚纳特（Yogi Adityanath）领导的北方邦BJP政府，选择不把泰姬陵列入国家旅游手册。这不是疏忽。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外国”存在，特别是伊斯兰的影响，都是在腐蚀“印度”文明。莫迪本人将莫卧儿帝国和英国殖民主义时代一起称为奴隶制时期。[23]

学术界也未能幸免。201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坚持要求4万所大学直播莫迪赞扬印度人民党创始人迪恩达亚尔·乌帕迪亚亚的实况转播。2018年秋季，印度人民党的学生团体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ABVP）的学生策划了一场成功的抗议活动，抗议任命著名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记者拉姆钱德拉·古哈（Ramchandra Guha）担任艾哈迈达巴德大学（Ahmedabad University）主席，原因是“反国家”。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也影响到了记者，他们被任意拘留、以虚假理由逮捕，有时甚至遭到殴打。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已有14名记者丧生。[24]

注释：

1 Thank you to Joseph Choonara and Barry Pavier for their comment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is article. 感谢约瑟夫·乔纳拉和巴里·帕维尔对本文早期草案的评论。

2 Bannerjee, 2020. The term “migrant worker” refers to internal migrants, that is, rural Indians who have moved to urban areas to find work. 纳纳吉（Bannerjee），2020年。“移民工人”一词是指内部移民，即移居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印度人（译者：即农民工）。

3 Banerjee and Mahale, 2020. 巴内吉和马哈莱，2020年。

4 Adhikari and Mundoli, 2020.阿迪卡里和蒙多利，2020年。

5 These figures are drawn from

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india

数据来源：

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india

6 Pathak and Frayer, 2020. 帕萨克和弗赖尔，2020年。

7 Gettleman, Schultz and Raj, 2020. 盖特曼，舒尔茨和拉吉，2020年。

8 Gettleman, Schultz and Raj, 2020. 盖特曼，舒尔茨和拉吉，2020年。

9 Girish, 2020. 吉里什，2020年。

10 Andrews, 2020. 安德鲁斯，2020年。

11 Brass, 2005, p388. 布拉斯，2005年，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