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认为“青年在抗战阶段，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在国统区，为争取青年、赢得青年，切实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和平民主，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理论与实践上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面向广大青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团结、引导青年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在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增强党自身活力的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青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加强国统区党的工作。

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党在国统区的各级组织亟待恢复或重建；另 一方面，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并大搞特务统治，白色恐怖严重。党要 在此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惟一可利用的资源就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即群众路线。而在广大群众 中，青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抗日救国热情和对真理的渴 望。党要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必须首先赢得青年。

周恩来高度重视国统区的青年工作。为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意识和革命意识，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指出青年是“抗战的支柱”，号召他们“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为推动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3月25日，周恩来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针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汪精卫叛逃事件的发生，一些青年对战时的艰苦环境和各种困难以及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思想出现混乱。12月，周恩来在中央大学为青年学生做了《第二期抗战的形势》的演讲，鼓励青年“一切新的将遇到的困难，我们是有力量来克服的”，并预言“我们一定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9年1月9日，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给师生作报告时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并告诫青年：“要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把民族安危记在心头，要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在肩上，准备为民族生存而战！”当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由蒋南翔任书记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委（省工委）和川康、川东、湘鄂赣、湘鄂西等特委以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大多都成立了青委或有专人从事青年工作。这些机构，具体承担了中共在国统区青年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

与组织措施相配合，周恩来还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他专门指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辟《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搭建起与各阶层青年的沟通桥梁，以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抗战时局和中共政策主张，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心声；并以坚持抗战民主为宣传主旨，积极引导和配合“讨汪运动”“宪政运动”和“义卖献金”等抗日救亡活动，努力把各阶层青年吸引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强有力领导下，很快扭转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党组织“脱离群众，根本不 做或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的状况，开辟了青年工作的新局面。

至1939年底，南方局青委在重庆沙磁区建立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炼钢厂、炼油厂等16个中共党支部，约有共产党员150人；北碚区复旦大学约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还与江津白沙的女师学院、重庆女师，乐山武汉大学、宜宾同济大学、三台东北大学以及遵义等地的大、中学校建立了联系。川康特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大、中学校的中共组织，其中四川大学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80多人。云南省工委青委直接联系了昆明一些学校的中共组织，其中西南联大有共产党员60余人。

随着青年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逐渐赢得了部分进步青年的信任，扩大了党在国 统区的青年群众基础。

青年党员成为引领进步青年的烛光与火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党组织在国统区接连遭受重大损失，青年工作的环境也急转直下。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坚决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指出“今后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该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工作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要使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并创造性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把它们作为巩固党组织的具体策略方针。

周恩来对南方局青年组工作人员说：“以革命青年为骨干，在青年中广泛地、深入地开展‘三勤’运动，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一定能够把革命青年从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政治思想影响下争取过来，团结、教育、培养和锻炼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时机一到，便发动进攻，有力地冲击旧势力。”他还根据当时形势，指示大、中学校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注意隐蔽的同时，把功课学得好上加好，考试要名列前茅，赢得人们的尊敬，在国民党社会团体、机关、学校工作的革命者要专精业务，在本职工作上显出才能，使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倚为“股肱”，从而得到信任，保住岗位，便于埋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要积极主动地交朋友，使自己的朋友“遍天下”，处处可以得到掩护，同时，扩大了革命队伍。

在贯彻“三勤三化”过程中，周恩来指示青年组采取灵活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并将其组织形式命名为“据点”。“据点”以友谊和共同的政治见解为基础，由同一单位或地区相互信任的三五人组成。它既非党的组织，也不是定形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固定组织形式，也没有成文章程、纲领和定期会议制度，但又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采取这种表面上无形，实际上有组织联系的活动，既便于党组织同进步青年保持经常联系，又使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难以破坏。这在白色恐怖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期，起着巧妙掩护党的组织活动和隐蔽聚集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了党组织联系青年的无形桥梁。

周恩来对“据点”工作十分关注，不断给予具体指示，并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青委。1942年5月2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指出“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已建立‘据点’4个”，“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来渝同学进行外地学校调查，经过回乡同学作农村调查，对留校学生进行启发教育”。

1943年4月，他又在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的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5人，多则亦须分开。应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应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要有计划地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入登记，并报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

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青年生活》要联系青 年现实问题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文章。批示中还批评了工作中的某些关门现象，指示今后 的青年工作应从巩固中发展并深入。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创造了许多灵活机动、既隐蔽又能战斗的“据点”，广泛影响各界进步青年，像滚雪球似地聚集革命力量。到1945年春，仅南方局青年组联系 的“据点”就有48个，“据点”成员989人。其中大学生464人，中学生24人，文化界63人，中学教员81人，小学教员63人，职员178人，公务员30人，商人6人，工人10人，其他 70人。

“三勤三化”的实行，特别是通过“据点”秘密而扎实的工作，南方局青年工作实现了一次 重大转变，即在组织上由公开暴露转变为隐蔽精干；在作风上从“救亡作风”转变为埋头苦干； 在思想上由只凭革命热情转变为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清醒的政治认识。在此过程中，广大青年党员 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开展青年工作，成为引领进步青年的烛光与 火炬，从而逐步把各阶层进步青年凝聚在党的周围。

青年成长为具有战斗力的生力军

抗战后期，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日益失望、不满，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 主张在国统区人民中引起广泛共鸣，以知识青年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起来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 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开始从低潮逐渐走向新的高潮。

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在隐蔽时期的一些组织方式和工作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迅速 发展，南方局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逐渐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并在“据 点”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秘密外围组织和公开的进步团体，如云南的民主青年同盟、四川的民主青 年协会、重庆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等。这些青年组织，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是党领导青年运 动的核心组织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

周恩来对国统区的青年寄予殷切希望。他强调“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五四青 年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 来”，并指出“国民党的反动派残杀青年，压迫青年，共产党则爱护青年，培育青年”。他希望 大后方青年要“更加切实而坚韧地发扬一二·九精神，才能推进民主争取抗战胜利”，并勉励他 们“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青年 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1944年10月31日，成都发生了震动大后方的警察暴力镇压中学生的市中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川康特委和民主青年协会的发动与领导下，成都7000多名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率先组织起来抗议，掀起了自“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1945年2月，重庆发生了一起国民党特务枪杀无辜工人的暴力事件——胡世合事件。周恩来闻讯后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 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在王若飞的统一指挥下，以刘光为 首的青年组具体负责组织行动，领导了以青年工人、学生为主体的群众开展反特抗暴斗争，有力 地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将大后方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12月，昆明爆发一二 · 一运动，周恩来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昆明学生的暴行， 对昆明学生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是新 的一二·九。”南方局直接指示云南省工委领导以青年学生、教师为主体的各界群众与国民党当 局进行斗争，国统区20多个大中城市都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个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掀起了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新高潮。

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南方局领导下的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第一次得到全面 展示，广大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阵容庞大而又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生力军。他们争民主、反独裁的 行动影响和教育了更多的群众，促进和发动更多群众的觉醒和行动，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的配合 人民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中赢得了人心

抗战前，国民党把中共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实行共产共妻，只知道烧、杀、 抢；抗战后，又四处散播共产党搞割据，游而不击等谣言。受国民党片面宣传和高压政策的影 响，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国统区人民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主张不甚了解，有的甚至害怕与中 共接触。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在广泛团结和争取广 大青年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才能，让国统区 人民、特别是青年群体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青年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得到力量。巴金回忆说：“他让我在困难中看到 光明，他把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曹禺称：“周恩来的话，使我坚 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侯外庐感慨道： “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同志，往往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来感染你…… 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古耕虞也回忆说：“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 话，都倍感亲切。”胡厥文则称赞：“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于人师，他思维极为敏捷，但 毫无锋芒毕露。”“他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 服。”

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细致的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

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发起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对此，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应以农村工作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 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到农村去”。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 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 民服务，并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先后组织

了500多名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90余名大学生英语人才去晋察冀军区，16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

此外，当时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协议，以“租借方案”和自费留学方式，派遣一批大学毕业 生和技术骨干去美国留学或者实习，前后有1000多人出国，加上此前出国的，为数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青年人才宝库。

为争取这些高科技青年人才，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各种关系， 通过不同渠道，安排了一批党员到美国留学，并告诉他们“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要注意培养”，鼓励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大家总得有个分工，你们要作长期准备，在科学技术领域学有所成，还得多团结点人，为将来的建设作准备”。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建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组织，他们一面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一面广交朋友。从1949年至50年代中期，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赵忠尧、张文裕、姜圣阶、唐敖庆、侯祥麟、罗沛霖、兰毓钟、涂光炽、计苏华 等高级科技人员相继回国，形成了一次次高级科技人员回国潮，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事业。

在重庆8年时间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的思想理论和各项主张不断深入人心，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不少青年从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党在国统区青年中的威望不断 提升，不少青年从害怕、疑惧逐渐转变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使得党在国统区赢得人心、赢得 青年。对此，毛泽东称赞南方局工作“做得好”，还从六个方面指出南方局取得的成绩，其中包 括“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并强调“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是对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开展党的青年工作卓著勋劳的最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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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余。来源：《红岩之光》。整理：朝夕。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