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3个十年刚开始，国际形势就变得紧张。而这只不过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一个新发展而已，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系统性危机的又一个症候。

无疑，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一轮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超过10年，但全球经济并未走出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负利率愈演愈烈，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大量民众生活困难。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又开始出现严重的资本市场泡沫，它们的经济政策进退失据。

40年前，面对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滞胀”危机，西方国家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各国的推行，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在内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步掌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资本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社会对其施加的各种制约，按照其本身的逻辑和需求在全球组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更加彻底地按照其本性来重塑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和程度上的蔓延与渗透，其内在矛盾在全球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上一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破产，同时也为西方各国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是，被金融资本掌控的西方国家及时用公共资金以救市的名义挽救了自己，金融资本的力量不仅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且在危机之后更加壮大，它们仍然牢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因而，维护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在许多国家处于主流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挽救金融资本，西方国家的国债水平急剧攀升，仅仅在危机后的3年时间，西方国家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之后，美国等又以刺激经济的名义采取了进一步减税的措施，导致财政危机的加剧。目前，西方国家的国债水平已经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国家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国债利息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财政负担。在这个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采用了财政紧缩政策，削减社会大众急需的各种福利开支。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普遍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迅速将利率降到极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多轮货币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企业和家庭都能够更容易地以很低的代价贷款，以增加投资和消费。但是，由于经济低迷以及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许多企业和家庭更多是努力降低杠杆，减少负债，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从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从全球来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十年来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增长水平。即便是号称经济强劲复苏的美国，其201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比2007年的水平上升了不到10个百分点，整个欧元区在此期间只上升了5个百分点。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没能扭转经济的颓势，反而刺激了资产泡沫的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属的全球房市观察提供的数据，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全球房价指数已经超过上一轮危机之前的高点。即便是在那些由于经济形势低迷，全国房价并未完全恢复的西方国家中，若干城市的房价水平也已经远远高出危机之前的水平。

股票市场的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股票指数已经远远超过危机之前的高点。美国最为典型，它的各个股票指数近年来屡创新高。根据耶鲁大学罗伯特·席勒教授的计算，扣除通胀后的标普500指数所涵盖的企业平均长期市盈率不仅超过了上轮危机之前的高点，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高点。

面对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处于两难境地。扩张性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而紧缩性的政策又可能直接刺破泡沫，带来危机。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加息周期半途而废，许多国家甚至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由于这种诡异的市场环境，全球的负收益债券甚至一度高达16万亿美元，占到整个债券市场的1/3。这种几乎史无前例的现象在不断提醒人们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多么糟糕。

雪上加霜的是，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新增财富更多地流向了富人，贫富分化继续恶化。富人的收入处于历史少见的高点，而广大民众的收入却处于停滞甚至出现下降。这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由于仍居于主导地位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抵制，西方社会所急需的，也是西方民众所期待的限制金融投机和欺诈，以及缓解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改革措施无法推行。民众的不满和怨愤持续累积，他们对政府施策逐步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质疑代议制民主。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正在逐渐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更加严重的是，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矛盾既无法解释，更无力解决，文化危机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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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安东。来源：环球网。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