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洛·法内利（Carlo Fanelli），希瑟·怀特赛德（Heather Whiteside）

翻译/日珥 飘渺 子牛 云长

校对/洪啸冰

“20世纪将到尽头时，一场疾病席卷了世界，并没有带来所有人的灭亡，但却让每个人都受了苦。”——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2003，7）

撒切尔和货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已有40多年，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自1989年1月1日生效）已有30年，欧元推出也过去了20年（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2020年是大萧条和银行紧急援助的12年，是转向刺激政策和急剧紧缩政策的10年，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订的3年。这些历史里程碑，已经让我们有机会去回顾其中对未来的预示，但是，毫无疑问，2020年被人们记住，是作为病毒之年，以及期间的所有困难和希望。

自2019年底开始，病毒从中国武汉市的中心，通过全球贸易和旅行联系进行传播，到2020年3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不久后，约有80个国家实施了封锁措施，从限制人员流动到关停商业和关闭边境，以遏制这种蔓延。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迅速成为国家干预的支持者：从刺激政策、新重商主义，到掌控生产资料、干预流通与积累（国际劳工组织，2020）。这证明了马克思的洞见——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封锁导致了新的弊端：对2020-21年的严峻预测，预示了经济衰退将回到大萧条的深渊（IMF，2020）。肯定的是，当前危机的极端紧迫性与COVID-19直接相关；但是，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爆发的“传染病”：“自由主义病毒”。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2003：9）这样总结了自由主义病毒：“自由主义者把社会有效性等同于经济效率，又将经济效率与资本的财务盈利能力混为一谈。这样的推导体现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的统治地位，从这种支配地位衍生出来的萎缩的社会思想是极端的‘经济主义’。奇怪的是，对此的批评错误地指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它是自由主义的特征。”社会身份的分明割裂，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为这种剥削提供了基础，并推动了这种资本主义的传染病的蔓延（Fanelli和Noonen，2018; Whiteside，2020）。不管是冠状病毒还是自由病毒，弄清其根本病因，不仅本身是重要的“诊断”，对于未来的福祉也至关重要。

从大流行中获利

2020年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加剧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差距，使低工资和缺乏粮食保障的社区陷入更大的困境（Henderson，2020）。据估计，美国劳动年龄的人口中有近一半从事低薪工作，其中44％的工人年薪中位数为18,000美元，约合每小时10.22美元（Picchi，2019）。大多数人饱受焦虑、压力、担忧和不安全感的煎熬，而与此相对，亿万富翁们却从大流行中受益：前者的贫困和后者的财富，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政治上被制度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2020年3月至4月，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近10％，即增加了2820亿美元。数十年的递减性减税政策和对亿万富翁有利的法规，促成了这些惊人的收益——他们的财富在1990年至2018年期间激增了1100％，而自1980年代以来，税收款项占其财富的百分比却下降了80％（Collins等，2020）。实际上，据估计，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正以每小时400万美元的速度变得更富（Bloomberg，2019）。有估计表明，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每年价值约6000亿美元，隐匿在避税天堂的现金至少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0％（Shaxon，2019）。

在加拿大，离岸避税天堂储藏着估值超过2400亿美元的财富，每年使国库损失近150亿美元（Dubinsky，2018）。而且，据估计，收入最高的1％、个人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那部分人，获得了87％的资本利得税减免（按固定收入税率的一半征税），从而产生每年70亿美元的从“ 99％”到“ 1％”的再分配。加拿大统计局发现，2017年加拿大收入最高的0.1％的人，平均总收入增加了17％（74.03万美元），超过他们的只有收入最高的那0.01％，后者的收入增加了27％（270万美元）。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平均收入增长只有少的可怜的2.5％（4.84万美元）——在超富阶层税收下降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将近四十年来的第四大增幅（Blatchford，2019）。甚至铁杆保守派的《金融邮报》（Pelletier，2019）也声称：“我们的寡头垄断国家损害消费者，却对投资者极好”，因为少数几家公司主导了加拿大的银行、电信、能源、超市、航空和其他行业。

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加拿大排在37个里的第25位，甚至在美国之后。与这一趋势相联系的是，长达数十年的、对于将公共服务作为利润积累来源的抨击，这种积累通过私有化、公私合营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化进行（Evans和Fanelli，2018；Whiteside，2015）。除此之外，每年商业补贴的价值约为290亿美元。例如，最近联邦政府从2009年对汽车行业的财政援助中注销了37亿美元（的债务），2018年购买了50亿美元的管道业务，以及最近提供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17亿美元，作为联邦政府对新冠的经济应对措施的一部分，以此整顿资本混乱的局面——估值2600亿美元的弃置油井，处在无资金处理的环境负债中（Lukacs，2017; CBC，2019; Harris，2020）。在欧洲，已经开始调查欧洲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其他银行的行为，这些银行被指控在2006-2011年间从公共资金中非法转移了约600亿美元，同时，他们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财政支持（Segal，2020）。

应对COVID-19的措施有这样的特点，即对大企业和亿万富翁的救助远远超过对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生病、残疾、高龄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例如美国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 》（CARES Act）为家庭中的每个孩子提供500美元，为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个人提供1200美元，以及扩展的失业保险和每周的额外600美元（如果收入高于75000美元，则每周补贴递减）。如果个人欠下未偿债务，就没有什么能阻止银行从这些补贴中揩油，更不用说获得失业保险所需的错综复杂的资格审查了（Dickerson，2020）。法案要求中小型企业做出合理的努力来维持工资和雇员，包括对发放红利和高管薪酬的限制，但是这些相同的规则不适用于接受援助的大公司。简而言之，《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是一种违背了逻辑和体面的冷漠行为。

美联储和财政部将购买不涉及任何附加条件的、由大型公司发行的高达7500亿美元债券，并对股息、高管薪酬、股票回购或就业水平没有限制，这显示了救助计划的阶级特征。正如吉布森（Gibson, 2020）所揭示的那样，“美国最富有的人同时也享受着参议院共和党人偷偷摸摸的减税政策。联合税收委员会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更改小企业税法（即，企业无需付税，只需交业主的个人所得税））所带来的好处，有80％以上将流向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如果说过去的做法是未来表现的最佳预测因素，那么人们只需看看特朗普在2017年大幅削减企业税的行为，就能预测到《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带来的影响。2017年税收改革的倡导者声称，工资将上涨，投资将激增，减税将自食其果。事实上，正如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所显示的那样，工资没有上涨，投资没有增加，减税也没有使国库受益；相反，它们致使那些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和股东分红的创纪录增长，使2018年底的美国联邦收入减少了1700亿美元（Gravelle and Marples, 2019）。同样，最近发生的这一事件不仅不足为奇，而且与近40年的经济证据一致(Stanford, 2011; Shefner and Blad, 2020)。

企业也在寻找遭受病毒重创的资产，2020年的通货紧缩是秃鹫资本（形容“收尸”）的朋友，就像有毒资产在2008年破产时一样。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集权和集权模式的诊断，欧洲那些曾经是自由主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现在正采取民族主义的努力，在最近几周否决了来自欧盟以外的投资，欧盟正迎来首个在全欧洲范围内以安全理由审查收购的规定。由于针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疫苗竞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欧盟已经向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特殊保障(Stearns, 2020)。外国直接投资和收购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果断地关闭了，这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反应，仍有待观察。尽管如此，各国仍继续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救助大公司，只有丹麦和波兰例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禁止被判逃税的公司获得政府支持。然而，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公司被定罪，这项法令基本上不适用于任何人，因此在海外注册的公司将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公众支持。秃鹫继续盘旋，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黑石（BlackRock）目前领导着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价值约4.5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务购买计划，并彻底融入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McQuaig，2019；Nelson，2020）。

亿万富翁可能没有引起大流行病，但为他们的财富积累战略提供支持的公共政策加剧了附带损害，税收收入和公共投资的流失、极端不平等、贫困和工作不稳定，加剧了大流行病的爆发，并影响了当前援助措施可能产生的结果。因此，COVID-19时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危机，不仅因为它对生产和再生产的影响，还因为资本主义同样具有结构性不平等和周期性不稳定相结合的特征。可以预见，国家的反应受到其生产方式和现实判断的束缚，使经济改革更加紧迫。

克服资本主义的大流行病

新冠病毒COVID-19最初只是一个卫生紧急事件，但在政治经济疾病的背景下，它很快就引起了公众对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强烈关注。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估计，平均每个加拿大人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金额相当于1.7万美元（Shillington and Mackenzie，2009）。对约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来说，社会工资（公共服务或补充市场收入的福利）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加拿大人来说，这相当于价值4.1万美元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和个人转移支付，（另见：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2019）。

与最顽固的理论家的断言相反，大多数人从普遍公共服务中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纳税的价值。公共服务也减少了更广泛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或劳动力市场不确定的时期，并确保普通人能够对这些服务的质量和成本有发言权。即便如此，这并没有阻止“普通资产阶级学究气、说话尖利的神谕” (马克思，1867)的喧闹声在2020年的大流行病中从书中突然出现，煽起疯狂的赤字之火，不带一丝羞耻感，呼吁减少或彻底消除助长COVID-19危机最严重影响的公共服务和就业岗位，（Cross，2020；Ivison，2020）。然而，吸血鬼式的意识形态是很难消灭的，即使它意味着“整整一代人都以‘平衡账簿’的名义被扔进了垃圾堆”（Coppola，2018；cf.Cohen 1997）。

有人指出，在急需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以恢复经济增长，并解决旷日持久的失业问题的时期，相比起赤字本身，与之相关的偿债成本以及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要更加严重。他们认为能否偿还公共债务关键在于分母：也就是债务相对于整个GDP的比率。如果GDP增长，最低利率下调，偿债负担相对于整个经济规模来说就不那么大了。这些并不是多么激进的观点，而是新自由主义的长期总设计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就发现了的（Barrett，2018），也就是被广泛抨击的财政整顿观点（Herndon等，2013）。不过人们早就不信新自由主义和紧缩主义这一套了，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他们真想解决赤字问题，只要减少投给大公司的数十亿补贴和提高对富人征税就行了。

中国作为新冠大流行的中心，限制了全球对“世界工厂”的进出口业务，导致呼吸机、医药设备、个人防护设备供应短缺，也惨痛地教育了各国对各自生产能力的重视。举个例子，加拿大联邦后时期（1867-1914年，是加拿大从成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的经济建立在剥夺殖民者的基础上，当时加拿大的国家方针主推保护主义的国内关税，旨在保护新兴工业和国有运输业、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不仅仅是加拿大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害怕过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会使国家丧失主体地位和自主性，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无法实行有利于大众的政策。因而，此举自然使外国资本对关键行业的所有权比例下降，高附加值的生产比例提高，相应的实际工资提高了，工会也纷纷建立。“实行国家主义的手段并不是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的专利，” High（2003，169）主张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也是工人阶级手中有力的武器，用来对付关闭工厂的大公司。”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情况却急剧转变。

吉姆·斯坦福（Jim Stanford，2019）表示，加拿大已经转向了农业、林业、矿业和能源等原材料的出口。许多贸易敏感类的行业也由于货币大幅升值而受损，导致生产力和创新收益的停滞，同时也破坏了可持续和多元化经济应对动荡的全球商品市场的能力。除了加拿大，很多其他国家也经历了长期的“去工业化”时期，因为政府将制造业的产能外包给了工资更低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环境保护相对松懈且政权专制（Ness，2017）。所以，虽然新冠流行病促成了加拿大的紧急立法（C-13法案），允许政府在遇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可以授权任何制造商生产专利药品，但是纳撒尼尔·利普基斯（Nathaniel Lipkis，2020）指出，考虑到国内生产能力丧失殆尽，这种补救措施为时已晚。

于是，一些人（Gray，2020）得出结论：“依赖世界生产和长供应链的全球化时代巅峰已经过去，世界逐渐进入一个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时期。”确实如此，各国各自为政，以国家和地方为单位出台应对大流行的措施，现在注意力也已转向了国家恢复战略。不过有些人对此仍是半信半疑，比如Haass（2020）就这么认为：“大流行之后的世界和之前并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那么一年后的世界经济会变成什么样？答案是不确定的，更不用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了。不过确定的是，无论是增加支出以重建经济，还是创造收入以满足紧急支出的需要，政府的任务都是艰巨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私营部门（无论是竞争性还是垄断性的企业）不仅无心也无力建设一个健全的、系统的协调机制，而且还阻碍了政府进行干预，将其降格为一个谋私利的工具（Mazzucato，2013）。

过去的政策造成了现今的混乱和无序，如果继续死守，就无法扭转现状。要想实施重大的改革，就要先打成一个共识：经济恢复从国内开始，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围绕有工资的、被拖欠工资的，以及那些不被需要的、被认为低人一等的失业者展开。与此同时，还要承认气候危机“是当代最严峻的挑战”（Fanelli，2013）。自然界每天也在饱受疾病的折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然界的恶化比预计中要快得多：包括全球气温上升，冰川融化，冰川面积退化，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大规模砍伐，污染排放，气候变化、食物链变化以及动植物变化，饮用水短缺，还有大规模的物种灭绝（Monbiot, 2018; Milman, 2019; Carrington, 2019; Plumer, 2019; Ahmed, 2019）。

只有那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提议能真正有效地改变当下的现实。要想阻止气候恶化，就必须终结资本主义：“任何政策要想真正贯彻下去，都要先颠覆现有的权力基础和政治精英阶级。不颠覆这些现有结构，任何政策都是无用功。如果以为我们妥协一下，就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等来一种神奇的科技手段把气温调低，那真是极其的愚蠢无知”（McDuff，2019）。这种矛盾是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无力克服的（Evans和Schmidt, 2012; Fanelli, 2015; Schmidt, 2018）。如果真要未来的历史学家把新冠大流行当作一个政治经济的转折点，那么就要寻求其他的出路。

《金融时报（2020年）》不得不做出推断：“急需进行改革，以扭转过去四十年的主要政策方向，这将需要摆在桌面上。他们必须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不是负债，并让劳动力市场更安全。重新分配将再次列入议程；质疑老年人和有钱人的特权。直到最近才被认为异乎寻常的政策，例如基本收入税和财富税，必须放在一起考虑。”英国《金融时报》将保护公共服务、减少不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基本收入以及实施财富税列为“激进的”，这不仅表明其愿景的局限性，而且表明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真正的变革始于挑战资本塑造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力量。不仅限于胆小的再分配，还面临一些难题，例如通过国家权力进行预分配的情况，以及如何通过产权来确定分配。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2020）最近也提议提高收入税，财产税和财富税，以“团结附加费”（solidarity surcharge）为模型，并指出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的利润转移损害了公共收入和对税收制度公平性的信念。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员最近估计，对净资产在20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征收1％的税，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产生70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PBO，2019）。

当然，公共政策很重要，包括支持增值活动的国家干预形式，例如对国内加工的要求，对原材料资源出口的限制，鼓励下游的财政补贴使用，对大型资源项目的公共股权资本的投入和直接分配。加拿大的经济历史，更不用说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经济体的近期经验，是依靠国家计划、补贴资金、强大的国内供应网络和创新集群，有效的出口促进以及有效限制进口来培育高附加值出口产业。更进一步，这可能还包括要求对战略部门进行国内再投资和国内配额的积极政策，积极的贸易干预措施和公共所有权----与当代对自由放任的强调相反。

随着政府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的要求，并且对劳工的三方妥协怀有敌意，公众对正式政治的参与已大大减少（McBride and Whiteside，2011）。对于Pilon（2018），这不仅导致公众对政治的不屑一顾，而且似乎对政治漠不关心，这预示着范围更广的根深蒂固的危机-----也就是说，西方选举民主国家本来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过完全民主。在没有实质性选择的情况下，不平等加剧和社会两极分化导致民粹主义反建制政党复活。

缺乏对手的政治团体“狂热中心”（Krugman，2019年），是一支日益壮大的部队，既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思想解释，也无法与受到新自由主义民主化后果负面影响的工人阶级各阶层建立联系（Albo和Fanelli 2014；Crouch，2011）。然而，左派也越来越陷入僵局，不仅将社会变革的话语权让给右派，而且似乎无法把握住群众变革的欲望。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关于政治话语的政治一直与执政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动态变化息息相关。马克思著名地指出，历史首先是作为悲剧、然后是作为闹剧重演。对于左派来说，新自由主义重塑自身的反复能力显然是始终如一的悲剧。大萧条之后紧缩的十年揭示了，国家的权力仍然是政治障碍，需要战略解决而不是理论抽象。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内斗争与跨国行动主义并置是错误的。如果要建立一个解放的抵抗政治，它将通过具有国际主义承诺的国内政治变革，从多个层面进行。换句话说，需要将地方权力基础纳入革命性项目中，以改变民族的国家权力，并使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政治斗争和联盟国际化（Albo和Fanelli，2019）。

结论

“现在，这种自由病毒，污染了当代社会思想，消除了理解世界的能力，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它已经深刻渗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整个‘历史左派’”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2003，41）

预防善意的（自由主义）中间派和狂热的（种族主义）右派这两种祸害并非易事，但是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市场主导的秩序对此没有任何帮助。全球规模的危机正迫使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干预——首先是在2008年抢救金融，现在是2020年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民主主义和左倾民族主义的早期变体所遇到的问题不同，过去十年来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尤其是有更少可失去的和更多可获得的年轻人。美国的公开社会主义候选人，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克沙玛·萨瓦特（Ksharma Sawant）、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英国的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和西班牙的帕勃罗·伊格莱西亚斯 （Pablo Iglesias）都开始赢得选举，挑战右派并改变中间派政策话语。更广泛地说，彻底改变甚至结束资本主义的呼吁在主流媒体中经常提及。就在十年前，社会主义是一个肮脏的词；今天，它不仅提供了反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且还通过为一场可怕的大流行病和迫在眉睫的生态崩溃提供解决方案，给政治经济领域注入新的活力——而健康的生活和生计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当我们处理冠状病毒危机的紧急情况时，开发一种针对“自由病毒”的治疗方法，将是任何持久和实质性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2020年版《替代路线：批判性社会研究杂志》中“COVID-19，资本主义和传染病”的删节和编辑版本。

作者简介

卡洛·法内利（Carlo Fanelli）是约克大学工作和劳工研究的助理教授和协调员，与Bryan Evans合著了《紧缩时代的公共部门：加拿大各省和地区的视角》 (The Public Sector in an Age of Austerity: Perspectives from Canada’s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同时，他是《替代路线：批判社会研究期刊》（Alternate Routes: A Journal of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的编辑，arlofanelli.org上有一个博客。

希瑟·怀特赛德（Heather Whiteside）是滑铁卢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鲍尔斯利国际事务学院研究员，著有《关于加拿大：公私伙伴关系》（About Canad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一书。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project.ca/2020/07/crisis-and-virus-covid19-in-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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