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览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工人运动，长辛店工人运动在时间上不是最早的，在规模上也不是最大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实践革命理论，寻找革命基础，选定长辛店作为突破点，派遣组织成员深入到这一北京产业工人的主要聚集区，通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会等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启发了工人群体的阶级认同，培养输送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热情的革命干部，夯实了革命基础。长辛店因此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是党的组织在北京的重要孕育之地。
追溯中国工人运动在北京的起源，有一个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基本线索。校园与工厂是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活动场所。李大钊等知名学者首先团结一批青年学生，在北京大学秘密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实践革命理论，寻找革命基础，选定长辛店作为突破点，派遣成员深入这一产业工人的主要聚集区，通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会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方面打破工人群体原有的乡土意识，启发新的阶级认同；另一方面加深知识青年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认知与理解，积累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初经验，并锻造一批有理想、有热情的革命干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最终，与其它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辛店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重要策源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一、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源流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北方的活动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北京众多高校以及知识群体的聚集，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阔的传播空间。
早在20世纪初，国内已经有人引介马克思主义，但此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学术思潮或理论派别来研究，并未当作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北京的媒体较早报道了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沙俄政府的消息。李大钊则是中国最早颂扬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通过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区别。
同时，李大钊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团结一批青年学生，组织社团，创办刊物。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主持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为宗旨，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这是中国第一个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社团组织，其中很多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当时北京大学的活跃学生组织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在成员方面都存在交叉。以平民教育讲演团为例，后来逐渐发展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外围组织，对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有力补充，北京大学也由此成为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李大钊在组织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直关注与苏俄方面的联系。苏俄秉持“世界革命”的理念，也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来到北京，经俄国人柏列维教授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李大钊还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讲演会，邀请苏俄友人演说，向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士介绍苏俄的现状，形成了一股传播十月革命的热潮。1921年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工作。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俄共（布）、共产国际的接触是从北京开始的，李大钊充当了最初的联络人。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沙滩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继续发展成员，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组织成员共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吴汝铭、宋介等10余人。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这时他已认识到，应该超越单纯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学说的阶段，筹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时机逐渐成熟。
李大钊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他将自己家里和办公室作为组织重要活动地点，同时还贡献了活动的大部分经费。张国焘曾回忆：“那里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集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最初，小组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开展的活动比较随机，主要工作是到工人大众中去宣扬马克思主义。同时，知识分子通过发动工人运动，增强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获取了开展革命运动的一手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北京先后设立北京地委、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等党组织，李大钊始终都是主要领导人。
二、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长辛店的早期实践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来源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只有把工人群体组织起来，革命才具有阶级基础。因此，他们很早就着手联系工人群体，建立革命的同盟军。
长辛店位于永定河西岸，是具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近代以来，长辛店、卢沟桥一带成为中国北方铁路工业的发源地之一，长辛店铁路机车厂集聚了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具备开展工人运动的良好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等选取长辛店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探索革命理论与路径，形成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雏形，最终，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联合起来，创建中国共产党。长辛店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是比较先进的群体。长辛店地处交通要道，开风气之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之一，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早在1918年，北京华法教育会就在长辛店开设了留法预备班，全班有100多名学员。另外，长辛店还创办有最早的“民众识字班”。五四运动期间，长辛店部分工人已经与北京城内热心工人运动的人士接触，为声援青年学生的斗争，曾在娘娘宫组织“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等，开展示威游行等活动，并组织工人捐款。其中，“救国十人团”曾发展工人团员500余人。1919年冬，留法预备班的学员离开长辛店以后，长辛店机车厂工人史文彬、陶善琮等人在原有识字班基础上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教授语文与算数。
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后，决定与工人群体加强联系。李大钊派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来长辛店开展工作，与当地工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五一纪念大会。同一天，邓中夏来到长辛店，组织工人举行纪念五一的活动。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在工厂内外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号召工人捍卫自身的各项权利，并开展与资本家的斗争。集会后，有10余人到大街上张贴标语，有人还将标语贴在客车车厢上，“沿途观者无不拍掌欢迎，一时叫喊声、唱歌声、拍掌声杂出，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可以说，以本次活动为开端，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开始从工人中寻找力量。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青年》等杂志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撰写《五一运动史》《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只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要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切实的工作。
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后，联合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一项既定的革命策略。1920年11月，他们在中央公园开会，总结前一阶段在人力车工人、印刷工人中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走出市区，进一步密切与工人群体的内部联系，积极筹划在长辛店建立固定基地，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杨人杞与武明科、李懋银等人数次联络，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在原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作为推进工人运动的固定场所。
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宣传，启发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以工人为主要宣传对象的通俗周刊《劳动音》。邓中夏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劳动音》批判了过去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三种错误，即“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只怀抱一种主义或学说，而不去讲求别的学问和技能”，“只立一种最高尚最圆妙的自由分配制度为目的，偏不讲求达到目的之方法”。该刊指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空想的时候，应改弦易辙，积极从事实际的运动即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工作，“二十年以后，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
为了实践这种思想，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长辛店投入更多的精力。1920年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来到长辛店，与史文彬、陶善琮、张珍、武明科、陈励懋以及工头郭长泰、邓长荣等商讨筹备开办学校事宜，制订学校《章程》，并刊登在北京《晨报》和上海《劳动周刊》上。邓中夏后来回忆此次会面情形：“长辛店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亲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氛，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12月25日，邓中夏与杨人杞、朱务善再次来到长辛店，筹备开学的具体事宜。
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办学宗旨是“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学校分设日夜两班，日班是为铁路工人子弟而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夜班为工人而设，课程有国文、法文（当时工厂被法国和比利时人控制）、科学常识、社会常识、铁路知识以及社会发展史、工人运动等内容。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邓中夏要求根据工人的实际，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课本里。工人及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由学校酌量提供津贴购买书籍用具。学校教员主要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驻，先后有贾祝年、王铮、李梅羹、李骏、张纯、武明科、吴容沧、吴汝铭、卜润舟、邓中夏、张国焘、杨人杞、陈为人、何孟雄、朱务善等来给工人讲课。
他们最初希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培养工人的“共同利益感”和组织性、纪律性。继而从中选拔既有觉悟又有积极性的骨干工人，实行自我管理，为发动工人运动做准备。但是，学校开办之初并不顺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无法有效吸引工人关注，更难深入到工人心中，他们与工人之间存在“工学界限”，相互缺乏基本的了解。究其原因，这些知识分子最初很难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傲慢”，正如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在中共一大上所提出的：“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一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幸而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调整授课方式与内容。学校授课遵循先讲自然常识、然后进行革命意识动员的次序。教员一般先从教认“做工、劳动、劳工神圣”这些字开始，讲为什么下雨打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受到资本家的压迫与掠夺，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向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为了强调工人团结，教员不是空讲一般道理，而是进行形象的教育。如邓中夏讲授《工人最伟大》一课时提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火车、飞机、工厂、房屋，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成。当有工人问他，工人为什么受穷呢？他回答说：“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军阀、厂主剥削工人劳动造成的。他告诉工人，要想不穷，大伙就得抱成团。团结起来，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
同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意识地改变自身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自觉走近工人，与工人“打成一片”，努力争取工人的“认同感”。据张国焘回忆，五四运动期间，他带领一队同学去长辛店对工人演讲，“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于是，他们和工人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这一举动迅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双方之前存在的天然隔阂，工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思想上、情感上接纳了他们，“混得比较亲热”。
教员们还教工人们通过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笔记。学校订购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宣传读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声》和《共产党》月刊等，“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及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个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意识与自我认同感明显提升，参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热情被激发。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长辛店从事基础性工作，这是之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度将工人群体视为发动革命的核心力量。但在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力量并非现成，而且工人群体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必须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接受改造，才能适应革命的要求。因此，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对工人运动投入了大量精力。
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一步。正如邓中夏所说：“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晨报》和《京报》的记者都到场报道。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决定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及《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高呼口号“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五一节万岁”“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的人”，等等。邓中夏将这次活动称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1921年5月5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正式成立。该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宗旨，会址设在工人补习学校。至1921年7月，共吸收会员340余人。这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积累工作经验，推动北京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之初并不能有效开展活动，“彼时系一种群众的势力，为感情所冲动。当时虽订有公章，然办事无人，并且无识工人邓长荣从中破坏，工会变成有名无实。然经此一番之教训，工人觉悟之程度因之转加”。邓中夏等人调整策略，计划从组织劳动消夏团和工人俱乐部入手联络工人群众。1921年7月20日，长辛店劳动消夏团成立，下分音乐、游戏、拳术、足球、图书、演说6组，通过这些有益的游戏方式吸引工人群众加入。这是一个过渡组织，夏季过后，改为俱乐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北京代表在会上发言，介绍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中央迅速建立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山东等地设立分部。在北京设立的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和罗章龙负责，领导长辛店、天津、唐山、陇海路沿线等处的工人运动，直接掀起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形成“春云渐展”之势。长辛店工人运动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员。长辛店成为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实践基地。共产党人在长辛店并非只靠单纯的宣传鼓动与教育来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更注重帮助工人解决实际困难，使其明确斗争目标。同时，共产党人也很注意采取正确而有效的斗争策略，他们善于在工作中发现与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在近半年的时间里，经邓中夏等人的努力，先后吸收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工人入党，他们成为长辛店地区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北京党组织开始对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进行整顿，将工头、司事、巡警清洗出去。
1921年10月20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以俱乐部之组织，以行工会之实”，“一俟俱乐部之基础巩固、势力扩大的时候，即易为工会”。俱乐部这种组织方式，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摩擦。该俱乐部共有会员约1800名，史文彬担任委员长。通过一系列整顿，工人俱乐部进一步规范化，组织性明显增强，将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组织在长辛店扎下了根基。
1922年4月9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到会会员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彰德、信阳、江岸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奉、京绥等铁路工会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各地代表纷纷发表演说，“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会议持续3个小时，盛况空前，会上决定发起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确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雏形。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及其活动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及其活动具有很强的）工会通用的名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利用各种渠道，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信息更广泛地向全国传播，“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长辛店不但推动着铁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而且扩展到铁路领域之外。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身份向大会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确定了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方式也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会组织的雏形。据张国焘回忆，长辛店铁路工人彼此响应，一日千里，发起了中国北方和中部的“真正工会运动”。……“工会”的观念已经存留在全体工友的脑海中。1922年8月23日，长辛店京汉铁路厂工人举行罢工，震动北方地区。9月29日，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在《晨报》发表声明：“我们是工人设立的团体，是给无产阶级谋利益的，不是亲奉派，也不是交通系，我们是全全足足的工人组织的联合会。”1923年2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参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推进剂。
四、 长辛店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把组织教育工人，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近现代上海工人时指出：“工人是其自身抗议传统——根植于故土文化与工作经历之中——的继承者，他们和学生组织者之间自然有一种紧张关系，领导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在手中随意捏拿。”她还强调：“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多为青年学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与工人迥若天壤。对工人而言，青年学生是陌生的外来组织者，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作为外来组织者，要深入工人之中并取得工人的信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对政治的冷漠，对陌生组织者的戒心，对政府权威和工厂老板的恐惧，均可能影响工人的政治行动决心。”
早期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也认识到，发动工人运动，“在中国较之西欧难；在北中国较之南中国难。因工人长期居于积压之下，阶级觉悟与意志均比较的微弱”。他们以长辛店为主要活动基地，从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入手，进而利用“工会”这种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方式，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起来，发动工人运动。而斗争目标不局限在经济领域，也提出新的政治诉求，创造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联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一方面，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厚，受到外界干扰较少，容易争取到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通过接近工人群众和开展斗争实践，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作为自身组织存在的阶级基础。在中国，工人群体虽然早已存在，但必须经历一个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指出，“阶级”是一种关系，一种历史现象，不能把它看成一种“结构”，“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共产党人通过出色的动员能力，将工人群体组织起来，发动工人运动，赋予其鲜明的“阶级”意识，超越他们原有的地缘和乡土观念，使工人群体从自发状态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自我认同感明显提升，群体力量快速壮大，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
从更大的范围考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将中国工人运动水平与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工人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正如邓中夏所指出：“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这一评价是关于长辛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的客观定论。
作者：王建伟 李在全
来源：《北京党史》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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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