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台湾光复五十五周年前夕，天空笼罩在深秋的阴霾氛围下，数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齐聚在台北市青年公园，为五十年代死于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难友虔诚默哀。当低沉而哀伤的《安息歌》乐声缓缓响起时，许多当年曾经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难者和殉难者家属，眼眶不自觉泛渗出泪水。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继续向前走

李登辉于一九四六年自日本返回台湾后，随即进入台湾大学就读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成长于日本殖民地台湾，年长时负笈日本，习惯了法治社会的常规，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李登辉，回台后目睹来台湾接收之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倒行逆施、腐败贪婪、无恶不作，不但对国民党政权印象极端恶劣，更对当年来台之外省军政官员及各省人民甚觉嫌恶。

而真正启动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关键，则是他因缘际会结识了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等人。对尔等力主改革国政弊端的满腔热血，和对外省军政人员来台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深恶痛绝，更有共鸣之处。

李苍降，家里是台北芦州望族，台北二中毕业，日据时代中学五年级时，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狱三年余，直到台湾光复后才出狱。李苍降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友邦的侄儿，而李友邦系光复初期炙手可热之“半山”，是当时名声响当当的人物，甚得蒋经国宠信，故而安插来台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似有为蒋太子来台“卡位”之态势。可惜，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后，被当局绑赴南京，入狱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枪毙。

早先，李友邦有心培植李苍降这位晚辈，特地在光复后送他到中国大陆杭州读高中。“二二八事迹”后，李苍降从大陆匆匆束装返台，叔叔涉案系狱，悲愤之情使他对国民党政府观念丕变。李登辉偶然间得识年纪较他轻的李苍降，得知李苍降的特殊背景与际遇，两相攀谈，反对国民党政府和不满现状的理念都颇为投契，为同志友谊奠定了基础。李登辉私下认为，虽然李友邦已被当局逮捕入狱，李苍降在国民党政府内断无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国民党内的旧关系，加上李苍降本身亦曾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李苍降加入“三青团”，适值其叔李友邦担任“三青团”台湾省支团部主任之职），上层关系良好，更何况，李家是台北芦洲望族既是名门之后，攀附于他，日后谅必大有可为。

陈炳基年纪比李登辉小，稍早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已经加入共产党，算是这几个人当中在共产党内的党龄资格较老的一位。李登辉“入党”，陈炳基实际上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组织活动中，陈炳基也是相当活跃的灵魂人物。严格讲起来，早先陈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无产阶级”，而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最早的台共组织。陈炳基籍隶台北，父亲是台北“盛振布店”店东，算是台北迪化街一带的望族，主要经营布庄买卖，颇有积攒，家境尚称富裕。日据时代，陈炳基因欲偷渡至大陆参加抗日，知名女医师谢娥曾予资助，可惜因事机不密，被日本宪兵拘捕入狱。台湾光复后出狱，日本东京爆发著名的“涩谷惨案”，日本当局任由日本暴徒残杀台湾同胞，并不准台湾商人在日本涩谷经商，以免台湾人抢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将十几位台湾商人强行遣送回台湾。此事发生后，引起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抗议。陈炳基即利用台共党组织，举行游行活动，引起国民党政府关注，成为当年政府极感头痛的激进青年之一。

林如堉，台北板桥人，毕业于上海同文学院。

李登辉认为李苍降、陈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结交的益友。以李登辉早在日本时期即留心社会主义的渊源，他和陈炳基订交后，应已隐约感觉陈炳基可能是共产党员。基于各种理想和现实的因素，李登辉很自然地和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等人形影不离，结成共存共荣的同志关系。

基于壮大组织的想法，又发觉包括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在内的朋友，都对政府当局极端不满，陈炳基知道时机已臻成熟，遂积极激励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等人能在适当时机加入党组织。

此时，中国大陆的时局亦愈来愈紧张，国共战争的硝烟逐渐弥漫全中国。一九四六年二十月二十四日，发生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军人强奸事件后，各地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并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减少中共“解放”全中国的阻力。虽远在台湾，全台青年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反美示威活动。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都十分热衷于这项抗议行动。

沈崇事件发生后，李登辉和林如堉、陈炳基这批朋友，在台大法商学院召开反美游行示威筹备会议。会议举行时，李登辉见到陈炳基旁边有一位陌生人，他担心这人身份有问题，还贴在陈炳基的耳朵边说：“这个理小平头蓄短胡子的家伙，该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李登辉那时非常机警，陈炳基告诉李登辉：“不会的，他是我亲叔，是自己人，别担心！”而这位“陌生人”，就是我幼年的长辈邻居，陈炳基的表哥——巫金声。

台北街头的示威行动，台大方面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人即为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等人。这里头，李登辉的年纪显然是最长的一位，但是，这个阶段中，这群人实际上的领导者却是陈炳基。

“二二八事变”前的那段时期，台湾民众对陈仪领导的长官公署各种倒行逆施积怨愈来愈深，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热烈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和施政的不当；情绪激动的更直接参加了反政府的活动。

事变发生后，台北市北门附近的铁路平交道围满了愤怒的群众，企图阻断火车通行，警察和宪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现场围起重重人墙，把群众阻隔在外，警民双方剑拔弩张，暴乱一触即发。当时的陈炳基，经常在万头攒动的群众里边出没，事变发生时期亦是非常活跃的一员。后来陈炳基因此而被台大法商学院开除，为了逃避当局追捕，曾经藏匿在李登辉三芝乡老家“源兴居”一段时间。

一九四七年七月，从大陆回台湾不过半年的李苍降首先找到李薰山，和他进行晤谈。李苍降见李薰山时，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李薰山发现李苍降和他还有一段颇为特殊的渊源，因此倍感亲切。

原来，李苍降和李薰山非但是旧识，而且还有一段日后成为生死之交的少年经历。

日据时代末期，李薰山为反抗异族统治，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寻找能启发爱国精神的书籍阅读。学校放假时，李薰山常去位于台北市川端町（即今天台北市牯岭街一带的地方）闲逛那附近的旧书店，遇见店中有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著作，或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总是驻足店内专心阅读，不忍离去。书店老板见他求知欲甚强，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后，老板发现李薰山对反日书籍甚感兴趣，经常会偷偷告诉他，最近又有“好货色”进来了，于是趁人不注意时，拿些抗日书籍给他看。

这期间，李薰山在因缘际会下，认识了一个名叫雷灿南的年轻人。据李薰山告诉友人，雷灿南，台北二中毕业生，是一位极富民族精神的青年，两人很谈得来。雷灿南又为李薰山介绍了他在台北二中的同学李苍降。李苍降当时在台北芦洲公学校当教师。李薰山知道雷灿南和李苍降都爱看抗日书刊，有次他在帝国大学（台大前身）图书馆发现有几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有本书的书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读完这本书后，觉得这本书有价值介绍给同好阅读，就将书偷偷带回家。

于是，他将这本书借给雷灿南、李苍降看。不巧，李苍降在芦洲公学校私下看这本《清算日本》时，因过于大意，竟被担任日本线民的日籍同事发现，并向警察局密告。

在监狱中，日本特务严刑拷打雷灿南、李苍降，逼他们招供究竟是谁提供这些反日书籍给他们看的。雷灿南、李苍降在狱中虽然被打得死去活来，受尽酷刑，两人抵死不供出李薰山。雷灿南因受日本特务过度刑讯，甚至精神状况异常，仍不屈服。出狱后，在街头演讲宣传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后因精神崩溃，死于狱中。

李薰山既和李苍降有这么一层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别重逢，自是格外亲热，一番寒暄客套后，李薰山当然有话直说了。

李苍降告诉李薰山，“二二八事变”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相当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陆念书时，还曾经加入国民党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冀望能为国民党做些事情。经过这些年，他深感跟随国民党是不会有希望的，所以已经决意退出“三青团”。李苍降说，国民党胡作非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于今之计，如果再不思振作，通过组织的力量，争取发展社会的机会，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不可能强盛起来。

李苍降热血沸腾地向李薰山建议，他有几个朋友，大家都有志一同，想成立一个“进步组织”，询问李薰山共组这一组织的意愿。其实，从当初共产党的做法来讲，李苍降所谓成立“进步组织”的讲法，就是要借此成为中共党员的意思。

李薰山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但因刚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将临盆生产，本身有家庭压力，担心过度活跃容易暴露身份。更何况，最初他只晓得李苍降因为他叔叔的关系曾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如今他嘴巴里讲自己已经退出“三青团”，但实际上到底怎么样，仍待一番查访以后，才能再作定夺，免得被国民党派人卧底，反而误了大事。他这一点政治警觉是有的。所以，李薰山对李苍降一头热的提议兴致并不高，内心十分犹豫，因而未给李苍降明确的答复。但是，两人会面后，李苍降的那番话始终在李薰山的脑海里翻涌，久久难以平抑。经过他私下的考查，李苍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后，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动机上应该是很单纯的，绝非国民党渗透人员。

经过深思熟虑，李薰山把这件事向中共在台湾的上级组织作了报告，经上级同意，认为成立新组织的行动宜积极进行。李薰山便和李苍降见了第二面，表明愿意和他筹组新的组织，隶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组织在党的体系中，归在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大学支部底下。李苍降又把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三个人介绍给李薰山认识，这是李薰山头一次见到李登辉。

自此，李苍降等人正式纳入中共组织。小级成立之初，尚无任何特定名称，但成员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五个人。小组成员每天研读马克思著作，研读完就进行讨论。因那段时间最常研读的两篇文章，一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篇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大家便起意为小组太阳能名为“新民主同志会”。这个组织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成立。因为小组成员始终仅只五人，故又简称“五人小组”。由陈炳基带头，担任“中央委员”，同时陈炳基也兼任另一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之委员。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后，组织决定应定期召集内部读书会。那时，李登辉的友人陈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台北“川端町”（日据时代区名，现为台北市古亭区辖区），李登辉向他借来作为在台大读书的住处，“新民主同志会”就定期借这幢日式平房作为小组研读共产党书籍和开会的场所。在这里，“五人小组”也作出了拓展组织的决定。（按：有关李登辉在这幢平房内发生的故事，将在下章详述。）后来因见李登辉住所闲人出入太杂，才改到林如堉位于中山北路七条通之住所开会。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以后，组织内只有李薰山、陈炳基两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因此，李苍降、林如堉和李登辉三人，在李薰山的带领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产党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农民出身，一般都要经过半年的入党考核审查期，在这段审查期间，都是所谓的“候补党员”，必须通过审查，认定成份无问题，党内外政治活动够积极，才准许成为正式党员。

经过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审核，认为包括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在内的“新民主同志会”成员，多半是抗日活跃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据当时和李登辉同一个小组的现存同志表示：“党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主要是因为‘二二八事变’的关系，加上他们多半是活跃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经过‘候补党员’这关，便直接成为正式党员。”

李登辉三人的入党申请书表和自传，便是通过李薰山，由李薰山亲自交给刘沼光。李登辉正式入党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

刘沼光是何许人呢？此君也是台湾人，二次大战时期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光复后回台湾，任职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

刘沼光再将李登辉的入党申请书表连同自传，转交到台大支部上级指导员廖瑞发的手上，最后再交给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审批核准他们的正式入党申请。一九四八年元月，党组织派了一位大陆人徐懋德担任小组指导员。（按：徐懋德系大陆解放前的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台共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后，潜返大陆，后任大陆交通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居住天津。）

“李登辉为什么会脱离组织？据我理解，和一九四八年为了纪念‘二二八事变’一周年的活动有关”，李登辉的同组老同志回忆道。他还说出了李登辉脱党的全部经过。

一九四八年二月间，李薰山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说，组织交代，那年的“二二八”周年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是要每一个分支党部交出一篇文章，题为《纪念“二二八”告台湾同胞书》，准备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向台湾人民散发。上级的意思，这篇告台湾同胞书油印之后，以邮寄或是秘密散发的方式，发到全台湾的重要角落，打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因那份油印传单散发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军干部、学生和知识分子，到时一定会引起社会骚动，如此，必须发挥党的力量。

而“新民主同志会”本身，也准备以该“同志会”的名义，另外再散发一份纪念“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原则上也是请每位同志各写一篇。

二月二十日过后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给了李薰山。当时“新民主同志会”采取非常民主而公开的方式，他们把所有的文章拿出来讨论，由大家决定究竟采用谁的文章公开印行，并不是由上级指导员徐懋德以组织领导的威权来决定究竟如何取舍文章。

一位成员说，李薰山那篇文章是用日文写成的，李薰山主要的考虑，是怕光复后不久，台湾民众许多人还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达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说，徐懋德是大陆人，和“新民主同志会”本省籍同志的交情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所以不会对任何个别同志有所偏袒，取舍文章理应不会有任何私心上的考虑。“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和李登辉也没有严重冲突，不可能以好恶之心排斥李登辉。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这份文宣品能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最后大家开会决定选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为《告台湾同胞书》的正式文稿，并付梓印行，准备二二八当天正式散发出去。

据李薰山事后向同志和友人谦称：“我想大家会选我的文章，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事实上反而我觉得李登辉写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们这个组织里边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位。”

在筹划“二二八”周年活动时，除了沿街张贴大字报的构想，李登辉还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成员认为李登辉提出的想法多半是“书生之见”，不符合民众的需求，若照着做的话，非但窒碍难行，而且得不到民众的共鸣。在会议过程中，自己提出的意见均被同志否决，使这个个性一向好强争胜的李登辉，积了满腹怨尤。

不论是文章或是筹划运动的方式，决定权既是在于全体同志，李薰山当然没有立场去作任何改变。然而，此事却引起李登辉内心的极度不悦。

未采纳李登辉的文章和他的主意还只是导火线，究其根源和远因，主要在于李登辉自恃太高，故而瞧不起“新民主同志会”里头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苍降、陈炳基年纪上要比李登辉小几岁，那时的学历也只有中学水平，而李登辉自认是留日归来，纵使尚无大学文凭，毕竟是喝过洋墨水了，和李苍降、陈炳基在一块儿，等于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价；何况同志们的年纪上，李登辉只比李薰山小一岁，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采纳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就罢了，居然连文章都不被采用，怎不教他引以为毕生奇耻大辱，难以咽下这口气。

李登辉在“新民主同志会”内曾经高傲地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资本论》这些共产主义理论著作，组织内谁读得比我通？李登辉告诉友人，早在入党以前，就已经读遍了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听从我的意见，那我干脆与尔等划清界限好了！

据徐懋德的说法，李登辉说明自己想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当然，徐懋德曾当场质疑李登辉的这番说辞。他当面追问李登辉，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你入党、写入党申请书表时，明明写着有志于加入共产党，此刻又说你不适合党的活动，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李登辉则顾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答复。据徐懋德事后向同志表示，基于尊重其个人意愿，徐懋德未便多加勉强。但既然已经参加过党组织活动，对党的内部机密，想必亦多有所涉入，在国民党军警侦骑密布，查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此刻，徐懋德取得李登辉的口头承诺，对共产党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均绝对保守机密，日后并不得相互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说不动李登辉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们平日也难忍李登辉处处瞧人不起的高傲气焰。徐懋德虽多次排解，都不得其门而人。李登辉此番出走，虽说是组织之损失，但少了李登辉这种麻烦人物，顿时如释重负，得失之间，总要有所抉择。

当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辉脱党的心态，认为他是个“颇具英雄主义的人”，认为他留在共产党内部，觉得无法尽情发挥，心情抑郁，才会兴起不如归去的念头。对于李登辉个性的分析，这可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据陈炳基事后推测，当时“新民主同志会”与“学生工作会”关系密切，负责人均由他独揽。陈炳基因感无法兼顾而辞卸“学工会”委员一职，推荐李登辉接任，不料却被上级否决，改派李登辉旧识杨廷椅接任。李登辉失去独当一面之机会，可能也是其退党主因之一。

从一九四七年秋天入党，到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和徐懋德谈判脱党，李登辉的共产党党龄仅不及一年光景。据一位李登辉的老同志透露，脱党后的李登辉和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组织的公开场合里再也不曾见过李登辉。

徐懋德叙述的和李登辉最后会晤的这段经过是否属实，部分同志都有某种程度的怀疑。依共产党当年在大陆上的做法，既然入党，就决不容许有什么“退党”这回事。在某些共产党人的眼里，“退党”或是想退党的“动摇分子”，其实与“叛党”无异。通常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处理叛党分子只有一种选择——制裁。所谓制裁，即派人秘密暗杀处决。徐懋德难道未将退党的严重性告诉李登辉？即便是徐懋德末曾告知，以李登辉之精明，岂会不晓得共产党处置退党人员的手法？

所以，“新民主同志会”老人叙述的有关李登辉退党的经过，是否有隐瞒事实之处，实在值得再三推敲。以我的访查了解，李登辉退党后，在“新民主同志会”内部引起了极度的震撼，徐懋德和李登辉之间在最后一次晤谈时，极可能发生过尖锐的言语冲突。所以，徐懋德在结束与李登辉的晤谈后，作出了两个明快的决定。

徐懋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立刻着手找人替补李登辉空下的位子。据“新民主同志会”的老人回忆，李登辉离开“新民主同志会”后，有天指导员徐懋德带了一位新同志到会里，和所有党员会面。这人名叫蔡瑞钦，台南人，时任职台湾省教育会。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绍后，大家便知道此人是来递补李登辉的。

徐懋德的第二个动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也就是李登辉退出“新民主同志会”后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内部同志宣布，“新民主同志会”从今天起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并将组织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在增强组织的隐秘性。“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共分为三个小组——宣传、组织、教育，小组的领导分别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陈炳基三个；徐懋德仍为上级指导员。

采取这两项行动，证明徐懋德对李登辉的“君子协定”不放心，他担心李登辉是个“动摇分子”，只要他果真是“动摇分子”，迟早会出卖组织，向情报机关密告，所以才消极性地作出了这些动作，防范不测。

虽然李登辉和中共告别了，前文也说过，在各种公开场合，李登辉刻意回避和共产党同志碰在一块儿，以避免双方的尴尬。但刚脱党时他却并未和原“新民主同志会”的老同志完全断绝往来，他依旧可以知道组织的风吹草动。蔡瑞钦来替补他和“新民主同志会”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这些事，李登辉不是毫无警觉。他知道，自己的人身并不安全，虽然他和徐懋德之间有所谓的“君子协定”，但以李登辉多疑的个性，岂会尽信这“闲话一句”的口头承诺。然而，他究竟该如何防卫昔日同志猝不及防的一击？

徐懋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正在暗中隐隐然酝酿着。

李登辉脱党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肆搜捕潜伏在全岛的共产党人。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新民主同志会”（当时已改名“台湾人民解放同盟”）竟是所有中共在台湾组织中最早被国民党政府当局破获的党组织。一九四八年李登辉脱党后不久，徐懋德通过管道，向李薰山、陈炳基、林如堉发出紧急命令，要他们立刻离开台湾，偷渡到香港，静候香港地区的同志接应他们。陈炳墓在接获命令后，认为量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无处逃生时，竟然躲藏在台北一家麻疯病院，逃避当局的追捕。

一九四九年二月，陈炳基被迫远走大陆。中共建国之后，成为中共方面台籍人士的代表人物。曾担任北京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任委员及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现已退休。台湾放宽大陆政策后，陈炳基曾经数度回台，并和李登辉私下会晤，两人交情之深厚可见一斑。

李薰山、林如堉二人因躲避不及，在一九四八年底同时被情报机关逮捕。李薰山被判处三年半徒刑，出狱后并移送感化教育四年，经七年半之牢狱生涯，才重获自由之身。据称，林如堉因在狱中策划组织反抗活动，经情报单位发现后，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判处死刑，立刻执行枪决。李薰山、林如堉等人被捕后，曾经为李登辉转呈入党申请书的台大医学院助教刘沼光接到上级指令，随后也潜逃大陆。已婚的刘沼光只身逃往大陆，把妻子留在台湾，刘太太在台湾守了一辈子“活寡”，终身末改嫁。

一九九七年，刘沼光因脑溢血症死于香港。

原“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中，除了脱党的李登辉外，最后被捕的是李苍降。林如堉在一九五○年被捕后，于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判处死刑。递补李登辉的蔡瑞钦，也在原“新民主同志会”被国民党破获后，被当局逮捕枪决。

若将己经离去的李登辉不算在内，原先大家自谢的“五人小组”成员，加上后来递补李登辉的蔡瑞钦、上级指导员徐懋德、和“新民主同志会”关系密切的刘沼光，一共七个人；其中，林如堉、李苍降、蔡瑞钦等三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枪毙，徐懋德、陈炳基、刘沼光等三人则是“在组织安排下撤逼到大陆”，安然脱身。（鞍：徐懋德系于一九五○年二月间，因情报机关追缉日紧，于最后阶段偷渡回大陆，现居大陆天津，已自工作单位退休。）

七名和“新民主同意会”直接有关的共产党成员中，惟独李登辉可以置身事外，未为国民党当局逮捕，这种结果是令人很不可思议的。以当时国民党情报单位的办案逻辑，只要曾经加入共产党，哪怕参加共产党活动只有一天，有关方面拼了老命也会将此人逮捕到案。情报单位既然连李薰山这种领导级的干部都逮得着。侦骑们难道抓不着每天按时到台大上课的李登辉？情报单位为何独厚李登辉，并蓄意纵放李登辉呢？那时的李登辉台大都还没毕业，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书生，抓李登辉究竟有何忌讳？除非李登辉和情报单位有“特殊的关系”或有明显的利益交换，否则很难教人相信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的情报单位，竟会摆着共产党李登辉不抓，大发慈悲，法外施仁。

一个天大的疑惑在我内心深处盘桓着，到底李登辉是不是“叛徒”？他到底有没有出卖他的同志，酿成同志一个个不是命丧黄泉，便是流落天涯？如此惨祸，孰令致之？

为了解开这许许多多难以解释的迹团，我亲自造访了年已七十八岁的李薰山。老先生却亲口告诉我，出卖原“新民主同志会”同志的另有其人。李薰山述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李登辉走后，陈炳基有个私交不错的同班同学叫刘招枝，加人了“新民主同志会”。（按：李薰山先生告诉我，有关“新民主同志会”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的背景，和李登辉脱党无关。他说上面要改名的原因，是认为新的组织名字比较“具号召力”。实情是否如此，则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但另据了解，“新民主同志会”改名和李登辉脱党绝对有关。）刘招枝成为“新民主同志会”成员不久，表现十分积极。他向组织反映，台湾省政府教育厅有位工友，名叫张清杉，此人言行左倾，如果吸收过来，对发展国民党政府内的组织应有一定程度帮助。

照李薰山的讲法，刘招枝吸收张清杉进人“新民主同志会”后，张清杉不断打探组织的消息。那年的十月间某日，徐懋德突然带来口信，谓据报新进人员张清杉是个国民党特务，你们的底细已经由张清杉暴露给政府特务机关，如果不及时离开台湾，恐怕会有性命危险，且会影响组织安全。因此，徐懋德命令李薰山、陈炳基、林如堉三人应连夜撤退到香港，到了那儿后，组织在香港自会有人接应他们。

陈炳基一个人躲在麻疯病院，而李薰山、林如堉两人则相约先回家一趟，在家里住一晚后，再连袂偷渡到香港。李薰山说：“我和林如堉太爱台湾了，太舍不得家里了，想偷偷回家多住一晚，和亲人聚聚，隔天再出发也不晚，没想到这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情报单位的干员去抓陈炳基，结果扑了个空，而去抓李薰山、林如堉的另一组人，却将他们两人逮个正着。

这就是李薰山亲口说明有关原“新民主同志会”被破获的经过。但是，李薰山讲述的被捕过程，仍有许多疑点末经澄清。

譬如，张清杉既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到“新民主同志会”卧底的干员，为何只向其服务机关回报了陈炳基、李薰山、林如堉三人的背景资料，却漏掉了如李苍降、蔡瑞钦、徐懋德、刘沼光这几个人？张清杉为何会找上刘招枝这个“新民主同志会”的新成员，在他面前刻意表现积极，引其上钩，并借此打入共产党组织，俟机对该一组织发动突袭。张清杉的情报来自何处？是内线，还是外部情报？这提供线索的人是谁？

日后李薰山的判决书上，也凸显了李薰山上述说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判决书的“事实”项下写得清清楚楚，说李薰山这个案子，是“业经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侦悉分别逮捕”。但是，清楚张清杉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历史的人都晓得，张清杉并不是“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的干员，而是保密局吸收的本省籍干员。依国民党情报单位叠床架屋、各自为政的工作惯性，张清杉明明是保密局的人，他怎么会把自己查悉的李薰山等人的情报线索交给“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去办，白白送警备司令部一个大人情呢？可知李薰山所说，原“新民主同志会”是被张清杉潜伏而遭国民党破获的说法，是存在着若干明显疑点的。

除非上述疑点都能一一澄清，否则，共产党内外对李登辉出卖同志的疑云将永远难以廓清。

日后李登辉在担任“总统”后，当昔日“二二八”受难者向他陈情要求政府赔偿损失，并为当年政府的错误举措道歉时，李登辉竟亦厚颜地声称他“也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对照一九四八年李登辉脱党后，情报单位竟然立刻动手抓人，他“新民主同志会”的旧日老同志，一个个不是被枪毙就是关人大牢，要不便是亡命天涯，在海外高唱“黄昏的故乡”。李登辉既未参与“二二八民变”，连“二二八”的边都沾不上，加人共产党没几个月又中途脚底抹油开溜，甚至还被怀疑出卖同志，这种人自称是“二二八受难者”，岂不是对受难者家属和受难者冤魂天大的污辱？

如前文所述，话说“新民主同志会”被当局破获后，陈炳基靠着其他老朋友的掩护帮助，在当时台北“乐生院”（按：该院系一安置麻疯病患的场所）工作，整天和麻疯病人在一道。一九四八年底的某一天，陈炳基和他的一位亲戚相偕走在台北西区街头，远远看见李登辉迎面走来。陈炳基看走过来的是“老同志”李登辉，准备上前去打招呼。谁晓得李登辉瞥见是陈炳基朝他打招呼，不但假装不认识，还侧着身子径自往旁边的岔路走开，一溜烟不见人影。可见当时李登辉之机警与心虚。这是陈炳基离开台湾前最后一次与李登辉见面。

我有一位堂兄，名徐渊琛，和陈炳基交情不错，在陈炳基落难时，曾经资助他盘缠。陈炳基为了乐生院病患过年时能品尝年糕，还曾向我父亲要求捐赠红糖一大袋，父亲也慨然允诺。所以我们家族和陈氏也算有些渊源。后来徐渊琛因案被当局执行枪决。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原先四处藏匿的陈炳基终于逃离台湾，赴大陆投奔中共。

号称为“五人小组”的“新民主同志会”五名成员中，扣除脱党的李登辉，另外四个成员竟然不是被捕就是亡命海内外，（按：“新民主同志会”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尚有新同志加入。）而且组织曝光遭政府情报单位破获的时间，恰巧就是李登辉脱党之后不久的事。那时，固然情报单位已经展开搜捕行动，但一九四八年间，共产党尚未在大陆取得政权，国民党情报机关执行任务跑重点仍放在大陆地区，正忙着在大陆和中共作证面交锋，哪能将重点工作摆在清剿台湾的共产党呢？因此，认为“新民主同志会”的破获和李登辉脱党有关，乃是合理的怀疑。

但是，“新民主同志会”如今尚幸存的老同志，却声称李登辉绝对不会背叛组织，没有向国民党告密。李薰山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位。他表示，有人说李登辉因出卖同志而存活，并非事实。他说，李登辉“是因为被警总叫去，调查他是在农复会任内，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回国后之事”。并称当时李登辉是被蒋彦士保释出来的。李薰山并表示，李登辉被约谈时，他（指李薰山本人）己经出狱，李苍降、蔡瑞钦等人则己被枪决。他认为李登辉被约谈时，其他同志不是已经枪决，就是刑期已满重获自由身。

李薰山还说，李登辉只是坦承过去的事情，他的供词对案情本身“已无影响”，故此事“不能冤枉他”。

李薰山还回忆当他被约谈临回来时，调查人员向他说：“李登辉是已经自新的人了，你往后对外要保密，切莫再谈及当年往事……”这段谈话，透露了几许玄机，只是李薰山当时无法突破盲点。他显然不知道一九六九年李登辉被约谈是因为被怀疑涉及黄文雄枪击蒋经国案（在康乃尔大学时，李登辉与黄文雄时有往来），约谈李薰山不过是对陈年老账重新求证而已。事后证明台独分子黄文雄案与李登辉无涉，李登辉是清白的。

到底坊间的传闻有没有“冤枉”李登辉？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但是，若说李登辉和“新民主同志会”早在一九四八年，也就是真正由蒋经国登台主导的“白色恐怖”都还没实施，就已经被国民党在台情报单位破获的这件事看来，实在很难令人信服。

关于李薰山的讲法，我认为仍有许多疑点亟待澄清。而要澄清这段历史的话，首先就要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大环境了解起。

现在台湾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大致上可以租分为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也堪称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高压统治的两个高潮期。

第一阶段的白色恐怖，是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八年底。这段期间，是国民党军队针对台湾岛内的暴乱强行武装镇压的时期。这个阶段的白色恐怖，执行的主角是国军部队，特务机关则是配角；而镇压对象基本上以参与“二二八事变”的群众和领导或参与协商的精英阶级为主。第十阶段的白色恐怖，国民党尚鲜少对台湾岛内的左倾或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大逮捕或是武装镇压。

第二个阶段的白色恐怖，实施时间是从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全面失利而撤退台湾之后，到六十年代末期为止。这个阶段白色恐怖的执行主角，是为数众多的情报机关特务人员，而军警武力只是执行白色恐怖的后备配角。当年分布大陆各地派系庞杂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全力清剿岛内共产党潜伏分子。共产党和台独分子是这个阶段的镇压对象。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尚未撤退台湾之前，也就是第二阶段的白色恐怖尚末展开前，就在一九四九年宣布台湾地区实施戒严，这算是第二阶段白色恐怖的序幕。随后在国民党政府于同年底撤退来台以后，于一九五○年五六月分别颁布了惩治叛乱条例及检肃共党条例，并且以这两个条例作基础，第二阶段的白色恐怖才真正开始，从此展开了台湾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高压统治时代。

弄清了白色恐怖的阶段性特性，就明白为什么李登辉曾经参与的共产党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在白色恐怖还不那么严峻的时期——一九四八年年中，竟遭国民党情报单位破获，组织成员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损兵折将，八名成员里边，三人被杀，一人被捕判刑，三人亡命大陆。而当作者查考当年安金局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所有的档案资料时，竟然发现在一九四八年间，此事完全末被记载在资料中。可见当年被破获的，尽是些不受当局重视的小案，根本没有侦破像样的潜伏共党案。这亦间接证明，“新民主同志会”如非李登辉的密告，何以组织最后会全部瓦解？无疑，在第二阶段白色恐怖开始前，李登辉已经“将功赎罪”，向国民党效忠靠拢了。

事后李登辉的昔日同志为李登辉缓颊开脱的种种说法，经常是漏洞百出，由此更足以证明李登辉当年向国民党“输诚”，其技巧是何等的高明了，高明到连昔日被李登辉坑害、坐过国民党黑牢的老同志。出狱后都还要为他“辟谣”开脱。李登辉究竟是用什么手法让老同志甘于隐忍不语，甚至为他做些溢美之词，掩饰其罪愆，显然不是外人可以窥尽其全貌的。据我的了解，当李登辉任职“台北市长”后，手边开始掌握行政资源，他使借此良机，大做收揽昔日老同志人心的工作，这也难怪若干人等会对他呵护有加了。

研究过李登辉过去历史的人都清楚，凭常识判断，李薰山说李登辉是在农复会时期“被警总叫去调查的”已是后事，而事实上，李登辉早就向“警总”的前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自新；而李登辉去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自新”的时间，则是在他服务农林厅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五○年左右，而且保释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徐庆钟。至于李登辉是否曾经在正式“自新”之前向情报单位透露过什么线索，我不敢绝对说他有；但是，如果为他辩护的人没有确实证据，也不足以说明李登辉是清白的，更无从说明李登辉和他的组织被破获脱得了干系。因为的的确确，“五人小组”里边，只有李登辉一人是脱党分子，其他的“同志”在他脱党后，不是被枪杀，就是陆续被逮捕判刑坐牢，惟独李登辉二人逍遥法外，怎么能不启人疑窦呢？

（按：有关“警总”的名称，一共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九月，陈仪在台湾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陈仪兼司令，体制上归军事委员会领导，司令部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为台北，一为重庆；第二阶段，一九四七年五月。为适应“二二八事变”之后的台湾情势，改名为“台湾全省警备司令部”，首任司令为彭孟缉，体制上归台湾省政府主席节制；第三阶段，一九四九年二月，改名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省主席陈诚兼任总司令。改隶国防部；第四阶段，一九四九年九月，改名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为止，历任司令率由省主席兼任，先后为吴国桢、俞鸿钧、严家淦、周至柔。一九五五年起，保安司令部改受国家安全局指导节制；第五阶段，一九五八年七月起，改名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首任总司令为黄镇球。

“警总”是早年国民党政府地区性的情报机关，主要任务是检肃台湾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叛乱分子”，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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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渊涛。来源：《替李登辉卸妆》。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