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一战结束已百年，但战争的阴霾并未远离人类。一战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第二国际在战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二国际在战前通过了九个反战决议，这九个反战决议虽然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保卫和平的意愿，但其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仅未能弥合各党分歧而把国际无产阶级凝聚成一股反对战争的巨大力量，而是放任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滋蔓，消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革命行动。“一战”爆发后各机会主义政党领袖进而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文分析了这九个决议“政治正确”背后的争论和分歧，探索了其历史局限性的根源。
第二国际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外学术界都曾有过研究第二国际的热潮，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对第二国际史的研究也随之趋于冷寂。但是，“论”得少了，并不意味着既有的研究就已经很全面、很透彻。比如，尽管第二国际是一个更多针对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人运动组织，但检视其斗争历程可以发现，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关注了“反战”的主题，这就是一个过往学术界少于整体性专题研究的侧面。本文即意于此，根据第二国际九个反战决议的基本内容，总结第二国际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探讨各国社会党在反战问题上的分歧；分析第二国际反战决议的局限性，希冀有助于深化对第二国际及其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
一、九个反战决议的基本内容
从1889年成立时的巴黎代表大会到一战爆发前夕的1912年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在其存在的25年间共计召开过九次代表大会，其中除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作出的殖民问题决议间接涉及反战问题外，其余八次大会均就军国主义和反战问题作出了专门决议。历次大会作出反战决议这一事实表明，第二国际各党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掠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当然，在九个反战决议中，某些决议特别是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等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是在多个社会民主党提出不同反战议案的基础上，经过大会讨论甚至激烈辩论，根据多数社会党意见，以某党或某党领袖提出的议案为蓝本经修正后获大会通过的。由于有些政党或政党领袖坚持自己提出而被大会否决的提案，因此，九个决议并不表明各国社会党在反战问题上的策略主张完全一致。
为后文论述方便起见，此将九个反战决议的基本情况表示如表1。
分析第二国际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决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战争的基本认识
九个反战决议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生、危害以及战争的消灭问题多有论及。（1)关于战争的产生问题。多个决议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如1896年的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时期，战争的主要原因并非宗教或民族的纠纷，而是由生产方式本身所引起的各种统治阶级的经济对抗。”[1] 1907年的决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力图使自己保持一定的市场，而且还主要靠奴役人民和夺取他们的领土来获取新的市场。”[1] 1910年的决议指出：“战争不是别的东西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以及作为资产阶级对内统治和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奴役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的军国主义所引起的。”[1]这些论述表明，第二国际把战争的主因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各国资产阶级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争夺世界市场，不仅相互之间发生战争，而且还发动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2)关于战争的危害。1900年的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对于现代和平的正常发展”[1]73是一个严重的威胁；1910年的决议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准备战争而进行的军备竞赛，无谓地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阻碍了社会改革的实施，更重要的是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着人类的文明、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幸福、威胁着群众的生活”[1]。（3)关于战争的消灭问题。多个决议从战争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消灭战争的根本办法，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如1889年的决议指出：“战争是现代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它只有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消灭，随劳动的解放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最后消灭。”[1] 1891年、1893年和1907年的决议指出，要彻底消灭战争，除非资本主义制度自行发生崩溃，否则只有靠处于战争水火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二）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
九个反战决议的内容表明，第二国际各党把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社会党人坚决反对战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战争。（1)无产阶级是战争的首要受害者，因此无产阶级是战争的天然反对者。1891年的决议指出，“世界大战一旦爆发，遭受无穷的灾难的首先是工人阶级”[1]；1900年的决议认为，由战争“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后果完全压在无产阶级身上”[1]。由于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资本主义战争的天然的和坚定的反对者。1907年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承受着战争的全部重担，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天然反对者，因为战争违反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1]；1910年的决议指出，“战争加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负担最重，使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最深，因此工人阶级最关心消灭战争”[1]。（2)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由于各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常常在工人阶级中灌输和培植民族沙文主义偏见，“以使无产阶级背弃它的阶级责任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义务”[1]，因此，第二国际通过的反战决议多次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891年的决议号召“每个希望结束战争的人都应当参加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主张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的政党”，并“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坚决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联盟”[1]；1896年的决议则指出，“各国劳动阶级应当像反对把他们当作牺牲品的统治阶级所采用的其他一切剥削方式一样，起来反对战争”[1]；而1900年的决议更是明确地指出，各国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局限于在政治方面抽象地显示一下国际团结的精神，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反对战争；1912年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呼吁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战争爆发的紧要关头不仅要向资产阶级政府表达“坚决保卫和平的工人阶级的意志”，而且要“以无产阶级的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世界来跟剥削与屠杀人民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1]如果通过种种努力还是不能阻止战争爆发，那么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由倍倍尔提出、经列宁和卢森堡等革命派修正后通过的决议指出：“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1]
（三）反对战争的措施和手段
九个决议关于反战措施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1889年、1896年和1900年的三个决议提出了废除常备军的问题。三个决议指出，常备军是资本主义寡头实行社会压迫的工具，是引起战争的普遍原因，非但不能起到保卫祖国的作用，而且败坏青年道德，腐蚀国民生活，使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不堪军备负担，而实行全民武装可以避免这些弊病，因此要以全民武装取代常备军。（2)各国党的议会党团要反对军事拨款，坚持裁减军备。1893年的决议指出，议会中工人政党的代表不仅“有责任否决军事拨款”，而且应该“要求裁减军备”；[1] 1904年的决议要求各党议员“反对一切殖民侵略和每笔殖民地军事支出”[1]；1910年的决议要求各党议员向议会“经常提出关于普遍裁军”[1]的建议和要求。（3)反对秘密外交，要求成立国际仲裁法庭来调解各国争端。1896年的决议提出了成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际仲裁法庭并由其解决各国政府纠纷的要求，并明确表明工人阶级反对秘密条约；1907年和1910年的决议重申了“必须由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停止秘密外交并公布国与国之间现存的和将要签订的一切条约”的要求。[1] （4)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青年。1889年的决议指出，资产阶级战争“把一部分处在受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时期、处在精力充沛时期的优秀青年征入兵营，使他们道德败坏”[1]，因此，1900年、1907年和1910年的决议提出，各国社会党要向本国青年阐明产生战争的真正原因，并“努力用关于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青年，使他们经常保持阶级觉悟”[1]。（5)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外的其他反战措施，包括宣传反战主张，教育无产阶级保持团结，组织各种请愿活动，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6)社会党国际在反战中的作用和应采取的措施，包括支持和协调各国工人阶级的各种反战行动；帮助各国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进行反战斗争；努力使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保持联系；在战争危险日益逼近的形势下为各国社会党规定反对战争的特殊任务。
二、九个反战决议背后的争论和分歧
如前所述，第二国际的九个反战决议中，多数决议是在各党提出不同反战议案的基础上，经过大会讨论甚至激烈辩论后，以某一提案为基础经大会修正后获通过的。大会通过的决议是各党妥协的结果，也是各党坚持第二国际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的结果。由于某些党或党的领袖坚持自己提出却被大会否决的提案，大会从实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把那些争论过多、分歧过大的问题写进九个反战决议中。因此，要了解各党在反战问题上的分歧，就得考察历次大会上各党提出的相关议案，以及各党之间或各党内部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争论。分析相关文献可见，第二国际内部在反战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反战措施上，究竟是采取和平的议会手段还是革命的反战行动；其二是，在区分战争的性质上，究竟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的“攻防论”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判断标准。由于在反战措施问题上，关于军事罢工的问题在多次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因此，本文把军事罢工问题从反战措施问题中单列出来进行探讨。
（一）在军事罢工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
通过罢工来阻止战争的反战议案最先由荷兰代表团在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提出。该议案指出，现代战争“是资本主义国际意志的结果”，各国社会党人应该“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来对付在任何地方的宣战”。[1]荷兰代表团的提案遭到了波兰代表团的反对，反对理由是：中欧存在着有组织的社会党，因而有可能举行罢工，但俄国则不能举行罢工，如果中欧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举行罢工，就会导致俄国哥萨克对中欧的入侵。荷兰代表团的罢工提案遭大会否决。在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上，荷兰社会党再次提出了罢工提案，该提案这样指出：“卷入战争的各国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应当起来反对政府的宣战，办法是拒绝服兵役，举行总罢工——特别是在军事生产部门中，以及号召妇女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留在家里。”[1]这个议案再次遭到大会否决，李卜克内西、阿德勒、屠拉梯等著名领袖在发言中指出，军事罢工这样的激进行动将会遭到残酷镇压，普列汉诺夫则重申了1891年波兰代表团的反对意见，认为军事罢工将会“首先解除各文明国家的人民的武装，而把西欧交给俄国的哥萨克”，因此荷兰代表团的提案看起来十分革命，但在实际中会“转化成它的反动的对立面”。[2]
在1907年的大会上，法国代表爱尔威的议案，以及由饶勒斯和瓦扬共同提出的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运用包括总罢工和起义在内的各种手段来遏制战争。这两个议案遭到了同样是法国社会党人的盖得的反对，盖得认为，军事罢工会给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和鼓动造成困难，从而破坏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工作。德国党的著名领袖倍倍尔把爱尔威的提案指斥为对荷兰党领袖纽文胡斯罢工主张的重复，并声明德国党不会采取军事罢工这类“可能给党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给党的存在招致不幸后果的斗争方法”[1]。德国党的另一位著名代表福尔马尔紧跟着倍倍尔在战争问题委员会上表达了几近相同的观点，他批评法国党迁就爱尔威和饶勒斯的罢工思想，并指出：“靠军事罢工来反对战争的想法，正像以为通过总罢工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一样愚蠢。采取这种策略就会迷失方向。”[1]德国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对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反对罢工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卢森堡指出，德国党过去一直把总罢工当作无政府主义的措施加以否定，但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总罢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并不是德国党“受到了多美拉·纽文曷司（纽文胡斯)精神的影响，而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红色怪影的影响”[1]。她指出，过去可以通过罢工争取选举权，现在同样可以通过罢工来遏制战争。
在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瓦扬和哈第再次提出了总罢工的议案，该议案这样指出：“在一切用以制止战争的手段当中，最适宜的是工人总罢工，首先是供应战争物资（武器、火药、运输工具等)的那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总罢工。”[1]这个提案再次遭到严厉反驳。累德堡、伦纳等人指出，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取总罢工这样的极端措施，必然招致政府颁布新的“非常法”，这将给社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无异于自杀；爱尔兰工党代表格拉希尔甚至把总罢工这种诉诸武力的倾向指斥为“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好斗的动物本能”[3]。
第二国际各党在军事罢工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实际上就是在反战措施上要不要、敢不敢采取革命行动的问题，也就是反战策略和手段的问题。
（二）在反战策略与手段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
围绕着反战措施和手段问题，第二国际各党在多次大会上发生过争论，但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以前，这种争论还不甚激烈。以1907年8月英俄正式签订瓜分波斯的协定为标志，法、英、俄组成的协约国与1882年5月德、意、奥组成的同盟国，构成了危及世界和平并最终发动世界大战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只要某个‘强国’稍一动弹，‘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之焰’”[4]。在此形势下，究竟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反对战争，成了摆在各国社会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在大战爆发前夕的1907年和1910年召开的两次大会上，各党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在第二国际中正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两个派别。
反战措施主要是围绕着和平的议会手段与议会外的革命行动问题展开。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德国党领袖倍倍尔在战争问题专门委员会的发言中明确表达了反对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他说：“要是战时在法国采取爱尔威的手段，如总罢工、后备兵不应征、公开起义等等，好处是很少的。我坦白地说，在我们那儿，采取这些手段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不应当提出来讨论。”[1]福尔马尔则把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完全排除在反战措施之外，他借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说：“可以靠社会主义的精神、宣传、教育、扩大议会影响以及发动社会舆论来麻痹战神，但不能靠幼稚的密谋来麻痹战神。”[1]英国党代表拉夫则说得更直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出议会里的和平活动……英国工人拒绝挑起带有暴力性质的事件。”[3]倍倍尔等人醉心于议会策略的思想遭到了爱尔威、卢森堡和饶勒斯等人的反对。爱尔威指出，当德国的刺刀准备刺向俄国革命者的胸膛时，德国党或许能做的就是“把三百万张选票的精神影响投放到天平上”，舍此就别无他法了，他因此而把德国党嘲讽为“选票计算机”，“是拿委任状和管现金出纳柜的党派”。[1]卢森堡则明确指出，如果德国社会党人只满足于议会内的斗争，而不能像俄国革命者那样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她呼吁德国党采取实际行动来阻止战争。饶勒斯指出，反对战争“不是光靠诅咒，不是靠无济于事的怨愤和不关痛痒的咒骂所能做到的……而是要靠他们的全力行动。他们必须通过议会的或社会的行动，踏死灾难性战争的苗子。”[2]在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累德堡的议案把反战措施限定于社会党的议会党团活动，遭到了英、法、波等国代表的反对，其中瓦扬就指出，议会内的斗争如果“没有群众的压力，没有整个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冲击力来支持，就一点用处也没有。”[3]
在反战措施上的两种主张反映了第二国际内部在反战问题上的两种心态，即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和乐观主义的“有为论”，前者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党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止战争，后者则认为工人阶级有能力制止战争。对遏止战争持悲观态度的倍倍尔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赌本孤注一掷。因此，我们除了进行教育、启蒙、宣传和组织工作，别无其他办法。”[3]卢森堡对倍倍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论调进行了批评，她把倍倍尔的主张说成是“给马克思观点加上暮气沉沉的宿命论的形式”，她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历史辩证法理解为闲坐在那里等待天鹅肉掉进口里”。[1]倍倍尔和卢森堡两人对待战争的迥异态度在第二国际中颇有代表性。如阿德勒在大战爆发前的布鲁塞尔会议①上所作的报告中就这样悲观地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反对战争……但是，不可能指望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了!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的报刊被取缔了。我们已宣布紧急状态，后面就是军法。”[2]捷克工人领袖涅美茨则发出了绝望的呼喊：“我们能干什么呢?议会已经解散，举行集会遭到禁止，谁要发动反抗，就要被绞死。”[2]阿德勒等人的这种悲观论调在第二国际很多领袖身上都有体现，但德国的哈阿兹、法国的饶勒斯、英国的哈第等人却认为工人阶级有能力反对战争，其中饶勒斯就认为，战争是产生于人类的一种意志行为，如果以工人阶级的意志行为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为，战争就可以防止。
（三）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
在第二国际的多次大会上，各党围绕着战争性质问题和所谓“保卫祖国”问题展开过争论，并最终形成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坚持狭隘民族主义与社会沙文主义的两派。
最早的争论始于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倍倍尔在德国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曾说过，如果俄国为了肢解和消灭德国而侵犯德国，那么德国社会党人就坚决同俄国进行斗争。纽文胡斯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阐述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时，把倍倍尔的思想指斥为沙文主义，并把沙文主义说成是区分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思想根源，他认为社会党人如果听信沙文主义的宣传，就是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精神的犯罪。纽文胡斯的国际主义思想被爱尔威赞赏为“保持了革命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精神的真正学说的纯洁性”[2]。但是，由于纽文胡斯和爱尔威长期以来被第二国际各党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们在多次大会上提出的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提案总是被否决。
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倍倍尔再次阐述了他的“攻防论”主张，并再次遭到爱尔威等人的批评。倍倍尔在战争问题委员会的发言中，首先批评了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接着他说：“有人认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有时是很难区别的，我认为这种看法完全不对。现在并不是那样的情况，因为备战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逃不过消息灵通和富有观察力的政治家的耳目。黑幕政治已经过时了。”[1]倍倍尔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谁进攻谁防御一目了然，而处于防御的一方就是正义的一方。倍倍尔的发言立即遭到爱尔威的反对，爱尔威说，倍倍尔如此细致地区分战争的进攻和防御，“可是，当两个大国突然发生战争的时候，全能的资产阶级报刊就会煽起民族主义的风暴，从而使我们无力抵挡。那时候，您和您的一切细致的区分就太晚了!”[1]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倍倍尔和爱尔威并不孤立。同样是在此次大会上，饶勒斯和瓦扬共同提出的议案，把资本主义战争看成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进攻与防御的战争，被进攻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权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这与倍倍尔的主张几近一致。但倍倍尔在会后却受到了当时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批评。考茨基在德国党的埃森代表大会上说，姑且不论是否能够真正区分进攻性战争与防御性战争，“即使真正受到进攻，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是否有责任帮助政府保卫祖国?譬如说，当日本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有责任支持政府保卫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责任!我们的着眼点并不放在进攻性战争或防御性战争上，我们所考虑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民主的利益是否受到了威胁。”考茨基进一步举例说，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轮番遭到德法等国的侵略，对于由摩洛哥问题而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不值得去为之流血牺牲，“如果由于摩洛哥而爆发战争的话，即便我们是被进攻的一方，我们也应当坚决反对战争!”[1]可以说，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考茨基对倍倍尔的批评，最正确地表达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然而遗憾的是，不仅倍倍尔，就连考茨基本人也没有经受住战争考验，最终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背叛者。
综上所述，在第二国际九个反战决议的背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围绕着反战主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过激烈争论，且争论中产生的分歧并没有因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得到弥合。争论和分歧产生的过程，既是第二国际内部左、中、右三派形成的过程，也是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逐步走向分化和瓦解的过程。
三、九个反战决议的历史局限
由于九个反战决议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第二国际的民主原则提出并获大会通过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反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在九个决议中也有反映。更进一步说，由于第二国际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在1896年以后逐步蜕变成了醉心于议会活动的改良主义政党，因此，体现多数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九个反战决议，也就打上了改良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的烙印，从而使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具体而言，九个反战决议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于迷信议会的与和平的斗争手段，极少提出议会外的革命措施
从1889年巴黎大会提出废除常备军，到1912年巴塞尔大会向各帝国主义政府提出种种警告，九个反战决议把反对战争的活动主要限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的反战活动，主要包括否决军事拨款、要求裁减军备等议会措施；二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外的反战活动，主要包括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组织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等和平手段。第二国际对议会策略的迷信，在1896年的决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决议指出，反对战争的问题“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只有对立法起决定作用并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队伍，才能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1]。对和平手段的迷信，在大战爆发前夕的巴塞尔决议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该决议指出，英德两国因争夺海上霸权而产生的对抗，是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英德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努力为消除两国对抗而“加紧宣传”。———在帝国主义大战乌云密布的情况下，竟然指望通过宣传这样的手段来阻止战争，难怪该决议最后这样写道：“国际将加倍努力，加紧宣传，不断地和不妥协地提出抗议，以制止战争。”[1]那么，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是否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04年的决议指出：“力求把对外政策置于议会的有效监督之下，而在目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的对外政策，已日益被一小撮金融寡头暗地操纵。”[1]既然议会已为资产阶级寡头所控制，一切议会活动都不过是为资本家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行动提供所谓的合法性罢了。至于以议会外的和平手段来反对战争的效果，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生动的诠释，这些报纸嘲笑“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只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的游行”，说社会党人“只不过希望能在事后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在用抗议拯救祖国”。[3]在反对战争的过程中，议会策略与和平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对议会策略与和平手段的过分迷信，一方面使得反战措施对帝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的决心不能造成有效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后因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而丧失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
（二）某些反战措施严重脱离实际，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例如，在1889年的决议中提出、被以后多个决议所重申的废除常备军这一条，在实践中根本就没有可行性，因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统治得以维持的支柱，资产阶级决不会因社会党人的反对而废除军队。此外，决议对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全民武装的具体措施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如1889年决议这样写道：“人民的军队即武装起来的国民由所有身体健康的公民组成，它按地区进行组织。每个城市、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营队，组成营队的公民彼此相识，必要时可以在24小时之内集合起来，整装待发。像瑞士一样，每个公民家里都备有步枪和军装，以保卫社会权利和国家安全。”[1]在这里，反战决议竟然把现代国家设想成了柏拉图笔下那种小国寡民式的雅典城邦。又如，在1896年决议中提出、被1910年等决议重申的关于成立国际仲裁法庭来调解一切国际纠纷的措施，也根本没有可行性，因为当时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正在为争霸世界而大肆扩军备战，并且两大敌对阵营业已形成，在此形势下要成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国际仲裁法庭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如同废除常备军一样，在成立仲裁法庭这一措施上，反战决议也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如1907年的决议就这样写道：“代表大会确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在各种争端中将认真实行国际仲裁代替资产阶级政府的卑鄙企图，这样，人民就可望实现有效的普遍裁军”[1]。在这里，第二国际各党已经把他们臆想中的国际仲裁法庭，当成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统领作用的万能机构。除此之外，反战决议还提出了要求废除秘密外交等措施，这些措施与要求废除常备军、成立仲裁法庭一样，根本没有可行性。
（三）没有真实反映第二国际内部在反战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如前所述，在九个反战决议的背后，第二国际各党围绕着军事罢工、“保卫祖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九个反战决议丝毫没有涉及这些重要问题，更谈不上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决议。众所周知，通过罢工来反对战争并非没有可行性，关于这一点，卢森堡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就进行了说明。列宁指出，提出军事罢工议案的纽文胡斯、爱尔威等人虽然犯有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他们的罢工主张却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内容，这就是“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而倍倍尔等人的议案其缺点恰恰在于“根本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5]的确，在战争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军事罢工比批评、抗议、谴责等和平手段更能给资产阶级政府造成压力和困难，因此阻止战争的效果也可能更好。然而，在多数社会党成了议会政党的情况下，第二国际的民主原则决定了像军事罢工这样激进的反战措施难以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反战决议自然也就不可能吸纳这样的合理主张了。“保卫祖国”的问题也同样如此。从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一直到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保卫祖国”的问题被倍倍尔等人多次提出，并无一例外地遭到卢森堡等人的反对，这个包含着社会沙文主义内容的错误主张，像军事罢工这样的革命主张一样，也没有被大会拿来认真讨论并作出决议。如果说，不吸纳军事罢工这样的主张使反战决议缺少了革命的内容，那么，不批判“保卫祖国”这样的错误主张，则直接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向第二国际各党蔓延——战争爆发前倍倍尔等人在“保卫祖国”问题上提出的所谓“攻防论”，对战争爆发后普列汉诺夫的所谓“祸首论”、考茨基的所谓“国境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个反战决议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回避，使得它们不仅没有真实反映出各党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放任了各党在反战问题上的分歧乃至错误的不断滋生蔓延。
（四）某些决议充满悲观的论调、天真的幻想和机会主义色彩
第二国际中的多数社会党不仅满足于和平的议会斗争手段，而且深深怀疑自己制止战争的能力，这种反战信心不足的情绪在1891年至1912年的多个决议中都有反映。如布鲁塞尔决议就这样指出：“一切旨在消灭军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努力，如果不是针对产生军国主义这一祸害的经济原因，那末无论动机如何高尚，也是完全无益的”[1]。由于当时的多数社会党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资本主义是不会崩溃的，因此，当把铲除战争与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根源联系到一起时，就势必得出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能真正制止战争的悲观结论，而布鲁塞尔决议、苏黎世决议以及伦敦决议等都反映了社会党人的这种悲观情绪。虽然如此，多个反战决议却又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社会党人对自己反战力量的盲目自信。如斯图加特决议就指出，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各国会同意由国际仲裁法庭来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巴塞尔决议则这样指出：“统治阶级害怕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恐惧，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1]众所周知，各个帝国主义大国早就为争霸世界摩拳擦掌了，这一点实际上在1896年的伦敦决议中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对‘消灭战争’的口号，以及向他们发出的其他的人道主义的呼吁充耳不闻”[1]，到了大战一触即发的1912年，巴塞尔决议竟然还天真地把世界和平寄托在帝国主义大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上!除了悲观和盲目的乐观外，一些反战决议也明显带有机会主义色彩。比如最具革命色彩的1907年斯图加特决议，是经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领袖列宁、卢森堡等人修正后通过的，该决议在修正倍倍尔提案的基础上加入了列宁和卢森堡的革命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即便如此，由于第二国际的民主原则使然，该决议还是保留了倍倍尔和福尔马尔的一个坚定主张，即第二国际“不能预先规定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形式”[1]，而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坚持这一原则的理由是：德国社会党不能接受军事罢工和起义这样的革命行动。这样，这个历次大会中最具革命性的决议所提出的“用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倡议，就被一条机会主义的原则给消解了。
结语
第二国际的九个反战决议总体上反映了多数社会党在反战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策略主张，由于多数社会党在1896年以后逐渐蜕变成了醉心于议会策略的改良主义政党，因此九个反战决议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改良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的烙印。在第二国际前期，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手段来制止战争的反战策略有其历史合理性；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中的多数社会党及其领袖落后于革命形势，仍然固守前期的和平议会策略，从而使反映其策略主张的反战决议逐渐丧失了革命性和进步性。第二国际的九个反战决议虽然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渴望和平的心愿与保卫和平的决心，但其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仅不能弥合各党分歧而把国际无产阶级凝聚成一股反对战争的巨大力量，而且间接放任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滋蔓，消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革命行动。第二国际九个反战决议存在的诸多缺陷，随着“一战”爆发后机会主义政党领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而得到了证实。
注释：
①布鲁塞尔会议是指1914年7月28日第二国际布鲁塞尔执行局举行的会议，有别于1891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参考文献：
[1][苏]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C]．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
[2][奥]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一卷)[M]．杨寿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周海乐．第二国际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4]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M]//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M]//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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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建田。责任编辑：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