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高考结束了。18岁的少年们告别了文山题海下压抑的竞争环境，迎来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但此时也无不伴随着不安与迷茫，毕竟关于高考，有太多的错误需要更正，有太多的幕后让人愤怒。
2020年5月22日，明星仝卓在直播中自曝曾为考心仪大学伪造身份，将往届生身份修改成应届生。舆论压力下的调查揭露其继父利用自己庞大的政界关系网，助其篡改身份，临汾市的人大、教育局和学校的部分负责人都牵涉其中。
2020年5月21日，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曝光。而当年顶替他的陈某某的舅舅张峰是烟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请托时任冠县招生办主任冯秀振，帮助陈艳萍顶替他人上大学。
在陈春秀事件之后，高考被顶替的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一些媒体检索发现，其实在2018到2019年，山东省一些相关部门便已经公示了，在2002年至2009年间，有242名涉嫌冒名顶替入学的人，并涉及14所学校。“过时”的数字让人心寒，毕竟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些人数十年长度的不幸与另一些人数十年厚度的狂欢。
而在陈春秀事件之后，一位名叫苟晶的女士爆料称其在1997年和1998年的高考中连续被人顶替，1997年的顶替者还是自己高三班主任的女儿。苟晶称自己在2003年还收到过老师的道歉信，老师在信中坦白了自己的行为。但部分事实在7月3日发生“反转”，在山东省进行调查之后，证实苟晶在1997年确实被冒名顶替，不过被顶替的是苟晶选择放弃的成绩。并且，“神通广大”的邱老师又在1998年替苟晶伪造了学籍，堪称“天衣无缝”。由于事实与苟晶的描述有所出入，在网络上产生了一大批以此为依据，否定苟晶的申诉行为的舆论浪潮。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批评苟晶的人群中不乏有关注高考教育制度的“公平斗士”——口头上不断呼喊着公平正义，却仅仅是无关痛痒的呼喊。陈春秀的高考成绩可以被中介出售给领导，苟晶的成绩还可以被班主任翻出来使用，这已经很令人匪夷所思。尽管陈春秀与苟晶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两人都被实际顶替，其背后的暗箱操作都表明了高考这一大众眼中公平的上升渠道出现了问题。上半年一系列的事件所揭露的，就是特权家庭的暗箱操作对高考公平规则的破坏。
如果要深刻反思高考等一系列教育问题，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的成绩公平、录取公平等形式上的公平，在当前阶段，更应该从阶级视角出发，反思目前的教育是为哪个群体服务的？教育真正的方向和目标应该在哪里？
人们向来把高考评价为：“不公平的环境下最公平的阶层跃升途径”，并一直在后者“公平的阶层跃升途径”的目的上寻求彻底的解决方式。讽刺的是，我们这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般”，出于“公平”而尝试实现高考最终目的的措施，对应的则是“一个途径一个途径一般”，被特权们轻而易举打通的“制度蹊径”。这就是事实，出现苟晶、陈春秀等高考不公平事件现实背后的事实。而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即使高考按照最为公平的规则设计，充分实现所谓的程序正义，但在到达高考考场之前，不公平就已经产生了。考生们所在的地域省份、家庭出身、所进入的高中等诸种社会资源和所处的社会地位都成为考场外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我们会听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哀叹，我们会看到差距越来越远的“起跑线”。富二代挥霍时光却轻松直达名校，中产父母散尽家财争抢学区房名额为孩子找到更高的起点，山村小孩勤恳笨拙地将笔记涂满了旧课本，却连普通话都说不流利。这就是当今社会教育的现实，经济地位优越的孩子得到的教育资源也越丰厚。对于大多数底层的孩子，高考或者是跨不过的门槛，早已失去了意义，或者只是一个关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谎言，轻易就可以戳破，毕竟四年的大学经历也不过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多了一张学历而已。
这和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如出一辙，不过是从士人阶层中为国家选拔最为尽责的奴仆而已。清代看似庞大的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僚队伍，主要集中在数百个科举家族。明清时期往往只有大家庭或家族，历经几代人努力，集中集体力量创办私塾学校，训练家中少数有资质的少年长期艰苦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科考功名。
但这样的制度不是没有被打破的时候，如果回溯到五十年前，拂去历史的尘埃，会发现关于教育的更为深刻的事实。
新中国的大学选拔是与现在是类似的，只重智育，而轻视德育和体育，择优录取。并且中国在一九五三年到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教育仍旧体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与阶层差距。1957~1958年间，中国大学生只有36%为工农背景，而在另一个视角上，当时几个主要的中国城市升入常规初级中学的孩童均占全国入学人数的35%以上，然而到了一九六四年，中国城市人口也不过占总人口的13%。这些数据都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个脱胎于旧社会的新社会在旧有的教育路线之下面临了多么严重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教育革命。最早是在大跃进时期。在毛泽东“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下，教育资源向工农兵阶级倾斜，文化知识和实践劳动同样重要。
文革早期，毛泽东针对大学教育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在城市地区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工人、农民背景而不以分数录取学生。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注意这里以工人、农民背景录取学生，是指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通过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不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差；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会“落下功课”，反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而在这一创举被抛弃了多年之后，今天我们重拾劳动教育（202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但只要以分数评判学生优秀与否的规则不改变，以高考一锤定音上大学的教育规则不改变，当初的红火场面和出奇效果就难以看见。
7月21日，在这篇调查报告发布的前一天，毛泽东亲自给这篇报道的编者按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些学校，统称“七·二一大学”。到了1970年，一些高校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高校招生基本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不把升学作为阶层跃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通过工农兵再教育，把他们送回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线，在工厂，工人参与管理；在公社，知青帮助农业机械化；在城市，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这正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途径，可以说是另一场卓有成效的贫困攻坚战，是一场彻底消灭贫困现象的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革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并不能否认这种改革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是代表了全人类对于教育公平之追求的。根据学者Chris Bramall的归纳，教育程度由四个因素决定，分别是个人特征、家庭年收入、家庭文化资本以及区域变量。新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教育革命主要是通过拓展农村教育来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通过工农兵大学生来削减家庭地位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追求的正是教育平等，希望劳动人民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
到了后来我们把这些优良举措一一抛弃，旧高考制度重新建立起来，只进行了表面上的小修小补，于是在今天，出现一系列似曾相识的问题也成为了必然。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取消高考，广大的工农兵群体通过推荐制上大学，众多的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是社会主义者们在看到高考承载不了关于公平的希冀时的有益探索。
我们如今对教育制度进行的深刻反思，必须是带有阶级立场的反思。无阶级立场的所谓公平根本谈不上公平。人民群众要擦亮自己的眼眸，千万不能被信口开河的“公平”所迷惑！
参考资料：
杨东平《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
Chris Bramall 张 婧 译 张宁曦 校 《教育领域的革命》
梁晨 李中清等 《无声的革命_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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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野远子 叶毅。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