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台湾“批判与再造社”出版的金宝瑜新作《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此阶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前进和后退的斗争一直在发生。金宝瑜老师悲哀于美国左派运动的浮沉，亦不忍见中国曾经获得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在八十余岁高龄、新冠病毒肆虐美国之际，写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欲以历史为镜鉴，警醒当下之民众，可敬可佩。感谢金宝瑜老师授权激流网对此书进行连载，本次刊载内容为本书前言，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师的一腔热忱。
前言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的今天，无论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还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人，大部份对未来都感到一片茫然。概括地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从大的方面来看，很多人都了解世界有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再也承受不了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扩张，特别是在近三、四十年里，资本主义因谋取利润所造成的疯狂浪费已经无法继续；而由于气候变暖，越来越多的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水灾和旱灾，失去了生命和财产，海水的升温和污染使得许多鱼类无法生存，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渔民已经无法继续靠捕鱼为生。许多城市里的居民每日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导致他们患上呼吸器官的各种疾病。在“全球化” 下，帝国主义更加猛力的进攻，落后国家多数 的农民，就算是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也没有现金来购买种子和化肥，因此，只能放弃耕种流浪到城市。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玻开会时，遇到一位为都市贫民工作的年轻人，她对我说，“农村破产和都市贫民本是一回事。”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移民潮，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各地制造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生产浪费引起的各种自然灾害；在帝国主义的袭击下，造成落后国家的农业破产和经济危机，它们的劳动人民失去了活路，只好寄望于逃走来谋求一条生路。
即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即使大学毕了业的年轻人，背上了一大笔几十年都还不完的债之外，也很难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他们面对的未来和他们父母辈比较，只能说是每况越下。在60年代的美国，即使是一般产业工人也都可以过着所谓“中产阶级”（就是中收入）的生活。底特律城的汽车工人，经斗争而获取到的合同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工作30年退休后，每月可以有一笔优厚的退休金，免费的医疗保险，付清了贷款的住房和车库里的一部新车。因此，说他们是工人贵族应该是没错。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和许多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众多的年轻人对他们未来越来越不抱有希望，更不用说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那么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中国呢？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要继续革命，就必须要将1949年以后，中国走过的道路加以整理，只有这样才能从革命的立场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总结。在作总结的过程中，马列毛主义者可以本着同一个目标和方向，经过认真的辩论，和彼此之间的善意的互相批评，来达到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我们整顿队伍重新出发的起点。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发展建设所作的总结必须要从过去具体实践出发，我们不但要了解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和具体政策，以及在这近三十年中的成就，也要了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走资派如何反击和阻碍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政策，我们更需要了解在这三十年中，毛主席如何领导无产阶级和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农民向走资派所作顽强斗争，在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中，把革命一步步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成立之后的28年中，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1949年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国解放之后，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再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目标。在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如何取得胜利，有过几次策略上的争执，最后毛主席的由工人阶级领导与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并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得到全党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如何向前走，来实现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在党内产生了分歧。事实上，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了解到，虽然表面上在共产党似乎同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目标，但是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无论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或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党内都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路线。这两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毛主席过世。之后，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继续，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也就越来越激烈。
俄国革命之前，革命者对社会主义只存在着一些抽象的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辟的研究分析出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并且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二十世纪，列宁在他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得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全世界受帝国主义剥削与欺凌及受本国统治阶级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分析得出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国家的结论。毛主席这样的分析给其它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很大的启发。毛主席更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革命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出中国革命的策略。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顽强和持久的武力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给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带来了新希望。
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的革命者才逐渐掌握了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但是苏联40年实行社会主义具体的内容，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这样的具体内容，在1956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后就中断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却没有中断，而是由中国继承了下来，1956年之后，中国的革命者扛起了反修正主义的大旗，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理论和具体实践内容。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有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近三十年的斗争经验是中国革命者最珍贵的宝藏，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最珍贵的宝藏。我们必须好好地认识在革命武装斗争胜利后，这一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从中吸取精华和教训。
前面提到在苏维埃建立政权之前，一个国家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我们从马克思的理论学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一步步取消商品生产，包括必须取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买卖的雇佣劳动。在苏联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所实行的具体政策给向社会主义过渡填入了实际内容。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它所做的任何尝试都是没有前例的，也因此犯了很多错误，像集体农场执行上的错误，和在投资上过于偏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错误。这些错误毛主席都指出了，也进行了讨论，并且成为中国的借镜，苏联的经验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珍贵的。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预料，可能也是无法预料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问题，也就是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苏联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才揭露出来，才明朗化起来。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全面否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出九封批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九评清楚地确认了那时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方向，也确定了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所执行的一切反修和防修的政策，其中当然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1998年，在庆祝《共产党宣言》150年纪念时，艾兰．美克新．武德（Ellen Meiksins Wood) [1]为了要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这样说：失败的原因是苏联企图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却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她的意思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具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已经很前进，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可以起来进行革命，推翻生产工具私有制，建立生产工具公有制，改变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进一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武德认为苏联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以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她只字不提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我的推测是，她认为在讨论社会主义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价值。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仍然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事实，再者，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实行了社会主义，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不能不顾历史事实，硬说社会主义不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仍然落后的国家，难道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即使是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却不准革命？一定得等待着资本主义发展？103年前，列宁分析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时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有进行革命的机会，俄国革命成功证明了列宁的分析是正确的。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和经济侵略，在长久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生产力不能发展，清朝无法抵抗外来的侵略。清末时，多少有志青年都把希望和努力放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却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和资产阶级软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中国资产阶级对外无法抵抗外资，对内统治需要依靠地主，因此，资产阶级无法领导结束封建的民主革命。毛主席看到了资产阶级无能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因此得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就是毛主义所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点在毛主席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得极为清楚。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目的当然不会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目的当然是发展社会主义。
我们既要反对只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看法，也反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看法，因为两者都不合历史事实。我们也不赞成把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生产力不够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我们用心分析和认识中国解放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结论会是：30年社会主义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十年（其实只有20年，因为前10年还是从战争恢复时期）不论从提高生产力（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生产技术）来说，或者是从普遍地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品质来说，包括对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对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极为成功的。同样重要的是，在这30年里，中国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二十世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说的，同样适用于21世纪的今天。另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实践证实了，只有无产阶级有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而资产阶级总是贪图要从帝国主义那边拿到些什么，拿到资金？还是拿到技术？在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中，中国对世界上弱小国家做了各种协助和支持，包括对它们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对他们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把解放全世界视为自己的责任，在1956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更领导了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抗争。在那个让人兴奋和骄傲的年代，中国反帝的成绩，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希望，看到了终有一日，帝国主义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陈述了这些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实行了一段社会主义后，就走不下去了。苏联在1956年变修了，中国在1976年走资派夺取了政权，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并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我认为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走资派夺走了。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从分析解放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得来的。但是得到这个结论后，又必须让我们进一步问：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以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胜利。我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又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有关系。马克思说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一步步地消灭，因为有商品生产就有资本主义因素。1956到1976的20年中，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商品生产不断地增加，商品生产在总量上和在生产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地增长。虽然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说如果在生产力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会导致社会主义发展上的困难，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许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战。这篇文章中，我将尽我所能将这些加以分析和说明。但是我所能了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调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讨论。我不认为将当初革命者道德的堕落说成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
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能期待圣人不断地出现，早一辈革命者的牺牲和忘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是应该永远受我们尊敬和感谢的，但是他们不是圣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牺牲自己，原因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国土长期受到外来的残酷的践踏，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而中国的统治者从满清到民国只顾贪图自身的利益腐败，更根本的是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毛主席的领导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中国人民是可以推翻这个吃人的制度，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来打到一切外来的侵略和欺辱，再次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先辈革命者肯定了他们对自己生命所作的选择。的确他们中间有些人从清廉为公转变成腐败贪污，但是基本上这个转变发生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在社会主义时期很多官员有很大的权，也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但是官员们没有将权变成钱的管道，改革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但权可以变成钱，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将权变成钱合法化，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线也就模糊了，何况很多非法贪污是由上面的人带头在作。
我这里指的走资派并不只是他们道德败坏了，而是共产党中有一部份人在他们入党时就不认同社会主义这条路，他们加入共产党是因为看到唯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到了解放后，他们也赞同新民主主义，和在新民主主义下执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不赞同了。因此，他们是非常反对文化大革命，到这时他们感到革命革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领导要接受群众监督，以及阶级斗争必须要继续，所有这些都不能接受，而且极力反对。他们依然相信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是完全赞同的。这就是两条路斗争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有共同点的原因。
早在1976年之前，中国的走资派就已经对社会主义的成绩进行了各种攻击和毁谤，资本主义改革之后，他们就更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进攻，不但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并且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贡献最大的工人和农民用“大锅饭养懒汉”和“打破铁饭碗才肯工作”来污蔑。四十年来，中国新资产阶级对内和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不仅是世界上的右派，连大多数的左派也相信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失败的，帝国主义更是极力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帝国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结论，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也就是说，除了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即所谓的TINA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这时在跨国资本的支持下，帝国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做招牌，启动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幅度的扩张。与此同时，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也被迫承认他们的确是无路可走。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曾经想要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在帝国主义围堵下，和它们本国的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靠他们来实现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民族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接受留给它们唯一的一条活路，那就是必须接受在新自由主义下，跨国资本对世界生产分工的新安排。这些国家的政权在它们的国家里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几乎所有对跨国资本的限制，包括对外来投资和外来贷款的限制，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取消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取消对保护自然环境和工作安全的立法和政策等等。由此可见，跨国资本和代表它的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中国社会主义失败”的谎言，趁机扩张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但是40年之后的今天，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确已经走到尽头。
在苏联走向修正主义时，中国的革命者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反修和防修斗争的策略，和中国具体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和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政策，这一切给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带了希望。但是当中国走向了资本主义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再度失去了方向。大多数发展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但是这些国家里，仍然有革命者，追随着毛泽东主义，英勇地坚持着武装革命斗争，但是在这革命的低潮时期，他们的力量终究是薄弱的，他们急需要支援，特别是进一步提出今后全世界革命的方向，以及鉴定马、列、毛的革命理论和发展当今的革命策略。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为什么明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作幌子？欺骗人民？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走资派确认社会主义真的是失败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现在该由我们领导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不敢这样做？另外，由毛主席创立和领导的共产党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将共产党解散，另建一个新的政党，好几个东欧国家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作法是利用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把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借着这个党来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
40年之后，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已经认清了今天的共产党的真相，他们看清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再依靠人民，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他们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处境，原来在社会上被尊敬的工人阶级，如今成为弱势群体，工人亲身体验到当他们的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时，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劳动者的尊严。农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后，无法抵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他们的欺压。几亿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丢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亲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钱来养活家人。这些离家到外谋生的新工人，和被解雇的前国有工厂的老工人承受着各种艰难，工资低、没有福利、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新工人更承受了没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证，因此子女不能上学，他们被强迫承受与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离痛苦。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以前已经被铲除了的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事件，每天每时都不断地重复着。钱财不断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权力、有资本的方向流，让极少数人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些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国外，在美、欧、加拿大等国的大城市，他们大量买房置产、开豪华车、戴高价的珠宝，成为当地极为引人瞩目的富有华人。这些富豪子女带走的财富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辛苦工作，却满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积累（每年在数字庞大的GDP里，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只从30%多一点增加到39%）。在这样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当政者却不断地提倡所谓和谐社会，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
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还有不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过着相当好的日子，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余钱可以去各处旅游，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中多数是已经工作了多年，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已经退休的知识份子。年轻人为了能够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困难，他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劳动者他们的生活的确好多了，但是他们长期不顾自己健康的过份劳动能够持久吗？几乎耗尽了生命换来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值得吗？
许多曾经在社会主义生活过的人对过去是怀念的，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会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严、有希望。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是清廉的，没有人可以靠政治权力而致富。这些人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中间包括忠诚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基于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他们自己到目前没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能够过着小资产阶级相当富裕的生活，因此对当今的共产党虽然不满，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们认为共产党过去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经过整党，共产党把错误纠正过来，仍然可以回到正确的路上去。40年过去了，在这40年里，共产党每一个新的领导出来，这些人都会对这位新领导寄予无限的期望，他们会细心地观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听他的讲话，一厢情愿地去解读新领导每句话的意思，他们是真心的不想要放弃对共产党的希望，这也难怪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尽了极端的苦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严。尽管他们对现今社会怀着各种不满，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当今的共产党。因此总的说来，资产阶级一切欺骗的伎俩，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人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个骗局我们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会有助于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继续斗争的事实。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所要执行的各种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坚持抵制，堵住了他们的路，这些政策今天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可以敞开地、无遮掩地实行。只要把他们所有要执行的都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口袋里就行了，他们这样没有任何真实性的谎言还能维持多久？
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增强劳动人民（工人与农民）的力量来和资本作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一切具体政策都是根据这个目的来制定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则是用一切力量来打击劳动人民，以便增强资本的力量来建立和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劳动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路线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紧密的联盟，并且尽所有力量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资本主义路线则是尽一切力量打击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团结，并且竭力破坏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盟。
上面说过了，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都是成功的，但是资产阶级夺去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这篇文章将分析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并且尝试分析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实践期间，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资本主义路线？以致这股力量可以强大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与资产阶级相比较，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以致失去了政权？在被夺取政权40年之后，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我在这里作一些初步的尝试，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将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因此可以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是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写出来供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做参考，更重要的是要请他们纠正错误，并且补充内容，以便能够正确地和完整地对待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解放后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一篇文章将用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来说明在1949年到1976年中，两条路线的根本差别，并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二十年，直到走资派夺取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仍然继续到今天，并且因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两条路线斗争也就随着资本主义改革越来越明朗化。两条路线斗争从解放开始，持续到今天，更会持续到未来。这篇文章将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解放后在各个领域里，主要是集中在生产领域里，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向前迈进，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各种建设，阻挡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对中国的各种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设。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赞成学院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分析。我当然也不赞成资产阶级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我从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这种说法，只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结论，无论从生产力在20年内快速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在这20年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旧社会，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和在新社会生活的人。虽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得承认，在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顾历史的发展，教条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即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他们也肯定它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我反对他们看不到历史现实的固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不足对发展社会主义所产生的限制和挑战。
生产力发展不足使得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国在工业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农业上只能成立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属公有制）。如果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生产已经非常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个国家就可以把大型农场接收过来，或者赎买过来，把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这样做。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只能有两种（或者多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在中国两种所有制并存，造成了许多限制和挑战。直到七十年代初，这些困难和挑战在毛主席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却越来越严重。这个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走资派制造了夺权的好机会。这一点在这里先作简短的说明，之后，在文章中，将作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后，全国各地农业的发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个地区，譬如说在长江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还有较富有的省和较贫穷的省；即使在江苏省内，也有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和发展程度较低的苏北，而中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的差别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曾经有过以生产大队（一个村的大小）作为核算单位的尝试，但是即使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有问题。因为在一个村规模大小的大队，有几十家农户，这几十家农户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劳动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们都归在一个生产单位（核算单位），就会把他们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压低，这就是当时反对“一平二调”的批评。“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调”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资源给调走了。因此，最后只好改为以十几家大小的生产（小）队作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
走资派对集体所有制的批评是，农民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下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他们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和农民向国家订包产到户的合同。他们认为用这些所谓“多产多得”的伎俩可以鼓励农民多生产。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一个较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产多，除了社员的收入多，每年的公积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积累多，这个公社肯定比一个较贫穷的公社要发展得快。因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员生活所需之后，所剩下的能够放入公积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富社更富，穷社与富社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两极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严重。因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农业要高，回收也比农业要快。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件大好事，但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的两极分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农业发展最高的地区，在人民公社进行工业化时，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公社有很多资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这些公社社员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贫穷公社，无论在生产建设上，还是在社员生活上，都与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远，根据一些资料说明富社与贫社之间的收入的差别，可能达到十比一之大。
对这种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形，国家能够做的有限，因为是集体所有制，所以国家不能调动集体所有的资源，把富社的资源分配给穷社。国家规定，工业发展较快的公社应把工业所得利润的40%用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许多有工业的公社对这样的规定并不满意，因此，造成了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的基础。在劳动人民中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结成紧密联盟时，就给了走资派非常有利的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机会。
另外，在生产力不足时，农村两极分化不能很好地体现集体所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因为贫穷的大队和公社的生产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税和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队员的口粮外，剩余不多。按照工分来作分配时，每个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虽然有的社员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换成收入却是非常有限。这就无法实现集体所有的按劳报酬的原则，对贫穷社队的农民会有发挥劳动的积极性问题。
这篇文章将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分作三部份，在每一部份中再分成几个小节来作陈述，每一部份的最后有一个总结，全文最后有一个根据三部份作出的总的结论。另外，这文章有三篇附附录，每一篇都对重要议题的进一步讨论，希望读者能够阅读。我将这些讨论放在附录里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不想把主文的论述过于分散。
[1]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50 Years, Monthly Review, Ma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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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宝瑜。本文为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