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苏南在微博上曝光了初中班主任刘连喜对班级女学生的猥亵行为。苏南曾是广西省柳州市柳江区一所中学的2015届实验班学生，目前警方正在她和其余5名2015届学生的帮助下开展调查。
这是一桩由当事人在微博上揭露的涉嫌性骚扰的陈案。类似事件在最近的舆论场上并不罕见，微博超话#请法律保护女性#、#请法律保护女童#、#中国性侵现状调查#等等已成为女性揭露自己早年间遭到涉性暴力经历的聚集地。
在一项“从小到大有多少姐妹受过性骚扰”的网上投票中，4.5万参与者里有80%的用户表示曾遭遇过性骚扰。在较为显著的案例中，未成年女性容易受到熟人作案的伤害，以及加害人利用老师、上司、长辈身份而进行的侵害。第一财经旗下DT财经进行了一项统计研究，发现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的22个月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25万人，平均每天49人。同时，个体或集体受害人也开始通过媒体揭发控诉数年前的性侵加害者。4月份，陆续有四川绵阳东辰国际中学的副校长（经过调查，警方已于5月1日将其刑拘）、四川某中学以及福州一小学的教师受到往届学生的性侵指控（仍在调查中）。
为什么事发时没有说出来？为什么现在决定讲出来？通过苏南和同学们的讲述，可以看到初中班级生活的平静表面下，涌动的阴影和暗流。
黑箱中的性骚扰事件
2016年4月的一晚，夜间11点，苏南和一名女同学结束了晚自习，到老师刘连喜的办公室开班干部会议。和普通班相比，实验班学生有不少“课外辅导特权”，比如每周日的教师辅导，特许延长的晚自习讲解时间和寒暑假补课。刘连喜教历史，是学校的“明星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一直也比较接近。团委、班干部、课代表和尖子生常常在夜间去刘连喜的办公室或者宿舍开会，辅导功课，有时持续到深夜。
当苏南到达时，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在场。她记得刘连喜喝了酒，一身酒气。听完苏南等人复述了近期的班级工作后，刘连喜提出一起回他的宿舍再研究一些细节。在宿舍中讨论结束后，已近凌晨一点，刘表示要休息，他让一个女生熄了灯，自己在床上躺下，让学生们为他捏肩和捶腿。苏南的位置接近床头，于是被刘要求帮他捶肩。
触及老师的肩膀时，苏南说自己“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厌恶”。在实验班，帮刘老师按摩并非稀罕的事。苏南记得，几乎每个学生，不论男女，都曾被这样要求过。有时候是在教室，上课前后刘连喜会让几个人在讲台上给他按摩。有时候是在宿舍和办公室，班级的尖子生和干部，每个月都要去他的办公室和宿舍至少1次，值日班干则每周都要去。在讨论完班级事务和辅导功课后，刘连喜也会提出按摩的要求。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解释的：“我教你们很辛苦，（写板书）肩膀很痛，你们给老师按摩是理所应当的。”但不让学生将此事告诉父母，“因为这很容易让你们父母误会，其实我们之间没什么”。
那晚，在熄灯的房间里，当刘连喜在黑暗中“抓了胸部一次”时，苏南以为“这是表示亲密、接近学生的一种方式”。但同样的动作再次发生后，苏南开始慌张。她记得自己眼睑中泛出了眼泪，想回宿舍，但因为害怕不敢发问。黑暗中，她看不清其他女生的表情和动作，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僵持很久后，她试探性地提出第二天还要上课、必须回宿舍休息。刘连喜让苏南和另一名同学先离开。苏南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跑回自己的宿舍，此时已将近凌晨5点。她在惊惧中囫囵地入睡了，不敢想单独留下的女生会遭遇什么。
苏南说，此后再回忆起那个晚上，或者再看到刘连喜要求学生给自己按摩，都不由得反感和厌恶。不久，她就退出了班干部的竞选，并拒绝再去刘连喜宿舍辅导功课。2018年6月中考结束后，她考上了心仪的高中，将老师宿舍中那段回忆藏进了心中最不愿触碰的角落。
创伤：按下暂停键的人生
同班同学顾延的心里，也藏着一段和苏南相似的记忆。
2016年的仲夏，在一次文艺晚会后，顾延和同学林黎在刘连喜的宿舍讨论班级工作，关灯后，刘要求她们给自己按摩。在黑暗中，刘突然从背后箍住顾延并反复触摸她的胸脯。顾延回忆，“刘箍得特别紧，完全无法挣脱”。她要求刘让二人离开，刘答应放她们回宿舍，但并未让顾延脱身，至少过了一刻钟后才让二人离开。第二天，顾延就有意疏远刘连喜。在之后的班干部竞选上，她被撤职，并被禁止参加课外辅导。同时，一名新加入实验班并且和顾延交好的同学，连同顾延的一些旧友，都忽然冷淡了她。毕业后那位同学告诉顾延，刘连喜曾经对她说：“我不喜欢顾延，所以我也不喜欢你跟她在一起。”
插画｜范薇
林黎和苏南告诉本刊记者，被撤职班干部后，顾延常常神色紧张，在肢体抽搐乃至晕厥时，需要其他同学陪她离开课堂休息。顾延的姐姐顾涵告诉本刊记者，2018年5月中考前夕，顾延在去补课的路上突然发病，“身子僵硬，手指弯曲得像鸡爪一样，呼吸急促”。家人先后带她去几家医院检查治疗，在精神科治疗期间，顾延的身心状态很不稳定。“一旦发病，会突然动不了，手脚僵硬发抖，呼吸困难，好怕（她）突然断气”，或者是“一直哭得撕心裂肺，不懂什么原因”，姐姐顾涵对本刊记者回忆。和家人的沟通也很困难，顾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候只是点头或摇头。医生推测病因是中考的学业和心理压力引起了身体的连锁反应，家人也以为症状的主因是学习紧张，加上顾延性格内向，积累了压力。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观察后，顾延参加了中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以为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就在2018年高中入学军训期间，顾延数次惊恐症发作、情绪抑郁，并伴有自残倾向。她被迫休学，在柳州市中医院精神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这时她才将自己初中时的遭遇告诉了家人，也告诉了心理咨询师。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对顾延的疾病证明书上，诊断意见一栏写着：“患者诉初中时遭班主任猥亵，出现惊恐发作，抑郁等应激障碍。”处理意见一栏，除了“定期心理门诊进行心理咨询”以助康复外，还“建议患者积极寻求法律援助”。
刘连喜：“高调的明星教师”
苏南和顾延就读的X中学，2004年以前是广西农垦国有农场的子弟学校，现在农村生源仍占学生总数约四分之三。在学校执教的李寺老师告诉本刊记者，X中学的升学率在当地排名不高，许多学生毕业后会在本地或外地务工。在这所被农场园区和工厂设施包围的中学，想在务工之外拥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升学看起来是最可行的上升渠道。而一位名师带头的实验班名额，各种假期和周末的辅导机会，能大大增加升学的胜算。对这些教学资源，老师刘连喜掌握着相当分量的话语权。
刘连喜是2006年到X中学执教的，很快就成为实验班的带头人并担任副校长。“对学校来说，拿出成绩是最重要的”，李寺对本刊记者说，“刘连喜既有教学能力，又有很强的班级管理能力，是实验班的明星教师，升学率的中流砥柱。”他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对学生成绩有明显的帮助，学生也把能去刘老师的宿舍开会和接受课外辅导视作特权和优越性的象征。据李寺回忆，因为刘连喜带的班成绩最好，稳住了学校的区内排名，所以领导都拿他没办法，可能因为这样，刘特别高调，不管在老师还是同学面前，都是不受约束的样子。
在知道妹妹的遭遇之前，刘连喜曾经是顾涵敬重的老师。2007年在X中学读书，她担任午睡检查员时给比较吵闹的班级扣了分，被记了名字的几个学生事后恐吓她，刘连喜出面处理这件事，将带头恐吓的学生退学了。这件事让顾涵觉得刘连喜非常有能力，并且非常羡慕跟刘老师关系好的人。据她观察，“刘连喜的班级凝聚力很强，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和运动会上，他的班级气氛最活跃，也最团结”。因此，当妹妹顾延升学时，她希望妹妹可以进入刘连喜带的实验班。许多家长也打点关系，拜托与刘连喜相熟的人，把孩子送进实验班——包括顾延和苏南的家长。
苏南和林黎对刘连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有大男子主义、专断和严厉的老师。违反实验班纪律的同学，曾经被刘连喜惩罚在教室后面蹲着写作业，学生们惧怕他的惩戒。但刘也是一个很有能力且幽默的教员，他的课堂不枯燥，知识点讲解也很透彻。除了学习外，他在生活上也和学生保持着紧密联系，曾经资助学生、给家庭困难的学生买衣服，还时常举行烧烤、电影活动，每次都有很多学生响应。不少学生直到毕业后都和刘连喜保持着联络。
有能力，幽默并且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形象第一次被公开打破，是2017年6月23日——柳江区教育局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里提到：2013年，一名2012届的女学生因遭刘连喜性侵而退学，有两名教师参与处理了这一问题；2017年有另两名教师于熄灯时间发现有女学生待在刘连喜宿舍内。举报信还提到：因为刘连喜还统管整个年级的团委工作，为了保护女学生，其他班的班主任会避免让她们担任团干部。
根据2020年和2018年的柳江区政府公告信息，举报信促使柳江区派出所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并立案侦察“X中学学生遭强制猥亵”，因缺乏有效的痕迹物证和旁证材料，无法证实刘连喜涉嫌猥亵。但在区纪委监委和教育局的同步调查中，调查组发现刘试图“教唆2名学生作伪证掩盖事实”。一名调查期间在校的2015届实验班学生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刘连喜要求学生作伪证的内容是“夜间在他宿舍内的是男生，而非女生”。
2018年1月19日，官方宣布撤掉刘连喜副校长的职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于2月5日安排刘到当地一所小学做无法接触学生的后勤工作。2018年10月27日，在柳江区教育局的指导下，X中学以反思刘连喜事件为主题召开了“重大案件民主生活会”；新任校长带头检讨了学校过去在“从严管理和约束（学校）干部、建设师德师风”的疏忽，并代表中学党支部签订了《个人廉洁从教承诺书》。
走出黑箱的女生们：从隐忍到揭露
2020年4月12日，苏南看到网上一位青岛企业高管性侵养女案的新闻，被刻意隐藏在心灵角落的暗箱再次打开。通过微博超话#姐姐来了#，她了解到即便本身是受害者，但通过坚持报案、为社会提供警醒，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保护更年轻女性的“姐姐”。苏南决定曝光当年的经历。她联络了顾延和其他4个当年的女同学，这是她们相互间第一次说起在X中学的经历。
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后才说出来？苏南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实验班学生对于被要求按摩既是习以为常，又是无能为力，甚至感觉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老师会给予学习上的重视和辅导，以学生的服从和忍耐为代价。另一名学生林黎对本刊记者这么总结，她认为这种交换是“升学压力下没有选择的结果”，而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定义为“等价交换”，既是提醒自己，妥协的报偿是升学，也是在安慰不情愿的自己。在学校时，苏南曾试着与两名同学讨论自己的遭遇，但发现她们并不想深入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是当作一个聊天的话题，随便说说就略过了。顾延也曾告诉过同学，得到的反馈是：“没有办法，想要好成绩就必须经历这些。”
同学的平淡反应，让顾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甚至一度感觉自己的愤怒和受伤“是自己三观不正”。内心感受和外界反馈的冲突，让她更为痛苦和自我封闭。直到最近，6名接受警方调查的同学才知道彼此都是当年的受害者。
成年人似乎也难以倚靠。苏南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学校不允许住校的实验班同学携带智能手机，大部分学生只有一张用于公共固定电话的“校讯通”话费卡。她们没有能够保存证据的设备，或者能够及时联络到家人的通讯工具。即便有了向家人诉说的机会，得到的回应也是让人失望的。苏南说自己曾在初二时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母亲则告诉她：在让她进入实验班之前，自己听说过刘连喜有越轨行为的传闻，但担心苏南会害怕，没有告诉她。除此之外，苏南没有获得其他的反馈。“性和身体是家里避讳的话题，我觉得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苏南对本刊记者说。
但那些黑暗的往事，并不能因为不说就得到消解。它会像一团燃烧在身体里的暗火，持续给受害者带来折磨。2018年9月，顾延在高中军训期间数次惊恐症发作、情绪抑郁，休学治疗期间也有很长时间“状态不稳定，清醒和做梦时都深陷初中经历的回忆”。这是她生命中的一段“至暗时刻”，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一年多的心理治疗，顾延开始能够回忆和谈论自己的经历，而不困于痛苦、恐惧和羞耻。通过苏南，顾延和其他亲历者取得了联系，感到自己有了揭发和接受调查的底气。她发现，不仅自己，许多亲历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如果没有提供自己的证词，她担心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林黎也是在初中毕业后逐渐成长起来。通过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和媒体报道，她获得了更多的法律和性别知识，也改变了初中时对“等价交换”的理解。“13岁上下的孩子们，面对潜在的性侵行为缺乏自我防御的意识和技能。刘连喜利用了自己的资源，强迫和利诱了心智未成熟、不敢逆扛的初中生。”林黎对本刊记者说，“到了高中才明白，有些东西是自我保护的范畴内的，是不能让渡的。”通过苏南的微博和媒体的报道，林黎知道当年有类似经历的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了”，自己也打算不再沉默。
涉性陈案的法律困境
2020年4月16日，柳江区公安机关宣布向媒体和知情人士征集线索，作为进一步彻查的依据。据本刊记者了解，截止4月25日，已有6名X中学2015届的实验班学生接受了警方的笔录调查，另有一名2009届的学生表示遭到过猥亵、一名2007届的学生表示有类似遭遇且愿意在法庭上指证——共有8名学生的证词支撑对刘连喜的控诉。
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证人证词，但由于时间久远，关键线索比如痕迹证据的获取十分困难。贺欣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凭借权力关系而实施的侵犯未成年案件，面临着证据少、刑事立案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通过集体诉讼、陪审团等制度渠道，可以增加单个或多个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另外，在无法满足刑事立案的严格证据要求下，可以通过民事立案的方式，使受害者遭到的伤害得到赔偿。
4月28日，《法治周末报》采访了“女童保护”的主要发起人孙雪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以及北京示范大学刘文利教授。三人提到性教育应当同时成为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但目前中国的校园性教育体系处于没有系统的课程、教材、专业老师和教学结果监测的‘四无’状态。不少家长“谈性色变”，对于性教育仍持保守的态度，阻碍了性教育的推广。但是，克服这些困难、系统性地推进并完善性教育是必要的。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已经暴露在性犯罪的风险中，而性教育对于帮助未成年人具备防范意识和技能，是不可或缺的。
（文中时间、地点真实，因采访者要求，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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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耕。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