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广东东莞，工业区进行了封闭式管理，只留下一个出口，员工进入前先测体温、检查证件 图/人民视觉
焦灼的全球疫情之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
4月10日，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在国新办稳外贸相关举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商务部对重点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摸底，当前外贸企业面临在手订单被取消、延期，短单多、长单少，海运、空运等国际物流需要进一步畅通等诸多困难，外贸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而4月下旬各省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同期进出口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辽宁的一季度货物贸易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其中粤、苏、浙在内多地同比下降幅度超过10%。
在澎湃新闻刊发的《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一文中，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战洋谈到了“病毒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性别和年龄的群体，面对病毒的风险程度和导致的后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对于打工者的影响尤甚。”
那么，身处受全球疫情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在这个晚春，外贸工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冲击，又如何求得生存？我们将视线对准这些宏观数据背后的个体命运。
3月6日，江苏淮安，江苏三禾集团缝制车间的工人正在赶制外贸订单 图/人民视觉
等通知上班
快要停水了，你有预感。把水龙头打开，呼啦啦呼啦啦，水流旺盛，一切如常，不经意间，水柱开始收窄，两指缩成一指，直到涓涓细流变成滴答滴答，突然无影。对外贸工厂的工人来说，订单的“消失”过程大抵如此。
2020年初，江西抚州人林霞迎来了在这家厦门制衣厂打工的第六年。制衣厂规模不大，总共也就三四十人。44岁的她在厂里从事包装工作，把别人做好的成衣装到塑料袋里。简易的包装，她一小时可以包好一百四十多件，复杂点的，这一数据会被除以三。林霞的家就安在工厂附近，每个月两三百元的租金，一分钟就能走到工厂。
这家制衣厂的主营业务是为欧洲球赛制作球衣。2月23日复工后，工厂便满负荷运转起来，疫情耽误了不少时间，客户在节前下的订单需要尽快完工。但进入4月，随着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林霞眼见着订单一日不如一日，有的是撤销了，有的是延期了，差不多三四天就一个坏消息。
工厂主管跟大家通了气，“如果是布料已经裁剪了的，就慢慢做，如果还没有开动的，单就停掉。”林霞自己也做了下推算，如果疫情不停止，以厂里目前仅剩的订单量，最多还能撑一到两个月。“内销单现在大家都在抢。能抢到一点就做一点，抢不到就只有关门了。” 平日里赶货，她的工作时间会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而现在则变成了早八晚六。
制衣厂工人的工资通常是计件制，上班时间缩短意味着工资锐减。
杨兴从2月20日前后上班至今，还未领到过工资。55岁的杨兴所在的纺织厂开在浙江嘉兴，同样以外贸订单为主。4月10日起，该厂改成了“上两天休一天”，两周后变成了“等通知上班”。
他和妻子2月中旬才从四川广安的农村老家来到嘉兴打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他花了两天时间敲了五十多家工厂的门才找来的。这附近大概有一百来家小厂，多为制袜厂、制衣厂，工人数量大多在几十人不等。“有的厂不需要男工，有的要男工，也只要年轻的。”杨兴找到的这份工作，是在纺织厂装卸货物、上下布匹和丝线等，算是体力活。满勤的状态下，一个月的工资是3300元。
“上班时间少了，就没钱了，大家都比较着急。”杨兴的妻子刘梅在附近的一家制袜厂工作。“上四天休三天”的状况已经持续了约一个月。“2月中旬刚复工的时候还是每天上班，过了一段时间货就出不去了。”刘梅和丈夫同岁。原本在这家厂做了十年，2018年因为在农村的母亲生病，她回家照顾，今年再回来已断了工龄，按照新员工的价格算，从2月复工到现在，拿到手1000元。
“最初是下午6点下班，后来变成了5点，如今则是4点就下班。”虽然不乐意休息，但刘梅也理解，“厂里没有订单，老板也要养这么多人，他能怎么办？”夫妻俩每天吃饭会花去三四十元，加上六七百一月的房租、水电，已入不敷出。女儿在嘉兴的写字楼上班，工作还算稳定，刘梅夫妇得以从女儿那里获得些资助。“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钱也不是地上就能捡来的。”
3月19日，福建泉州开发区一家鞋服工厂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出口韩国的运动服 图/人民视觉
“只要他们还做这个，肯定会留下我”
一些依靠外贸市场的鞋厂工人也深受订单流失带来的冲击。
在嘉兴往南400公里的温州瑞安，45岁的吴军也在“等通知开工”。1996年退伍后，吴军卖过一阵子菜。2000年，在熟人介绍下，吴军来到瑞安，进当地的制鞋厂做普工。
待满了20年，吴军见证了鞋厂、鞋业和城镇的发展。初来乍到时，瑞安的制鞋厂房还很少，如今大大小小的厂子加起来有上千家。20年里，吴军辗转了多个鞋厂，但大都是些五六十人规模的私营小厂。六年前，儿子初中毕业后也来到瑞安，目前在当地的一家胶鞋厂做技术工人，日常工作是打鞋眼。
“等通知开工”并非疫情期间才有的特殊情况。“这里的私营企业基本都是这种模式，跟着订单走。做完一单就休息，有时候上午通知放假，下午去上班也是有的。”工人们习惯了，如果自己厂里没活做，就去别的厂子接些临工。但今年境况截然不同，“自己厂子只有些零零散散的单，其他厂也一样，临工也找不到，只能在家里等电话。”
吴军估算，从2月到4月，他总共上了六十几个班，是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当地鞋业，一天通常被划分为三个班，一个班约三个半小时，分别是7：30-11：00、13：30-17：00、18：00-21：30。吴军所在的生产小组有10名工人，生意好的时候，一个组一天大概能产出3500到4000双鞋，最近产量降到了往日的一半。
和杨兴夫妇一样，吴军所在的这家生产休闲女鞋的工厂也是他年后新找到的。因为对行业熟悉，技术也熟练，吴军在今年2月刚复工时，成功地跟主管谈到了4000元每月的保底薪资，成为公司里仅有的10名享受此待遇的技术工之一。
虽是技术工，但这份工作不像听起来那么轻松。相比流水线上的工人主要做穿鞋带、垫鞋垫的工作，作为机台操作工，吴军需要完成包括开模、机头、压模、抽帮在内的一系列“体力活”。在吴军向《南方人物周刊》展示的一条工作视频中，他戴着一双改造过的劳保手套。手套原本是为了防止手指拉线时磨出血泡，但工人们为了干活方便，大都把指套的部分裁掉。
这4000元的“生活费”在一定程度上让吴军不像其他工人那般焦虑重重。租住在他家隔壁的一对54岁的湖北恩施籍夫妻就没那么幸运了。受湖北封城的影响，两人回到瑞安已是3月26日，那时原本工作的鞋厂已经停工，七日的隔离期结束后，再出来已无岗可寻，临时工也找不到。
除了降低工时、停工等措施，部分外贸企业为了自保选择裁员。
对公司下个月即将展开的裁员，46岁的胡杨早有预料。他是中山一家拥有5000名员工的服装厂的中层技工。该厂隶属于香港某知名服装制造集团，七八成的订单来自美国市场。“疫情还没开始时，年前的订单就已经排到了今年8月。后来因为客户取消或者推迟，5、6月的订单量已经掉到了平时的五分之一。”
让他对裁员早有预料的，还有兄弟工厂的遭遇。
不同于他所在的工厂还有部分去年下的订单，集团旗下两家位于东莞和中山的针织和内衣厂在3月已启动了第一轮裁员，裁员比例在百分之二三十，从工人到经理层，范围甚广。“上个月，我们公司年后招的大部分工人，也因为‘试用期不过’等原因被裁掉了。”
其实去年集团就有裁员，集团在南京的一家工厂关闭了，搬去了工价更低的柬埔寨，“中国做的是高档货，东南亚那边只能做些简单货。以我们洗水这行为例，中国员工一个月是1000美金，柬埔寨那边是130美金。”
“如果你平时在混，可有可无，就要担心了。”胡杨所在的洗水开发部有200人，平日里会承担集团的牛仔梭织样板和支援海外洗水等工作。他自认技术过硬，“只要他们还做这个，就肯定会留下我。”
“生产线和技能都是裁员会考虑的因素。”华安是浙江台州一家工厂外贸部的经理，该厂主要生产垫子类产品，同样瞄准欧美市场。
华安所在的工厂刚刚经历了一轮裁员，工人被裁掉近一半，仅剩下五六十人。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解释公司裁员的策略，“比如说我有50台机器，现在订单少了，我只要开30台就够了，那我们就会把这30条产线上部分技术不好的工人裁掉，把剩余20条产线上技术好的换过来。”
但华安也承认，目前的情况下，并非所有技术好的工人都能留下。“也有部分技术不错的员工，老板受订单所困，实在没法留，只能给他们提供1000元每月的带薪休假。如果你不给人家发钱，以后你又要用人了，这些熟练工是肯定不会回来的。”
3月27日，广州鹭江村，经营一家小型制衣厂的王国平夫妇在厂里午休。工厂已有十余名员工到岗，闲置两个月的机器次日将再 次运作 图/人民视觉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着”
浙江往南八百多公里的东莞，是华南重要的鞋业代工基地，曾有“世界每十双鞋就有一双来自东莞”的说法。
今年本应是汪华在东莞工作的第13年。汪华来自河南驻马店，曾在广州的一家皮包厂工作数月，因为担心工作环境对身体有伤害，在朋友的介绍下，他19岁时来到东莞，转行做鞋。
13年间，他仅仅换了两家工厂，最后这家他待了七年，直到今年的4月9日下午，主管将工人们召集起来，宣布工厂全体放假八个月，期间停薪留职。他将开会的画面录制了一个短视频上传到某网络平台，并配上了歌手张震岳的《再见》。截至4月29日晚10点半，这段12秒左右的短视频在该平台收获了25.6万个赞和2.6万条留言。
虽然主管告诉大家，员工宿舍还会继续提供给工人住宿，也会保留工龄，日后若返工，工人可以继续按照以前累计的工龄领取年终奖，但在汪华看来，未来变数难料，八个月的“停薪留职”，基本等同于“解散”。
从3月到4月，形势的变化让汪华有些目不暇接。3月12日他正式上班时，厂里还是一片欣欣向荣，海外的订单一直排到了5月底。可不到两周，3月底情况急转直下，随着国外疫情的加重，订单陆续被叫停。“上百号人要发工资，老板也拖不起，只能放长假了。”
汪华所在的厂有一百多号人，许多人的工龄在五年以上。多年维护的稳定被突然打破，没人有时间去舒缓情绪。
“长假”正式到来前一周，车间主管就给工人们通过气。从那时起，和很多工友一样，汪华就开始联系新工作了。
汪华有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六岁，妻子原本也在东莞和他一起打工，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回到老家照顾孩子。因为鞋厂平时包吃包住，汪华一个月的开销往往维持在千元以内，五千多元的工资中，4000元会寄回老家，一两个月寄一次。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着。”鞋厂附近几公里的工厂他都联系过，无论是鞋厂还是电子厂、五金厂，大家情况都差不多，要么不招工，要么也放着长假。唯一的例外是口罩厂，这也成了很多不愿离开东莞的年轻工友的一个选择。
不过，口罩厂要求两班倒（早8点到晚8点、晚8点到早8点交替）。汪华“不喜欢”这种上班模式，斟酌中，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省外的工作——在福建漳州做消防管道的安（改）装。
因为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亲戚报来的工资比鞋厂的低了不少。“如果是在鞋业界，凭我的技术，拿这点工资我是不甘心的。”但汪华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他知道今年的工作不好找。4月10日，老板把工资结完，次日东莞下了一场暴雨，12日他便动身赶往漳州。
亲戚所在的安装队有三四十人，汪华是唯一从工厂转行过来的。回到普工的身份，一切都要从零学起，比如切割、压缩和安装钢管这样的基本功。相比之前在鞋厂，这份工作的时长稍短，往往在七八个小时，也相对自由，但对体力的消耗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规格100的钢管，一条6米，八九十斤重，一天要扛几十条，具体数量跟工地的面积相关。”4月25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当天，这样的钢管他扛了三四十条。从微信头像看，汪华本人远谈不上壮硕，甚至有些瘦削。
入职的第二天，他就抬了五十多根不锈钢钢管，“有点吃不消，但咬咬牙还是坚持过来了，回去搽点活络油，慢慢就好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好在还年轻，十多天后，他的身体慢慢习惯了。
老家的孩子们还没开学，汪华隔几天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但一次也没好意思说干活累。他知道自己没法“挑来挑去”。
虽然吴军有保底薪资，但在本厂没有复工通知的这段时间，他依然在积极地寻找打临工的机会。
寻找的途径主要是工友间互通有无。吴军有十几个微信群，群里都是熟人，200到500人的群都有。除了盯住微信群，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一条朋友圈，内容不是感叹“无聊”，就是“哪里有代班兄弟们呼我”。去年几乎一发就奏效的朋友圈，现在往往了无回声。
他不打算停止这种努力。4月26日晚，《南方人物周刊》第三次联系到他时，他终于找到停工后的第一个临工，“帮朋友代了个班”，从下午6点到9点20分，他一共经手了一百六十来双鞋，挣到了120元。
吴军租住在城中村的一套私人门面房，房高四米，被隔成了两层，居住面积大概在七十多平。除了吴军一家四口，还有年后来投奔他的两个亲戚。亲戚没有技术，只能暂且找些理鞋的临工。工作受困的日子里，吴军一大家子一天的开销在100元左右，伙食标准相较年前下降了50元。
几天前，吴军在东莞某电子厂打工的妹妹已经返回江西老家。“我们的租金农历腊月二十刚刚付过，一年一万五，如果像他们广东一个月一付，我也会先回段老家吧。”
4月25日下午，广州大道南路口公交站，等待返乡大巴的湖北籍打工者 图/叶香玲
返乡
崔晶晶对接过的农民工中，一部分在这个晚春选择了返乡。作为蓝领招聘平台“快马找工”的一名人力经纪人，崔晶晶的日常工作是为电子厂招聘蓝领工人，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招聘工厂支付的管理费。她对接的电子厂遍布上海、深圳、江苏、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地，其中六成左右有外贸业务。其农民工客户的年龄范围在16到40岁之间。
4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联系她时，她向记者介绍，因为工厂订单减少，综合收入降低，那时对接的企业已有60%暂停招聘。“目前招聘的企业工价比较低。有40%的工厂只要女生。”那时，她表示“工作还是可以安排的，但每个月的综合工资在3000元左右，仅为往年同期水平的60%。”
此外，她也能明显感受到面试要求的提高。“有的企业除了会让应聘的农民工做自我介绍，还会进行加减乘除考试，并要求背写26个英文字母。有人因为紧张而出错，工厂也不会给第二次面试机会。”
十天后再度联系崔晶晶时，她坦言企业基本上用工饱和，已经没有多少开放的岗位。“之前通过我们入职的农民工，他们最近也比较心烦，企业现在不加班，一个月工资大概2000块钱左右，想要换工作，又不敢换。”据崔晶晶介绍，往年企业的招聘期往往会持续40天左右，4到6月，企业的用工缺口会比较大。今年的高峰期直接减半（大约在2月25日到3月15日左右），到了4月初，有企业陆续开始裁员。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很多复工即遭停工的外贸工人暂时返乡。然而老家不是“避风港”，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多位农民工眼中，土地从未被他们视作“失业保险”。
4月26日下午1点多，《南方人物周刊》联系上刘磊时，48岁的他正独自在东莞火车站候车。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拎着行李准备返乡的农民工。下午3点，一辆K字头列车会带他驶离东莞，于凌晨4点左右到达湖南常德老家。
他无心留恋打拼了20年的“第二故乡”，工作是他此刻最紧迫的心病。五分钟里，刘磊已经三次询问《南方人物周刊》是否有好工作可以介绍给他，“我要求不高，5000块就行。”刘磊和汪华是前同事，之前在鞋厂时，刘磊的工资就在5000左右。但和汪华不同，4月9日之后，刘磊一直没找到工作。
同样没找到工作的还有和刘磊年龄相仿的黄英。黄英是刘磊的湖南老乡，在同一家鞋厂打工。2010年刚从湖南南下时，曾在中山一家制衣厂工作三年，因为工资低，她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东莞寮步转行制鞋。来莞七年，她从未换过工厂。
4月25日联系她时，她正在离寮步不远的厚街找工作。“在寮步找了两天，又在厚街待了一周，问了各种工厂，都不要人，口罩厂现在也不要了。”她有了回湖南老家的打算，“在外面开销大，玩不起。”她发了一个伤心的表情。
回家同样不是一个轻松的选项，“回家也需要钱生活的。”虽然还没有订票，黄英已经想好了，种地是“不现实的”，还得找工作。
初步计划是回长沙找一份超市的工作。她打听过，老家的工资低，一个月大概在1000元左右，不足她在鞋厂工资（4600元）的四分之一。她的微信头像是和年迈母亲的合影，“回家也没人能帮忙，还是靠自己。”截至4月29日，黄英依然留在东莞，没有放弃寻找。
汪华能理解黄英的心情。他也曾想过，如果当时没有亲戚介绍工作，他也会继续找。“不可能回家。”对汪华来说，“不可能”的背后是“回不去”。
在外出打工13年的汪华眼中，种地的回报太低。“小麦十几年前就是一块钱一斤，到现在还是一块钱一斤。种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也才挣两三万块。”这些钱也就是他之前在鞋厂四五个月的工资。他老家农村还在种地的只有他父母这一代人，年轻人大都不愿意也不怎么会种地。
刘梅倒是会种，可如今工资大打折扣后，她也没把回乡务农作为一个选项。“家里种庄稼是赚不到钱的。”前两年因为照顾母亲回到广安农村，她一个人管起了家里六个人的地。“两年大概收获了5000斤玉米，九毛钱一斤。养了一头猪和一些鸡鸭，主要是自己吃。除草、打药各种支出，花掉了三四万，钱没挣到，全吃老本了。”女儿也会跟她抱怨，钞票没挣到，倒把身体搞垮了。
这也让她觉得，保住目前的工作更为重要。“现在这样，上班时间少了，很多工友私底下也会抱怨，但没人敢去找老板反映给点补助。”
城中村的墙上招工海报比以前少了 图/人民视觉
憧憬
刘畅是对回老家的生活抱有憧憬的年轻人，但她的憧憬在县城。
4月27日，34岁的刘畅已经从打工地义乌返回老家江西泸州快20天。和她一起返乡的还有丈夫和弟弟。3月10日工厂停工前，她和丈夫、弟弟同在义乌的一家制包厂打工，工厂的订单全部来自美国客户。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刘畅很能干。在这家厂工作了十年，除了做打板设计，她还承担了部分管理工作。停工后，刘畅的弟弟原本打算在义乌继续找工作，寻了一圈，和一家工厂老板约好了上班时间。上班前一天早上，对方来电，通知说不用来了，工厂也要放假了。
和想留而留不下的弟弟相比，刘畅夫妇在“停工”后就做好了返乡的打算。夫妻俩处理完厂里的善后工作，在两个孩子开学前赶回了老家。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一年级，正是花钱的年纪。刚一回来，刘畅就交出了6000元。“我们夫妻都是农村长大的，就希望孩子这代能有所改变。为了孩子上学，我们在泸县借了首付买了房。孩子学习刻苦，考上了当地的私立学校，虽然帮我们省了两万多的择校费，但是生活、住宿还有补习的费用都很高。”
要继续撑起这个家，夫妻俩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决定返回泸州前，刘畅其实有个初步的规划——在婆婆租赁的门店卖服装，兼顾着照看孩子，丈夫回来做骑手。她打听过，老家骑手的岗位还有空缺。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两人收拾好行李赶回后，发现骑手的职位已经招满。
“现在外面回来的人特别多，剩下的职位也不好找。要么要文凭，要么看年龄，只要35岁以内的（刘畅的丈夫今年38岁），能做的只剩下保安。”一来二去，刘畅原本在工厂做老板助理的丈夫已经在家“闲”了快一个月。刘畅和婆婆的服装卖得也不顺利，“实体服装店受网络直销的冲击太大了，有时候一天连一块钱都挣不到。”想来想去，刘畅又打算借点钱，开个早餐铺。
“在外打工不稳定，钱不多，一些私企不给交社保，孩子没法带在身边上学。他们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回来，再加上父母也都六七十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们就没打算再出去。”刘畅也会感叹，在外给别人打了20年工，广州十年，浙江十年，既没照顾好孩子，赚到的钱也只够养家糊口。刘畅想着回来创业，虽然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比原想的困难，但她还是希望未来十年，趁着年轻拼一拼，能为自己干一回。
吴军没像刘畅一样想这么远，他现在期盼的只是下半年快点到来。虽然收入下降，存款也不多，但吴军觉得到下半年，情况一定会有好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孩子们大了，靠着4000元的生活费，吴军的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他自认心态不错。无工可做时，他也会去附近的山上挖挖野菜和竹笋。
4月28日，吴军因为老家的叔叔过世回家吊唁，到江西时已是下午四五点。当晚，他就接到了工厂的电话，通知30日有临工可做。送完叔叔“最后一程”，29日晚，他便赶回了瑞安。到家已是凌晨1点半，休息几个小时后，早上7点半，他开始了为期一天的临工，“有一天做一天。”
30日早上8点多，吴军给《南方人物周刊》发来了一段15秒的视频。视频里，二十几名工人正埋头忙碌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沉寂了一周的工厂，在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迎来了短暂的热闹时分。
（文中林霞、杨兴、刘梅、吴军、胡杨、华安、汪华、刘磊、黄英、刘畅均为化名。感谢叶香玲、陈果静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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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洋。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