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列宁是优秀的理论家，也是十分注重现实的政治家。政治上很少有纯粹的事，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政策、策略甚至阴谋应运而生。面对现实，列宁反对教条式的“不作任何妥协”。但是，列宁是严格区分合理“妥协”和叛卖性“妥协”的。抹黑或曲解列宁的人们长期以来在关于列宁的三桩疑案上大做文章，认为列宁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本文考证与分析了富有争议的“双料”特务马林诺夫斯基案、“德国间谍”案和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案。
列宁既是战略家也是策略家，这是东、西方的“列宁学”所公认的。但是，他们在列宁是什么样的策略家的问题上却大有分歧。西方“列宁学”家在列宁传记中提出了三桩疑案，认为列宁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策略家。从政治上说，我们可以象苏联史学家那样对这三桩疑案不屑于顾，但是就历史研究而言，则有必要对它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考证和分析。
一、“双料”特务马林诺夫斯基案
马林诺夫斯基1876年生于俄属波兰，当过裁缝和车工。1899至1902年因刑事罪被捕，后被沙皇暗探局招为特务混入工人运动。1912年他在布拉格会议上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负责杜马党团工作。1914年5月由于沙皇司法机关的倾轧，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助理将他是特务一事告诉了国家杜马主席，但要求不要外泄。5月8日他在自己的真相可能外泄的情况下，被迫以健康原因辞去杜马代表职务，到国外去了。当孟什维克报刊曾怀疑他是因特务嫌疑而辞职的，但它们除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攻击外，并没有拿出任何凭据来。布尔什维克党的调查也因缺乏证据，只追究他擅离杜马职守的责任，给他以开除党籍的处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征入伍并当了俘虏。二月革命后暗探局档案公开，他的特务历史遂彻底暴露。1918年11月他自恃创办《真理报》有功，回国自首，终因罪行太重，被苏俄最高法院判处了死刑。
西方“列宁学”家以当年孟什维克报刊的责难为依据，断言列宁同意马林诺夫斯基充当“双料”特务，而后又包庇他过关；认为列宁为了创办《真理报》并同孟什维克驻杜马党团决裂，不惜让几百个党的活动家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较早提出这一疑案的是贝特兰·D．沃尔夫1948年出版的传记《三个制造了一场革命的人》。该书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始终得到了列宁的包庇，其根据是（1）他突然辞职后，列宁拒绝了孟什维克提出的由各派联合调查这一事件的要求；（2）他关在德国战俘营中时，列宁夫妇先后给他寄过鼓动材料、食物包和衣被；（3）1918年底他受审时的态度是高傲的，据说他一再要求传唤列宁出庭，“他肯定在他从杜马辞职后，列宁一定知道了他所充当的角色。他多次试图告诉列宁，他的过去“充满了罪恶，但列宁不听，说他年轻时的失足在布尔什维克党看来，无关紧要。（4）审判是迅速和秘密的，并特意让工人代表旁听，“从而使列宁未敢来法庭救他”。
罗伯特·佩恩1964年出版的《列宁的生与死》一书开始含糊地说马林诺夫斯是“双料”特务了，他写道“列宁对马林诺夫斯基很了解。列宁赞颂他的那些品质就像赞颂自己一样：狡猾，大胆，土里土气，甚至是刑事犯罪行为。他没有向列宁隐瞒自己年轻时犯过刑事罪，并在监狱里过了三年。”因此，“只有假定他既向列宁作好了背叛警察的充分准备，又始终准备向警察出卖工人，我们才好理解他的这一生。”斯蒂芬·T．波索尼同年出版的传记《列宁：身不由已的革命家》也宣称 “俄国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从德国返回列宁的俄国，这时他同警察勾结的事情已众所周知了。他肯定认为列宁会出来为他辩护。”因此，法庭“判处他死刑后几乎立即就执行了，以免列宁来拯救他”。“这场审判表明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特务吗？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可以猜测列宁知道这件事”。“推测起来，他可能是在1913年间的某个时候成功地向列宁表白了他在受警察指使的同时，仍然是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忠于革命。列宁作为优秀的策略家，利用了这个机会”。“列宁在这类工作上并非新手，他非常热心于把特务安插在敌对的组织中，例如许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孟什维克中设立情报网。那么，他为什么就不会在警察中安插特务呢？”他还引证了共产国际的变节者巴拉巴诺娃的回忆录说：“后来，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娃表示反对这种做法，列宁怜悯地望着她，问道：‘怎样才能使你适应现实生活呢？’并补充说他希望把特务安插到一切可以安插的地方中去。”
罗伯特·D．沃斯1973年出版的《列宁传》的口气更加肯定了：“马林诺夫斯基象其他那些在双料特务这个暗探世界中生活的人一样，遭受了一种‘个性转变期’的痛苦，连他也弄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忠诚到底给了谁。他下意识地返回自己犯过罪的地方，企图用这种似乎是莽撞的行为来赎回罪过。”而A．阿夫托尔汉诺夫则企图用“双重工具说”来修补“双料特务说”，他写道过“马林诺夫斯基是否双料特务，而且列宁是否也知道这一点，这仍然是个谜”，但是由于列宁知道他的过去并写文章为他辩护，因此“他不仅仅是俄国秘密警察的工具，也是列宁的工具”。
但是，无论是“包庇说”也好，“同意说也好”；“双料特务说”也好，“双重工具说”也好，西方“列宁学”家除了推测和臆断外，始终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双料特务，那他在法庭上为什么不以此为自己申辩呢？而这种申辩显然是减轻罪罚的最有力理由。至于他1918年11月回国自首一事，实际上并不奇怪：第一，他刚从战俘营中出来，不一定相信罪行已经全部败露。1914年5月他辞职后竟敢回奥属波兰接受党中央审查并蒙混过关，这不能不使他在1918年11月也产生侥幸心理。第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好，使他“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而他为了赢得信任却不得不帮助党“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适当地采用隐蔽的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所以他在认为罪行没有全部败露的侥幸心理促使下，认为回国自首可以将功补过，得到宽恕。
那么，他突然辞职后列宁是否有包庇之嫌呢？没有。因为当时党中央成立了由加涅茨基为主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委员会调查了一切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传闻，接到了（党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布尔采夫关于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不可能是奸细的声明，以及听取了布哈林、罗兹来罗维奇的意见之后，仍然未能确定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的事实。加上他当特务时也留了一手，因此当他被抛弃后，暗探局不再能够破坏他尚未提供给它的那一部分党的地下组织，这就更增添了他的迷惑性。显然，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列宁是不能象孟什维克那样出于派别攻击的目的而任意断定他是特务的，尽管在这期间列宁也曾经对他发生过一次怀疑。克鲁普斯卡娃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在波罗宁，我们从季诺维也夫家回来谈起所传的流言时，伊里奇突然在一座小桥上停下来说：‘是真的吗?’他的脸上充满了不安的表情。‘你怎么啦’，我回答说。于是伊里奇也就平静了，开始百般责骂孟什维克，骂他们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不择任何卑劣手段。在这一问题上，他再没有过任何犹豫。”她的这段回忆毫无掩饰之言。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双料特务或者曾向列宁作过坦白，那么列宁这种突如其来的忧虑是决不可能出现的。至于列宁后来写文章驳斥孟什维克报刊的责难以及让马林诺夫斯基在德国战俘营中从事反对沙皇的鼓动工作，这不但无法说明列宁在包庇他，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列宁对他的真面目的确一无所知。
二、“德国间谍”与德国钱案
西方“列宁学”家对这个疑案的说法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从手段和法律的意义上说，列宁充当了德国间谍；另一种认为列宁虽然不是德国间谍，但接受了德国政府的资助。
波索尼是第一种说法的代表。他认为列宁充当德国间谍前就领取过日本和奥国的经费。他引证沙皇暗探局的档案材料说，1904年暗探局从柏林向国内报告，列宁准备在1905年11月创办一种报纸，并已凑足出版15期的钱。他推断说： “无疑，这笔钱是日本人提供的”，尽管“列宁接受了日本人多少钱还不知道，交付的办法也不清楚”。的他又加了小注补充说：“日本人是不会吝啬钱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的皮尔苏茨基在日俄战争中都接受过日本人的钱，“列宁这个盼望领导1905年革命的人，自然不会被日本人遗漏”。然而，即使日本政府不会遗漏列宁，那他又根据什么列宁会接受它的资助呢？波索尼还认为列宁1912至1914年为了便于领导国内革命斗争迁居靠近俄国边境的奥属克拉科夫是奥国的安排：“可能是雅各布·黑尼斯基通知列宁，奥国愿意帮助革命者。列宁召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讨论这个消息的可靠性。” “由于列宁新选择的这个居住地符合奥国总参谋部的情报和战略利益，因此说正在准备战争的奥国已经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部署了列宁是较为准确的。”既然如此，那一战中奥国当局为什么要怀疑列宁是俄国间谍而把他扣留起来呢？波索尼回避了这个问题，又推断列宁获释后在去中立国瑞士的途中，同奥国当局进行了秘密会晤：“列宁到达伯尔尼的日期是1914年9月5日，可是没有材料证明他们为什么要花八至九天的时间来完成通常只需两至三天的旅行”。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说他们在维也纳停留了一天，并花了一个星期才从克拉科夫到达瑞士边境，“无疑，这些虚构的日期隐瞒了列宁可能在维也纳参加的会议。”然而，克鲁普斯卡娅的的原话却是：“我们在维也纳停留一天，领取必要的证明文件，筹措旅费，往瑞士拍了电报要他们给我们找一个保证人，因为没有保证人是不准进入瑞士境的”而列宁一家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瑞士边境，则是因为客车“为了给军用火车让路，在各个车站都要停留好长时间。”
波索尼作了上述铺垫后，宣称列宁在伯尔尼直接或间接地同德国代理人进行了谈判，于是“从1915年10月开始，德国钱流向了列宁。对此，他作了如下“论证”：其一，他把列宁为即将来临的欧洲革命所做的理论准备说成是对德国政府的报答：尽管列宁收到德国钱后，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没有干什么事，但“他决定写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书，而这是德国宣传机构急于利用的主题多无论从何处谈起，这个主题都是直接用来反对英国和法国，而不是德国和俄国的”此外，列宁在1916年2、3月间还研究了民族自决权问题，这是又一个得到了德国人强烈支持的政治主张。”
其二，他认为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建议农民应该夺取土地的主张是“完全同德国人相呼应的。德国在火线宣传中就象列宁那样告诉俄国士兵，土地正在被留在家里的人夺走”，以此来瓦解俄军的士气。
其三，他宣称列宁1918年3月坚持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因为害怕德国当局揭发他接受了津贴：“列宁当时如果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国会多数派合作，德国政府可能早已被赶到斯德哥尔摩去了；但是列宁出于一目了然的原因，不肯去拒绝德国外交部所希望的事情的风险。”他认为列宁当时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克雷连柯担任总司令，是列宁满足德国人的要求的证据，因为克雷连柯所努力去做的事情只是毁灭剩下的俄国军队。”他硬说当时主张签订和约的中央委员大部分是亲德派“列宁得到了（与他一起经过德国回来的）闷罐车中的同伴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在起义的日子里可能接受过德国人资助的斯米尔加、摇摆不定和不太关心世界革命的斯大林、过于讲究服从列宁指示的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他明明知道批准和约的党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时，战争使许多代表半途受阻这一情况，却说什么“列宁狡猾地使用了他惯用的策略即细心地挑选党代会的代表。七大应该有250位代表参加，但是只召集了58人，其中56人有表决权，只代表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党员”，从而使亲德派的主张得到批准。
最后，他写道如果只是从“代理人”这个含义上来理解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话，那么“列宁总是他自己的代理人，而不会进一步去为德国人谋利益，更不要说去帮助威廉二世了。但是从手段和法律的意义上说，列宁是一个卖国贼，因为他同外国和敌方的政府打交道。”所以，尽管他承认1917年七月事变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用来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证据是愚蠢的，但他的结论却同它一模一样。
第二种说法主张取消列宁是德国间谍的罪名，代之以列宁接受了德国当局资助的指控。沃斯写道：“说一个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人会被金钱或好处所收买是不可思议的，但列宁无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当运动需要他下赌注时，他可以完全不顾良心。”阿夫托尔汉诺夫认为：“列宁不是那种受暗探机关雇佣的人，而是一个能雇佣敌人的暗探机关的人。所以，从政治的广义上来说说，不是列宁做过德国政府的奸细，相反，当列宁在俄国组织革命时，德国政府曾是列宁的财政代办处。因此，不是德国政府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领取金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的列宁可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些钱，怎样用，在哪里用，完全随他的便，他只需对自己负责。正因为如此，列宁不仅用德国钱组织反对俄国政府的宣传！而且也用德国钱组织反对德国政府的宣传！列宁把在俄国搞共产主义革命同在德国搞共产主义革命有机地结合起去。提供金钱的人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以为自己能比列宁胜一筹。然而他们却没能如意。”但是，“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德国钱’一案，那么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清楚了”，列宁是有罪的。佩恩认为：“列宁实际上不是德国间谍”，但“德国钱落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腰包，被他们用于自己的目的。”
然而，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第一，1915至1917年初列宁一家侨居伯尔尼时的生活费用根本不是德国政府提供的，而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姨姨的遗产，它们包括“一些银勺子、圣像、衣服和（她在）30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4000卢布。”这笔遗产从克拉科夫的银行中提取出来的付给了经纪人一半作为报酬，剩下的也就是他们一家在伯尔尼时的生活来源。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是这样地节省，以致于在1917年回俄国时还存有一些；1917年七月事变的日子里，在彼得堡搜查时，人们竟拿存款单据来证明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领取津贴。”
第二，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流亡者1917年3月经过德国回国的费用也不是德国人给的，而是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普拉廷从该党办的合作社中筹集的；火车经过瑞典时，“一些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签署了一个文件，批准他们通过德国回国，并捐助了一笔资金帮助他们支付旅途费用。”
第三，1917年7月临时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负责人加涅茨基身上搜到一张他给过列宁钱的条子。临时政府认为他同德国外交部的代理人赫尔法德有私人联系，断言列宁通过他接受了德国钱。后来，许多西方“列宁学”家都援引了这条“证据”，但是据佩恩分析，“这笔钱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各社会民主党的捐款。”
最后，195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泽曼编辑的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文件选编《德国和1915至1918年间的俄国革命》，据说上面有列宁接受过德国钱的“证据”。然而，专门对它作了研究的沃斯失望地承认，虽然这个文件选编表明德国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扩大同沙皇政权的政敌之间的联系，并给他们以支持；“但是，这些金钱交易肯定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而且现在尚无可利用的证据（尽管这样的证据可能保存在苏联档案中）来作出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接受过一个便士的德国钱的结论。”
三、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案
1918年7月6日下午2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等持伪造的证件进入德国大使馆，剌杀了米尔巴赫大使，企图以此挑起新的德苏战争。案发后，驻扎在莫斯科三仙巷的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指挥的肃反委员会部队，扣留了前来逋捕凶手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攻占了肃反委员会总部，扣留了它的副主席拉齐斯；占领了中央邮电局，散发了号召叛乱的呼吁书，史称“三仙巷叛乱。”西方“列宁学”家企图推倒此案，认为勃柳姆金的指使者实际上是列宁，其目的在于嫁祸于左派社会革命党。阿夫托尔汉诺夫写道：对于这个案件，“许多西方历学家都认为‘神秘’，但仅仅是他们感到神秘而已，因为是秘密活动的经验老手——列宁的手在操纵这些事件。”波索尼也认为：谋杀米尔巴赫可能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挑衅；如果是这样，准是列宁策划了这个阴谋。”佩恩断言：在列宁看来，通过谋杀米尔巴赫然后嫁祸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能获得极大的好处”：“既可以立即逮捕和惩罚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又可以向德国无产阶级显示他们并不害怕德国的君主政权。”
其一，他们认为从动机上说：第一，列宁从一开始就不想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只是在党内右翼的逼迫下才勉强同意。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两党联合政府，但仍然在各级苏维埃、军队和肃反委员会中保有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第五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他们一举夺走了三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从而成为列宁的一大心病。第二，“在自卫军开始打内战的情况下，列宁需要自己政权内部的团结，而为此就要摆脱苏维埃内部的最后竞争者和最危险的敌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但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间和部分城市居民中间仍有极大的影响，需要找出一个使列宁一劳永逸地易于玩火的借口。”第三，“米尔巴赫尽管正在用金子喂养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用处即将耗尽。他已经开始盼望布尔什维克财竭力尽的时刻到来，那时另一个由右翼温和派组成的政府将能够夺取政权。”他的这一动态据信被布尔什维克安插在大使馆中的特务以及通过对大使馆的电话监听所截获。
其二，他们认为从“可疑的迹象”上说：凶手勃柳姆金“20岁就在契卡中据有高位，并同捷尔任斯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行剌时，他靠的是捷尔任斯基签名的证件才得以把米尔巴赫请出来。第二，案发后，“除验明勃柳姆金是契卡工作人员这一事实外，尚未进行任何调查，可列宁竟能在次日即7月7日就‘知道’暗杀是受左派社会革命党指使干的。有两份列宁的七月文件保存下来了：一是同《消息报》的谈话（为什么这样急？），另一个是给察里津斯大林的电报。从这两份文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需要暗杀米尔巴赫伯爵的不是社会革命党，而是列宁。”第三，“当谋杀案发生时，玛里娅·斯皮里多诺娃和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在布尔索伊戏院开会，布尔什维克在暗号的提示下悄悄地离开了，接着戏院被军队包围，所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被逮捕。”第四，据托洛茨基回忆，案发后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去德国大使馆吊唁米尔巴赫时的表情异常：列宁先笑了一笑，对斯维尔德洛夫说：“我们走吧”；这时列宁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铁青色了。佩恩竟由此断言：这一笑，是列宁对于能够通过干掉米尔巴赫而嫁祸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得意；而这一变，则是列宁对亲临谋杀现场而不由感到的害怕。第五，据说凶手勃柳姆金后来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重用。
但是，勃柳姆金如何被重用，西方“列宁学”家的说法却大不一样。波索尼说案发后，“勃柳姆金没有抓到。1919年他自首了，根据他剌杀米尔巴赫不足以证明其有罪为由予以复职。1921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重新参加了秘密警察，”“还成为托洛茨基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特别助理。”阿夫托尔汉诺夫则说：“当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勃柳姆金投向布尔什维克，当年被派往前线并在那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佩恩却说：“勃柳姆金仍然担任契卡的官员，参加了整个内战，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蒙古红军的组织者之一，后来又在外交部中担任重要职务，曾出使印度、埃及和土耳其。”
西方“列宁学”家的其它论据也是难以成立的：第一，他们关于凶手持有捷尔任斯基签署的私人证件的指控，捷尔任斯基到德国大使馆调查此案时即已查清：“他看了凶手留下的证件，确定签字是伪造的，但是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和空白证件是真的。”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罗维奇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他为凶手的空白证件盖上公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后查明，他正是这次凶杀和叛乱的直接策划者，因此被法庭判处死刑。第二，列宁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能断定它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完全合乎逻辑。因为“捷尔任斯基知道雅可夫·勃柳姆金，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任肃反委员会机要处处长”，“因此，怀疑杀害米尔巴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挑拨行为。”更何况当肃反人员查明勃柳姆金躲在三仙巷内时，捷尔任斯基亲自前去拘捕，结果反遭扣留，于是真相全部大白。第三，关于军队扣留了正在布尔索伊戏院开会的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驻全俄苏维埃党团的指控，显然是颠倒了时间的先后。当捷尔任斯基被扣留时，她们尚未去布尔索伊戏院，正在三仙巷开中央全会。“叛乱分子扣留了捷尔任斯基之后，宣布他是保证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诺娃人身安全的人质。”因此军后来包围布尔索伊戏院正是为了保护陷于敌手的捷尔任斯基的生命安全和防止叛乱进一步扩大的应变措施。
至于西方“列宁学”家提出的列宁策划剌杀米尔巴赫的动机，实际上是从虚假的结果中反推出的虚假原因，当这个虚假结果被推倒后，它也就不驳自倒了。当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剌杀米尔巴赫不是没有动机的，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中央委员会6月24日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行事的。这项决议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结束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而造成的所谓喘息时期’。为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对德帝国主义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取一系列恐怖行动’，如果苏维埃政府采取对抗措施，则‘武装保卫已占领的阵地’。”因此，“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对斯皮里多诺娃的审判中，她声称她组织了这场谋杀。”
原标题：西方“列宁学”家所提出的三桩疑案考析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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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卫平。来源：北京社会科学。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