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亲历者有关文革的中文和外文书已不下上百种，文章更是数以千计。出少数例外，其作者不外乎两类人，即“旧精英”（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军队与地方干部）及其子女。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在中国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几乎垄断了讲文革“故事”的权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故事”没有人讲，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讲。西方人对文革的印象就是从这些新旧精英的“故事”中得来的。在过几十年，中国人自己关于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是来自这一小批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谁垄断了讲“故事”的权利，谁就垄断了历史。

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地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个解释基于文革期间自己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是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记得一次在华盛顿遇到国内来的著名学者，她对我的文革解释嗤之以鼻，认为我要么是读洋书读昏了头，要么是太年轻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她认为人们在文革中受了毛泽东的蛊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反问她，“你所在的单位，文革中是否分了派？”她不以为然地答道，“当然分了派。”我再问她，“各类人在这些派别里是随机分布呢，还是分布有什么规律可循？”她想了想，回答说，“似乎有点规律。”我告诉她，如果人们没有理智，他们参加哪一派应该是完全随机的。如果人们加入哪一派不是随机的，则说明他们进行过选择。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的选择。那位学者仍不愿接受我的解释，但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我了，两人不欢而散。

我当然不否认文革中人们的行为有疯狂地成分。这种疯狂与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分不开。用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毛泽东属于那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国外很多研究者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毛泽东的。韦伯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惟命是从，不免会做出些旁人看来奇奇怪怪的事来。问题在于，韦伯也好，其他学者也好，当谈到超凡领袖的现象时，他们似乎都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必然完全丧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真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只会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进程决不会乱到连“伟大领袖”也难以驾驭的地步。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对几十人的访谈都证明，文革参与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文革这个个案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既是疯狂地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个信息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崇拜者会有疯狂的行为，而认知向度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

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博士论文的中译本。由于原论文篇幅较大，处理的任务又不单一，乃至成书时无论如何取舍，都难面面俱到，只能选择其一端而不计其余。该版本保留的主要是武汉地方文革史的部分，定名为《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而对其他篇什，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一是砍掉了分析文革前社会结构和潜在冲突的所有章节；而是砍去了余下各章中涉及外地文革的内容（很多章节从几十页压缩为几页）；三是删掉了不少分析性的讨论（如对1973-1976年武汉派系斗争特点的分析）；四是删掉了所有注释。这些删剪五一削弱了原则的学术性。

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又为我出版了英文版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Wuhan。在准备英文书时，我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篇幅从900多页压缩到300多页，但删剪与改写的原则与《理性与疯狂》不同，目的是突出我对文革的理论解释。此时，为武汉留下一部文革史至多只是个陪衬性的目的。

英文书除了论述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以外，还试图解开一个理论上的疑团。熟悉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朋友们都知道，理性的人并不一定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参加集体行动，他们更可能采取“搭便车”（free-riding）策略。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说文革参与者真实理性的话，就必须解释文革中的种种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对比各种“理性选择”理论和深入分析文革这个实例，我发现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很难解释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只有将理性的假设条件有限度的放宽，才能比较好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派性斗争、在什么条件下诉诸武力、何时推出运动。这本书英文出版后第二年，被美国学术书籍评论杂志Choice授予“1996年最佳学术书籍奖”（Choice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of 1996）。

由像我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写文革史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亲身经历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史料，更能用记忆来填补史料不可避免存在的巨大空隙。任何史料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计搜罗文革小报，但后来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报有个特点：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得少。原因很简单，造反派中聚集了当时的知识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保守派多为大老粗，不善言辞。Henry L. Stimson说“历史往往不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被记录下来的事”，可谓一针见血。难怪James Monaco呼应说，“历史只存在与媒介中；媒介制造者就是历史的制造者”。如此说来，保守派当年的失声可能使他们在文革史中永远居于下风。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必须提醒未来的研究者注意这一点。

亲历者的劣势是不易觉察的，因为作为亲历者，他们难以避免的偏向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文革故事的讲法；而文革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又可能造成后世对文革理解上的偏差。“谁来讲”尤为重要。有位美国作家说得很直白：“历史就像故事，关键是看谁来讲。”市面上，亲历者有关文革的中文和外文书已不下上百种，文章更是数以千计。出少数例外，其作者不外乎两类人，即“旧精英”（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军队与地方干部）及其子女。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在中国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几乎垄断了讲文革“故事”的权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故事”没有人讲，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讲。西方人对文革的印象就是从这些新旧精英的“故事”中得来的。在过几十年，中国人自己关于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是来自这一小批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谁垄断了讲“故事”的权利，谁就垄断了历史。

这倒不是说新旧精英及其子女有意歪曲历史，正如Joseph Freeman所说，“每个人都是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讲文革“故事”时往往不吝笔墨大谈自己的伤心往事。旧精英喋喋不休的是两个阶段里遭遇的不幸：一是文革的头3-4个月，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另一个是1968年下半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新精英及其子女则集中控诉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直到“清理阶级队伍”以前那段时间里自己如何被迫害。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个时期的攻击对象很不一样，在一个时期内受迫害的人往往会在另一个时期以十倍的疯狂报复他人。更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他们的“故事”本应是文革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并试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尽量争取发挥优势、克服劣势。但是，我必须提醒读者，任何亲历者都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包括我自己。他们应该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来对待亲历者讲述的“故事”和进行的“研究”；他们应该记住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忠告：“历史总是被人写错，因此总是需要重写。”

不过，对桑塔亚纳的另一句名言，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他说，“那些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复历史”。老黑格尔的观察似乎更加深邃：“我们要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本文为激流网摘自《超凡领袖的挫败》序言，如需本书电子版可联系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