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丹麦外卖员拒绝平台支配

2019年12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状病毒疫情COVID-19，经过全国人民的抗疾之下，疫情的发展得到基本的控制。但近日疫情转向全世界爆发，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确诊与死亡病例，都以惊人的数字攀升。

面对此等态势，美国的左翼网站「雅各布宾网」近日刊载大量对于欧美境内疫情扩散内在因素的批判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进而使疫情升温外；也提出了在这样危急时刻，对于弱势、底层的人民如何能获得更好的资源协助，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本文作者JACK CAMPBELL本业为丹麦的食品外送员，对于丹麦的「不稳定劳动市场」现况（on precarity in the Danish labor market）有所研究。该文提出现今蓬勃成长的「食物外送」产业，不只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利润运转，更应藉此机会，将之转化为社会主义支持底层人民的手段──不论是在疫情的救助、劳动条件的改善、还是一个体制翻转的可能性。

面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封锁，许多人依靠直接外送到家获取饮食。在大众恐慌性抢购的时刻，国家机器应该跨出保障食物平稳供应的步伐，并透过将Uber Eats和Grubhub变成为公众服务的平台做为起点。

星期一（译按：2020年03月23日）竞选工党主席的利贝卡‧朗贝莉（Rebecca Long-Bailey）呼吁英国政府设置国营的食物服务部门，做为应付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下，食物匮乏的措施。在恐慌性抢购扩散，以及经济全面下滑的期间。许多市民对生活用品供应的中断，甚至持续滞留家宅的后果，急灼不安。

在丹麦的这一边，社会民主党总理米堤‧弗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也对此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对丹麦人而言，订购外卖也许比上超市好得多。尽管丹麦政府在响应COVID-19（新冠疫情）时有很不错的转变。但是身为哥本哈根（Copenhagen）食物平台Wolt的一名快递员工，我对他的说法还是感到震惊。

然而为大众外送食物要能够顺利运作，还需要有更多配套的措施（coordinated response）。把国家食物服务部门的创见，做为社会照护的新环节。如同卡尔鲁姆‧坎特（Callum Cant），写在《户户送》（Deliveroo ）这本书上的建议，现有食物平台背后的科技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部分的基础。但最重要的是，这种科技必须被纳为公众所有，并且让他为公众而非利润运转。

为Wolt打工

我是哥本哈根Wolt外递公司的一员，Wolt是一家有丹麦特色，近似于美国Grubhub的食物外送公司。它的计算机计算程序（algorithmic system），可以让同仁非常高效的工作。这种效率在此项科技发展出来之前，是不可能有的。Wolt运用大数据不断演练它的计算程序，以便提供最新的信息，加快所有的互动（interactions），递送员从餐厅收集食物到传递给客户的流程，都被提速。

在这领域短短几年，Wolt藉由保证以比别家更便宜的价钱，更快速送达的服务，在哥本哈根的许多最重要的城市，已经彻底的革新了食物外送的样态。

纵使Wolt的服务价格比别家低，然而订购外卖仍然远比自己在家烹饪昂贵的多。许多有免疫缺陷（immunocompromised），诸如老年人、残障者、还有那些低收入户，没有能力长期享有这种经常定期的服务（regular basis）。

作为丹麦许多城市最大的食物外送公司，Wolt是总理推荐的首要捐助者。它也将很容易地看到喷涌而来的利润。迄今，利润动机正是为何私人公司在这段危机期间不愿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的理由之一。有鉴于在某些城市几近垄断的态势，这家公司极有可能利用它的优势，追加提高食物外送的价码。

另外一个问题和它的工人处境相关。如同其他国家的食物平台（food-platform）公司，Wolt认为他的伙伴是独立自主的承包商，而不是受雇者。这意谓着他们无法获得附随雇佣关系，例如有薪病假（sick pay）之类的福利。Wolt虽然也给递送员工提供一些补贴，象是50KR（丹麦货币单位克朗，约等于7美元）手部清洁剂的折扣，还有部分形式的有薪病假，但条件是他们要确诊感染COVID-19，但是到目前为止，丹麦只给那些那些有严重症候的人做筛检。换句话说：这些朝不保夕的劳工，根本无法获得和雇佣工人相同的保障。因此即便他们确实有染病的症状，这种措施似乎也无法阻挡他们为了支付生存所需而奔波于道途的危险。

互助

卡尔鲁姆‧坎特在他关于食物平台公司的书《户户送》中指出，由工人管控的平台运作，可以提供一种有别于目前形式的商业模式。坎特写到，一个由下层工人运作，直接送餐到府（meals on wheels）的服务平台，能够开始为老年人口的需要提供服务，并且将支持系统延伸到那些额外需要短期或长期照护的人群，让他们也可以方便使用。类似的理想在丹麦可以透过把Wolt带入公有领域，将它当成第四个紧急部门──国家食物部门而被实行。

无须畏惧负担类似Wolt服务的昂贵花费。有免疫缺陷的人也能享有食物外送到家的服务，费用由国家补贴。这些受惠者的身份可以经由社福部门已经建置的小区互助网络和类似红十字会（Red Cross）这样社会知名的慈善机构链接，以确认其身份。这种非正式的网络，在兼顾工作者和用户的利益下，可以因为计算程序不断地更新而被有效的运用。

除此之外，Wolt的伙伴可以签订新的合约，并且加入已经在组织他们的丹麦工人联合会（union 3F）。这表示如果他们一旦发现有COVID-19的症候，为了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也必须隔离在家。

国有化的可能性，借着Wolt科技发展提供的协助，能够让丹麦创建高度先进的社会照护模型。在世界持续遭受冠状病毒疫情波及的当下，右派也正站在出征的路上。他们强化反对移民的论调，谩骂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低薪工人，对那些因免疫缺陷而死亡的人冷嘲热讽。

我们左翼对此的回击，必须有所创新，提出类似于国家食物服务部门这样符合众多市场需求的观念，并让它做为后COVID-19的世界，我们主要愿景之一。

我们不能坐等别人的赏赐，现在正是播种的时候，透过向邻居传达，在互助社群中推展，并且在倡议组织化支持食物平台的工人中做些事。

重中之重的是，我们需要一项响应资本主义基本危机的计划，而重新建构我们与食物的关系，便是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雅各布宾网（JACOBIN）

刊出日期：2020年03月26日

原文网址：https://jacobinmag.com/2020/3/delivery-apps-national-food-service-coronaviru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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