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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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当前的病毒大流行并不是一件异乎寻常之事。从艾滋病（也是病毒性疾病）、禽流感、埃博拉病毒、SARS1——更不用说还有好几种流行性感冒——再到死灰复燃的麻疹和抗生素再也无法治愈的肺结核（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结核杆菌不断发展出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故有此说。——译注），我们都能意识到，全球市场——存在着缺乏医疗资源的广大地区、全世界范围内缺乏必需的疫苗——不可避免地产生具有毁灭性的严重流行病（比如艾滋病就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这次疫情对相当悠闲自得、未能意识到新情况的西方造成了巨大打击，社交网络上出现了令人怀疑的哀悼和令人愤慨的蠢话。因此我认为，西方应该采取一目了然的防护措施，直到病毒由于缺乏新目标而消失，而不应该趾高气扬（monter sur ses grands chevaux）。

说到底，这场流行病的真正名称应当反映出这么一个意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rien de nouveau sous le ciel contemporain）。它的真正名称应该是SARS2，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2”。这个命名表示，在2003年春天肆虐全球的SARS1流行病之后，它“第二次”出现了。人们认为本次疫情是“21世纪某种未知疾病第一次出现”。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疫情并不是某种闻所未闻的全新事物。它是本世纪内同类事件的第二次出现，病毒谱系也是这么显示的。今天，对当局在预防方面提出的真正严肃性批评是：在SARS1之后，当局并未大力支持研究，从而让医学界未能拥有真正能够应对SARS2的手段。

因此，和其他人一样，我只能自觉在家隔离，并且劝告所有人也都这样做。遵循这项严格纪律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它是对最容易受到暴露的人群的支持和基本保护：当然，包括所有处在第一线、必须获得严格纪律支持的医护人员和被感染的人员；以及最脆弱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尤其是医生日常密切关注的人；还包括工作中和旅行中的人，他们也都存在着被感染的风险。能够遵守“待在家里”命令的人应当为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寻找到庇护所或提供手段。人们应当考虑大规模征用酒店。

是的，这些举措越来越成为迫切的需要，但是至少从第一眼来看，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努力去分析并形成一种新思维。

是的，我读到了很多，我听到了很多，了解身边人的想法。说实话，他们显示出来的混乱、他们面对局势所体现出来的不当表现让我感到困惑。

这些专断的声明，这些动人的吁请，这些夸张的控诉，它们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奇特地忽视令人畏惧的简单事实，缺乏新意，轻视疫情现状。有的无能地屈服于权力之下。而权力事实上只会做它们天性约束下所做的事情。有的重新为我们抬出了全球（la Planète）这个概念及其神话，而全球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什么。有的把一切都甩给了可怜的马克龙。而马克龙和其他总统一样，不过是执行了战时或疫情期间法国总统的职责。有的呼唤着一场开天辟地的全新革命。我们却不知道它和消灭病毒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的“革命者”一点新方案都没有。有的沉湎于世界毁灭的悲观之中；有的对以下观点表示愤怒：当代金科玉律或意识形态——“自我本位”——只适用于没有利益、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并且能够成为无限恶的帮凶。

有人说，流行性疾病所到之处，理性的内在活动就停止了，它迫使人们重拾可悲的事物——神秘主义、杜撰故事、祈祷、预测和诅咒——病毒横扫领土之时，中世纪成为了日常。

突然之间，我感到有必要汇集一些简单的概念。我不由自主地说道：笛卡尔主义。（作者在这里是一种类比，即下文寻找两种决定因素（类似于坐标轴）的交叉点（类似于确定坐标）。——译注）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先定义问题。这个问题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得到恰当的定义，从而得到了错误的对待。一场流行病是复杂的，因此它总是自然决定因素和社会决定因素的接合（articulation）。对它的完整分析需要具有横向视野：我们要找到两种决定因素的交叉点，并得出结论。

比如，疫情的初始爆发点（point initial）很有可能是武汉所在省份的市场。时至今日，这些中国市场依然以危险和肮脏而著称，喜欢在空旷场所售卖堆积如山的各种动物。这个市场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又很简陋，那里的动物从蝙蝠处传染了病毒。（巴迪欧此文写于三月，宿主和源头的说法仅供参考，尚需进一步研究。——译注）

病毒从一个物种传向另一个物种，从而传给人类。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只有科学手段才能告诉我们。然而其中让我们感到耻辱的，却是网络上传播的典型种族主义无稽之谈，辅以编造的照片。这些无稽之谈说，一切都来源于中国人活吃蝙蝠……

当地不同种类动物之间传播病毒，最后传染到人的头上，这就是整件事的源头。在此之后，整件事就是在当今世界一个基本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连接着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无所不至而又强度巨大。中国政府最终成功采取措施封锁了整个流行病的源头——事实上是整整一个省，隔离了数百上千万人员——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传染病通过无数传播渠道，包括公路、航空和船运传向全球了。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我所谓的流行病的双重接合：今天的SARS2已经在武汉得到了控制，但是上海出现了相当多的病例——主要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国人。因此，中国成为了一个可以观察到“接合”的观察点：出于古老以及现代的原因，自然和社会在一个管理不佳的市场相遇，从而造成感染发生。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快速而无休止的运动，流行病随后从这一源头传向世界。

然后，中国试图在当地控制住病毒的传播。虽然这些决定因素依然属于当地层面，但流行病是横向传播的。尽管世界上存在着一些跨国机构，但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临挑战。

我们在此遭遇了当今世界一个主要矛盾：经济——包括大规模生产制造品的过程——位于一个世界市场之中。我们知道，仅仅制造一台手机就需要至少9个不同国家的工人和包括矿产在内的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依然在本质上限定于一国之内。老牌帝国主义（欧美）和新兴帝国主义（亚洲）之间的争斗阻碍了资本主义世界政府的形成。传染病发生之时，正是经济和政治产生明显矛盾之时。即便连欧洲国家都无法及时调整对待病毒的政策。

受这一矛盾影响，虽然危险迫使当权者改变风格和行为，但各国在尽可能尊重资本机制的条件下尝试应对疫情。我们早就知道，为了拯救当地的资本主义，战时的国家不仅会对大众施加大量限制——这是当然的——而且也会对资产阶级本身动手。即便不存在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时，国家也会将工业基本全盘国有化，以实现无限制的军火生产。大量资产阶级被动员起来担任军官，他们面临战死的危险。科学家日以继夜地研究并发明出新武器。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调动起来帮助全国宣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

面对一场流行病，国家的类似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或菲利普（现任法国总理。——译注）的声明一改常态，突然宣称国家要重新成为“福利国家”，动用国家财政1000-2000亿欧元资金，向失业者和关闭商店工厂的个体户提供救济。他们还宣布了“国有化”：这一切既不惊人，也不矛盾。而且，马克龙的比喻——“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之中”——是正确的：无论是战争还是疫情，国家有时会被迫超出阶级的通常运作，采取更加专断、更加具有全球性视野的手段，以避免一场巨大灾难的到来。

这完全是局势合乎逻辑地发展，现在的目的是，在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尽可能遏制住这场流行病。借用马克龙的比喻，那就是赢得战争。这不是一场喜剧，这是自然（科学界显然在此扮演显著角色）和社会秩序（国家的专制干预在此发挥作用——舍他其谁）交叉造成的致命传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这一行动出现的重大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缺乏防护面具、医院隔离病房准备不足。可是，谁又能吹嘘他早就“预见到”这种事呢？是的，在某些层面上，国家并未预料到现在的情况。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在为共同利益服务，似乎一场破坏性传染病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似的。但国家其实是存在着缺陷，不仅在马克龙体制下存在缺陷，至少在之前三十年内历任总统统治下都是存在缺陷的。

但是也可以说，除了少数孤独的学者，其他人没有预见和想象到法国出现这种流行病。许多人认为这种故事适合黑暗的非洲或“极权”的中国，跟民主的欧洲没关系。左派——或者是黄马甲，或者是工会——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资格做出批评，也没有资格攻击他们一直以来的嘲讽目标马克龙。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事先预料到这一情况。恰恰相反：当疫情已经在中国蔓延之时，他们直到最近都在进行更多不受限制的集会和吵吵闹闹的示威。今天应当禁止他们对当局所采取的措施进行示威抗议。事实上，法国在马克龙政权之前，没有哪个政治力量能够采取这一措施。

从国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明白、公开地将更普遍的利益凌驾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并且在战略上保全资产阶级阶级在未来的首要利益。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最普遍的化身。或者说，由于国家是资产阶级更为一般的利益的代理人、国家内部存在一个“敌人”——战时是外国入侵者，当下是SARS2——为了控制局势，形势迫使国家必须将资产阶级阶级的利益整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全球大战或全球性流行病）在政治版图上尤其算的上“中性”（neutre）。两场世界大战都在相对于帝国主义强权的边缘地区引发了革命：俄国和中国。在俄国，长期以来沙皇政权在每一个方面都算得上落后，不再适应这个广阔国家的新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俄国存在着由卓越领导人建立起来的一支现代的、坚强的政治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世界大战之前就进行着革命内战，共产党在1940年就已经领导着一支经受过考验的人民军队。然而，战争却没有在西方产生一场成功的革命。即便是在1918年的战败国德国，斯巴达克斯起义迅速被镇压了。

教训十分明白：因此，当前的疫情作为一场流行病，并不会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产生显著的政治影响。鉴于奇奇怪怪的抱怨和不坚定但却流传甚广的口号增多，即便我们的资产阶级认为是时候摆脱马克龙了，这也并不代表着显著的变革发生。“政治正确”的总统候选人们已经在密谋，他们是过时而又令人反感的“民族主义”最陈腐形式的化身。

我们希望法国政治形势产生真正的变革。因此法国应当从这场疫情带来的间隔中受益，甚至还要从隔离中受益，为全新政治面貌、全新政治场域以及共产主义第三阶段的跨国进展而努力。

我们也应当对任何这样的观点做出严格批评：认为像流行病这样的现象本身就为政治革新敞开大门。除了有关流行病的科学数据的普遍交流，只有政治力量能够保证有关医院、公共卫生、学校和平等教育、养老以及同类其他问题产生全新意见和信念。疫情展现了充满危险的缺陷，而只有政治力量才能最终应对它们。

顺便说一句，人们勇敢地、公开地展现了，即便这不是迷人的蒙昧主义，所谓“社交网络”再次证明自己首先——它养肥了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们——是虚张声势的精神瘫痪、不受控制的流言以及炒冷饭的场所。

我们只赞扬可验证的科学真相，只赞扬拥有充分根据的新政策、当地经验及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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