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经，新殖民主义的附属国家，必须用廉价劳动力，为国际垄断企业生产低价半成品，出售低价原材料，或者被迫购买某些商品。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军事上对它们严加控制。列强强迫它们购买价格高昂的武器，并通过军事顾问、将它们卷入军事行动或与它们组建“军事联盟”对他们严格控制。

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工人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钱袋里。由于缺乏资本，这些新殖民主义的附属国，不得不向外国垄断银行借绝大的、几乎无法偿还的贷款。其结果就是一场巨大的债务危机，进而演化为新殖民主义深刻的危机。从1980年到1989年，新殖民主义国家人口占世界比例从74%增加到76%。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它们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却从23%下滑到17%。[1]

上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应对这一发展变化。它们的意图是抵消这场危机的影响，并刺激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的市场进一步增长。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加完全的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也给国际垄断的盈余资本以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目标的本质手段，就是国企私有化。从1992年到2001年，仅在拉丁美洲，就有1000多家国企被卖，销售收入总计约1500亿美元。[2]在我们2003年写的书《诸神的黄昏》中，“新世界秩序”一节写到：

国企私有化并出售给国际垄断资本，揭示了新殖民依附国家国际生产重组的核心。这种抛售的程度由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增长就可以看出。国际垄断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从1980年的115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2060亿美元，翻了十倍以上。

现在，拥有大约90万个子公司的114000个国际垄断企业，塑造了世界经济的面貌[3]；在这些垄断企业中，有大约500家国际超级垄断巨头是统治国际金融资本领导阶层。这体现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生产的垄断性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的重组，大大加速了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国内垄断资本形成的进程。

1980年到2015年间，工业在GDP中的份额增加了。印度从24.3%上升到29.6%，土耳其从23.8%上升到26.5%。而在中国，从48.1%下降到40.9%。然而，这并不是工业衰退的迹象，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业劳动力被迫在工作承包商的外包业务中谋生，诸如派遣工、合同工、季节性工人等等。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错误地统计为“服务提供者”。而“服务部门”的大多数职业群体，无论在限定的还是延伸的意义上，都属于工人阶级。这一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几乎是爆炸性的，从22.3升至50.2%。在印度，从40.3上升到53.0%，土耳其从49.7上升到65.0%，俄罗斯从33.0上升到62.7%。

这种发展使农业在这些国家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大幅下降。1980年到2015年间，中国从29.6%降至8.8%，印度从35.4%降至17.5%，土耳其从26.5%降至8.5%，俄罗斯从16.8%降至4.6%。[4]

继而，国际垄断资本在农业领域，推进了资本集中和生产国际化的新阶段。它涉及农业化工行业，农业机械工业，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地位，食品工业和食品零售业。新的国内垄断企业成为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供应的竞争者。1953年，巴西的JBS成立，它原本是一家小型屠宰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巴西的最大肉类供应商，并在2010年跻身世界最大肉类生产商的行列。[5]

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尤为明显：14个最重要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城市人口占比从1980年的30.3%上升到2014年的52.0。[6]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垄断化影响了生产、贸易、交通和通讯，和所有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它建立在金融国际化的基础上，而反过来，金融国际化又是资本高度积聚和集中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重组，使世界现代产业工人的培训标准化了，并创造了国际劳动力市场。这股浪潮越来越多地延伸到像卫生和教育部门这样的人类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分领域，由于私有化和转移到国际垄断资本手中，这些领域都采用了工业生产模式。

在这股私有化的浪潮中，国内垄断资本也出现并发展壮大了；它们越来越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在巴西，矿业公司淡水河谷于1997年被私有化。现在，它是全球矿石交易市场的领头羊。[7]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钢铁公司浦项的国家股份逐渐减少。2015年，它成了全球第四大钢铁集团。[8]

大多数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国家都被毁了。与此同时，它们的民族工业基础被毁灭，大量民族国家分裂。然而，其他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这怎么可能呢？这正被列宁认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规律：

“在资本主义下，个别企业或个别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是不可能的。”[9]他得出结论:“实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10]

1、从单方面依赖到国内垄断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互相渗透

越来越多的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日渐完全地融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生产和再生产中。这加剧了这些国家国内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相互渗透。

这一发现尤其体现在跨境并购上。1999年到2007年间，新型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已经进行了66起跨境收购，每一起都用至少10亿美金购买全球垄断企业：其中中国垄断资本进行了12起，阿联酋11起，墨西哥和巴西各7起，沙特和俄罗斯各4起，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各3起，土耳其和阿根廷各2起，伊朗和卡塔尔各1起。[11]

自国际生产重组以来，国际超级垄断资本主要在境外生产。因而，它们依赖“垄断友好型”法规：在专利程序和税收方面，以及现代基础设施、高素质劳动力和国际范围内“和平开发”群众和自然资源的更有利的条件。这些首先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纪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强加给个别国家。

这一过程使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与交换的具体方式，相对趋于一致。这增加了国际竞争，同时也是国际革命和工人阶级以及人民运动的统一的基本社会条件。

2、从新殖民主义依附到独立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之路

只要新殖民地国家的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强大到足以走出帝国主义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阴影，就说不上真正的政治独立。随着这些资本中最强大一些的成长，它们越来越脱离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并且开始输出自己的资本，它们开始用正式的政治独立的眼界，服从于它们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它们自己的利益。

在韩国，1987年，群众的大规模民主抗议，导致了对美国卑躬屈膝的军事独裁政府的倒台。这也削弱了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依赖。被称作财阀的资本主义家族王朝，在韩国发展了几十年；它们是相互联系、嵌套的企业集团。它们现在招募政府官僚和武装人员，通过政权组织对银行的控制，并且开始使政府机构屈从于它们并与之结合。[12]

在南非，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被推翻了。此后，垄断资本越来越把国有工业企业转变为它们对其他国家扩张的工具。[13]

发展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最终决定条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存在。这可以很好地从军事独裁或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中发展出来。

国际帝国主义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虑到可怕的债务危机，它们提出了严格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以将危机转嫁到工人和广大群众身上。这些计划伴随着给相应政府以大量的贷款、补贴或“援助”，以建立起政府、军队和警察机构——特别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和革命者。

在从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到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过渡中，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具有一种特殊的特征：它们使国家政权既屈从于国内垄断资本的利益，又屈从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正是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产生了相应国家暂时的不稳定和他们的政府。

3、新殖民主义危机埋葬了老帝国主义的单极规则

新自由主义只能暂时缓解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的预算和债务危机。它们再次爆发了，甚至就在世纪之交前，它们导致了新殖民主义的新危机——比上世纪80年代初更深刻、更全面。它是在国际生产重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成为了2001-200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前奏。

2000年，向国际金融资本负债最高的国家为（单位：美元）：巴西238.0、墨西哥150.3、阿根廷146.2、印尼141.8、韩国134.4、土耳其116.2、印度99.1。[14]

随着资本的长期过度积累，国际垄断资本寻找利润最大化的投资领域变得越来越难。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它们开始将它们的投资活动转变为国际生产重组：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认为新殖民主义依附国家只是生产和出口半成品还有原材料。然而现在，它们发现它们被迫将它们的生产设施也转移到半殖民地国家——至少转移到国际生产中心。并且，在这些国家的生产，要和在帝国主义国家是同一水平的。极高水平的生产使市场迅速发展：这就有了对当地供应商体系、新的基础设施、熟练地劳动力以及住房和食品的供应的需求。由此，国内垄断资本的财政力量也获益了。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收购前国有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及并购。

工人阶级和群众只能被迫承受债务危机的后果。在一些国家，迅速增加的生活费用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并导致他们采取积极的抵抗。新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在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些群众斗争的矛头越来越直接地指向国际金融资本。

特别是在2011年12月阿根廷人民起义后，一场革命骚乱，产生并在整个拉美蔓延。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被证明无法按照以前的方法继续运行了。相应国家的群众也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接受剥削和压迫了。

2003年，之前反对大众公司的罢工领袖卢拉·达席尔瓦出任巴西总统。人们希望他为了“正义的世界秩序”而斗争，在这个格局中，南美必须能够有所收获。他的政府促进了南美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15]”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联盟。巴西的垄断资本成为了其中的主导性力量。从2002年到2011年，南方共同市场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从1.8%增长到4.4%，翻了两倍还多。其中巴西占了80%以上。2010年，达席尔瓦政府安排了一次创当时世界记录的资本交易。这次交易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大约筹资790亿美元。巴西国家石油成为了深海钻井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世界市场领导。[16]

在南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了几十年。这种法西斯式的统治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障碍。经过多年来与修正主义的南非共产党和非洲国民大会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谈判和协商，帝国主义准备向资产阶级民主过渡。这是为了阻止日益发展的群众革命，并使这个国家向帝国主义贸易开放。

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南非成为了国际生产重组和国际投资的中心。2010年，已经有231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675家子公司在南非有业务。28个国家垄断统治结构和国际运作的南非石油、采掘或银行垄断资本，在国大党政府和国际金融寡头、合资企业、并购的复杂网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了。

南非国大党向国际垄断巨鳄保证了使用南非黑人无产阶级的新自由。工会领导人们向政府作出的承诺与阶级合作协议的一个特殊部分有关：工会要避免罢工，防止发生罢工，并在罢工中与政府合作镇压罢工。但是，工人阶级和整个城镇黑人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恶化，导致了自2013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的独立罢工和示威活动。他们结束了政府颁布的所谓“社会和平”。

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过渡，就发生在这些表面上的左翼改良派政府的领导下，这不是偶然的。国内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国家垄断权利的结合，是它的决定性的内在条件。

 注释：

[1] Neocolonialism and the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 p. 253

[2] Peter Rösler, Ausländ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Lateinamerika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www.ixpos.de, 29 March 2002

[3] www.unctad.org/wir Web table 34

[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ussia only from 1989

[5] www.sueddeutsche.de, 22 May 2011

[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 June 2016

[7] www.vale.com

[8] www.worldsteel.org

[9] Lenin, “On the Slogan for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Collected Works,Vol. 21, p. 341; emphasis added

[10] Ibid., emphasis added

[1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various years’ issues

[12] Markus Pohlmann, Südkoreas Unternehmen [The Enterprises of SouthKorea], in Kern/Köllner, Südkorea und Nordkorea [South Korea and NorthKorea], p. 124

[13] IDC Annual Report, 2016

[1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in: Twilight of the Gods– Götterdämmerung over the “New World Order”, p. 264

[15] www.faz.net, 24 September 2010

[16] www.handelsblatt.com, 14 April 2012

[17] 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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