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即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通过控制雇佣劳动实现生产效率是劳动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进步与控制形式的动态运动使劳动过程不断演变，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阶段性演变。

作者简介：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正常运转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必定是一种剥削性的关系。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微观上技术创新的方向直到宏观上国家采取的政策的形式——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方面受到了劳资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参与塑造着劳资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根本逻辑并末改变，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却可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以一整套特定的技术、劳资关系、交换关系、国家政策和国际机构为特征。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物质生产入手，全面分析、批判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这种批评包含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一是所有制的理论，另一个是劳动过程理论。[1] [2] 正如卢桑所说，与仅对生产做技术分析的古典经济学或新李嘉图学派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相比，强调劳动过程是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3]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动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过程如何在资本的控制下，从手工工场内部的协作和分工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内部的机器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产生，而劳动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

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一百多年里，劳动过程问题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重视，没有再出现按照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来论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后续著作①。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日益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批判，认为现代工厂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虽然是有待改善的组织形式。[1]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能用抽象的一般规律描述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获得发展的，而不能将这些发展奠基于一般规律之上。“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4]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分析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警惕。

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生产方式是个多义词，围绕着“生产方式”一词的确切含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曾长期展开论战。迄今为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也过于抽象，很难把它与运用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区别开来。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哈维（Harvey）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按照他的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以三种十分不同的方式运用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5]第一种是指在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生产中实际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例如，当马克思谈到“棉纺织业的生产方式”时，就是如此。第二种常常用来指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这种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服从于商品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运用这一概念的主要方式。第三种是从总体上或为比较的目的使用的，特别是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一概念用于指代以下事物的全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以及制度、司法和行政上的安排，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再生产的特有方式。在这个含义上，我们能够比较“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亚洲的”等生产方式。

哈维指出，“生产方式”的第三种含义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概念，理解其内涵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性的研究。他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以便于逐步地积累从总体上来看的更容易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并指出这是我们能够接近这一概念全部含义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哈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原因在于:

第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在社会范围内又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必然需要组织，必然采取某种组织形式，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生产力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总是惰性的或被动的。这样，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作为二者结合的中介——劳动过程之中。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劳动过程这个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在任何既定的、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一些相互纠缠、混杂的劳动过程。以往劳动过程的剩余部分、未来劳动过程的萌芽和从某些国家现有劳动过程中引进的因素等都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被发现，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劳动过程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因为非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作为创新的产物以及竞争和模仿的结果，从来不会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完全排挤出去，任何的经济体系中的劳动过程都能分成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和其他形式与相异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着眼于既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因此，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不同时期就出现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第三，资本获得价值增殖能力始终依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创造物与雇佣工人所得之间的差距的不确定性，实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差距受到雇佣工人的主观情况、劳动的特殊条件等多方面限制，突破这些限制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进行控制，需要压迫、适应、同化与合作的某种混合，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与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动态演变过程，劳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决定的斗争和现在劳动结构化控制体系下的雇佣劳动自主劳动的演变过程。

第四，竞争导致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中的运动所产生的外在压力，激励着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进行创新，这些创新和压力结合着生产本身的组织和技术安排又产生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在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中，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维持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积累协作能力与技术能力方面并不是中性的，某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必定具有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增殖潜力，组织协调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着特定的劳动过程及其所属国价值增殖的可能性。

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通过控制实现效率

任何社会的劳动过程都可以分解为人本身的活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三个一般要素。但这些要素是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它们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性质相结合的。在一切以占有直接生产者剩余劳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这种要素的社会结合都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强制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从前的劳动过程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强制是以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形式进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只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整个性质就是由无偿劳动的物化过程特别规定的：如何通过劳动过程的组织来获得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关键问题。

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不仅取决于劳动本身的性质，而且取决于体现资本目的的特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为了实现商品的经常的低廉化，一方面，必须发展着支配与从属的经济关系，因为劳动能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进行的，从而是被资本家监视与管理的；另一方面，必须发展着巨大的劳动连续性与劳动强度以及劳动条件使用上的更大的节约，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产品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6]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在于通过对雇佣劳动的控制实现商品生产的效率②。因此，保持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积累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必须从两个方面保持对雇佣劳动的控制：一方面是在劳动过程之外，发展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有持续的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内，发展各种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控制形式。

如果“工人自己还能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7]从而能够通过积累使自己摆脱与资本的关系；那么，“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最初关系……并没有不断地再生产出来”，[8]在这种情形下,“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9]为了保持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一方面，资本用机器取代工人从而降低工人工资，使得“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9]另一方面，资本却不断地为工人制造新的需求，“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9]因此，为工人创造新的需求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10]

在劳动过程之内，对雇佣劳动的控制会激起雇佣劳动者的反抗，触发了连续的阶级斗争，为了不影响资本积累甚至不断提高资本积累，资本家不得不探索将雇佣工人的抗争维持在既定限度内的各种控制的新形式。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前提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劳动力买卖中产生的，而不是靠超经济的强制来维持的人身依附关系。雇佣劳动者是被自身的需要所驱使的，他以货币的形式、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取得维持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工资；雇佣劳动者对于自身劳动能力和自己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就都是可以接受与有准备的；劳动的新方式的不断形成与经常的变动又给资本家不断引进新技能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仅仅是强制下的劳动榨取过程，同时也是强制与同意的特殊结合，以诱发出吸取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合作过程。[11] 但是这种资本合作的雇佣劳动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

资本为保持资本积累不断创造新的需要和控制雇佣劳动的新形式，其必要条件在于资本通过劳动过程内部的分工来制造雇佣劳动之间的分化，从而始终保持资本对劳动的隶属关系。与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以及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相适应，资本通过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控制雇佣工人在劳动过程内部的抗争，不断发展强制与同意的合作新形式，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不断地扩展着人类对商品的新需要。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人类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经历着从规模到范围的转化，导致资本积累从对操作效率的追求日益转换为追求过程效率，[12] 也产生着劳动过程控制的新形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演变

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过程始终追求着操作效率。操作效率是指单个劳动力或机器在给定时间内，加工的材料数量（对连续流程行业）或生产出的产品及零部件的数量（对批量离散制造行业），它是建立在对使用价值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的。实现资本积累所要求的操作效率必须控制雇佣劳动，但雇佣工人的抗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深化劳动过程内部分工、不断地用机器来替代劳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形式相应地发生改变。

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的操作效率，但这种分工使工人只会从事某一局部的片面的操作，再也不能独立地制造一种产品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由形式隶属开始向实际隶属转变，但劳动过程仍然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工作的速度和强度仍然由熟练工人自我控制着。权力的实际行使都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即资本家亲自进行监督控制。

第二阶段，机器工厂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延长工作日激发起熟练工人的反抗，同时手工劳动对扩大产品供给上的成本和速度限制，使资本家引进机器来替代工人，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改变了社会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协作的性质，使原来局部的工人协作劳动变成了适应机器本身技术性质要求的协作劳动，机器成了统治劳动者的手段，雇佣劳动实际隶属于资本。马克思在当年纺织业的发展中看到了这种形式，但这种形式直至20世纪初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早期的机器笨拙，在多种生产中仍需熟练工人操纵机器加工原材料③。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家行使所有指挥生产的权力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不得不将行使某些权力的权利委托给所雇佣的熟练工人即工头。雇佣工人技能上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工人出现分化。在初步的技术控制基础上出现了等级控制，在等级控制下，工头都像以前的企业老板那样行使完全的权力，工头通过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尤其是惩罚或解雇工人的权力来取得工人的服从。

第三阶段，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熟练的技能工人控制着机器工厂内的工作速度和节奏，阻碍了操作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难以降低劳动成本。资本家力图把任务的概念与执行任务的概念区分开来，以便保持并加强他们对工作过程的速度控制。泰勒的科学管理分析了使用工具的熟练工人的操作情况，以便能轻而易举地对新型工作进行科学计时。福特采用的装配流水线侵蚀了对技能的需要，使得劳动大军变为更加同质的、无技能和半技能的机器操作工，把整个生产中的劳动力引向由生产技术确定的共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模式之中，资本的代理机构——管理部门完全支配着实际的生产过程。技术控制下的操作效率极大地提高，多种使用价值的生产集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巨型企业。一方面导致管理部门急剧膨胀，降低管理成本促使了管理活动的再分工，出现了以办公室工作为基础的纵向科层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资本集中把相对同质的雇佣劳动大军都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利于建立工会，有利于罢工的举行。在多次劳资流血冲突的过程中，以雇佣劳动方放弃劳动过程内的权力为基石，劳资双方建立起集体谈判制度，出现了官僚控制。这种控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将劳动过程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资本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的权力来维持对企业运作的全面控制。在官僚控制下，规则和程序成了一种非个人的控制技术，管理者不能任性地监管、解雇工人，工人拥有申诉的权利；同时采取正面激励的方式来塑造工人的行为。“所有这些驱使工人在一条窄小的路上以个人的形式去追逐他们个体的利益，抑制了以集体的形式为这些利益去斗争的冲动”。[12]在官僚控制下，尽管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但其导致的主要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抗争，这种抗争不会严重地挑战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控制。

第四阶段，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弹性生产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雇佣劳动对机械性、重复性工作心怀不满的不满情绪在许多国家爆发了出来，大企业出现的旷工、人员流动、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次品率等现象导致操作效率下降；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品市场饱和使大规模生产难以为继；劳资定期谈判提高工资加剧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三个基本因素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危机。资本主义开始了20年的调整过程④，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从追求操作效率转为追求过程效率⑤，最终形成了弹性的劳动过程:企业“内部分工”向“合工”演变，通过各种方法⑥使工人在局部范围内提高技能和持久的快速创新能力，工人被组织成团队并获得了生产中独立决策的权力。为了实现弹性生产模式的大规模化和低成本化，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供应链方法，核心企业控制着进行新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边缘企业，最终形成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弹性生产时期。[13] [14] 对核心层的雇佣劳动给予长期就业安全、高报酬的同时，也形成了“监督无处不在，但又不知道监督者是谁”的最新的结构化劳动控制模式：[15] 工人的持久快速创新能力和外围低成本、低技能的标准化劳动过程被集成到资本积累过程之中，雇佣工人在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中被进一步分化，单个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转变以求生存。

四、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积累体系的演变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指资本循环（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生产过程、最终商品的销售）以及与资本循环相伴而来的辅助经济活动（如金融领域）。这种经济活动是以一组特定的经济关系即积累体系为基础的。积累体系的存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经济再生产（生产—分配—消费）和雇佣劳动再生产的先决条件，经济再生产离开了社会再生产就难以保持和促进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经济关系是同生产过程和交换、分配过程结合在一起的。积累体系支撑着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和实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又迫使各个资本家进行着社会资本循环，从而制约着资本的积累过程和经济的发展过程。

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一个框架的积累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关系 :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在资本循环各个环节中，作为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统一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处于中心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劳动过程包含了显著而持续不断的劳资双方对控制权力的争夺，也不仅仅因为劳动过程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是因为劳动过程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运作逻辑的承载领域——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创造。[16]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特定的劳动过程决定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表现为资本家互相受到的一种强制和资本家给予劳动者的一种强制——因此它事实上表现为跟资本家与劳动者双方对立的资本规律。[6]以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为基础的劳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作为资本主义强制性规律的资本积累。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处于基础环节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又创造着跟它本身趋势相对立的经济障碍，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当原有的积累体系的延续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不断下降的利润水平得到回升，积累的发展使得原来支持前一阶段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遭到削弱甚至破坏，现有的经济技术因素不再发挥作用时，就出现了积累体系的危机。占主导地位劳动过程的创新，使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消除导致危机的一切法律和超经济障碍的同时，也改变了劳资之间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应地通过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重构资本之间、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新的积累体系。与上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相适应，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外延型积累体系，大致存在于资本主义产生之初到19世纪末。（1）以手工劳动或机器体系的简单协作劳动为基础，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时间较短。资本家的管理主要采用人身监督和初步的等级控制。（2）资本在与劳动的关系中处于进攻的地位，不容忍妥协。工人的工资低下，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工人的再生产主要是在非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中实现的，在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社会化。（3）资本生产规模比较小，资本之间的竞争激烈。消费品的数量和结构取决于生产，商品价值的实现主要依靠资本主义市场范围的扩张。（4）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只发挥有限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大致存在于20 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1）以泰罗制和流水线来组织生产，管理部门取得了对劳动过程的设计、进度和时间安排上的绝对控制权，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由于技术趋于复杂，从投资到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时间长达数年。资本家的管理建立在官僚控制的基础上。（2）工人阶级队伍急剧扩大，雇佣身份终身化。大部分雇佣工人的工资增加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保证，劳动力市场分为受工会保护的一级劳动市场和随市场供求决定的二级劳动市场。工人的再生产完全社会化导致了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形成。（3）资本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垄断资本之间竞争比较缓和，市场需求可以进行长期计划。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商品价值的实现开始依靠现有市场种类的扩张。（4）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和最低工资立法，调节经济波动。

第三阶段是后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形成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1）结合信息技术，按照功能弹性和数量弹性相结合的原则[14]来组织生产以应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具备功能弹性的劳动力获得了局部范围生产的控制权，过程效率提高。由于技术设计模块化、通用化，具备功能弹性的工人的创新能力和具备数量弹性的工人的低成本相结合，资本形成和价值增殖时间缩短。资本家的管理建立在结构化的团队合作的控制基础上。（2）工人阶级队伍急剧分化，工会力量得到极大的削弱。具备功能弹性的工人获得了就业安全、高工资、高福利的再生产条件，具备数量弹性的工人处于临时就业、低工资和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下，其再生产受制于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3）资本生产规模缩小，但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支配能力空前增加。资本之间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动态垄断竞争形式下，市场需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消费也通过信息技术被纳入生产过程，商品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持续性的创新过程。（4）国家逐渐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积极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条件。

五、结论和展望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所有制都是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制，生产关系始终以存在着非生产者的资本所有者控制着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为特征，在每一阶段的劳动过程中，生产关系都具有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特征。虽然特定的技术作用于劳动过程并最终导致新的劳动过程的出现，但这些特定的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却决定着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性质。与每种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相联系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这种社会积累体系是经济再生产和雇佣劳动再生产的基础，这些关系包含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形式，这些形式维护着基本关系，也同样促发了劳资之间冲突斗争的新形式。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劳动过程、消费习惯、资本及其相互竞争结构以及国家权力等等各种根本性变化的信号和标志是十分丰富的。这些信号和标志都表明，资本主义经常存在着不断重新把世界塑造成新的结构的力量，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可以透过这些十分丰富的现象来揭示内在的矛盾和基本的经济关系。这就要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来仔细考察它在当代的各种表现形式。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力图解释和改造现实世界，其主要理念也就势必因应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以解答他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17]

注：

①马克·布劳格指出,“也许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分析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重要的一部分，但有很多人阐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当做不重要的部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参见Blaug Mark :Misunderstanding Classical Economics:The Straff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rplus Approach,Historyof Political Economy，1999，31（2）]

②布劳格认为马克思没有用劳动价值论而是用劳动过程理论阐释了资本主义剩余的产生问题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恰恰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③钱德勒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工，降低雇佣工人的技能，控制劳动过程。拉佐尼克（Lazonick）对英国棉纺织业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过高估计机器产生之初对雇佣工人影响的根源:没有考虑到“真实的机器”和“概念上的机器”之间的差距（谢富胜，2005a）。

④资本最初是通过自动化替代工人，但是从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看，与人的无限适应性相比，自动化的机器运行模式是线型的，只能生产标准化的零部件或产品，标准化产品市场的饱和使自动化产品的实现产生问题。如何通过提高工人技能、不断创新产品是资本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⑤过程效率（process efficiency）请参见约瑟夫·派恩:《大规模定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⑥这些方法现在被冠以各种时髦的名称，如品质圈、学习型组织、第五项修炼、六西格玛等等。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人力资本”、“企业文化”、“利益相关者”等概念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概念有助于在意识上把工人的持续创新能力纳入资本控制下的积累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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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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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谢富胜 .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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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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