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今晚的标题好像又是一句废话。
今天看奥斯卡直播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就是这句话。
生气，也无奈。
在这个什么都强调文化自信的年代里面，中国电影一直好像都和中国足球一样，大家连虚假的自信都建立不起来。
但我们同时又都很清楚两者是不同的，足球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怒意，电影是一种满地好钢不能用的无奈。
这种无奈其实在今天大家谈论《寄生虫》横扫奥斯卡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本身应该去讨论《寄生虫》够不够格的我们，都忍不住齐刷刷地陷在一种叫“羡慕”的情绪里面。
那感觉就像是看着班里和自己在一个起点出发的邻桌奥数满分，成功免试保送通报全校表扬，自己却依旧在加减乘除的基础算法里面搞不灵清。
况且，我们该嫉妒的又何止是一座小金人奖杯？
一
我估计很多人应该都还没搞清楚，韩国电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也没想明白明明在90年代还和我们平起平坐的邻国，是怎么用二十年的时间，甩开我们那么多去登顶亚洲的。
所以我们先从韩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开始说起。
这段写史可能会有些枯燥，但还是希望大家细细读，会有很多发现。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韩国电影从原来战时的宣传工具中解放出来，电影人在电影的艺术性上展开了探索。
1955年，李圭焕导演的《春香传》开启了韩国电影的明星制，片中的女主角春香被赋予抗争与进取的内涵，她用生命与制度相抗衡。导演用这一人物形象激起了韩国观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61年，韩国5·16政bian，上台的朴正熙打着保护和培育的口号对电影业进行管控。
1962年颁布了韩国历史上的首部《电影法》，并在1963年、1966年和1970年进行了三次修订。
《电影法》的出台，开始了韩国长达30年的电影审查时代。
所有含有政治因素及描写社会黑暗面的影片遭到了封杀。电影人被限制住了表达自由，无法产出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真实性的影片。
与此同时，电影业准入门槛也被提高，政府成立了国有的电影公司，统一管控。
在这样的政策高压下，1975年，韩国电影史上最早的艺术电影运动「映像时代」展开了，导演金镐善、边仁植、李长镐、河吉钟、洪坡、李元世等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导演们发出宣告，愿意为了电影接受各种挑战，也愿意去反抗。
李沧东
他们招募新人演员，培养新导演，还出版了电影专业杂志《映像时代》。
河吉钟导演的《傻瓜们的行进》片名恰如他们的决心与执念。电影里，男主角骑着自行车来到东海，从悬崖上一跃跳海。表达了那一代韩国电影人对创作自由的绝对渴望。
1982年，在guang州事件后，全斗焕政府上台。政府为了让人们转移视线不去关注“不合理”的事物，放宽了对情色片的审查，开放了“深夜剧场”。廉价的情色片填满了80年代青年人的夜晚。
同一年，汉城国立大学（今首尔大学）爱好电影的学生们自发成立了韩国首个社会批评电影社团「汉城映画集团」，并出版了电影杂志《开放电影》。
1984年，他们举办了第一届民族电影运动电影节，展映了6部短片。
后来，全斗焕政府对社团进行镇压，「汉城映画集团」被迫关闭。但他们还是继续拍摄，并在废弃的建筑物、大学教室和工厂里向少数观众放映。其中控诉压榨工人阶级的影片《罢工前夜》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使民族电影运动在韩国得以发展了起来。
《罢工前夜》海报
1986年，迫于各方压力《电影法》再一次修订。
首先，废除审查制。
其次，废除对外国进口电影份额的限制。
电影人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创作自由，却也一下子遭到了外国片涌入的巨大冲击。
1991年，在韩国电影诞生纪念日的10月27日，映画振兴公社和韩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等6家团体共同举办了「我们的电影盛宴」纪念会，并举办了短片及文艺片鉴赏会、国际家庭电影节。就这样，1991年被韩国文化部制定为「电影年」。
199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启动。后一年，时任总统金大中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对电影人承诺“给予支持，不干涉”。
同年，韩国电影开始采用分级制。
第一届釜山电影节海报
1998年，由林权泽、姜帝奎、金基德、李沧东等7位韩国知名导演发起，全韩国电影人集体参与的光头运动，在首尔光华门和忠武路浩浩荡荡展开，他们抗议政府为了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降低韩国电影在本国的保护配额。他们统一剃了光头，怀抱着自己的遗像静坐示威。
这场运动，电影人赢了。
政府决定继续韩国每家电影院的每个放映厅一年必须放映满148天的本国电影的政策。光头运动成功之后，韩国导演士气大振，成为了韩国电影发展的重大契机。
1999年，《生死谍变》作为久违的本土优质商业片上映，给沉睡的韩国电影来了个复兴信号弹，在韩国的票房甚至超过了《泰坦尼克号》。
韩国商业片从此开启了新的上升时代。
2003年前后，李沧东的《绿洲》、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奉俊昊的《杀人回忆》相继问世。
《杀人回忆》（2002）通过拍韩国第一悬案“华城杀人案”，来透视韩国80年代军政府执政下的社会压抑和动荡。
《我要复仇》（2002）《老男孩》（2003）《亲切的金子》（2005），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都以清冷的叙事，极致的暴力美学将韩国分级后的银幕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其中《老男孩》《金子》更是含有大量政治隐喻和社会批判。
《绿洲》，边缘人物、社会污名和“性”被李沧东残酷且浪漫地剖开，极致幻想又极致野性，对个体命运发出了诗般的叩问。
在他们的引爆下，韩国电影开始了人才辈出的新千年，韩国电影开始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一骑绝尘。
单说第一个十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现象级电影，就能列上好长的一串名单：
2004年《太极旗飘荡》，2006年《汉江怪物》，2007年《华丽的假期》，2010年的《黄海》，2011年《熔炉》《高地》《委托人》，2012年《与犯罪的战争》，2013年《素媛》《恐怖直播》《流感》《新世界》《蒙太奇》。
也几乎是宿命一般，1919年是韩国电影诞生的那一年，在百年后的2019年，奉俊昊的《寄生虫》给韩国电影拿下首座戛纳金棕榈。
仅仅几个月后的今天，《寄生虫》拿下奥斯卡四奖大满贯。
韩国电影的又一个百年，开始了。
二
故事讲完了。
我们能看出些什么？
其实纵观整个韩国电影发展史，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段电影人和政府一次次拉锯，来为自己争取题材的自由限度的抗争历史。
大家也都能看出，是在审查取消，分级确立之后，韩国电影才真正意义上开始调转向上。
韩国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后面的政府正面回应着电影人的诉求，在一遍遍法案法案修订和政策出台中，政府在探索着国产电影的出路，也探索着自身的出路。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韩国政府逐渐选择正视历史和社会中的暗面，并且容许电影人用镜头去重现，纪录，批判，人们的实话得以电影的形态被铭记和接纳，这都对韩国电影的繁荣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像这回《寄生虫》得奖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推特的贺词：
“《寄生虫》既愉快又悲伤，在社会信息方面也新颖、精彩、成功。让人重新思考一部电影带来的感动和力量。为了让我国电影人尽情发挥想象力，没有担忧地制作电影,政府也会一起努力。”
韩国政府和电影从来不是什么敌对关系，相反，它们是在一条战线上达成共识的双方。
它们允许电影去怀疑些什么，并且也相信，只有在电影的质问和寻求解决中，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而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反哺电影的繁荣。
而当它们选择不畏惧电影，尊重电影并且相信电影的力量时，时间便已经给韩国电影最好的馈赠。
三
长期禁锢后的释放，给韩国电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生猛。
就像是一个被牢笼囚禁了太多年的少年，被放出来之后报复性地开始自我发泄和审视。
韩国电影抗拒了大部分的和解，一代电影人都秉承着人生注定的遗憾性，在讲时代的残缺。
这种残缺最典型的就是《杀人回忆》的开放式结局，在宋康昊最后的那双眼睛里，倒映着韩国一整代电影人对于历史的诘问。
还有《辩护人》，杨宇硕选择将结局变成一种决绝的集体对抗，虽然你知道历史上他们的抗争失败了，但恰恰因为这种已知，让这种缺憾性的结局显得无比动人。
同时，韩国民主化发展历程的曲折，20年的军政独裁，都给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赋予了一种社会责任。
「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让国家变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谈论韩国电影的时候，总用一句话叫“改变国家的电影”。
他们拍片子就是奔着改变一些不公正去的。
这在我们这里显得异常理想主义，但在他们那，这就是一种每代电影人必须相承的社会使命，是电影本身就应该具有的功能和价值。
写在最后
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害怕电影，好吗？
参考资料：
1.金钟元（韩），郑重宪（韩）；田英淑译.《韩国电影100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3月.
2.闵应畯，朱真淑（韩），郭汉周（韩）；金虎译.《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9月.
3.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编著（韩）; 周健蔚，徐鸢译. 《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6月.
4.宋世锋. 韩国电影发展简史（1919～1999年）. 《当代韩国》.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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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芋泥、检票小哥。来源：3号厅检票员工。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