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3日，保守党在大选中狂胜，而工党却收获了自1983年以来最大的选举失败。很多年轻的工党支持者对这样的结果有些瞠目结舌，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保守党执政9年来，英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割裂、敌对，为何大家依然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保守党，难道真的是工党做得太差了吗？当然从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各家研究机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大选依然是以脱欧为主调的一次选举。保守党的选举口号“完成脱欧”（get Brexit done）简单而有效。根据选后民调数据，大概80%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选择脱欧的选民在这次大选中把票投给了保守党，也基本上宣告了英国政治在此次选举之后的主题工作就是“完成脱欧”。但从工党的失败来看，这次选举的结果却远远在投票之前就开始酝酿，不只是脱欧这个因素就可以解释其败选的，其原因复杂而又多元，值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斟酌考虑。
媒体效应
自十月底议会表决将在12月重开大选之后，选战再次成为了新闻的重心。在选战机器开动之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宣传工具，各家立场预设的主流媒体也开始争相为大选造势。在英国这样一个保守的老龄化社会，大多数中年以上的英国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电视，广播和纸媒。仔细观察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很多英国人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传统习惯：早上起床早餐时间收听晨间广播，上班通勤或是日间闲暇时阅读报纸，晚上是属于收看电视节目的时间。所以，传统的媒体方式仍然极大地影响着很多英国人对于政治事件的思考意识。
在十一月初到投票日的这段期间，各大纸媒基本依照惯归入了对立的两个阵营之中：偏右的《太阳报》《每日快报》（tabloid，这两份报纸均是在底层民众中流行的小报，发行量大），《每日电讯报》（中产保守）和《泰晤士报》（工商知识右）等较多或比较隐晦地支持保守党；相对，《卫报》（中产知识偏左）及《镜报》（底层流行小报）等当地报纸比较倾向于支持工党。在这场媒体的宣传战中，对两党的首相候选人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个性刻画充斥于各大流行小报。这样的对于两党领袖个性刻板化的报道而非对两党政策的优先解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选民的选举倾向。
12月3日，英国4频道电视台（Channel 4）在2017年的工党选民中挑选了一个样本小组进行采访。当主持人问道大家是否还会票投工党时，小组成员一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非常简单：科尔宾。大概是受到了媒介新闻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因为科尔宾 “不可捉摸” 的左派个性，他们不知道如果他当选他到底会如何改变英国。当问题转向到对约翰逊的认知，受访者表示，虽然大家的认识里保守党领袖是一个看似愚蠢的黄发小丑和谎言制造者，但约翰逊相比科尔宾来说，让人感觉他更直率（比如他的主张简单而直白，就是率领国家完成脱欧）。媒体关于两党党魁个性的讨论的确让保守党在民众的认知中占了先机。再者，右派媒体对科尔宾本人的负面刻画更加深了人们对工党的不信任。特别是在工党党工及志愿者在各个选区的拜街活动（doorsteps campaigns）中，很多选民不留情面地讲出了对科尔宾的极差的个人印象：“他是个恐怖分子”；“他支持共和军恐怖主义”；“我不会投给工党，因为科尔宾是个共产主义者”；“科尔宾很糟糕，他是个反犹分子（anti-Semite）”。这些指责在在大选期间持续发酵。例如，右派媒体成功地将科尔宾在1970-80年代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指控简化为对爱尔兰共和军行动的支持，将他左派的激进立场等同于洪水猛兽一般的“极权式共产主义”，把他在巴以冲突中持有的反以色列立场与极右式反犹主义划上等号，诸如此类的抹黑报道在选战期间层出不穷，阅读并接受右派报纸信息的普通选民产生对科尔宾个性的怀疑和惧怕也就不足为奇。一些资深的工党（中右翼）政治家在选后一直强调，在工党的拜街活动中，众多选民点出了对科尔宾的不信任与脱欧是工党大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保守党及右派宣传机器对工党形象的群而攻之，而间接参与到苛责工党左翼选举表现的行列中去。当然，作为党魁，科尔宾必须承受媒体对他的攻击，并且必须承担工党大选失败的责任，但仅仅把失败原因的焦点放在他的个性和脱欧方面是远远不能解释工党的败选。
相对传统媒体对选举的介入，工党利用草根媒介方式为选举造势的举措（例如利物浦球迷自发的在英超比赛中挂出支持工党的标语及在欧冠对阵萨尔茨堡的客场比赛中歌唱科尔宾，等等）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首先草根的工党媒介无法与主流传媒在资源上相匹敌，并且主流媒体也大多排斥对支持工党草根文化的报导；其次， 虽然草根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工党的政策指向和对主流媒体负面刻画的反驳，但其接收者大多是支持工党的年轻化的和传统的工党选民，政治宣传模式如何突破同温层，向更广的民众层面传递也是工党在未来亟需面对的难题之一。
工党左翼内部对立的脱欧立场与仓促的选战策略
经过4年多的耕耘，在科尔宾的带领下，工党左翼在这次大选前在党内与中/右翼博弈中占据了相对优势的领导地位。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和前座议员（frontbenches）大多都是科尔宾同盟者，党内领导层也更加多元化及年轻化（影子内阁增加一些80后及更多的女性成员）。但科尔宾的同盟者却在很多议题上并不团结，尤其在脱欧这个议题上依然分裂为留欧派和脱欧派两个阵营。留欧派以伦敦地区的艾米莉·索恩伯里（Emily Thornberry）和基尔·斯塔莫（Keir Starmer）为首，他们是党内中产左翼的代表人物，其强烈的留欧立场也获得了科尔宾老战友、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纳的支持（John McDonnell）。站在留欧派对立面的是以工会领袖莱恩·麦克科拉斯基（Len McCluskey）和安德鲁·穆雷（Andrew Murray）等人为首的以工会为后援基础的脱欧派。与保守党清楚明白的强脱欧立场（甚至可以强推无协议脱欧）和支持留欧的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一贯主张的二次公投不同，经过三年多的党内辩论，工党一直不愿明确向媒体和民众的释放出其清晰的关于脱欧问题的立场，这也成为了本次选举中工党的阿克琉斯之踵，为其败选埋下了伏笔。最终，在选战前夕，一直持疑欧立场的科尔宾最终同意了留欧派的意见，在工党的选举纲领中添加了让民众最终决定是否脱欧公投（final say referendum）的许诺。诚然，这样的承诺能吸引大部分青年世代和中产阶级对工党的支持，但对无限期拖延脱欧反感的工人阶级选民来说，工党的此项承诺却提不起他们任何的兴趣，而工党高层却依然不自知，三年以来领导层在留欧/脱欧立场上的踌躇使得工党错失了自己收复失地的最佳时机，并丢掉了长期支持自己的传统选民基础——即早已沮丧无组织化的劳工阶级。
在一个多月的选战过程中，工党的选战策略也出现很多的问题，让人感觉雄心有余但却过于仓促。首先，在制定选举策略时，工党选战的决策层过于雄心壮志，他们制定了针对150个的目标选区进行选战活动的计划，但事实上由于人力物力分配的不均衡，工党在伦敦、南部及其他一些地区投放了大量的党工及志愿者（例如，在首相约翰逊的选区Uxbridge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宣传，妄图通过大量的拜街活动使得首相在其选区不当选），同时却忽视了对北部自己在任的边缘选区的回防，使得工党在实际的选战活动中既没有了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丧失了大量的“兵源”去保护自己的边缘选区。从选举大败的结果来看，虽然伦敦依然是“红色”的工党之都，工党也保住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伯明翰等大城市的席位，但这样如同无头苍蝇的选战策略使得工党丢失了许多北英格兰、北威尔士及英格兰中部的前工业重镇选区，无异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相对保守党简单有效的选举纲领，工党的纲领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过于繁琐，使得民众无法真正了解工党的政策和立场。对于偏左的知识精英阶层来讲，工党的竞选宣言是近乎完美的，它涵盖了年轻世代关心的教育、能源及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也包含了底层民众关注的对公共服务、国民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地方发展、劳权保护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的政策，还囊括了中产阶级及少数族裔关注的脱欧和移民权利的立场性说明和政策支持。科尔宾自己也一直强调工党的左翼纲领是可行的，也在民众中受到了欢迎。但在实际的选战宣传和活动中，很多观察家及党工指出工党没有一个贯穿中心的政策主线：究竟是以“拯救国民健保”（Save the NHS）还是以支持留欧立场甚或劳权保护增加就业来作为工党选战的主要宣传口径和方向呢？在实际过程中没有定论，甚至根据某些党工的叙述，选战活动的口号是极其混乱。有党工抱怨，在每天的拜街选战活动中，他们被要求，今天的宣传主线是劳权，明天的主线是养老金话题，再过一天，又开始对选民谈论工党的免费宽带或国有化铁路、降价火车票的承诺。这对于普通的底层民众来说，当然是一张极其完美的大饼，但实际上又像是一个复杂的“打包零售优惠”（a combined retail offer），太过于眼花缭乱，与保守党简单的“完成脱欧”的政策口号相比，让选民抓不住工党未来的政策核心。即使是亲科尔宾（Corbynistas）的党内青年组织“动力”（Momentum）的领导人之一乔·莱斯曼（Jon Lansman）也公开抱怨说，新的竞选纲领过于细节与冗长，其实应作为工党的长期运动指南，而非作为竞选政府的宣言。另外，一些年轻的负责对外宣传的工党党工对“简单即是有效”保守党口号不甚理解，甚至对这样的宣传嗤之以鼻，嘲笑其为“无聊的托利党，只会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的讲”，但在实际选战中，正是这样简单有效的“完成脱欧”的口号抓住了人心，一举在本次选举大败工党。
红墙的崩塌——基层选民的失声和漠然
本次大选工党总共丢掉了60个席位，而只在伦敦的帕特尼（Putney）增加了一席。而这60个丢掉的选区里，52个是2016年的脱欧区，24个曾经是工党的铁仓，包括百年以前就是工党选区的Rother Valley及Newcastle-under-Lyme，前首相布莱尔的选区Sedgefield，享有“下议院之父”之称的丹尼斯·斯金纳（Dennis Skinner）当选49年之久的Bolsover选区，等等。一般来讲，传统的工党票仓被称之为“红墙”（Red Wall）。这次选举之后，红墙的崩塌成为了英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何一夜之间，传统的工党选民会转向票投保守党？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首先从工党在前工业城镇的拜街运动的情况来看，在与一些来自于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工党党工和志愿者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与笔者分享了他们所感知到的普通工人阶级选民的几大感受（包括误解）：1. 在初步与底层选民接触的过程中，拜街的志愿者们会强烈感受到一些民众对政治的冷感和不信任，一种对英国五年来连番进行的四次公民投票的疲惫感。面对各党派轮番的敲门拜票，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丧失政治热情，根本不愿和志愿者进行攀谈。2. 通过志愿者的努力，大多工人（或工人失业者）选民还是愿意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但双方谈论的重点已不在于工党政策的优劣，这样的攀谈变成了一些选民倾诉自己失望/愤怒情绪或是表达自己担忧的机会，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上长期失声的一个群体，只有通过这样的机会才能把自己心中的郁结和情绪倾泻出来，让党派的志愿者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3. 在右派媒体的负面渲染下，很多受到影响的选民会表达他们对科尔宾的强烈的厌恶感，并且质问前来拜票的工党志愿者是否是接受了工党付给的竞选工资才来参加这样的拜票活动。这样的误解和不友好，一些时候使得志愿者不快甚或愤怒，因为大家都是抽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义务来帮助工党助选。而志愿者却不能因这样的误解和质疑去与选民们激烈地辩论，道理很简单——这些工人选民都是他们所要争取的对象，所以这种不快通常很快地转为一种无奈，自己消化。但很多选民也不只谈到了他们对科尔宾的厌恶，志愿者们大多都能体会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对各路政治家的不信任，并把所有政治家统称为“谎言制造者”（lie producers）。4. 在西约克郡一些前矿业小镇（脱欧区）进行拜票时，工党志愿者们不得不认同保守党“完成脱欧”的口号特别能拉近与工人选民的距离感。大多底层选民会告诉前来拜票的工党志愿者这样一种情绪：工人是被剥夺的一个群体，而剥夺他们工作机会不只是英国政府，在某些工人失业者看来，是欧盟以及欧洲流入的移民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剥夺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想英国尽快离开欧盟的主因之一。5. 当一些白人选民看到工党的拜街中存在着一些来自少数族裔的志愿者，虽然他们不会直接对这些志愿者说“滚回自己国家去”（go back to your country）这样极富种族歧视攻击性的话语，但他们也会通过其他种族歧视的方式揶揄这些志愿者，来表达自己反移民的情绪。例如，笔者的一名西班牙裔的英国朋友在参与工党拜票的活动中，会被一些当地的选民追问他是否是“巴基斯坦人”，因为本地巴基斯坦社区壮大让一些白人选民产生了不适及担忧的情绪，这明显是一种种族主义在竞选拜票过程中的反应。6. 经过志愿者的深入了解，大多底层选民都会把加大对“国民健保服务”（NHS）的投入当作投票考量的优先标准。志愿者们下了很多功夫从这个切入点入手去劝说选民票投工党。当然一些中间选民也表达了他们会因为NHS而最终选择工党。可是，从最后大选的结果来看，这些选民 “票投工党”（vote Labour）的许诺可能仅仅是在应付前来拜票的工党支持者们，因为保守党也提出了支持国民健保的政策，加上“完成脱欧”这样的大棒，所以工党的政策在工人脱欧区的选民中间丧失了很多吸引力。
参与西约克郡Pudsey选区拜票活动的部分工党党工和志愿者。恩生摄。
左图为工党志愿者在分配拜街任务，右图为11月30日科尔宾在利兹贝克特大学的讲话现场。恩生摄。
再者，从人口结构上讲，“红墙”区早已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地区。特别是在周中的拜票的过程中，能开门与志愿者对话的大多都是退休工人或工人失业者，可以从他们饱经沧桑的面庞中感受到他们对政治的失落和不解。与年青世代不同，这批“红墙”区的坚守者大多经历了英国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冲击，特别在前矿区地带，很多现在的退休工人都参加过1984-85年全国性反对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政策的矿工大罢工。但四十年中，红墙区早已物是人非。首先经过撒切尔时代的打压，地方工人自我组织的基础被彻底摧毁，工会力量也被大大削弱。同时，英国也经历痛苦的产业转型，除了核心的军工和较少部分的制造业外，以前英国工人阶级引以为豪的煤矿业与纺织产业早已彻底衰落。因此，围绕着这些产业建立的蓬勃的工人社区也渐渐逝去，变成了当下英国老龄化最为严重，最暮气沉沉的地区。在当下英国经济全面紧缩的环境下，对比工党在年青世代里受欢迎的程度，退休工人及工人失业者群体对工党的情绪是复杂的，甚至是憎恨的，因为正是布莱尔-布朗后期的工党政府是当下紧缩政策的始作俑者。
从人口的流动性上看，更愿意把票投给工党的年轻人们更愿意追逐大城市的生活，大多在高中之后进入到各大英国城市的大学或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完成学业之后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红墙”区的老年世代无处可去，因为他一辈子都生活成长（born and bred）在这些城镇，而之后又在就近的产业地区就业一直干到退休。从选举结果看，这样城市/非城市中青年与老年世代分布的结构性差异也是造成了“红墙”区的崩塌的间接原因之一。
工党的困境与未来走势：重塑工人阶级政党？
12月3日4频道节目中的一位受访者指出，过去工党是工人的党，但现在他不知道工党在代表谁。工党还是工人阶级的党吗？这是老问题，也是新困境。简单说，传统意义上，它在前工业地带和工业城市中尚能获得大批英国工人阶级的选票。但仅仅纵观脱欧公投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工党的支持基础早已中产化，变成了支持留欧的工商及知识阶层和年青世代。诚然，工党这几年来主打青年和少数族裔政策牌，以谋求最大限度的年青世代和移民的支持，从实际效果上说它的确做到了。但是，工党在脱欧议题上的骑墙是造成其“红墙”区崩塌和丧失大量工人选票的直接原因。工党左翼杂志《护民官》（Tribune）的主编在选后批评到，工党本次大选的失败不是因为它有太多工人阶级政党的因素，而是因为它保有的工人阶级属性越来越少，它和工人性的群众政治（mass politics）联结太少的缘故。进步的青年政治并不能替代阶级政治来成为工党的支持基础。简单说，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左翼批评认为工党的失败是因为顾此失彼，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基础源泉而造成的。
12月14日，在败选后，科尔宾在卫报刊发文章表示，工党未来的工作要保证多样化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in all its diversity）要成为党内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是否意味着，工党要重新依靠工人阶级进行自我重塑？当然，现在英国劳工阶级的结构早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关于谁是“工人/无产者”这个阶级的重新定位，已变成全球化体系下产业链发生转移升级后，发达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派及左翼政党都亟需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重写21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要朝这个目标推进，必然要在工党党内左翼的基础上产生一名新的富有朝气的年青党魁来继续团结青年世代并努力恢复与“红墙”区底层民众的联络纽带。要达到这个目标，工党就必须明确自己的左翼草根立场，超出伦敦中产区，重回北部前工业城镇来进行广泛的基层工作。但这中间又存在着许多的变数：亲科尔宾的工党左翼能不能抵御住败选后来自党内中右翼给予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左翼内部伦敦留欧派是否能认真检讨自身在选战中犯下的失误？党内左翼的青年力量是否还能持续增长？新一任党魁是否会由来自北方地区的年轻化的工党干部通过党内选举的方式来接任（例如安吉纳·雷纳[Angela Rayner]或瑞贝卡·郎-贝利[Rebecca Long-Bailey]两位年轻的北方工人家庭出生并长期扎根北部工作的亲科尔宾议员）？新一任党魁能否负担起重塑工党工人阶级政党形象的重任并带领工党来反抗即将到来的继续紧缩的约翰逊时代？这一切都乃是未定之数，还需要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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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Yang（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博士）。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