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起师范学校，自然会同太阳底下的人民教师联系起来。因此很自然地把师范学校当做培育教师的场所。但要如果熟悉民国历史，你会发现师范学校和“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熟知的许多革命家，其实都是师范生。
1.革命的孵化器
我们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政军领导人：
毛泽东，1913-1918年就读于湖南一师（最最最著名的师范生）
李维汉，1916-1919年就读＋任职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薄一波，1919年就读于省立国民师范
刘宁一，1924年入直隶第四师范学习
李雪峰，1925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院
戎子和，1927年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一师范
万里，1933-1936年就读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谷牧，1932-1934年就读于山东文登第七乡师
徐向前将军1919年就读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
黄克诚将军1922年就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滕代远将军1923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粟裕将军192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除了上面列举的领导人以外，新中国成立后在省一级还有许多早年就读于师范学校的革命人物，如王任重、乔晓光……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国家或者地方的领导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读师范后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按照他们就读师范的时间，可以将他们粗略划成10年代师范生、20年代师范生和30年代师范生。例子多了，可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民国时候的师范学校不经意间成了革命的孵化器。
那么，一贯以“育师”为职的师范学校在民国时候是怎么变成革命孵化器的呢？
2.寒门子弟上师范
国民政府建立后，恢复了大力发展师范学校、读师范不要钱的传统。它希望这样的政策能为政府培养更多充当国家传声筒的乡村教师，把师范学生训练成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也就是国民政府在基层的“同路人”。
对于农村贫寒子弟来说，不管最终是不是得回到农村教书，但读师范算是一条能够改变身份、而且不用让家里人有太多负担的一条通道，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报考师范。但这时候的师范学校比起报考人数来说，还是显得供不应求，竞争相当惨烈。
这里有一个数据：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招生名额是92个，但有804人报考，报录比接近8:1；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更可怕，1300人报考，只招80名，报录比为16:1。师范学校的考场上不可谓不“血雨腥风”。
尽管大部分读师范的是农村来的学生，但是经历了这样严格激烈的考试，进来的大多数人绝对是本地区的佼佼者，心里多少也是有一定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在两三年的师范学校学习中，见的世面更广了，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逐渐生发了想要逃离原生地的想法。
黄克诚将军讲，他在上了师范没多久“思想上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读了一些报刊杂志后开始考虑许多问题：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出路。”这个刚从小山村走出来，到县城师范上学的小青年，眼界和思想打开了这么多，足见到这个时期的师范学校在塑造人方面的魅力。
可当时的师范生政策、环境不允许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大部分学生必须毕业后回家任职。他们的确可以在家乡从事教职，服务几年后继续升学，但乡村教师薪水之低又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对于这些上了师范的青年学生来讲，反而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就像黄克诚所烦恼的那样“读了师范又如何？对社会、家庭有什么作用”、“上大学会好点，但路费、学费从何而来？”
他们发现：尽管自己够努力，但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一开始就限制了自己的选择，几年以后，还得从哪来回哪去。他们逐渐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萌发了要求社会变革的想法。1922—1927年在湘南小城读师范的黄克诚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大量的激进期刊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后所悟出的道理“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师范学校就这样给许多不满社会的学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3.左翼青年下师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左翼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乡村。为了生活，有的人就进入师范学校当老师。这些青年很自然地向他们介绍自己被国民政府打击的悲惨遭遇。同是天涯年轻人，一个怀疑社会的不公、一个刚被社会打击，一拍二和。这些青年老师就像催化剂一样，让学生想要变革社会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这还不算什么，这些老师同时向这些18、9岁的年轻人介绍鲁迅、曹禺、巴金的文章，这些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这些文章岂不就是在说自己的生活？再加上老师还时不时穿插讲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下学生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1927年学完教育学从莫斯科回国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王哲被迫流亡乡村，躲过一阵子，当形势强了一点后，1931到莱阳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任教导主任。胆子大的他不安于本分教书，硬是从北京买回来各种各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禁书”，让学生成立读书会，共同阅读、讨论。小城当中的师范学校在这样的左翼教师影响下，思想的空气越来越激进，学生的脑袋怎么能不受影响呢！
师范学校又慢慢地变成了一群被压抑的师生讨论如何革命的场所。有的老师还组织学生活动小组，成立团组织。加入共产党的知识人马石安在1928年一次革命起义失败后逃到山东青州省立第四师范当老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硬是在学生活动小组上发展出了一个学生党支部。
更进一步地，有的老师还带头建立共产党支部。比如曾经当过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的冯品毅，1926年当革命形势恶化以后，跑到河北第七师范学校当老师，在教书期间他把校长、教务主任、教导主任、老师和好多学生都发展成了党员，还建立了学校党支部，成为当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中心。
4.“自己人”成了“掘墓人”
国民政府千算万算没有料到，原本是打算培养“自己人”的师范学校竟然变成培养“掘墓人”的地方。
但这口锅国民政府哭着也得背。
原本国民政府也是“革命”的代表。对于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的师范生来说，他们所要变革的是那军阀割据的社会，这时的国民党恰恰是他们的同路人。黄克诚将军读师范期间先加入的是国民党无疑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但是国民党1927年的向右转，对左翼知识人的打压，无疑让很多以国民党为“革命”代表的青年学生寒了心。也就不怪这些青年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国民党了。
1928年，国民政府执政后对一些危机的糟糕应对恰好让师范学校变成了对政府宣泄不满的地方。那些在师范学校任职、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地方知识分子原本就对国民党向右转抱有不满，倾向和同情共产党的主张。比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聘请了很多左翼的知识分子，把学校变成了针砭国民党政策的舞台。
当日军大举侵华，社会局面越来越困顿，国民政府的表现又是如此差强人意，这些师范生难免会选择了自己在学校接触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
教育的结果总是让人意外。30年前，也就是1900年代，清政府满怀热忱地让许多学生赴日留学，希望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能建设大清，可未曾想，大部分的留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覆灭大清”工程的一员。
30年后，国民政府给予期望的师范生不仅没能成为它预想的同路人，反而成了它最害怕的陌路人。
就这样，师范学校在大时代的背景里、因缘际会地变成了革命输出的孵化器。
参考文献：
（1）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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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狟先森。来源：历史研习社。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