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媒体对农民工子弟的描述多充斥着这样的话语：“热爱读书、勤奋上进，一心想要通过应试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每年高考之后，媒体也多会报道寒门子弟升入重点大学的新闻。
然而，更多的农村子弟走向的是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而非城市的大学殿堂。据2017年的国家专项录取计划数据显示，2017年整个高考录取人数近700万人，同年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即便有了国家扶持的重点招生计划，在与整体录取情况下相比也只是凤毛麟角。
读书对留守在乡村接受教育的农民工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什么？对极少一部分学生而言，读书意味着升学，意味着通过高考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乡村教育吸纳了“城市为大” 的价值观，学生感受到的是来自城市强势价值观的输入，学校里“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人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口号标语在有意无意地被渲染被放大，教育背后的支撑仍是以成功学为目标的功利性追求。
媒体关注报道升学成功的学生，那么那些不升学的学生，他们走向了哪里？他们是否会受到关注？他们是否会因父辈的影响，走出校门之后就子承父业？或许，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从事体力劳动比如建筑性工作，而更加青睐的是服务性工作。当他们任务性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时，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本文试图立足于今天中国乡村的真实语境，以河南某乡镇中学为个案，探讨在今天农民工子弟子承父业的真实状况。立足于现实的乡村教育现状，以个案的观察微观解读乡村中学具体的教学机制，通过考察学校的教学机制运转方式分析它给学生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依据赵乡三类不同的父辈群体，从在外务工人员到厂矿工人，不同父辈群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子辈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父辈文化的基础上，将赵乡中学的学生划分为“调皮捣蛋帮”、“本地发小帮”和“厂矿子弟帮”、“好学生帮”四个学生群体。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之中他们在校的表现和未来的选择都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及情感。在这些分析之中，逐渐描绘出一幅微观的详实的乡村中学图景。
1、“调皮捣蛋帮”
（1）虚拟又美好的想象：建构下的进城生活
“调皮捣蛋帮”对打工生活的想象多是通过父辈的经验间接方式获得的，“调皮捣蛋帮”学生的父辈多是赵乡的小包工头和大货司机，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从小获得的是较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在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上也极大参考了父辈的生存经验。
初三学生范超是赵村中学全校闻名的“混世魔王”，他父亲是小包工头，常年在外，主要由妈妈和奶奶负责教育。在范超的未来设定中有几个极为关键的特征：老板、房子、城市户口。这三者是逐步递进的关系，进入城市便可以获得他们所想要的这些。这种城市主流文化吸引着范超，但与此矛盾的是学校所倡导的文化价值也是与此类似的：学校所设计的升学体系是一条让农村学生离开农村通往城市的通道。
另外，“调皮捣蛋帮”这种对城市的想象依托的是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乡民离开农村，塑造了这种对城市的想象：“外面的世界最精彩”！“调皮捣蛋帮”把自己的父辈视为自己的榜样，走进城市能够实现农村人的“淘金梦”。这种身边人的影响让他们相信进入城市就能成功，这种想象对他们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离开农村也被乡民认为是有出息的事情，这种内在的精神诉求与外在的影响在教学机制中被传达出来。这种对城市世俗功利化理解是城市现代文明对他们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他们要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获得物质利益，这个物质利益是建立在城市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即便当学校按教育的途径教导学生进城时，因其长远的付出也会被“调皮捣蛋帮”的学生迅速否定掉，他们要用最高效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未来的想象，这导致了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的抵抗。
（2）抵抗与成长：“反学校文化”的表达
在学校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调皮捣蛋帮”与学校的冲突排斥是以一种群体抵抗的形式发生的，学校单纯的环境和重复的教学会让“调皮捣蛋帮”感到他们所感兴趣的外界知识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他们所向往的生活与老师们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无疑造成了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教师的结果。这涉及到对学校知识本身的轻蔑和知识所带来的身份的无视，“调皮捣蛋帮”从内到外确认了读书的无用性。他们表达这种确认的方式是制造课堂的混乱，校园之外，通过网吧的团体游戏战与小餐馆的喝酒之风，稳固了以“义”为基础的群体文化。
“调皮捣蛋帮”所表达的不喜欢读书、质疑教学内容，对抗老师及学校主流文化等行为，只是“反学校文化”的表面形式，他们归根结底是对通过好好学习升学进城这条路径的怀疑。我们必须看到学校主流文化对底层学生的霸权性，由于他们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区隔，学校主流文化与学生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每一次的跨越都以失败告终，从而对学校主流文化的霸权性产生文化无意识。
中国乡镇教育中的学生面临的是双重排斥：一方面，以父辈为主的文化影响着他们的心智结构和文化能力，使得他们在学校表现出抵抗学校的种种表现；另一方面，学校主流文化通过缓慢的学习进程和课程安排使他们认为自身是学习失败者。于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城市的“捷径”：进城做老板，在这条捷径里可以满足他们对未来所有的期许，那里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中，“调皮捣蛋帮”乐此不疲地与学校进行着对抗。
2、本地发小帮：殊途同归的选择
“本地发小帮”主要由赵乡不同行政村的学生组成，他们多就读于赵村中学普通班，在初中三年的学习中，他们是赵村中学的主体学生，他们的父母涵盖了前文所讲述的所有父辈群体。本地发小帮由三部分组成：本地在外务工子弟、本地在乡务工子弟和本地厂矿工人子弟。
（1）在外务工子弟：失语的学习状态
过去的教育学研究常常把学校老师与学生视作为对立的状态，认为学生是被管理、被教育的对象，教师为了管理学生，常常造成学生的失语。但在笔者的观察中，学生的失语恰恰是自身主动选择的。表面上看，以“本地发小帮”为主的学生们虽然在形式上对学校的规章制度采取不抵抗也不遵守的沉默态度，但实际上他们并非真正反抗知识和文凭的价值，他们大都认为知识的有用的，它可以换来好的工作，相信多学肯定有好处。
另一方面，“发小帮”看到今天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明白知识不一定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功效，这种不在乎的心态却不等同于他们对大学和文凭价值的否定，对学习的淡漠和不屑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了解到自己与学习无缘而产生的一种自嘲和调节。“本地发小帮”的不学习也包含着一种宿命式的态度在里面，因为任何的做法都是徒劳，就淡漠地应对着这些矛盾。
尽管“本地发小帮”对自己的学习有一种自嘲的态度存在，他们不会公然如“调皮捣蛋帮”那样做出直接的对抗学校的行为，但他们的角色是旁观者，围观着“调皮捣蛋帮”的表演。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上大学这件事时，他们多数的答案是“不清楚”、“没想过”、“上不了”。这些心态表达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读书学习是有价值的，但是跟我没关系。正是这种对知识、文凭的认同和肯定，“本地发小帮”在学校并不会刻意的挑战学校和老师的权威，他们对老师表达的是一种尊重。他们并非不想学，而是学不进，言语中透露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感觉。
（2）本地发小帮之在乡务工子弟：共同的技校追寻
杨光是赵村中学普通班的一名学生，他在初三时从重点班调到普通班，这对他来说“感觉一下子回归了组织”。他的朋友都要“学技术”，因此杨光也不想再继续上高中。杨光在“本地发小帮”里感受到了归属感，这种群体性的文化推动了他们对未来共同的选择。对于上职业技校，学一门技术的执念的想象，潘毅在研究中提到：
教育和职业的双重商品化过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积累的需求，这让学生工模糊的双重身份得以体现，他们会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未来规划上产生困扰和疑惑。
另一方面，“本地发小帮”对学技术抱有美好的想象，这种美好的想象也发生在对未来打工道路的想象上。“发小帮”李高超的妈妈常年在纺织厂打工，他对出外打工非常接受。作为留守儿童，李高超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看到的是母亲外出打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打工可以直接地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于是他有了打工可以改善经济的印象，在对自己未来的选择上也就非常肯定地要走打工的道路。
（3）本地发小帮之厂矿子弟：反厂矿·亲打工
与“调皮捣蛋帮”、“本地发小帮”对父辈的追寻不同，本地厂矿子弟在厂矿工作的认知上和对自己未来的认知上呈现出一种反厂矿、亲打工的现象。矿工子弟刘洋对父亲的工作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对于自己将来要成为矿工的路径持否定态度，但对打工的态度却是相反的，认为打工可以开阔眼界，提升能力，对打工有积极而正面的立场和态度。
笔者看来，这种认知对他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尽管他们不认可父辈的工作，不愿复制父辈的生活轨迹，但囿于结构和制度性的因素不可控制时，他们发现通过职校的道路并未实现内心预期的目标，体验到的会是巨大的挫败感和不适感；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在和父辈的强对抗中摆脱厂矿子弟的身份，在与外地厂矿子弟的交往中，他们对厂矿的看法也展现的非常清楚。与父辈们所表现的极度相似的是，本地厂矿子弟会在一开始的相处中占据主动权，本地厂矿工人与外地厂矿工人交往中的相处模式被子辈复制了下来。他们不喜欢外地厂矿子弟，认为他们说着普通话显得非常的不融入学校环境，在他们看来普通话代表的是城市的人说的话，而他们觉得城市与自己是隔绝的。想要进城打工的冲动一方面是对城市的向往，另一方面却也带着对城市片面的讨厌，这种讨厌被转移到外地厂矿子弟的身上，产生对立的状态。这里的情感是矛盾的，混杂的。
在外务工工人子弟、在乡务工工人子弟与本地厂矿工人子弟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均是不抵抗也不支持，他们用沉默的态度应对学校生活，对父辈道路的不认可在对未来的选择上一起相约读技校打工。因父辈的影响，他们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与父辈相近的底层工作，从内心上已接受了打工的命运。尽管“本地发小帮”与“调皮捣蛋帮”在反学校的行为上不同，但他们最后的结果却是相似的：“调皮捣蛋帮”的反抗并未改变他们在学校的生存处境，他们最后也加入了打工的大军，“本地发小帮”以一种自我放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他们看来，就读于乡镇中学是平常的事，毕业上技校之后打工也是循着前人的路而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探讨，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走出了相同的人生轨迹。
3、外地厂矿子弟帮：学校与家庭建构下的边缘群体
赵村中学的外地厂矿子弟多是从小跟随父母在赵乡生活，成长上学的经历也均在赵乡完成。他们是以随迁子女的身份在赵乡生活成长，在就学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教育上的弱势。当赵村中学与之前的工人村中学合并之后，外地厂矿子弟全部转移就读于赵村中学，在班级设置上，他们与其他农村学生分在一个班里。
在同一个班级里，外地厂矿子弟原有的生活规则、行为模式、价值观念被打破，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与他人语言交流上的变化。原有的工人村子弟学校所使用的普通话教学在赵村中学并不普及。老师在课堂内外都要熟悉的方言与学生交流，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之下，赵村中学的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同样的方言习惯。另外，由于外地厂矿子弟“没有特别调皮的”，是“比较中间”的学生，因而容易被老师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外地厂矿子弟走向边缘。
除学校的因素之外，外地厂矿子弟也受其家庭影响，因为是从外地而来，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上是要努力学习，离开农村，扎根城市，这对他们的价值判断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感受到在此地的边缘状态，认为高学历高收入可以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他们对未来的选择。“外地厂矿子弟帮”里的一个共识是：在未来可预见的路径中，他们选择了靠学习走进普通高中进入普通大学，或是循着父辈的路，接受厂矿的委培制度，同父辈一样，继续在厂矿工作。
这些随迁子弟，他们是城乡夹缝中的边缘人，对自己身份的怀疑使得他们离开老家也无法融入新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身份认同困境与其父辈是一致的。这种边缘人的处境使得他们只能主动或被动的疏离，成为非本地人非外地人的存在。这种边缘化隔离的状态激发了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状况。这与“本地发小帮”的制度性的自我放弃不同，他们是在积极地通过这样的方式破除学校及家庭对他们的建构。
4、好学生帮：按部就班学习中的内部分化
赵村中学每届的重点班是学校老师的全部希望，他们担负着冲击重点高中的希望，同时也肩负着进入普通高中的出线机会。从入学开始，他们就是“重点保护对象”，他们在学校所进行的所有学习都是为了服务最后的中考。这些被挑选的学生对学习的看法也是分化的，分化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状态表现：一类是成绩较好，有希望冲击升入重点高中或普通高中的学生；另一类是有升学希望，但对自己的未来仍持有迷茫的态度的学生。
（1）被重点保护的学生：迷茫下的踽踽独行生活
在赵村中学年级第一的郑涛看来，他被学校和老师推着向前，他作为学生个性化的一面几乎被隐藏起来，所有的同学老师所关注的就是他身上的标签：年级第一。但他对自己的认知里他只是赵村中学的“尖子生”，在全区的期末测试测评中也仅处于城市初中的中等学生水平，但这并不会影响他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尽管以过往的升学成绩看，郑涛的学习水平对于冲击重点高中仍有困难，但学校仍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除了各种优秀老师的自习辅导外，他们也被强制要求住校，这样做的原因是珍惜一切在校时间学习。这种孤独求学型主要集中在年级前三，他们互相独立、很少沟通，彼此内心是被教育成功学所灌输的竞争意识，是你追我赶的学习中为了和城市学生比拼，拿到重点高中的入场券。
除了在学习上被视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在学习之外，严格的寄宿生活也分割了每一分每一秒，重点班学生的寄宿体制取代了家长监护人的看管，学校成为新的“共同体”，学校要安排生活教师来照顾这些学生的起居生活，学生也要试着在课堂之外的集体空间生活，但他们内心的孤寂感依然是存在的。学校认为这是一项给重点班学生的“特权”，是一种对重点学生的关爱，但寄宿在实施的过程中很难恢复学生的“自主性”和“自由空间”，而是用一些条文规训去控制学生。这种突如其来的“关爱”是想赋予重点班学生一种关爱，这种关爱并不建立在对学生的主体需要上，相反，这样的关爱与学校的规训紧密相连，用单向度的“控制”去保证重点班的学生在学校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了升学的大目标所服务的。
（2）竞争淘汰制的末尾学生：提前预演的升学结果
在课堂与寄宿的双重监管下，好学生彻底丢失了自我的时间，升学的战役转变为一个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在重点班里，还存在着其他形态的好学生，他们在淘汰竞争的机制面前放弃了升学的想法，转而成为重点班的非好学生。他们看透了自身的生存状态，及时改变了对升学的想法。
作为重点班的学生，在对自我的期望上，也有着迷茫与焦虑的现象存在，进校之初对未来抱着憧憬的态度。初中三年，这些学生逐渐从高期待、高预期走向了一个低期待、低预期的结果，现实的升学状况让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重点班内的排名提前预演了升学的结果。在重点班排名处于末位的普通学生看到自己在这样的机制下升学无望，及时的放弃了考高中上大学的梦想。
除了自身主体的因素，外部的家庭和经济也影响着重点班学生的选择。孙建强是重点班的一名学生，他在初二时去外地的工厂里目睹到妈妈的工作生活环境，这成为了压倒他对自我选择的最后一棵稻草。从“好学生”转变成“混”学生的身份是痛苦的，但好好学习成就自我的意义与现实产生的分裂性已无法得到缓解。混日子型大多是对未来还处于迷茫状态的学生，他们既无法进入重点高中备选生的名单，又没有想好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习。
在这个中间状态里，学生对未来的判断会倾向于边走边看，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不想按照既定的路径走，这其实是大部分赵村中学学生的常态，未来还是一个遥远的词汇，没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混沌向前走的过程中看看同辈都在做什么，然后完成自身的身份选择。王怡就是一名处于这两种状态夹层里的学生，她想摆脱这种既定安排好的路线，但现实又不允许她跳出这个框架，所以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是赵村中学重点班许多学生的状态。前路是重点高中的大门，退路是职业技校的大门，看不到的前进的希望与不愿退回的职校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
5、结语：殊途同归的子承父业
从“调皮捣蛋帮”到“好学生帮”，他们对未来的想象是不同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通过打工还是学习，主流教育占支配性文化所宣扬的美好生活都与城市有关，他们脑海中所建构的美好想象实现未果，最后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父辈的道路。
首先，赵乡农民工子弟在在子承父业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不显著的、较为被动的、弱性的文化特征。在学校主流文化下，他们集中表现为群体性的厌学或对学习的主动放弃，只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学校权威提出挑战和抗拒。对于通过学校教育分流出去的学生而言，无论他们进城打工从事的是建筑、快递、还是餐饮，工种各有差异，但总体上他们还是在复制父辈们的工作。学生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捣乱课堂”、“交白卷”、“厌烦学校课程知识”等文化冲突模式，充满了底层学生与学校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笔者的研究中，“调皮捣蛋帮”在“反学校文化”的过程中有兴高采烈的行为表现，这种表现建立在他们不担忧自己的未来，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是建立在对城市的美好憧憬之上的。除他们之外，其他学生表面上没有明显的抵抗的行为，也没有明显的抵触学校、抗拒学习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把对未来的迷茫，学业失败的无解都内化于心。
其次，从父辈文化来看，赵乡初中学生的父辈工人们并非一个内部均质的具有统一的工人阶级思想的群体，其内部存在差异，根据他们的工作和工作背后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特征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不过，内部分层的父辈文化对其子辈的影响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调皮捣蛋的子辈们，围观跟风、默默放弃的子辈们，还是学习较好的子辈们，他们基本都复制了父辈的农民工地位，对他们而言，初中毕业意味着进入社会。对赵乡在外务工人员子弟来说，继续升学的学生凤毛麟角。父辈们对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依赖父辈文化，却又不认可父辈的地位工作，但当他们选择放弃读书教育的上升途径后，他们又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父辈的道路。这几类农民工子弟皆有了殊途同归的未来。
最后，从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来说，我们不能将农民工子弟子承父业的命运全然归因于他们父辈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体制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反作用力。在本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主要体现为学校教育的分流制度和学校教学内容以城市文化为主的价值取向。教育分流体现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在分流培养时会表现出对好学生的重视和对差学生的忽视，保证好学生可以升入重点高中完成升学的目标，对于较差一些的学生保证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即可。在教学目标上，学校教育推崇好学生通过读书升学进入城市进而出人头地，但非常吊诡的情况是教育分流下来的较差的学生通过打工，也实现了“走进城市”这个目标，但却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进入城市出人头地，还是进入城市成为垫底的阶层，城市总是处于主导的位置。
总之，在赵乡子辈子承父业的过程之中，以学校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仅坚定地站在受支配地位的文化一侧，在规训中力图使学生趋于听话，他们实际上是子辈子承父业过程里的助推者，在学校教育中所实施的各种据图的教育安排恰恰将学生从学校推向了技校进而推进了打工的大潮里。而不同的赵乡父辈群体也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位置、打工经验、文化情感体验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特征，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子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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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庆洁。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