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马克思

女神读书会按：马克思与新闻界的交集贯穿他的一生，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莱茵报》主编，他因此产生了有关“物质利益”的苦恼，开始了解社会主义并实际参与了政治斗争。《德法年鉴》、《新莱茵报》见证了他的思想不断成熟与取得突破，也是他展开战斗的武器。而《纽约每日论坛报》则是困境之中的他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作者罗比·查克拉沃蒂为我们叙述了马克思与新闻界的种种交集，表现了马克思与新闻业之间互相影响的历程，女神读书会翻译组特此译出全文，以飨读者。

参考阅读《昔日美国最牛报纸:卖了林肯,又炒了马克思》（http://news.163.com/18/1210/09/E2LFRTJ4000187UE.html）

本文标题的灵感来源于约瑟夫·A.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关于马克思的章节标题。四个章节分别叫“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熊彼得在书中试图从多维度出发，批判性地评价马克思充满影响力的一生。而在马克思多姿多彩的一生中，往往有一点为人所遗忘，那就是他作为新闻从业者的身份。本文考察马克思作为新闻从业者这一维度，以及他为发展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可以叫做学术性报道或者概念性报道——而做出的贡献。

就马克思为不同报纸写下的报道而言，人们难以搞清楚，他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撰稿人、编辑还是通讯员（correspondent）。这三种不同的新闻报道角色他都曾扮演过。我之所以用“概念性报道”或“学术性报道”描述他的专栏文章或报道，是因为这些文章是以学者风格写下的严肃篇章，时不时因如画多彩的语言而生动起来。正如以塞亚·伯林曾引用马克思一位仰慕者莫泽斯·赫斯——一位来自科伦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政论家——的话来说，“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页。——译注】

在美国，这种新闻报道风格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发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时。马克思在1851年到1862年期间是该报在伦敦的记者。格里利在美国新闻界和政坛上鼎鼎有名。他率先拓展了当时所谓的“一分钱报纸”（penny press）——面向普通人的报纸。在1872年美国总统大选上，他输给了格兰特将军。【1872年，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推举格里利作为总统候选人对阵时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尤利西斯·格兰特。——译注】

在政治专栏这一大类中，我们难以定义马克思的新闻报道处于什么位置，因为政治专栏既有主要基于文献研究而具有哲学性、分析性的内容，也有个人化的感想和传闻，以及60年代很流行的揭露性“调查”文章。政治专栏内部还有一个区别是所谓的“新闻噱头”（news pegs）。噱头可以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个人丑闻或影响社会的普遍议题。我用“学术性报道”、“概念性报道”是为了把它和在今天大众媒体常见的政治专栏文章相区别开来。马克思的专栏文章的特点是哲学性、分析性的洞见，它主要将影响社会的普遍议题作为“新闻噱头”并展开研究。

在这类新闻报道方式上，马克思算得上先驱者。查尔斯·布利策（Charles Blitzer）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国的新闻报道》（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中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中勾勒出了马克思的新闻生涯。他将马克思描绘为“现代政治新闻报道”之父。他说这种报道“关注政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致力于揭露政客和政府话语背后的真实动机”。以塞亚·伯林则在他经典著作《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中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何谓“真实动机”。在评价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时，伯林写道，“作为新闻报道”，马克思的文章“走在了时代前头”，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是为了“向读者勾勒出事件或人物的素描，强调背后隐藏的利益和易于引起的罪恶行为，而不是这些人表面上的明确动机或这种那种政策的社会价值”。伯林认为，这些特点让马克思的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20世纪风格”。

无论你怎么诠释马克思的新闻从业者这一维度，你都无法忽视他对新闻界的贡献，也无法忽视新闻从业者这一角色与他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他的个人生活包含着失业、严重的财务困难和政治迫害。人们忽视马克思人生这一维度的原因之一是，每当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流布全球之时，我们总是对他所提出的思想进行分析、宣传或批评，而不太重视理论的背景和语境。就算人们讨论到他的生平，也通常是为了膜拜、贬低或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他的观点。

许多天才的理论影响了当今历史。和他们不同，马克思似乎是个特例，他在人生的关键阶段是一位职业的新闻从业者，并因此而蒙难。他在欧洲的新闻生涯和他的政治活动密不可分。正如布利策所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决心以多种方式呈现——他编辑《莱茵报》、《德法年鉴》和《新莱茵报》这样的激进刊物，试图启发民智，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他领导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试图组织工人，让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他不畏艰难地不断研究，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由于政治活动及相关的新闻工作，马克思付出了对簿公堂和被不同国家驱逐的代价。1849年7月，当他刚刚从一个有关他在科伦主办《新莱茵报》的案子脱身，他就被驱逐出莱茵地区。1844年，他曾被驱逐出比利时，1845年他则被法国所驱逐。在法国简短逗留之后，马克思在1849年8月24日抵达英格兰，他在美国报纸的新闻从业者生涯则开始于两年后。

马克思的新闻从业者生涯开始于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在1841年初完成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克思没有把博士论文提交给他所就读的柏林大学。马克思是一位对宗教的批评者，也是布鲁诺·鲍威尔——另一位对宗教的知名批评者——的朋友。他担心柏林大学不会通过他的论文，因为教权主义者对柏林大学领导层具有影响力。他转而将他的博士论文提交给耶拿大学，一所规模虽小但却很有名气的大学。而且耶拿不在普鲁士的统治之下。耶拿大学的教师反应很迅速；在博士论文正式提交一个星期后，耶拿大学就缺席授予了马克思博士学位。

在通过博士论文时就遭遇周折，马克思明白他在普鲁士或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学术生涯前景一片惨淡。在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统治学术机构的人支持基督教的神秘传统，他们排斥批判宗教或社会体制的人。“和君主制的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意志在体制内不会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能量和想象力提供释放的空间。”

新闻界似乎是一个向他敞开大门的领域，但是那里也存在着阻碍。他对新闻界的兴趣开启于他对当时书报检查法令的批评。他大加赞扬新闻自由。按他多年以后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说，听上去像是“自由派”或“资产阶级”的言论。但如果我们把他的文章放在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实践语境之下，我们就会意识到它在引起社会重大变革上有着多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在他对新闻自由的赞扬中读出一丝微妙的另一层含义。这里摘录了文章的一个片段：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79页。——译注】

马克思在发表这篇文章时遭遇了阻力。这恰恰显示了马克思为新闻自由在社会变革一定阶段的辩护是多么有力。这篇文章本来是要发表在阿尔诺德·卢格在德累斯顿办的一本刊物上。卢格已经在一座堡垒中的监狱关了五年，而且审查制度此前查封了他的另一本刊物。他在瑞士出版了一卷文集，叫做《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佚文集》【马克思另一篇有关新闻自由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发表在这卷文集上。——译注】。马克思的文章回应的是官方在1841年12月24日发布的书报检查令，该令禁止任何对“宗教基本原则”的批判。次年，马克思开始定期为科伦一家报纸《莱茵报》撰稿。后来，当《莱茵报》原主编因政府压力被撤职之后，他接任了主编一职。他在1842年10月15日就职。然而，《莱茵报》却不断和政府的书报检查官发生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言，每期报纸发表之前，都要“让警察的鼻子闻一闻。要是闻到任何非基督教或非普鲁士的内容，报纸就无法问世”。

国王主持的内阁会议要求《莱茵报》在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在此时达到了高潮。镇压这份报纸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马克思对俄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此举对普鲁士国王造成压力。马克思决定在3月18日辞职。在致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表达了他沮丧的心情：“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5页。——译注】1843年3月18日，署名为“马克思博士”的简短辞职声明出现在了报纸上。

马克思下一次与新闻界打交道尽管短暂，但还是充满艰险。他订了婚，需要经济来源。在德意志遇到挫折之后，马克思希望离开德意志。他热切地接受了朋友卢格提供的一份为杂志撰稿的工作。这份杂志计划每月以两种语言——法语和德语——在巴黎出版，目的是在两国知识分子间建立联盟。刊物名为《德法年鉴》，第一期出版于1844年2月，印数1000册，随后就停办了。该期包括马克思有关黑格尔思想和犹太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译注】。后一篇文章遭致了犹太人的批评。法国没什么人注意到这本刊物，但是它经常在德奥边境被没收。在奥地利，经手这本杂志的书商将会面临十分严重的惩罚。

杂志停办的主要原因是卢格和马克思私人关系的恶化。卢格对马克思的观点当然带有偏见，但他对马克思在这时新闻从业者工作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他描绘了马克思的精神生活以及它与马克思新闻作品之间的关系。卢格写道：

“他读了很多；他的工作强度极大，他擅长批判，有时候会沦为诡辩。但是他从来不会把任何东西写完；他总是突然停下来，然后再次投身于茫茫书海之中……他也许是个天生的学者和作家，但在新闻业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将马克思称为新闻业彻底的失败者反映出卢格对新闻业一种局限而又特别的视角。但是卢格有一点说对了，作为学者和作家的马克思将会取得比作为新闻从业者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成就。马克思从事新闻业一半是出于经济原因，一半是由于新闻业在政治活动中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也要明白，这时的马克思显然如卢格所说，在“茫茫书海”中热切追寻真理。将日常的新闻工作和天才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并不容易。马克思新闻业活动背后的经济原因不容小觑。当卢格停办巴黎的刊物之时，这一点明显表现了出来。妻子怀胎七月，马克思向卢格讨要薪水，而卢格则以多余的刊物聊充马克思的薪水。他在科伦的朋友帮助了他。马克思一位有钱的仰慕者格奥尔格·荣格（Georg Jung）出头募集了800法郎，作为偷运入德意志的刊物的报酬。

在《德法年鉴》停办一年后，马克思一直留在巴黎。他为巴黎一家被禁的报纸《前进报》（Vorwarts）写了两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反对普鲁士。因此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鉴于他由于《德法年鉴》而在普鲁士面临叛国的指控，马克思前往布鲁塞尔。政府允许他和家人一直待到1848年2月，但马克思得保证不会就时政发表任何言论。

马克思接下来的新闻业实践是在科伦。五年前被停办的《莱茵报》以《新莱茵报》的名称又出现了。这份报纸有个副标题“民主派机关报”。主编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在内的编辑部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在著名撰稿人士的帮助下，马克思得以让《新莱茵报》成为“第一流的战斗报纸”。报纸定期出版，一直坚持到了1849年5月18日。有人认为，“301期的《新莱茵报》不仅仅是革命的1848年最优秀的报纸，而且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迄今最优秀的报纸”。

尽管从这一观点来看，《新莱茵报》取得了成功。但它还是遭遇了财政困难，因为其激进观点往往疏远中产阶级读者，在政治领域与当局发生龃龉。马克思就1848年6月巴黎的政治起义及镇压写了一篇雄文，让这两方面的敌意达到了最高点。法国当局为起义中死亡的士兵举行了葬礼，马克思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描绘道：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但是平民则……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译注】

这类言辞激烈的文章一直被科伦当局所容忍，直到政府开始恐惧反叛会威胁自身。1848年9月，科伦戒严，马克思的报纸则被禁了两个星期。次月，政府开始采取行动，下令逮捕《新莱茵报》三名编辑——其中包括已经逃离科伦的恩格斯。马克思则面临三场庭审；其中一场有关“煽动叛乱”。

马克思将庭审现场变成一个出人意料的政治舞台。他当庭进行了演讲，分析国内外社会政治局势。他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反映社会现实。一旦社会现实改变——比如1848年的德意志——法律要么随之改变，要么不再适用。庭审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陪审团团长不仅宣布被告无罪，而且以个人及陪审团的名义向马克思表示感谢，因为他的演讲不同寻常地富有教育意义和生动，对他们大有裨益。

不能推翻审判结果的政府决定动用行政权力驱逐马克思。时至今日，最后一期《新莱茵报》算得上收藏家的珍品，它以红色墨水印刷，上面有一则充满反叛的社论。【应该是《“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译注】马克思在文中区分了保皇恐怖主义者和革命恐怖主义者。报纸上还有诗人弗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饱含感情的革命诗篇。诗的最后一段是“当人们说出他们最后的‘罪过’！我们将会再次并肩作战，带着话语和武器，站在多瑙河畔，站在莱茵河畔”。这次驱逐象征着马克思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活动与新闻生涯的终结。马克思在巴黎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他面前的选择是，要么离开法国，要么退居布列塔尼的莫尔比昂省（Morbihan）。马克思穿越了英吉利海峡。他在英国度过了余生。自流亡英国起，他开始向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一种不寻常的大众报纸，在当时被称为“一分钱报”。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它公开放弃通常能够吸引大众的新闻来源，但还能取得成功。报纸的宣传语详细描述了格里利的手段。格里利写道，报纸的目的是“争取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福祉。市面上主要的‘一分钱报’专栏充斥着不道德而又堕落的警察案卷、广告以及其他内容。而我们将会仔细地排除掉这些内容，不遗余力地让本报值得良善高雅人士的衷心支持，成为居家炉边的良友”。

这份报纸大力鼓吹社会主义思想，并成为了一家受到尊敬、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它也建立了一套新闻职业的标准，它的对手很少能够匹敌。它雇有14名当地记者、20名美国通讯员和18名外国通讯员，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它的发行量高达25万份。

报纸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找到马克思，希望他为报纸供稿。他是在科伦经弗莱里格拉特介绍而认识马克思的。弗莱里格拉特当时给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供稿。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持续了近10年。它为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做研究的马克思提供了表达观点的渠道，也为他定期提供急需的生活来源。

开始合作之时，正好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导致一大批移民涌美国入。许多移民来自德意志。1852年到1854年期间，几乎有50万德意志人登陆纽约城。显然，他们依然关心着旧大陆。有人将报纸向马克思的一次约稿描述为“既是一篇好报道，又是一笔好买卖”。在这份邀请之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有关1848年后的德意志的文章，看上去反响不错。主编达纳写信给马克思称，“也许你会高兴地得知，许多读者（对你的文章）感到很满意，转载众多”。马克思成为报纸的定期撰稿人。10年间，马克思共在报纸上发表了487篇文章。

有些文章的实际作者身份存疑。按照某些说法，在487篇文章中，350篇是马克思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12篇是他们合作写的。恩格斯的文章主要涉及军事。马克思的稿件涉及众多主题，包括英国政治、对亚洲殖民地的影响和欧洲政局。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欧洲人在亚洲殖民的看法。有些涉及印度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使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上，他持什么样的态度。这些文章的标题值得我们列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译注】、《不列颠的棉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译注】和《英属印度财政机构的痛苦》【这篇没有找到，类似的题目有《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译注】。

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出版上经常发生冲突。报纸往往把他的文章或部分以社论形式发表，却没有署他的名。有时候，他的文章片段的署名是“我们的通讯员”。

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合作结束于1862年，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霍勒斯·格里利开始讨厌马克思的观点，让主编达纳终止合作。达纳拒绝了老板的要求。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美国内战导致人们对马克思所写的外国话题不那么感兴趣。马克思在给他的姨夫利奥·菲利普（Lion Philips）【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利奥·菲利普是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译注】的信中写道，他早在一年前就预见到了麻烦。1862年3月28日，达纳致信马克思，告诉他对内战的报道已经占据了报纸的所有篇幅，没有地方刊登他的文章了。马克思在报纸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有关墨西哥的。

失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对马克思在财政上而言算得上是一次打击。在和报纸终止合作之前，他的财政情况就已经不容乐观了。1861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只发表了马克思八篇文章，稿费共计16镑。恩格斯送来的18镑救了急，但马克思还是付不起房租——他已经欠了一年——也付不起小孩的学费。按照一处记载，他至少欠了100镑。

马克思终结新闻生涯之时，恰恰是他后期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他应聘一家铁路局的办事员，但他的长相和破衣烂衫显然没能让对方留下好印象，而他的求职最后因为他的潦草字迹而被拒之门外。

也许最为生动描绘这位思想天才所处困境的文字要出自马克思自己的辛辣话语，这种辛辣往往是出现在他写的新闻报道中。在日期标为1862年8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亲爱的朋友！【马克思原文是英文“Dear boy”——原注】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事实上，我的不幸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但愿我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280页。——译注】最后一句话改写自歌德的《浮士德》。

来源：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8, No. 36 (Sep. 4, 1993), pp. 1856-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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