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张贤亮等“伤痕文学”作家显著不同，他不是要与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过渡”性质，一方面他不是对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对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成高度认同，这当然与他积极参与文革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改革开放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图用他所固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调和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
然而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路遥的这种企图注定是失败的，正如唐老师所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解决”方案。当然，以路遥身处的环境和时代，他这种对现实的妥协或者迎合反映在作品中，人们也不能过于苛求，设想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作品很可能不会象今天这样让我们熟知，他也不可能获得那样崇高的地位。
路遥与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样，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他的个人利益与忠于现实书写的矛盾纠结，他胜于“伤痕派”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样，为了个人私利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枉顾现实实际，自觉充当政治工具，发泄私愤，并以此换取名利。不得不说他对劳动人民还是充满感情，具有劳动人民的情怀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的现实主义书写也是吸引人、感人的地方，这些都是他的可贵之处。可是，尽管有这些优点，但不能掩盖他的极大的缺陷。作为一个思想先进，勇于作为且积极参与文革的人，路遥不可能不知道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理论，我甚至认为他一度肯定十分服膺，不然他的作品也不会出现“过渡”性质以及种种纠结。不论是认识问题还是个人立场问题，路遥及其作品虽然思想性不能算是很高，但还是表现出了忠于现实的鲜明特征。
《平凡的世界》主题与改革开放初期“告别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导人们去主动改造客观世界，而是引导人们回归到个人主观世界，通过强化个人修养，充实个人心灵来适应变化的客观世界。
对智广俊先生的几点不同意见：我不赞同智先生对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的说法，人民公社出现的官僚主义固然不错，但这不是彻底否定人民公社、改弦易辙实行分田单干的理由，这就如同泼洗澡水把婴儿也拨掉了。我认为当初否定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并非认识问题，而是政治路线斗争的有意为之。据杜润生讲，当初解散人民公社时的情况是三个三个之一，三分之一赞成，三分之一反对，还有三分之一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虽然分田单干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最终还是推行下去了，这应该才是当时真实的情况。
对《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贫穷和智先生所说农业学大寨搞成了形式主义，我觉得文学一方面要表现真实的生活，更要反映生活的真实，这就需要作家不仅有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的本领，而且要充分的表现真实的生活，要分清社会的主流和支流。不错，当时的城乡差别真实存在，但是这种差别国家采取政策在逐步缩小，农业学大寨固然不排除有形式主义的个别现象，但这不妨碍主流对农业发展的巨大贡献，如果以个别来否定整体，如果不是认识问题，那就是主观故意。
智先生肯定分田单干最初的合理性，我认为也是不妥的。因为看任何事物都要联系的看，发展的看，破坏集体经济实行分田单干，虽则在最初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这是以牺牲长远和根本利益来实现的，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恢复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退步，不能因一时的效果而犯眼光短浅的错误。这就如同扣子，第一颗扣子系错了，必然导致以后一系扣子的系错，从分田单干到三十年不变到土地确权流转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有机联系的系统，是一条农业私有化、资本化的路线图。
对于“毒鸡汤”说法，应该还是很经典很形象的概括，任何作品一但形成，它就具有了其社会意义，不管作者当初的意旨如何，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平凡的世界》不是去引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而是诱导人们回到不切现实、虚无飘渺的个人内心修炼，不说没有积极意义，起码是保守、落后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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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滠水农夫。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