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武汉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由秘密活动进入公开革命活动时期。“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久受压抑的湖南农民迸发出空前的翻身热情，革命风暴席卷三湘四水。
对于这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当年作过十分生动的叙述：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的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这种“糟得很”的议论满城风雨，也影响到中共党内。担心农运“过火”“幼稚”而影响统一战线的思想占据了一部分人的头脑。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
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农运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运动，因此，既要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又要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
作为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对中央的农运政策“非常不满意”，但似乎没有公开对陈独秀的看法表示过多的不同意见，只想及早回到湖南去了解农运状况。
12月17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在武汉的要人们忙开会、忙宴请、忙演说，酒足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之时，毛泽东正走在湖南乡间的小路上。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的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余公里。1927年2月12日，他背负搜集的农运资料，怀着对农运的满腔热情，裹一身风雪回到武汉。
武昌都府堤41号，是一栋青砖灰瓦的晚清民居式建筑。1927年2至8月，毛泽东全家人在这里居住了半年，这是他和杨开慧及孩子们最后的团聚。
毛泽东于2月16日就视察湖南农运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里不仅有现象有分析，而且提出了一个详细缜密的组织领导农运、使其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计划——一共13点意见。
首先，毛泽东提出必须实行三个“纠正”——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
随后，毛泽东就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农协整顿纪律”，解决贫农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发展国民党及共产党的力量等问题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表现了他对农村情况的透彻了解和对形势与策略的深刻分析。
在报告中，他强调了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必须站稳坚定的革命立场，想以自己的考察结果影响和帮助中共党内的一些人纠正对农运的错误认识和作法。他认为，中央“在农民运动中必须采取新的路线”。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最后写到：“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
武汉的2月，天气仍十分寒冷。入夜，当整个都市在寒风中颤栗时，武昌都府堤41号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卧室内却红光熠熠，炭火融融。毛泽东泼墨催澜，奋笔疾书。回到武汉已经好几天了，他仍然为湖南农民的革命举动而激动不已。他用饱蘸诗情的笔，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中国农民斗争的气势恢宏的画卷。
他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认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们，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列举了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农民在农会的组织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
毛泽东从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历史使命的角度评价农民运动。他写到：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为驳斥农运“过分”“过火”的言论，毛泽东对“矫枉过正”这个不无贬意的成语作了新的解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为农民太痛苦了。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避免的，在小姐床上多滚几下也无妨哩!
毛泽东的论辩汪洋恣肆，充满激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根据在农村的考察和谨严的数字统计，毛泽东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认为，只有依靠农民，尤其是贫农，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广袤的农村才不是一句空话。
一连几天昼夜写作，毛泽东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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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东。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