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卡车司机这一行，不就贪图它走南闯北的自由吗？”好几位司机这样告诉我。今年年初，在被交通部授予“十大最美货车司机”称号的人里，宋玉兰是唯一的女司机。她说：“‘快手’上那几个女卡车司机‘网红’，我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假的。”
在山东寿光
宋玉兰今年40岁整，开卡车已经21年。因为常年开车，皮肤黑，早就放弃防晒了。早几年爱跟男同行们一块儿喝啤酒，有点胖，但最近瘦了十几斤。不开车的时候，她就好穿个裙子和高跟鞋。她出生在山东省青州市，“九州”之一，是个古城，城南北有两个水果批发市场，与“蔬菜之都”寿光相邻。
19岁那年，跟着她大哥的卡车上了路，“拉的是蒜苔，去的德州，出发前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这趟下来，她大哥觉得妹子能吃这碗饭，因为第二天原路返回的时候，她已经能说得上来怎么走了。那是没有导航可以依赖的时代，但即便是今天，哪些路段限高，怎么走可以少交高速费，货车司机仍然需要在脑子里编织好一张网。宋玉兰现在时常接到同行打来的求助电话，问她怎么走。就为这个，她夜里睡觉手机从来不关，开着声音，夜半电话响起来，准是有司机来问路了。
宋玉兰
像宋玉兰这样经验丰富的女司机，全国都找不出几个。按照《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2》的数据，中国规模最大的卡车司机组织“卡友地带”的80万卡友中，只有0.9%的女性。我们来到山东，希望能跟着宋玉兰出一趟车，从山东拉一车蔬菜到新疆，再从新疆拉上一车西瓜回山东。
寿光市是全国大宗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是宋玉兰常去拉菜的地方。按卡车司机的行话，就是“拉绿通”。
“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1995年，为的是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菜篮子工程”，保障城市蔬菜供给。此后10年内中国建设了1.1万公里绿色通道，其中两条从寿光出发，通向北京和哈尔滨两地，沿途减免所有高速通行费。绿通货赶的就是时间，说好哪天到，误了点司机得赔钱，所以卡车标配两名司机，轮流休息，彻夜不停。从山东到乌鲁木齐，宋玉兰走“中线”，穿山西、陕西，再过宁夏入甘肃，歇人不歇车，三天能赶到；偶尔也去西藏，如拉萨，货主们都知道，宋玉兰只跑这样的长途。不过这个8月，宋玉兰还没开张。
驳静 摄
到了寿光，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我们，“没来对时候”。每年夏天，都是寿光蔬菜的淡季，这个淡季还是双重的，寿光本地大棚正在休养生息，南方天气湿热，地里种不了菜，主要菜源在北方。
寿光蔬菜大棚以种植茄果类为多，眼下大棚基本都空着，8月底9月初才会陆续将苗种上，3个月后，寿光产的西红柿会成为冬天的紧俏蔬菜。这天早上4点半，天还没亮透，在寿光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我们看到仍有4个交易大厅敞开着。7月最惨淡，只开了两个厅，这几天新开两个，因为张北的蔬菜提前了20天。
几辆大卡车在其中一个厅里一字排开。菜贩告诉我，这就是张北来的，但他们得到的是坏消息：“今年价格不行。”大白菜从地里直接装上卡车，上车时是4毛（每斤），拉到寿光也只是翻倍。但张北的大白菜还是需要拉到寿光的，这么大的量，在张北卖不出去。蔬菜产业很讲究当地政府的组织与调控，在寿光，每个村种什么菜，都是在整体规划下协调的。但在张北，基本是菜农自己看风向，就很容易出现一窝蜂种同样的菜，然后集体遭遇低价的情况。
寿光物流园中，工人正在分拣南瓜。
再过一个月，这里将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它的6个交易大厅将全部开启，厅与厅之间十几米宽的过道将停满卡车和人力车。每天凌晨2点开市，北至内蒙古等地，南至云南等地的卡车，装载着当地生产的蔬菜，披星戴月地奔赴寿光，小半天后，又重新启程。
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或许还会回到它的原产地。作为大宗蔬菜交易中心与集散地，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意外，这里菜品齐，价格低，围绕蔬菜的分拣、包装、运输等环节，寿光都有专业的公司经营，甚至因为卡车聚集，寿光的汽车维修技术都闻名全国。菜贩们能在这个一级市场配上十几种蔬菜，装满一卡车，再运往各地。
驳静 摄
蔬菜运输，依赖的就是宋玉兰这样的卡车司机。我在寿光等到第三天，宋玉兰还是没有找到去新疆的货，她打算再去青州物流园碰碰运气。从“普货”物流园驶出去的卡车，货物千奇百怪。在宋玉兰的运送历史中，除了“绿通”，有些货物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比如，面包铁：一种炼钢原料，因形成的空洞与面包相似而得名。运到沧州时是凌晨3点，宋玉兰把车停在仓库门口，车头向外，拖个凉席就睡在了面包铁上。以为这样就能保护面包铁，可太天真了，等她睁眼，看到的是十几个男人，围着挂车，正在两面开工，接力往外运铁。一个大活人压在铁上，那也不打紧，贼人就把她“拨”到另一头，盗窃活动井然有序，这么“拨”来“拨”去，宋玉兰终于醒了。没有一个贼觉得一个女司机会妨碍他们发财，宋玉兰自己也不觉得，不过她憋了半天，哭笑不得地冒出一句“你们别搬了”，心里则想，“没把我也搬走算不错了”。
如果把宋玉兰跟我分享的经历分类，有些惊险刺激，有些辛酸苦涩，面包铁这类偷盗故事，则属于“荒诞不经”，像在看宁浩的电影。这部我假想中的宁浩电影，还有这样的画面：夏夜，服务站，宋师傅搬了凉席，睡在了油箱边上，贼人来了，悄悄递了一块布到老宋鼻下，几分钟后，他们就大大方方把一大箱油给吸走了，一边的宋师傅睡得正美。等她睁眼，看到的是打开的油箱盖儿，话外音起，“本次守油行动又失败了”。
8月的物流园淌着热浪，抬头看天，天泛着浅蓝，低头看地，地却蒙着一层烟，一头扎进去，像是被谁捂住了口鼻。我眯起眼，努力在骄阳中攫取画面，宋玉兰却踩着高跟鞋，轻松地向我传授技巧：“你看每个小门脸儿都是一个信息部，上面写着江苏、内蒙古，都是目的地。一般司机都有自己常跑的线路，我平常跑新疆，其他地方就不方便往里闯，得看，门口停着卡车，那说明有司机在等货呢，咱插进去就是抢他们的活儿，不合适，但可以打电话问。”她打了其中两家电话，又接到一个电话，三单活儿都没成，主要是因为价格太低，“接这种活儿，刨去油费、过路费，剩不了几个钱儿”，宋玉兰习惯在“钱”这个字上使用儿话音，这让她说的话总带有上扬的活泼语调。“那这种不赚钱的活儿谁会接呢？”我问。“身上背着车贷的。”
要开车，要防狼
宋玉兰仍在积极寻找货物，她决定把目标定低一点，能跑一趟甘肃、内蒙古也行。不过，她不是那么急迫。去年年底，她卖掉了自己开了多年的车，眼下正在租车开。不过她正在琢磨买新的，这意味着她也要过起“背车贷”的生活，或许会失去她现在这种好整以暇的自由接单状态。“选卡车司机这一行，不就贪图它走南闯北的自由吗？”好几位司机这样告诉我。今年年初，宋玉兰被交通部授予“十大最美货车司机”称号，是获奖者中唯一的女司机。
“女司机，女卡车司机，开长途的女卡车司机”，见到宋玉兰前，我在心里推演过这个递进关系，猜测这个身份的微妙之处。
实际上，在上述强调了性别身份之前，宋玉兰首先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好司机，有个故事尤其值得分享。
还是跑新疆，正值“五一”，路上车不少。她开在快车道上，后面一辆小车急按喇叭想超车，又超不过去，宋玉兰花了点时间才转到中间车道，把路让了出来。小车超过了她。此时宋玉兰心想，这位司机像是在赌着气呢，没准儿会别她一把，就有意识地放慢了车速。果然，小车跑到前面后又拐到她的车道，在她前面突然降速。宋玉兰猛踩刹车，捏一把汗，好在刚才已经减速，要不必撞无疑。那种下坡路上，撞上了就是四条人命——对方车里一家四口，宋玉兰看得真切，心说，一会儿收费站要是能追上，得揍他一顿。
结果真追上了，大家在收费站停了下来。宋玉兰抄了根撬杠，去敲小车的门，下来一个小伙子。宋玉兰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这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他。“知道我为啥揍你吗？我现在这还有机会揍你，刚才要是撞上了，你都没机会挨揍。”惹得小伙子的父母下车连连跟她道歉。
除了开车上路这些可预见的风险，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能有时间停下来喝一杯，对卡车司机来说挺奢侈。
路上碰到别的车，男司机会按一声喇叭，或者比个大拇指，向宋玉兰示意友好，可有些男司机真的被雇去给一个女人当副手，心里就挺不忿的。男司机们的不服写在脸上，前面说的那位王师傅其实就是其中之一。宋玉兰事先叮嘱，开到大下坡前喊她起来，她来开，这叮嘱完全被忽略了；一位东北司机直接告诉宋玉兰，“我开车你话别那么多”，最终还是开错了道，耽误了时间还搭上油费。
心术不正的男司机遇到过太多了。有时候，她需要跟自己雇用的副驾驶、一个陌生男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处七八天，洗的内衣内裤明晃晃地晾在车厢里，这里的微妙和尴尬时间长了或许能习以为常，却很难对七八天都不刷牙的陌生男人抱有宽容心，“窗玻璃严实的时候，呼出去的气能把你熏死”。
但即便是这种毫不注意卫生的男人，也会对他的女雇主有非分之想吗？我问宋玉兰，她摆摆手说：“有，十个司机里得有九个（会有想法）。”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暗示手段，比如他在开车，宋玉兰在后座卧铺睡觉，叫醒她明明可以喊的，可他们会伸出手去拍拍她，起来后如果没什么反应，他就会得寸进尺。“我警告你，以后别用手拍，我这样说他就明白了。”到住店时，他们会油着嘴舔着脸说：“咱们开一个房间，帮你省钱嘛。”方法层出不穷，宋玉兰兵来将挡，备有一整套软中带硬的应付话术。
也不是次次都压下火来。其中一次她记得特别清楚，包括那位男司机的姓名。那是2010年，从青岛装货，开往新疆。经过青州时，她找了一位本地姓苏的司机作副手。
“开到北京，上六环前，他说不开了，我就知道这个人心术不太正。因为六环上车特别多，他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开得了，要是不行，一路上他更得欺负我。还有一句话他可能记在心里了，我当时嘀咕了一句，临河下了高速，要开一段沙漠公路，可愁死我了。这话他听进去了。那天我一直开到中午，吃了饭，我说你来开，我睡一会儿。那时离额济纳旗有70公里。他往驾驶座那么一坐，开始跟我谈条件了。”
“他说，咱谈个条件，我说行。他说，到乌鲁木齐，你可得请客，去泡个脚。我说行，泡个脚，三十五十的。他接着说，再找个小妹儿。当时我就不太高兴，但也答应了。在路上我不乐意跟他们吵，就哄着。这家伙还没完，他说，到了额济纳旗镇上，我们去住宾馆。我说，你想干啥？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那你还不知道吗？我心想，挺好，这想法挺好，我搭上车，搭上工资，我再搭上我自己。”
“我太生气了。我跟他说，苏师傅，您的条件太高了，我答应不了。我不用你了，工资240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应该给你480，我给你500，现在马上给我滚下去。他说，你让我下车，我今天弄死你。他不下，我下。我把他那边的车门一开，就把他给拽下来了。把他在车上的衣服丢下车，说，你赶紧给我滚。他是我们青州本地人，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那天早上出发前我俩还一起吃了早饭。我心里忌惮这一点，就告诉他，我家大门敞开着，本人奉陪到底。”
宋玉兰讲完这段，感慨道：“我这工作量太大了，又要开车，又要防狼。”乌鲁木齐南郊停车场有个东北饭店，那位苏师傅，宋玉兰后来在那儿碰到过一次，她抬头瞅了他一眼，对方也看了她一眼。这事儿看似就过去了，但问起来，每个细节、每一句话她都能复述出来。
母女
宋玉兰卖掉上一辆车后的空当里，也想过要不要趁机改行，“但我能干啥呢”，她想不出来。她说觉得喜欢时尚，开卡车之前，她去学过理发，理发跟时尚的关系显然比开卡车强一点儿，但学得不好，“把头剪得七零八落”，教她的师傅劝她，还是再看看别的行当。她学驾照那个班有40人，“就我自己是一个女人”，数她学得又快又好，把其他男学员甩在身后。
宋玉兰想把女儿小麦培养成模特。不光是想想，今年她已经花了1万多元，给小麦报了个模特学习班，二对一教学，“二”包括校长，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和一位老师，“曾获得国际模特大赛冠军”。小麦才16岁，已经长到了1.78米，她说“校长说我能长到1.8米”。
尽管在女儿成长过程中，宋玉兰时常因为出车而不在身边，两人关系依旧很亲密。
从天津回到青州那天，我们仨决定去城里下馆子，出门前我看着母女俩拾掇。“我给你画眉毛。”小麦原本是柳叶细眉，宋玉兰给自己画的眉毛浓重，眉头部分尤其深刻，拖着越来越细的一条尾巴，给小麦画，三两下就画重了。“粗了。”我在旁边插嘴，小麦听了害羞，抢过眉笔，跑进房间自己画去了。
再出来时已经打扮得当，眉毛修复成细细一条，一件短身T恤，“新买的，花了20块”。七分黑色阔腿裤，露出脚踝，穿上高跟鞋，又挺直了背，宋玉兰和我都只够到她的肩膀。宋玉兰也换了一身，黑白条纹无袖上衣，外披一件白纱透明罩衫，蓝色印花半裙，银色高跟鞋，头发放了下来。很难不注意到的是，她戴上了一块鸡蛋大小的项坠，灿烂的黄色，“是蜜蜡”。我问她，这是不是自己买的。
“别人送的。”
“是男生送的吧。”我揶揄道。她点点头。
“他拿礼物出来的时候咋说的？”
“他就说，我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到了你。”
“哇，是要追求你？”
“不是不是，就是一起开车的嘛。”她收了蜜蜡，嘴上却把话给垫了个密不透风。“我还问他了，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要是有，我可不能收啊。”
“然后他说啥？”
“他说，我能对你有啥想法，跟个孙二娘似的。”边说“孙二娘”，宋玉兰边大笑起来，仿佛事后再咂摸，仍觉得他说得对。这是找不到货的这几天里，宋玉兰最开怀的一场笑，或许这的确是一段温馨的回忆。然而，如何在一个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里生存下来，甚至游刃有余，对任何一位女性来说都是一个难关，宋师傅清楚自己会被善良的同行们照顾，也多少需要这些善意。后来她传授我秘诀：“就像那次我把那个司机扔在沙漠，自己开到新疆，站里两位师傅知道后，开车出去迎我了，接上我，替我开最后一段路。如果我跟其中哪位司机好了，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他们会有顾忌的。”
她与小麦住在青州市南边，三居室，离市中心十几公里。原来是个村，十几年前被规划成了开发区，拆迁重建后，他们一家就住进了现在这栋没有电梯的楼房。客厅一面墙上有几张照片，大多是小麦的，另一面墙上则贴了几张宋玉兰领奖时的身影。没有男主人的照片。
她跟小麦的父亲“是介绍的”，两人的村只隔了三公里。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脾气很坏，她几次都评价“他非常大男子主义”。早年，她丈夫也是山东卡车司机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干得不如宋玉兰好。比如，“信息部出来一个活儿，他都算不出账来”。算账很重要，拥有一辆卡车意味着，司机在经营一家公司，技能需求远超过开车本身。对方报完终点和价位，这边脑子里迅速就要过一遍，走哪条线走几天，费多少油，交多少高速费。
有一次宋玉兰开车，她丈夫跟车，快到终点时，宋玉兰让他给货主打电话通报一声。他抓起电话直愣愣地说他们要到了，既不自报家门，也不说位置，“他大概面子上挂不住”。宋玉兰只好自己打，接起来对方一听声音，调笑的话就来了，“哟，还是位女师傅”。小麦他爸听了立刻不高兴，开始吵，要夺方向盘。“这趟之后，我就说，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在我看来，宋玉兰完全可以痛痛快快重新开始，但这是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年轻人的想法”。她提到了“死婚”这个词，还好几次说“男人的活儿我干了，女人的活儿我也干了，那男人就出局”，完全是一句有煽动力的女性独立宣言。但似乎要顾及的东西还是太多。小麦的父亲如今在福建一带当海员，每年基本只有春节会回家。“去年他在家里住到了初八，我初五就出车了。”“那你们会睡一个屋吗？”我问。“不会，我跟姑娘睡。”
小麦上模特班，宋玉兰让她给她父亲发信息要钱，得到的回复是，“艺术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再也没有后话。听她母亲讲到此处，小麦默不作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遵守自己的决定——第一天我就打定主意，不要再问小麦关于他父亲的问题。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露天大排档，听了场大排档常驻歌手的免费演唱会。这条街上，还有不少小型独唱会。青州市民显然很喜欢KTV，许多人家里都有一台可移动的点唱机，半人高，拎到街上，在响亮的配乐声中就能唱起来，根本不需要观众。科技发展对于KTV爱好者的好处是，现在可以直接下载一个APP，带出门一台音响就成，比那半人高的点唱机又方便不少。这个东西，宋玉兰也有一台。她很喜欢唱歌，时时刻刻她都会把歌儿哼起来——“不是哥哥不爱你，因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驳静 摄
此时她停在了一台点唱机跟前，有人邀请她来一首。我跟小麦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在这个愉悦的气氛下，我再次提起关于她父亲的几个问题。白天我问过她了，她只是摇头，或者用几个字回答我。这次她说：“他不肯离婚。他很自私。脾气不好。会和妈妈打。”还有一些别的，都不太重要了，因为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不停地擦掉，又不断地涌出来。从那以后，我不再跟她提起她父亲。
宋玉兰唱完歌回来了，或许注意到了女儿在掉眼泪，或许没有。对母女二人来说，这个夜晚是在各自的歌声和哭声中结束的。
两天后，我跟她们告了别，直到我离开山东，宋玉兰还是没找到一车理想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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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哉吾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