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及利亚到苏丹：长阿拉伯之春

经过多年的动荡和流血事件，中东在今年春天看到一些希望。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分别出现了挑战总统布特弗利卡和巴希尔专制政权的大型示威活动。两者都取得了成功：两个领导人都被推翻了，他们的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已经结束。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因为就像在2011年后的埃及，这些领导人背后的基本权力结构仍然完好无损。推动反抗的物质条件也没有改变：低工资，大规模失业，不安全，年轻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模型折磨而看不到未来。

因此，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民众力量处于不稳定的（precarious）位置。反对阿拉伯之春行动者的幽灵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今天的抗议者从最近该地区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也许能从回顾中受益。为了讨论这些危险和希望，《雅各宾》杂志的撰稿人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与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进行了交谈，后者撰写了大量有关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政治的文章。

吉尔伯特·阿卡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2013年的《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世界主义》（Marxism, Orientalism, Cosmopolitanism），2013年的《人民想要：阿拉伯起义的激进探索》（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以及2016年的《病态症状：阿拉伯起义中的旧病复发》（Morbid Symptoms: Relapse in the Arab Uprising）。

从阿尔及利亚到苏丹：长阿拉伯之春-激流网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0日，苏丹喀土穆，苏丹民众持续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要求总统巴希尔下台。视觉中国资料图)

这次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抗激起了中东和北非的新希望。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吉尔伯特·阿卡：在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我们正在目睹两波与2011年爆发的抗议规模相当的运动。当时它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因此，在主流媒体中，已经有很多人询问我们是否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是我称之为2011年后整个阿拉伯语区域长期革命进程的产物。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新自由主义，和整个中东和北非的腐败威权政治制度相结合，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堵塞（blockage）。这种堵塞产生了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巨大的青年失业。

堵塞在该地区的人口中产生了许多其他深刻的不满，在苏丹，反叛的触发因素是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削减补贴后面包价格上涨。在阿尔及利亚，直接原因是政治性的，阿尔及利亚政权试图为布特弗利卡争取第五个任期，尽管他在过去六年中因中风而半瘫。这冒犯了人民的民主愿望。

因此，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另一波民众反抗，就像我们在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看到的那样。这说明将其视为“春”是错误的，它们并非像一个季节，持续几个月，仅以宪法改变或以失败告终。实际上，我们仍然处于该地区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带来的长期革命进程中。

这意味着，除非导致这种发展障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发生根本变化，阿拉伯语区域不会有任何稳定。在此之前，危机将持续下去，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斗争爆发和更多的反革命。

如果我们看一下2011年至2013年的第一波之后的几年，各种形式的对抗都导致了旧政权的巩固或内战和混乱。海湾君主制早早就击退了巴林。叙利亚政权也赢了。旧政权带着复仇在埃及重新掌权。在沙特王国和阿联酋的干预下，利比亚和也门爆发内战。

与此同时，社会火山在整个地区继续爆发，因为旧政权无法解决人民的不满。因此，在整个地区过去几年都有重要的社会运动，从阿拉伯国家蔓延到伊朗。

这不令人惊讶。正如历史上每一个长期的革命进程所表明的那样，只要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会有对抗的辩证法。除此之外，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混乱和悲剧的风险。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积极分子从早期的斗争浪潮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吉尔伯特·阿卡：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他们坚持运动的非暴力特征。他们渴望避免做任何能让国家有机会利用其全部压制手段对付他们的事情。

第一波也也是如此。他们都提出了“silmiyya，silmiyya”（和平，和平）的口号，即使在叙利亚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试图坚持非暴力手段。但在各个国家无一例外，政权本身开始了暴力。当然，面对国家暴力的质的升级，群众运动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斗争，另一种是自卫。

内战吸引了各种外国干涉。在利比亚，美国及其盟国的外国干涉有利于反叛分子，这些国家试图加入他们的斗争。结果，利比亚是唯一一个由于叛乱分子的胜利而完全崩溃的阿拉伯国家。那是因为整个国家机器与卡扎菲及其集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是站在政权一边，它使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得以幸存，到目前为止，叙利亚经历的暴力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即使也门，在悲剧规模方面也只能排名第二。在也门，沙特王国和阿联酋站在一边进行外国干涉，反对另外两个势力的联盟。

鉴于这些悲剧，新的群众运动对这种暴力风险和外国支持的内战非常警惕，进行了很多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令人惊讶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苏丹人在其他国家看到了悲惨的结果时开始反抗。整个地区的政权一直在利用这些结果，以阻止其人民崛起。阿尔及利亚政权明确警告群众运动他们冒着变成叙利亚的风险。但这还不足以阻止人们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军方不是盟友。他们从埃及的经验中了解到这点，埃及的状态与他们最为相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军方控制着政治权力。武装部队不仅仅是国家的压制支柱——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而是政治权力的重心。

苏丹人和阿尔及利亚人观看了军队如何在起义的背景下于2011年废黜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只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恢复秩序。因此，当军方罢黜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和苏丹的巴希尔时，民众运动知道这还不够。他们明白总统及其亲信的撤职只是消除了冰山一角，冰山的主体——人们称之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特别是军事安全复合体仍然存在，只要权力掌握在其手中，政权就没有终结。

军方在埃及放弃对国家控制的一年中，一直在积极准备他们的复出。在他们获得的第一次机会中，发起了对穆兄会的穆尔西的政变，并在塞西的加冕中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现在这个政权是如此专制，以至于埃及人想念前任独裁者穆巴拉克！

因此，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运动已经吸取了必须摆脱“深层政府”的教训。你可以看到埃及起义对军方罢黜穆巴拉克的反应，与苏丹和阿尔及利亚运动对罢黜独裁者的反应之间的区别。在埃及，人们认为这是胜利。但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人们说这还不够，并继续游行。

他们希望摆脱整个政权，而不仅仅是顶层的少数人。摆脱政权意味着通过民主手段，包括选举和提供权利，给予民间社会政治权力。军方完全放弃权力是这两个国家民众运动所坚持的。

利比亚似乎与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充满希望的迹象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我们正在目睹派系之间为重组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激烈争斗。你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怎么评价？

吉尔伯特·阿卡：利比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极权主义统治之后，在卡扎菲垮台之后，有一个民主发展期，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报纸发展起来，还有选举，举行了该国第一次自由选举，也是该地区最自由的选举，参与率极高。一个自由的世俗的联盟打败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赢得选举。然后反革命始于极端主义者反对民选政府。

在由此产生的混乱局势中，前军事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在埃及和阿联酋的支持下发起竞争。他的军队也与极端主义势力发生冲突。在利比亚，与埃及、叙利亚和2011年起义的其他国家完全一样，有一个三角形的动力学，革命的极点面对着两个反革命的极点：旧政权及其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对派。在任何地方，进步人士都被边缘化，两个反革命极点之间的冲突使局势不堪重负。

您描述的这种三角形情景似乎不适合苏丹。苏丹为什么不同？

吉尔伯特·阿卡：在苏丹，巴希尔的政权实际上结合了两个反革命的极点。他用军队统治，就像埃及或阿尔及利亚的独裁统治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密切合作。他们也是政权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巴希尔称为穆尔西和塞西的组合，我叫他“穆尔赛西”（Morsisi）。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政权的一部分，这使他们无法在反抗中发挥作用; 人们实际上正在起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无法像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那样劫持反抗。这种差异非常重要，它已经塑造了反叛本身，它不得不挑战反革命的融合极点（指上面说的巴希尔结合了两个反革命极点）。

这使苏丹人的抗议活动成为我们迄今为止在该地区所见的所有起义中最进步的。它在组织和政治方面都是最先进的。领导它的团体联盟叫自由与变革宣言力量（Forc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Freedom and Change，FDFC）。它包括最初的地下的职业协会和工人协会，以及从共产党到自由派穆斯林的政党，还有反对种族压迫的武装运动，以及女权主义团体。

这些进步力量塑造了反抗的政治。特别是，发挥了突出作用的妇女和女权主义组织已经推动将女权主义要求纳入FDFC计划。例如，它现在规定新的立法委员会必须40％是女性。

但我们不应低估FDFC面临的挑战。FDFC与军方发生了拉锯战，军方希望掌握权力，只给予平民从属的职能。相反，FDFC要求主权国家应完全掌握在平民多数人手中，武装部队的作用仅限于通常应该在平民国家发挥的非政治性防御作用。

因此，苏丹革命者正在和军队对抗，后者得到所有区域和国际反动力量的支持。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俄罗斯和美国都在这场拉锯战中支持军队。除此之外还有自然支持军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该运动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赢得普通士兵和一些低级军官。到目前为止，这阻止了军方企图用鲜血淹没革命。巴希尔希望军队镇压反抗，但他的将军们拒绝了，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或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没信心军队会遵守他们的命令。

军方指挥官知道部分士兵和低级军官同情反抗，甚至会使用他们的武器来保护示威者免受攻击。军队对民众运动的同情使得将军们摆脱了巴希尔。

现在最重要的是该运动巩固其在士兵和低级军官中的支持。这项努力的成败将决定革命的整个命运。

为什么苏丹的进步力量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

吉尔伯特·阿卡：FDFC的政治构成与该地区各地的进步力量没有太大差别。但在其他地方，进步的力量已经由于和两个反革命极点中的一个站在一边而丧失了名誉。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处于反对派的情况下，极端主义者靠他们在组织、资金和媒体方面的优越资源来劫持运动。

看看埃及的例子。那里的穆斯林兄弟会劫持了民众的反叛。他们在2011年传播了关于军队的幻象。在穆巴拉克被推翻时以及之后，穆兄会与军方携手合作。这极大地帮助军方化解了民众运动。

由于两个反革命的极点在苏丹结合在一起，为进步力量打开了一个自己突破的空间。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那里的起义中没有发挥任何明显的作用，但它们保留了一个强大的网络，仍然可能发挥反革命的作用。此外，与苏丹不同，阿尔及利亚的起义没有公认的领导，这使得该运动容易受到政治操纵。

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各种帝国和区域大国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因在伊拉克失败而相对衰落之后，情况尤其如此，这给了所有其他国家更大的回旋余地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现在，特朗普似乎有意通过支持以色列和沙特等盟国，以及向波斯湾部署船只和轰炸机来对抗伊朗，来重申美国的力量。特朗普到底想干嘛？

吉尔伯特·阿卡：好吧，就像特朗普的一切一样，他的政策非常crude（未加工的；粗暴的）。crude这个词特别适用于他的整个战略（如果他有战略的话），即由crude oil（原油）决定。因此，他正在从叙利亚撤军，因为他对支持左翼库尔德游击队并不感兴趣，因为该国几乎没有石油。但他没有要求从伊拉克撤军。事实上，当特朗普访问伊拉克的美国基地时，他表示决心留在那里。据说是因为需要监视伊朗，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美国已经拥有遍布海湾的大量基地以及监视伊朗的先进技术。

但是，特朗普以他典型的不同寻常的方式承认了他希望美军留在伊拉克的真正原因——石油。事实上他声称石油是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而应该获得的奖励。他直接说：“我们应该拿走伊拉克的石油。”因此，他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极其crude。

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沙特和华盛顿在海湾石油君主国家中的其他客户国家的原因。他把他们视为走狗。即使特朗普最近在威斯康星州公开侮辱他们，他们也不敢抗议。他们只是美国的附庸，依靠他们的霸主来保护他们。

同样的石油考虑使特朗普突然改变利比亚的战略。他通过突然支持哈夫塔尔，扭转了美国以往的政策（即支持联合国支持的黎波里政府）。为什么？因为哈夫塔尔现在控制着利比亚的油田。

这就是特朗普正在做的事情的逻辑，由经济利益决定的crude帝国主义，不用任何关于民主或人权的意识形态借口。在这方面，正如他公开表示的那样，他实际上嫉妒专制统治者。

同样，他对伊朗的咄咄逼人的立场不仅是取悦他的极右派伙伴——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也不是为了任何民主目的，和他对委内瑞拉的侵略性立场一样。特朗普对这两个国家的关注离不开他们持有的主要石油储备。无论如何看待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威胁和姿势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战争的风险是很高的。
这很清楚。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苏丹呢？

最迫切需要的是声援，它现在被危险地孤立起来了。它面对的是一个由所有帝国和地区国家力量支持的反革命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团结极为重要。

任何有意义的团结姿态都会使苏丹运动更加壮大和勇敢。在美国，要揭露特朗普以及他在石油君主国中的伙伴们对苏丹军队的支持。强迫民主党使这一政策受到质疑很重要，即使民主党仅仅为了选举利益。这是紧迫的，因为它可以极大地帮助FDFC在与军方的民主转型拉锯战中获得优势。

美国国务院最近一直在推动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苏丹革命者要求更长的时期，这样可以在举行选举之前有过渡性的公民机构。经过数十年的严密镇压后，他们希望有时间发展自己的政党。

他们从埃及和突尼斯的经验中了解到，选举越早发生，拥有资源和国际支持最多的人就越有可能获胜。在那些国家，获胜者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苏丹，它可能是由旧政权发展起来的政治力量，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它们具有远远超过FDFC的物质资源。因此必须团结起来支持苏丹反抗运动并支持其领导层的要求。这是重建国际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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