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程序员在创业公司工作多年，曾通宵加班吃睡在办公室，曾相信这是一家有梦想有担当的公司，曾一同怀抱着拿着期权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以为房子、车子都不会太遥远。最终却不得不一次次坐上通往劳动仲裁院的公交车。
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6年后，程序员刘权和张博最后以狼狈不堪的形式离开——为了讨回拖欠的薪资和补偿金，他们不得不挤上通往劳动仲裁院的408路公交车。这是他们人生头一遭。
过去一年，他们常听人说“大环境不好”，但一直后知后觉，直到潮水退去，才发现自己被晾在沙滩上，最终被推到了劳动仲裁的大门口。
百度指数关于劳动仲裁的搜索数据在2019年4月达到近半年新高，其中比例最大的人群集中在30-39周岁。20多岁的刘权和张博没想过自己也会置身其中。
一
“哎呦，你怎么流鼻血了？”国字脸女律师尖着嗓子问。
刘权抹了下鼻子，才发现鼻血已经流到嘴唇边。他仰起头，含糊地回答：“可能天气太热了。”他已经焦灼了一个多月，因为欠薪讨薪的事。
“你是工科生吧？我一看你就是工科生，不善于表达。”女律师递过来卫生纸，刘权点点头，赶紧塞进鼻子里。
程序员刘权是被一个妇女拉到仲裁院背面这个居民楼里的。对方自称律师助理，除了挂在白墙上的四面“感谢”大红锦旗，这里怎么都不像正经律所。
他从将台地铁站下车后，还要坐408路公交车才能到劳动仲裁院。408路公交车不太准时，刘权等了30分钟都没来。他是宅男，主要活动区域都围绕着通州的住处或是工作所在地，半径大约3公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门口神情凝重的人们
来京6年，这是他第一次来这片。顶着正午30多度的高温，焦躁的气氛被时间拉长，人们在站台走来走去，用手上的东西随意扇着风。刘权皱着眉，汗水在脸上流。以往，这个程序员很少留意外界的变化，因为白天非工作时间都不会在外面乱晃。这天他注意到天很蓝，树叶很绿，周围的一切似乎若无其事，但自己的内心却很凉。
车终于来了，看上去还像学生的男孩在车上发语音：“我必须去告他们！”声音带着哽咽。
南十里居站，一大半人走了下来。
迎接他们的是意外的热情。“要律师不？免费咨询。”
一进仲裁院铁栅栏门口，发小卡片的人一拥而上。被防晒服和墨镜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年妇女，拉住刘权，“我们95%的胜率，帮你一条龙法律服务。”乡音浓重、晒得黝黑的男子则一遍遍重复邀请：“到我们村去吧，我们村有三个年轻律师。”这些人都自称律师助理，主要工作是拉人进律师事务所。
刘权赶到时已过12点，大门紧闭的仲裁院处于午休时间，牌子上写着14点上班。
几十个人顶着太阳排队等候，有的站着刷手机，有的趴在台阶上写材料，也有的和栅栏外的“律师助理”攀谈。
“为啥中午要把大门关上啊，让大家进去等着不是更凉快些？”晒得满脸通红的女孩发问。
“来这儿都是维权的，担心安全风险呗。”刘权后边带眼镜的男孩插嘴。刘权心里一沉，自己也是“维权人士”之一了。
下午两点，大门准时打开，人们涌进大厅。工作人员说，刚过完年那会儿人更多，队都排到铁栅栏外面去了。
大厅座位立刻被填满。填表的位置，几个看上去轻车熟路的年轻人面对墙壁站成一排，埋头填写各种资料。免费咨询的律师台前，也瞬间排起长队。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大厅内填材料的人们
刘权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六年，公司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几百人，“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憋到只剩一张皮”。等刘权回过神来，公司里只剩下二十几人。
创始人还用工资当筹码：只要你签了自愿协议，欠的工资立刻到账，起码还有两三万。
刘权去仲裁院也是头脑一热，想先探探风。但大厅里的律师给他浇了冷水——由于案件多，待审理的案件多、在执行的案件也多，从立案到开庭可能需要等4个月左右。最后还极有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他没想到劳动仲裁会这么麻烦，脑子很乱——自己耗得起吗？到时候万一公司申请破产，就算告赢了还拿得到钱吗？而且现在辞职的话，社保就中断了。他掰着手指数了，社保已经交了4年零11个月，再有1个月就够五年。
他一直盼着，满5年就可以在北京参与买房和摇号，虽然还买不起，但有了资格，就有一种被这个城市初步接纳的感觉。他得先找个机构给自己代缴社保，再作打算。
刘权拿着一堆表格走出大门，一脸迷茫。穿防晒衫的女人又拦住他，“小伙子，要法律咨询不？咱们家律师都是正规律师，有律师资格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都免费的。”刘权不再拒绝。
民房里，女律师坐在酱红桌子背后的黑椅子上，推了推方框眼镜：“我跟你说，现在这公司就是骗你们呢，有没有钱我们一查就能查到，这你根本不用担心！”
“一定能要回来吗？公司领导说要申请破产清算，注销掉公司，到时候我们什么都拿不到。”
“一定能啊，这你根本不用担心！他就是骗你们，公司哪儿那么容易说注销就注销的，他也得需要时间。而且你看你们这个注册资本，5000万啊！”女律师亢奋地抖着刘权带来的公司注册执照复印件。
代理费是3000块，成功拿到钱后，律师再抽10%。刘权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没想好，只是加了微信，回去跟女朋友商量。女律师的头像是她的职业照，微信签名是：人类声音所不及的地方，还有良知微弱的声音。
二
乘坐408路返程的路上，难以名状的失望像罩子一样罩住了他。这不是他熟悉的感觉，他熟悉的那条从通州通往城区的八通线，每天上下班时挤得一动不能动，但总觉得满怀希望。
下班晚高峰，北京地铁八通线四惠站
他还记得21岁那年刚来北京时，公司还在居民楼里，创始人强哥坐在面前，用不大但充满激情的声音，描绘着大好局势和美好未来。他眼里的光也点燃了刘权的热血。前几年，他都拿着不到5000元的工资，第一年公司连社保都没给交。
北漂六年，刘权搬过六次家，但工作一直没换。转眼到了2019年，这家公司是他简历上唯一的工作经历。互联网公司一般跳槽才大幅涨薪，在同一家公司反而涨得慢。最近两年，刘权的工资才达到1万7左右，他挺知足。
危机发生在2019年4月，本来应该发工资的日期，一直到了下班时间都没动静。没有邮件通知，也没有口头告知，办公室里稀稀落落有几个人在讨论，不安的情绪讯速传染。
刘权加班到晚上九点，甚至忘记了没发工资的事儿。公司忙着开发支付小程序，说是无人便利店补贴很高。程序员只是执行任务，对风向不敏感。刘权也不相信创始人“真会那么绝”。偶尔的工资拖延情况多少都会有，这两年尤为明显，不过后来补发了。
刘权发了条微信：“强哥，什么时候发工资啊？”对方回复3个字：“来一下。”强哥低声告诉刘权：“公司在财务审计，所以发不了工资，下个星期差不多。”
刘权深信不疑，还转头告诉同事张博：“放心吧，公司没事儿，说是在财务审计。”
张博不相信强哥的话，但相信刘权。他们是好友，曾一起通宵加班吃睡在办公室，相信这是一家有梦想有担当的公司，也曾一同怀抱着拿着期权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
重庆人刘权，话少，想的也少，生活极其简单，除了爱吃，就是写写代码。东北小伙张博，人高马大，平常笑嘻嘻的，两人站一块就像大雄和胖虎。
不过嘴巴更能说的张博，也应付不了欠薪的事。最后，两个大小伙都得跟刘权的女友小文商量。小文认识的人多，主意也多，经常吐槽：“你们程序员，真的没，社，交。”
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和代码
说好的“下个星期”拖了又拖，5月23日，4月的工资依然没有着落。办公室已经不剩几个人了，直到人事部门也集体离职，离职前还传达了创始人的意思。强哥还说正在准备注销公司，仲裁的人即使赢了，到时候也没什么可执行财产。他用这套逻辑，劝走了一个又一个本要死磕到底的年轻人。
刘权有点蒙：刚开始说财务审计，后来说资金困难，现在怎么又变成这种说法了？
他晚上鼓起勇气给强哥发微信。对方微信语音打了过来，满嘴苦衷，反复强调公司的困难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劝刘权出去找工作。
刘权紧张地一遍遍抠大拇指上的死皮，没有质问也没有争吵，只是“嗯，嗯，嗯”地回应。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强哥问。
“嗯，我明白。”
末了，强哥继续在微信上给他安排工作。
每次听到刘权汇报谈判结果，小文都气得要命，恨不得替他去辩论。一年前，她就劝男友早做打算。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惯性，他看了看招聘网站又继续写代码了。幸好他听女友劝，申请退回了购买期权的一万元。
张博就没那么幸运，买期权的钱也砸了。眼看着公司里人越来越少，他和刘权有点慌了，坐在一起，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唉声叹气，商量着先当面和强哥再好好聊聊。
张博裤子上破了个洞，连日奔波也顾不上
刘权先去的，之前做了一天一夜的心理建设。明明自己占理，他心里却很别扭。平常去饭店吃饭即使菜品有问题，他也只会把菜放在一边不吃，绝对不会找人理论。同事说他“佛”，他觉得自己是“怂”。
还没等他开口，强哥就开始重复说市场环境和公司的不易，中心思想依然是：你们走吧，工资什么的我会给，具体什么时候给，我也没有准儿。
刘权默默听着，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对峙。他跟不上强哥的嘴，只能偶尔重复下领导的字眼。领导说一句不容易，他就说我也不容易。领导说公司困难，他就跟着说自己也困难。其他的也不会表达，就连这两句还是小文教给他的。
半小时的对峙，无果而终。
张博更聪明更主动，语言表达能力更强，目的也更明确，要么发了工资继续干，要么正常走流程给赔偿金。他一进办公室，对方就开门见山：“兜里的手机都拿出来了吧，别录了。”
不到10分钟，张博气冲冲地出来了，气得手脚冰凉，嗓子也有点哑。
两人越想越生气，不仅在于权益受损，更气愤的是自己被这样对待。“你不仁我也不义，那就仲裁。”
然而第一次到仲裁院后，两人意识到，这条路也不好走。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倒真有先例。4月某天，两男一女来到公司。他们是专门从上海赶来的小家政公司，目的是要回公司欠他们的2万块钱。公司之前做过O2O业务，和家政公司有合作。
公司冰箱里放着一塑料袋馒头和榨菜，那是他们自带的干粮。第一天，强哥去哪儿他们就跟着去哪儿，一步不离。第二天，强哥说好来公司解决问题，一直到傍晚都没有出现。
“他特么耍我！”带头的男人情绪激动，闹了起来。女人则小声而坚定地说：“我们也没想讹谁，我们就是想要自己的钱，一分也不多要。”
一分也不多要。这句话，在这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被多人跟强哥说了很多次，“我只想要我的工资，一分也不多要。”“你该给我的赔偿都给我，别的我一分也不多要。”“你把我买股票的钱退给我，我一分也不多要。”但如今在这个注册资金5000多万、融资总额过亿的上市公司里，一分不多要也变成了难题。
讨薪的人越来越激动，对着办公室其他人大喊:“你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啊，一会儿我们就把公司值钱的东西卖了，卖了还我们的钱！”
半小时后，钱很快打到了他们账上。
“堂堂一个互联网公司，最后也搞到按闹分配，既快又省心，远比走法律途径便捷。”小文感慨。但让剩余的年轻人做类似对抗，他们做不来，一来放不下身段，二来也在衡量风险。
三
第二次到劳动仲裁院，刘权和张博吸取教训，一早出门，408路公交车来得也快，八点就到了。
排队到了律师面前，张博问:“这个公司都新三板上市了，会轻易破产吗？”
“什么公司都有可能破产，国企也不例外，何况什么新三板公司。”律师喝了口水回答。
“我们现在就想知道，如果仲裁的话，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万一最后公司注销了什么也没了呢?”
律师的嗓子都哑了：“你既然都到这了，就说明你不甘心，要是甘心你不会来这，别管那么多，先立案吧。”
两人一时想不出什么新问题，就怔怔让了路，后边排着的人个顶个焦急。
大厅里，穿蓝色制服的男人四处巡逻，有时维持秩序，有时站在门口大声吼隔着铁栅栏塞卡片的人。
虽然被警告他们是骗子，刘权和张博还是被一个女人拽走了。他们这会儿也有些六神无主，“先去听一听也没坏处”。
女人拉一个人提10%，能挣300元。她还干副业，手里攥着一把黑色签字笔，5元一根，矿泉水5元一瓶。
两个人没舍得买水，“太贵了”。
还是那个小区。这回是一个很有派头的男“主任”坐在桌子前。齐刘海小姑娘刚咨询完，低头写完材料，神情复杂地走出门。
“这个姑娘啊，是她朋友介绍来的。她朋友之前就是委托我们主任，后来官司打赢了，就把主任介绍给了她。”女助手喋喋不休，掏出手机给刘权和张博看微信转账记录。
“主任律师”的语气跟之前那位女律师一样自信。他反复强调：公司想破产没那么容易，你这个案子胜券在握。当然前提是，都交给他代理。
接过“律师助理”小卡片的年轻人
两人听了半天，决定回去再考虑一下。
这一天，他们依然没有递交材料立案。他们心里还有点犯嘀咕，要是被强哥知道真的立案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走仲裁程序的同事已有好几位，强哥好像也没在怕的。他在圈里人脉广大，要是彻底和他决裂了，会不会影响将来就业？
他们在百度上搜索“劳动仲裁”，相关提示都是：“劳动仲裁会影响找工作吗”，“劳动仲裁对自己今后有什么影响？”
还有人分享了一个血淋淋的事：一个上市公司员工被新领导清洗，对方告诉他主动辞职，“要仲裁也可以，但互联网圈子就这么小，你以后如果还想在圈子里混，就不要搞什么幺蛾子。”这人本来录了音想找做自媒体的朋友曝光，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最后乖乖离职找了新工作。
没有人敢赌上职业发展。
刘权找了两个月的工作，都没什么消息。他下载了各类招聘app，之前他都不知道有十几个app做招聘。
5月初到现在，除了找工作，他的时间都花在讨薪上了。程序员虽然收入不算低，但这些年来，他除了还读书、培训的贷款、给家里寄钱，支付房租，几乎月光。房租，马上也要交不起了，十几万的补偿金，对他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丢了实在是不甘心啊”。
这个情绪不外露的人，有天晚上睡觉前忍不住跟小文说：我胸口真的好闷，好闷。
“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可以养你。”女友安慰他。
刘权每天变着法炖猪蹄汤、排骨汤，给小文吃，但地铁口他最喜欢的那家炸鸡，最近舍不得买了。他跟小文说，“等我找到工作再买。”
对“黑律师”不放心，小文帮忙联络了一些律师。但费用不菲，光代理费就要3万。有位律师掏心窝子告诉刘权，金额很少，根据经验很难要回来，“官司很容易赢，但是执行困难”。
妈妈则给刘权打电话，劝儿子“凡事别弄得太绝”，能把工资要到手就行，别的就别弄了。离职的同事也说，再耗4个月，人都得垮了，就自认倒霉快找工作吧。打退堂鼓的是多数，当初吵着维权声音最大的都早已离开了公司。
程序员高晨和他俩一样气愤，本想着一起“刚到底”。但拖了1个月工资时，他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找新工作。他和他们不一样，有两个孩子要养。
公司做过O2O，通过APP链接用户与阿姨。好的时候，保洁阿姨上千，包装得很高大上，阿姨间呼朋引伴，流传着月入上万的北漂梦。如今，张博加了微信的阿姨们，朋友圈有的学做美甲美睫，有的去做了整形代理，也有的回了老家。
在数次往返的408路公交车上，刘权猛地觉得，在这个大城市谋生，大家本质上相同，无非的谋生工具有的是刷子，有的是抹布，有的是文字，有的人是PPT，而自己是代码。“根本没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只有遭遇困境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平时的体面实际不堪一击。”
北京市408路公交车将台路口西站
四
“你妈要是没钱了，你还管她要钱吗？”创始人的老婆扯高了嗓子喊，她来公司帮丈夫处理最近这摊事。
这是张博最后一次来找强哥谈判。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他怒气冲冲地反问：“这有可比性吗？我上班拿工资是我应该拿的，我没多要一分钱。”
五年前，张博眼里的创始人老婆还不是这副模样。那会儿，她和和气气，眼睛和脸上堆满了笑，问他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环境怎么样，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再见面，她剑拔弩张，嘴里重复着不同的责问：“公司都这样了，你就不能理解下吗？”“公司都没钱了，给你个方案你就走吧！”
本来张博是来公司办交接手续的，顺便把他以前买的1万块钱期权退了。强哥答应的好好的，但知道他们已经在走仲裁程序后，立马变脸。
他还是反复跟张博讲，仲裁没有意义。他举例为什么聪明的人事部门什么都没要就走了，举例自己的媳妇曾是高管但因为公司发展不好也得离开，他举了很多例子，用来印证维权的无用。
对峙一直持续到了晚上19：40，张博气得嘴唇发抖，随手抄起投影仪的支架，一个长约1米的钢管。他最终变成了那天闹事的人的模样，但只是做了做样子。
强哥最终的答复是，“退不了”，公司的一切事宜他都已经交给了律师，以后由律师全权处理。
他老婆的态度则是：愿意去告你们就去告。
一个人走在四惠东的过街天桥上，张博四顾茫然，竟然不知道找谁说话。他拨通了刘权的电话，刘权只会一遍遍重复：“你别生气，这事儿肯定都有解决办法。”小文听到张博的嗓子哑了，心里一下子特别难受，就跟那天知道刘权流鼻血一样。
北京四惠东过街天桥
接电话之前，强哥还在给刘权发微信，问工作上的事儿。刘权翻了下两个人的聊天记录：进展，测试，开发，需求，后台，配置，提交。他关闭了对话框，第一次没回强哥的消息。
6月3日，端午前夕。北京下了两场雨，刘权和张博再次登上408路公交，把检查了一遍遍、誊写了一遍遍的表格交到仲裁院立案，同时，又像大学刚毕业那会海投简历。
前同事给他俩传授找工作秘籍：“编辑一段话，给曾经在这个公司工作过的同事挨个发微信，问有没有工作机会。”刘权编辑了好几段，怎么都不好意思发出去。回想自己在这家公司，好像也做了不少事，风光的时候，集体团建，年终奖，下午茶，眼看着公司一步步膨胀，又一步步像砂之塔一样瓦解。
2016年秋天，新三板上市后，公司从CBD搬到四惠，这次上市有效地躲避了后来的资本寒冬。但此后3年里，公司收益连年亏损，业务始终难有进展。
公司也曾挣扎过，方式是继续跟随资本的方向。共享经济火的那几年，公司也跟风做共享，做了共享手推车、共享娃娃机、共享雨伞、共享摇摇车等，但没有一个做了起来。直到发不出工资的这两个月，公司还在做支付类小程序开发，为了拿补贴。但大势已去。
2017年9月，共享经济繁荣的北京街头
端午节后，高晨已经入职新公司，跟刘权抱怨：新公司是996，节奏太快了。刘权安慰他，“适应一下就好了”，自己心里却不是滋味。相比之下，他更愿意996，只希望未来能找个靠谱的工作，工资和社保都能按时交，就足矣。
他和张博都没想到，最终走到打官司这一步的，竟然是最老实甚至有点怂的自己。他们不知道还需要多少次登上408路公交，而劳动仲裁的结果，更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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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念。来源：公众号 谷雨实验室（ID：guyulab）。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