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市场化的发展,资本及其运行逻辑逐渐渗入英美高等教育体系,大学与企业、科研与市场、教育与管理的新关系给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冲击。在知识经济逐渐主导的高等教育中，以往的师生关系逐渐被一种“服务”与“消费”的关系替代，科研人员与高校的关系也被迫向“劳动者”与“雇佣方”的模式转变,英美高校教师陷入了复杂的职业危机。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一组文章：《大学的缓慢死亡》(The Slow Death of the University)、《我们是如何扼杀教职的》(This Is How You Kill a Profession)和《大学是颗“定时炸弹”》(The University Is a Ticking Time Bomb)等，探讨了学术资本主义对英美大学教师的影响。
教学与科研双重压力的冲突
一直以来，高校教师承担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且信奉教学相长的理念。然而，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在《大学的缓慢死亡》一文中表示，目前，英美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不仅面临着教学与科研上的双重压力，且两者之间的鸿沟渐行渐宽。
一方面，由于政府在部分学科上减少了科研基金的投入，大学以及学院不得不通过扩招收取更多的学费，获得资金支持。作者指出，英国一些大学为了增加学费收入，开始不断扩大研究生院的招生，将一些学术平庸的本科生，甚至英语水平不达标的国际生录取到研究生院。这一举措不仅使得研究生院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教授的教学难度。为了保障一笔可观的学费收入，英国的一些学院和教授不得不下调原本的教学目标来迎合学生的需求。如果学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课业或无法按时毕业，这将被归咎于教授而非学生本身。因此，一旦学生被学院录取，教授就要尽力保障他们能畅通无阻地毕业。此外，由于学生支付了高昂的学费，他们寄希望于教授能提供更多私人化、个性化的教学服务，要求教职人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从根本上加重了教授的教学负担，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职人员所承担的教学使命。
另一方面，大学和学院开始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研课题、论文提案来获得学术圈以外的资金支持，试图向科研人员转嫁资金上的压力。伊格尔顿的文章指出，教授能否为学院吸引科研资金已经逐渐成为衡量其学术能力的唯一度量。为此，教授们不得不削减自己在教学上的时间，以便能将更多的精力投放于科研以及基金申请上，从而为学院，甚至大学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作者表示，近年来，英国大学在科研资金上的管控力度越来越大，而教授和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声音则受到打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高校教授的“相对独立性”被打破，也使得大学教授的身份从传统的“教师”逐渐转化成“职业经理人”，生存在“领导”和“客户”的夹缝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教授和讲师们在教学和科研上都付出了诸多心血，他们的努力并未得到学院、大学以及政府的认可。伊格尔顿指出，英国政府会周期性地对各大学进行研究成果的评估，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考量是否提供政府层面的资金帮助。英国政府对教授能否吸引科研资金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教授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的肯定。高校科研人员不得不以次充好，通过在网上发表一些冗余且毫无意义的文章来通过政府的检验。这种自上而下、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使得英国许多有经验的教授提前退休，而年轻的科研人员也表示会考虑离开学术岗位。
丧失职业热情与归属感
在学术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浪潮下，大学科研人员会受到怎样的影响？2019年3月27日，赫伯·柴尔德里斯 (Herb Childress) 在题为《我们是如何扼杀教职的》一文中提出，科研人员对于工作、科研和教学的热情正在逐渐消亡，学术资本主义和商业化正在一步步削弱教授和讲师们对学院和学校的信任和归属感。
教学、科研基金、科研提案，以及学术会议充斥着教授的日常生活，并一步步吞噬着科研人员的“精神家园”—— 一种对学术和真理的自由追求以及对教育工作的无限热忱。作者认为，高校教职人员的低薪酬问题倒是其次，最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对高等教育所表现出来的沮丧、失望，甚至是对当前制度的屈服。从前，大学还能为教授提供自由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日程安排和教书育人所带来的愉悦感，以此来补偿他们在收入上的相对劣势。然而，当下大环境的种种改变使得教授在多重付出的同时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不仅使他们在科研上止步不前，变得保守与退缩，更让大部分教授失去了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如果连教育者本身都对当下的高校体制产生了信任危机，那么他们将如何在学术领域中去伪存真？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将下一代学子点石成金？
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正在一步步摧毁其曾经建立的信任体系。它一方面向研究生院的学子们描绘一幅学术自由的宏伟蓝图，鼓励年轻一代的学子为科研事业奉献时间和精力，又在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化、商业化来扼杀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大学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定义，而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的角色也在一点一点被边缘化。
同时，柴尔德里斯表示，这种信任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教授个体，而是存在于整个学术团体中。尽管教授和讲师们带着对学术的热爱和教学的热情进入大学和学术领域，当下的现实状况不得不迫使他们作出改变——用竞争代替合作，用输赢代替平等。高校学者们正徘徊在自身职业的边缘：他们不敢离开自己的教职岗位，因为他们并不确定离开学术圈后是否还能找到相应的岗位谋生；但他们又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因为这是他们曾经想要奉献终生的职业。高校教师在这样的自我困境中进退两难。
或致学术圈后继无人
2019年4月16日，亚伦·汉伦 (Aaron Hanlon)在题为《大学正在成为一颗定时炸弹》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了当下教授生存问题的严重性。文章提到，2018年，美国的一些中小学教师通过游行示威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酬福利；如今，大学教职人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弗吉尼亚州的高校教师希望政府和公众能更多地关注教职人员的医疗保障、合同期工作以及低廉薪酬等问题。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的高等学府一共和30,865位教职人员签订了非终身制的合同，而仅为21,511位教职人员提供了终生教授的职位。作者指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降低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研究表明，雇佣兼职教授或仅与教授签订短期合同并不能降低大学或学院的支出，也无法降低学费从而使更多的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恰恰相反，这一举措使得大学在招聘和录取等人力资源环节上的支出大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的经费压力。
更重要的是，高校教师目前的生存现状不仅仅影响着当代学者，还将影响到学术圈的后继者 —— 研究生院的博士生、硕士生。由于学校无法为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当前的许多科研人员开始另谋出路：科学、工程、数学类的科研人员开始考虑向谷歌、亚马逊等大型企业的科研中心求职；而一些人文学科的教授正逐渐退出学术圈。同时，兼职或短期教授由于受到合同的限制，很难长久地为学生提供专业领域内的服务或学术上的帮助。因此，在课堂上表现突出的学生将很难获得已经离职的教授的推荐信，离开学术领域的教授也将难以为有学术目标的学生提供相应就业指导。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博士项目的缩水，以及博士生人数的骤降。汉伦在文章中指出，当下高校教授所处的种种困境，很有可能导致学术圈后继无人。
传统意义上，大学应当为学术研究、科学探索、人文创新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中世纪的大学通过培养牧师、律师、神学家和行政官员服务于教会和国家，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这一切并非建立在科研基金或科研数量之上。然而，正如伊格尔顿指出，时代变了，知识经济主导了高等教育。以往的师生关系逐渐被一种“服务”与“消费”的关系替代，科研人员与高校的关系也被迫向“劳动者”与“雇佣方”的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固然使大学，从商业经营的角度而言，变得更为高效，但对学术圈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被忽视。教育下一代年轻人本应被视作一种社会责任，而非一种与利益相关的手段。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毛心怡。来源：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