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阿鲁拉德加.甘地学习，学习她的精神品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向这位同志表达深深地悼念，愿印度革命早日胜利。
基斯特勒·阿米特·巴特查里亚
阿努拉达·甘地于1954年3月28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出生，本名为Anuaradha Shanbag，母亲是古吉拉特人，父亲是Kannadiga人。她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她的父母和姑姑都是印度共产党（cpi）的成员。每个人都亲切地称呼她阿努，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父亲是孟买高等法院的知名律师，她的母亲是孟买一家妇女资源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有一个弟弟，后来成为了孟买的一名舞台艺术家和编剧。她是在知识和政治氛围中出生和长大的，这种氛围有助于在生活中给她一个进步的方向。在这种创造性的氛围中，甘地在学校、学院和大学都表现出色。
阿努拉达·甘地于1972年在孟买的Elphinstone学院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活。那时，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的广大地区见证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甘地非常关注她所在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农村穷人所遭受的苦难使她深受影响。她和一群大学同学一起去了受灾地区，亲身体验了穷人的困境。尽管饥荒十分严重而凄惨，但不幸和垂死的人们并没有失去希望，而是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继续活着；那是她想象不到的景象。她学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贫困和文盲农民是真正的英雄，并且应该有一条路使情况得以好转。她开始寻找答案。当她得到答案时，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一位给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留下长期影响的革命者就此诞生了。
1960年代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十年。越南和其他印度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光荣和历史性斗争都给世界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GPCR )迅猛发展激励了世界各地数十亿青年和学生大闹天宫，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丽新世界。这些外部因素在甘地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事件与西孟加拉邦历史性的纳萨尔巴里斗争同时发生——一声“春雷”引发了一场草原大火，将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学生离开了学校，奔赴农村，与农民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普世价值将战胜对利润的贪欲。甘地被遭受饥荒的人民的困境所震撼，被第一代纳萨尔派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所折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常被国家军队折磨和杀害，他们是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甘地从一开始就参与在穷人中的社会工作。她接触到了一个名为进步青年运动（PROYOM）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受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纳萨尔派运动的影响。她成为该组织的积极成员之一，后来又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在贫民窟工作；这帮助她见证了不可触摸者和贱民种姓制度的恐怖。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了她的精神视野，她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理解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种姓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弊病的社会基础。
她获得了社会学文科硕士（MA）学位，后来又获得了社会学研究型硕士（MPhil）学位。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教书，先是在威尔逊学院，然后是在Jhunjhunwalla学院。尽管她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繁忙，但她也从未错过任何一场课程。她的热情和勤奋让她很快就成为了一名非常受欢迎且教学能力优秀的老师，广受学生们的喜爱。她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她深受学生的喜爱，也受到同事的尊重。1977年11月，她在一个只有双方家庭成员参加的小聚会中嫁给了一位同志Kobad Ghandy。
在后紧急状态时期(1975–1977年)，甘地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从1970年代初到1977年，全国成千上万的纳萨尔派革命同志被冷血枪杀，遭受酷刑、致残和监禁。仅在1973年3月，西孟加拉就有17748名纳萨尔派政治犯(见西孟加拉政府警察部长SubrataMukherjee的声明，Ananda Bazar Patrika，1973年3月17日)。如果在西孟加拉邦，紧急状态前的政治犯人数就接近18000人，那么全国政治犯总数不会少于150000人。从1972年纳萨尔派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开始，民权组织就成立了，他们提出了停止国家镇压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西孟加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协会成立于1972年，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甘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她在1977年新德里举行的公民自由会议上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发挥了突出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塔孔德、戈文达·穆霍蒂、苏巴·拉奥、苏德什·瓦伊德等人。她那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和说服能力使得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和知名公民站出来支持谴责严酷的法律和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的声明和运动。她是该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直到1982年她从孟买前往那格浦尔。
她从孟买转移到那格浦尔是为了响应马哈拉施特拉邦盖德奇雷利地区革命运动的响亮号召。迫切的需要将革命的信息从孟买传播到维达尔巴。但她对那格浦尔一无所知。便在那格浦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社会学的工作。对于维达尔巴的政治工作，她选择在工会工作，同时也在贱民社区工作。
在工会工作中，她专注于对建筑工人宣传，并领导了一些激进的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那格浦尔30公里处的Khaparkheda热电厂的长期罢工，大约有5000名工人。最后警察镇压了这次运动并在该地区实行了宵禁。她还组织了那格浦尔的家庭工人、辛格纳(那格浦尔)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公司的工人、铁路工人、班达拉的beedi (土著烟叶)工人、Kamptee (距离那格浦尔15公里)的织机工人以及无组织部门的其他工人。后来，她转到钱德拉普尔，帮助组织那里的煤矿和建筑工人。她还与来自那格浦尔、钱德拉普尔、阿姆拉瓦蒂、贾法尔布尔、约特梅尔和其他中心的该地区其他进步工会领导人建立了联合活动的联系。在这些斗争中，她被逮捕了几次，并被监禁在那格浦尔监狱。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甘地完全认同贱民，并将其住所搬到Indora（译者注没查到具体位置，只找到一个同名城镇——位于印度北部的希马恰尔邦康拉区下的一个城镇，但与后文不符），Indora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堡垒(贫民窟)之一。虽然这是大多数达利特（贱民，不可接触者，最低种姓）领导人的大本营，但她有着对B. R. Ambedkar和其他社会学著作的深刻认识——它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种姓问题，而这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团体，对他们的表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也逐渐成为达利特运动中毛主义者的公开代言人，也是在维达尔巴绝大多数达利特人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贱民群体中的辛勤工作，组织和唤醒他们反抗种姓压迫，将其从当下的吃人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行动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榜样。
甘地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大量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文章，其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阶级观点，不仅反对这方面的众多后现代主义倾向，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贱民和种姓问题的错误解释。在她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主要文章中，提到了“印度的种姓问题”、“种姓问题的回归”、“马哈拉施特拉邦反对种姓的运动”、“马哈拉施特拉邦燃烧的四日”、“贱民激怒马哈拉施特拉邦:对贱民的可怕屠杀”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马哈（Mahar(也被称为Maha, Mehra, Taral, Dhegu Megu)[1]是一种印度贱民种姓社区，然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远高于大多数其他贱民群体，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邻近地区）”。其中最详细的文章是以马拉地语写成，发表在《Satyashodhak Marxvad》中的一篇25页的文章，其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对贱民问题的立场，将贱民解放与该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许多年后，印度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史上的第一篇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由过去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现在印共毛的前身之一）所编写）就是基于甘地的草案编写的。该草案明确强调，在印度，如果不粉碎精英阶层的种姓制度，与各种形式的种姓压迫作斗争，尤其是其最野蛮的形式——贱民制度，社会民主化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她在1990年代中期表达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理解印度正在进行的毛派运动的本质。
除了那格浦尔的两个工作领域之外，她还在许多其他活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们要提到其中两个。第一次是1984年的Kamlapur会议。那时，前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的武装队伍已经从安得拉邦(现在的泰兰加)转移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而该地区受压迫的群众也正在寻求变革。Kamlaour会议的召开适逢其时，以将受压迫的穷人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一场由Anuradha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在Vidarbha各地展开，武装队伍在森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尽管会议被警察无情地镇压，但也让成百上千的人们开始向Kamlapur进发——一个森林深处的小村庄。Kamlapur，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很快成为革命的号角，反抗不公正和剥削的权利，在这个地区一起回响了几个月。
第二次活动是在1992年于那格浦尔提出的传奇民谣歌手Gadar的文化项目，这一项目点燃了社会各阶层大众的期望。这也无法逃脱统治阶级的关注，因为警察无情地阻止了该项目的实施。但是甘地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已经联系了镇上最好的律师，请求法院允许她组织这个节目。那一天，法院允许了项目的继续进行。但是警察害怕人们观看这样一个节目，故事先在该节目举行地点的每个角落集中。尽管高等法院的命令允许了演出的进行，但是大学大厅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人们仍然记得矮小的甘地爬上摩托车向聚集在大学大厅外的街道上的人群发表了讲话。这场抗议警察存在的大型集会包括了那大量记者、教授、作家、律师和格浦尔大学的资深教员。警方试图阻止Gadar到达现场。但是他们失败了。Gadar乔装打扮出现在了惊愕的警察面前。当警察看见Gadar被观看的人群包围着时，便只能徒劳的驱散人群。
虽然该计划未能成功实施，但是这仍然成为了近两个月的头条新闻。革命的信息已经深入到整个维达尔巴的群众中。正是甘地通过她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确保了这个项目在Vidarbha大众的革命意识中扎根。
甘地在维达尔巴地区工作了15年。在将革命思想从盖德奇拉利扩散到整个地区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影响。她和其他人一道建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也是贱民中的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在发动革命学生运动和吸引包括资深教授、记者、知名剧作家和该地区顶尖律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她亦发挥了先锋作用。在革命诗人切拉班杜拉朱殉难时，她把他的诗翻译成马拉地语，这些被翻译成马拉地语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广泛传播。她还在1983年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AILRC）的成立中发挥了作用。1985年，作为AILRC在Sindhri举办的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比哈尔和恰尔肯德邦的积极分子对她印象深刻，他们瞩目于她参与举办的那些会议和文化演出所产生的影响。该地区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她的朋友都十分怀念她在那里的那些日子。
瓦拉瓦拉·拉奥在他对甘地的回忆——一篇名为“回忆阿努拉达·甘地——一名新女性”的文章中，回忆了甘地在Sindhri会议中的角色。“甘地的专业知识揭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围绕交流语言所展开的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整个晚上。我会永远记得辛德雷会议关于语言问题的辩论。那时，KVR ( K.V. Ramanna Reddy )和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代表站在英语一边。查萨尼、达尼、比哈尔和旁遮普的代表和我代表印地语。当甘地意识到这场辩论正在变成一场大混乱时，她介入说，“你们的争论真是本末倒置”。她解释说:“所有印度语言都是国家语言；首先，应允许所有每个人的母语在其本国的大学、秘书处和高等法院发展为官方民族语言；之后将在所有这些官方的国家语言中确认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语言，用于交流。她的这些话直到现在依然在AILRC的宣言中作为最终结论。从那时起，我在所有关于语言问题或关于特兰加纳（Telangana）的文章中都反映了同样的想法。这就是她那天在Sindhri的演讲对我的深刻影响……”。
受她革命的行动主义影响的最深的莫过于她将革命思想带到达利特种姓社区并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她日夜在达利特人中间生活和工作，努力深入群众，并经历了向他们学习和教导他们的过程。她还帮助那格浦尔和昌德拉布尔建立了妇女组织。
为了响应丹达卡兰尼亚地区的革命号召，甘地将基地从Vidarbha地区转移到了Bastar。处于更高阶段的毛派运动需要像甘地这样的同志的服务，她毫不退缩，愉快地回应了这一号召。她扎根于巴斯塔的丛林中。尽管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巴斯塔的阿迪瓦西斯和人民解放军( PLGA )中呆了三年。据说，她千方百计为丹达卡兰尼亚革命运动收集了许多关于贡德部落的博士论文。她的朋友们会永远记得她说过，这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段时间，她在这里了解了巴斯塔贡德阿迪瓦西斯的生活和斗争。她敏锐地观察和研究了他们的生活——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产生的，她特别关注妇女、她们的组织、KAMS ( Kranticari Adivasi Mahira Sangathan /部落人民革命妇女组织)和分遣队中的女战士的生活，Arundhati Roy认为，这“可能是印度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严厉镇压下发生的，当时雇佣军准军事部队的武装特遣队正通过无人驾驶飞机或无人机跟踪巴斯塔森林的每一寸土地。
甘地在Byramgarh地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该地区因在“Salwa Judum”（和平行动）攻势中首当其冲而备受关注。尽管在她逗留期间，她感染了几次疟疾，但幸运的都不是危险的恶性疟原虫类型；此外，她受到当地部落人民的照顾，他们对她非常关心。她坚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活，这让当地部落都大吃一惊。事实上，是一种永恒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给了她精神力量
在那些日子里，甘地花了很多时间去授课，主要是为了部落妇女中日益增长的领导力。她参加了关于妇女健康相关问题、对妇女的压迫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授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等课程。她帮助起草传单，并为当地革命运动写了许多文章。
在她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她负责西巴斯塔地区，该地区被称为国家公园区——另一个受到“和平行动”攻势影响的地区。1997年饥荒期间，她在巴斯塔，目睹了数百人在饥荒中饿死。毛主义分子从囤积者手中夺取谷物，并在群众中分配，从而防止了一场大灾难。像一个正直的人和真正的革命家一样，她从不表露自己的痛苦，总是有尊严地承受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没有抱怨，也没有让别人知道。
她从巴斯塔回到马哈拉施特拉邦，为那里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还深入参与了对妇女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她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包括《女权运动的哲学趋势》、《印度妇女革命运动》、《3月8日和印度妇女运动”、“国际妇女节:过去和现在》、《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父权制》、《强奸法的变化:它们会有多大帮助？》，《革命运动中阿迪瓦西妇女的文化表达》，《与Janaki的谈话》，《工人阶级妇女:让隐形人可见》，《Bidi（一种印度产两端尖的雪茄烟）女工和合作运动: Bhandara区Bidi工人“合作”斗争的研究》等。
甘地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成长为革命组织者的群众领袖的一生。在她五十四年的人生中，她扮演了许多角色。她参与了Vidyarthi Pragati Sangathana ( VPS /进步学生组织)、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Stree Chetna、Akhil Maharashtra Kangar Union( AMKU )以及主要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许多其他群众组织的组建。
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与学生革命杂志Kalam密切相关，Kalam是一本以英语和马拉地语出版的杂志。她是印地语革命杂志Jan Sangram的设计师，该杂志是从那格浦尔带来的。她以各种假名，如阿凡提、詹基等，定期向革命杂志、《先锋之声》、《人民的前进》等投稿。
阿努拉达·甘地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许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尤其涉及了贱民和妇女问题。她与那些对这些问题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进行了多次论战。她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种姓问题。她基于对种姓的经济基础的分析以及种姓在社会基层和上层建筑中的表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是将种姓制度与现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先驱者之一。她对印度历史有着深刻的见解，展示了印度封建制度是如何与种姓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婆罗门教。她进一步解释了达利特种姓问题和贱民制度是如何成为种姓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此外，作为一名理论家兼活动家，她解释了为何任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创立都必须粉碎种姓制度。
引起许多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她指出，通过争求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削弱了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父权制的更广泛的运动。激进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视为女性的“主要”敌人，实际上是将父权制从产生它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中剥离出来。通过同样强调“生产”和“再生产”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女权主义者将“再生产”带入了经济基础，否定了妇女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她的论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战略不是将妇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这个制度，而是在这个制度内成立倡导生活方式改变的小型妇女团体。
甘地试图通过她的工作和著作表明，事实上，正是通过参加革命运动，妇女们努力摆脱父权制的束缚并打击了父权制的根源上。她那时正在发展关于“妇女需要革命，革命需要妇女”的理论公式。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她也承认父权制存在于革命运动中——问题是如何在革命过程中与其斗争，但不要离开革命运动并对此抱怨。她在她的著作《女权运动中的哲学趋势》结尾说，“革命妇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列宁和毛泽东的经验指导下，成功地组织了最受压迫种姓和社区的妇女、农村贫困农民和无地劳工。该运动注意到国际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认为反对父权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批判性地研究上述趋势，吸取积极的观点，并将其与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它就能实现解放广大印度妇女的目标，同时成功地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甘地人生的最后一程是怎样的？她刚于2008年4月初从贾坎德回来，在部落中参加了关于压迫妇女问题的课程。她并不清楚已经受到系统性硬化症影响的全身高烧是致命的恶性疟疾。她可能是在丛林里染上的。在民主的印度国家看来，她是一个可怕的“毛派恐怖分子”，很可能会被逮捕，或者更有可能在一次虚假的“遭遇”中被击毙，就像她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当她发高烧，去孟买的一家医院验血时，她给治疗她的医生留下了一个假名和一个假电话号码。因此，医生无法联系她，告诉她她感染了可能致命的恶性疟疾。她的器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衰竭。当她于4月11日住院时，已经太晚了。她于2008年4月12日去世。在她去世时，她是印共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阿努拉达·甘地作为一个人怎么样？甘地是一个模范共产主义者。虚伪、谎言、阴谋、自负，所有这些特征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她参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对这些性格的蔑视越来越强烈。她的诚实和简单吸引了所有与她接触的人。她天生就有能力与任何环境、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和融合，无论是部落、贱民、建筑工人，还是复杂的学术界或知识分子，她笑容满面，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如果革命是为一个具有人类最美好情感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那么阿努拉达·甘地就是这场斗争的体现。一个有崇高原则、信仰坚定的人。甘地谦虚地成为一名愿意学习的人。与此同时，她也愿意承认别人的积极面，即使与她不同。虽然她有创造力，思维不刻板，但她始终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她超越了这个社会的父权限制，成长为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她的生活对所有女性活动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人们可以引用毛泽东在1937年2月写给他的老师徐特立的一封信中的几行话，徐特立于1927年革命失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57岁高龄参加长征。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20年前你是我的老师；你仍然是我的老师；你将来会继续做我的老师。当革命失败，许多成员离开了党，甚至投敌，你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该党)，采取了极其积极的态度。从那时到现在，你已经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表现出了比党内许多年轻成员更积极、更少害怕困难、更谦逊地学习新事物……你知道很多，但总觉得自己知识不足，而许多“半桶水”(肤浅知识的人)却制造了很多噪音。你所想的是你所说的或者你做的，而其他人却把肮脏的东西藏在他们的脑海中。你喜欢和大众在一起，而有些人喜欢没有大众……对你来说，这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和“其他人第一”，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聚光灯第一”、“休息第一”和“自己第一”
阿努拉达·甘迪同志象征着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好的那些品质——毛泽东用简单而不失深刻的话语很好的阐述了这些品质。阿努拉达为人民而活着；也为人民而死去。
“在她死后，
...男人变成男人，
女人变成女人，
日夜斗争
为了人民，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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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