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德国勤工俭学，当从国内觉悟社社员的来信中得知，觉悟社社友湖南人黄正品因为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杀害时，悲痛万分的周恩来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长诗《生别死离》，诗曰：决心用鲜血来浇灌“共产开花”，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随后，周恩来把这首诗寄给了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秀清，在诗的后面，周恩来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共产党）坚定的倾向。”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发表了周恩来的这封信。黄正品到底是什么人？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地怀念他呢？
天津求学期间，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正品就是黄爱，他是湖南劳工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今天的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都颇感陌生，翻阅相关历史资料后，您会发现当年黄爱遇害在中国各界曾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黄爱，字正品，1897年9月生于湖南常德，父亲黄一尘，是个乡村知识分子，育有四子一女，黄爱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黄爱7岁时，进入常德县第四小学校读书，后因家境日益穷困，小学毕业后辍学，被父亲送到一家商店当学徒。为了能继续读书，黄爱就给在热河政界做事的二哥黄瑞清写信求助。1913年，16岁的黄爱在二哥的资助下，考入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917年，黄爱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进入湖南电灯公司当技术工人。黄爱踏实苦干，获得了工人们的赞许，湖南电灯公司长沙电流分配全图，就是他反复实测绘成的。黄爱并不满足于现状，想趁年轻再进一步深造。1919年春，黄爱插班考入了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黄爱和天津爱国青年积极响应，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直隶水产学校宣告成立。会上，公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学生马骏为副会长。黄爱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工作，并在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当编辑，也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小他1岁的周恩来。黄爱办报观点鲜明，反帝态度坚决，工作又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所以得到了学联干事和评议员们的一致好评。
1919年7月，北洋政府颁发戒严令，宣布山东济南戒严，任命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把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群众视为“莠民”，把反帝爱国运动视为“莠民暴动”，要杀一儆百。他派兵逮捕回民爱国领袖马文亭、朱春祥、朱春焘三人，不经审讯，马良就把他们枪毙了。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为惩办马良，不少地方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黄爱是天津学生请愿代表之一，而且黄爱的名字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名单中位居第一个。8月26日，北京、天津请愿代表共三四千人在新华门前被军警包围，饿了三天，在街上睡了三夜后，黄爱本来就十分孱弱的身体患了痢疾，请愿团立即把黄爱送到朋友家里医治。就在黄爱离开新华门那一天的晚上，北洋政府开始逮捕请愿代表。后来黄爱每次与同学谈及此次请愿时，常把此事作为自己的一大憾事。
请愿失败后，天津学生界对学生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开始意识到要爱国，首先就是要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改造社会。但对于如何改造社会，出现了两种主张。其一就是以黄爱为代表的激进派，当时他们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只向政府作温和的请愿是一件傻事，主张作激烈的斗争。他们甚至打算以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团的名义组织“牺牲十人团”，十人携带“最激烈反对北京政府”的传单到北京总统府门前散发，做好让政府枪毙的准备，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黄爱自己就是“牺牲十人团”成员之一。由于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阻拦，才使黄爱他们的计划没有实行。其二就是以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郭隆真等人为代表的，他们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为了唤醒民众，他们在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黄爱的观点虽然与周恩来不同，而且黄爱又不是觉悟社成员，但他们二人在反帝、反军阀、要革命的观点上是相通的，所以黄爱与周恩来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爱虽然不是觉悟社成员，但却被周恩来认为是觉悟社的社友。
第二次赴京请愿，与北京学联领袖张国焘展开激烈的辩论
1919年9月中旬，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起，决定由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湖北等7地派出32名代表，再次组成代表团赴京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并严惩马良。黄爱以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请愿，黄爱和各地请愿代表，冲破种种困难，于9月底来到北京。各地请愿代表来到北京后，首先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请他们派代表到米市大街青年会开会，研究请愿的具体步骤。
而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是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张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张国焘预言请愿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并当场表示北京学生联合会不参加这次请愿。黄爱当即就和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爱说：“请愿不一定有结果，但可以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促使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张国焘又说：“学生没有后盾。”黄爱拍着胸脯反击道：“天津各界人士誓作学生的后盾。”最终黄爱没有说服张国焘，张国焘也没有说服黄爱，会议不欢而散。在这次会议上，黄爱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其他会议代表的赞赏。多年后，上海代表张静庐对此回忆说：“我记得，那次和张国焘争辩得最激烈的，就是天津的学生代表黄正品。他坚决主张按原定计划请愿，破釜沉舟，在所不顾。”
◆黄爱烈士
9月30日，来京请愿的各地代表在北京南柳巷武宅开会，讨论请愿的具体行动和步骤，会议决定：“10月1日上午9时，在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集合，去总统府请愿。”10月1日早晨，黄爱最早来到中央公园集合的地点，当各地请愿代表到齐后，他们立即推举年纪最大的山东代表孙宪也为领队，美髯垂胸的孙宪也捧着请愿书，走在各地请愿代表的前面，向总统府走去。这也是黄爱第二次到总统府请愿。为了对付请愿，总统府戒备森严，府外设有一道铁栏栅，里边有武装卫队守卫。黄爱和各地请愿代表从东辕门进入铁栏栅后，东西辕门就关上了。传达处的人把请愿代表领进接待室，孙宪也向传达处的人说明来意后，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呈递请愿书。传达处的人说可以把请愿书转交给总统。孙宪也坚持要求面交总统，对此双方都不肯让步。
接着，双方进入僵持阶段，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所有的请愿代表没有吃一点东西，个个肚子饿得咕咕响。到晚上8点钟左右，黄爱突然看到，在铁栏栅外边，有人向他们扔面包，仔细一打听，原来是周恩来率领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慰问队，赶到北京，支援各地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吃过周恩来送来的面包后，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总统出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女代表郭隆真站在新华门前东边的石狮子上，大声喊：“徐世昌为什么不接见我们！”黄爱和请愿代表也跟着大声呼喊，喊声划过夜空，此起彼伏。
突然，马路上的路灯全灭了。借着黑暗，一大群军警一拥而上，各地请愿代表全部被逮捕。黄爱与几个代表，被关在警察厅，其他代表被关在宪兵司令部。为找出请愿的领头人，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连夜开庭提审黄爱，他问黄爱谁是这次请愿的主使？黄爱坦然地回答到：“爱国出自本心，并非由于别人指使。”在审讯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吴炳湘连夜又把黄爱等几个代表押到了天桥鹞儿胡同侦缉队关押。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声援下，关押38天后，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黄爱他们。当黄爱回到天津时，他就读的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当局以他旷课太多为由，开除了黄爱的学籍。
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春，被学校除名的黄爱离开天津来到北京。在北京，黄爱认识了李大钊，不久，又经李大钊介绍，黄爱由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黄爱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随后在《新青年》杂志社替陈独秀做缮写、校对工作。黄爱在陈独秀影响下，开始注意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取得陈独秀的赞助后，黄爱决意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身体力行地从事劳工运动，并准备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条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来。
1920年6月，黄爱离开上海，经南京、汉口回到家乡湖南常德，9月中旬来到长沙。在长沙，黄爱走访了毛泽东、何叔衡。并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庞人铨，做创建湖南劳工会的准备工作。庞人铨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与黄爱同一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因为黄、庞二人都是穷苦的学生出身，他们筹办劳工会时，只有28个铜板，穷到连饭都吃不上。后来，募捐了几百文钱，他们才买来纸、笔、墨、砚，起草湖南劳工会简章、宣言，借人家的油印机印刷，自己走进工厂散发。经过二人的努力，1920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在长沙举行成立大会，湖南劳工会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会，下设评议、交际、教育、出版、调查、介绍、会计、俱乐部等八个部，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这里面既有真正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很有影响力，而黄爱、庞人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中有影响的原因是，工人在封建军阀残酷统治，资本家重重剥削，把头天天迫害的困境中求生存，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生命毫无保障。许多工人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出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不要政府、不要法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很符合多数工人的要求。所以黄爱创办的湖南劳工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创办的《劳工周刊》在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黄爱在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声望。曾在湖南第一纱厂做工的张维桢回忆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毛润之（即毛泽东），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只是对黄爱、庞人铨非常信仰和崇拜。”当然那时的黄爱对马克思主义还不了解，就以无政府主义指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时，决定团结、帮助黄爱改造湖南劳工会，毛泽东派妻子杨开慧负责和黄爱、庞人铨联系，通过文化书社，毛泽东向黄爱、庞人铨推荐马克思主义书刊，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求尽快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经过毛泽东的耐心教育，黄爱终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1年底，黄爱、庞人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黄爱、庞人铨还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组了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劳工会，设执行委员会和评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教育部委员。他们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分别成立了木工、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黄爱走出狭隘的经济斗争的小圈子，积极领导工人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他以湖南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开反对太平洋会议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湖南劳工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领导第一纱厂罢工，惨遭军阀赵恒惕杀害
湖南第一纱厂位于长沙湘江西岸的银盆岭下，是湖南第一个现代纺织工厂。湖南第一纱厂一开始是官商合办企业，后收归国有，成为官办企业。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想盗卖第一纱厂，张敬尧先以400万日元的代价，想抵押给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由于湖南人民的反对，盗卖没有成功。随后，张敬尧又想以现银60万两的代价，把第一纱厂卖给湖北的资本家李子云，由于湖南人民的反对，这次盗卖又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把第一纱厂的股权承租给湖南资本家开办的华实公司。
1920年6月，张敬尧被湖南人民驱逐出湖南后，军阀赵恒惕打着“湖南自治”的旗号，成为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上台后，接受了华实公司赠给他的股本五万元，继续承认华实公司经营第一纱厂的权利。后来，华实公司无力经营，就把第一纱厂转租给外省的资本家，外省的资本家排除了湖南人的股权，并招收湖南省以外的人来工厂当技师和工人。这样，就引发了湖南资本家和外省资本家的利益冲突，同时引发了湖南工商、教育界人士的反对。
◆黄爱和庞人铨为改善纱厂工人待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奔走呐喊，抛洒了满腔热血。
1921年3月8日，黄爱、庞人铨以湖南劳工会的名义，发表《反对纱厂商办》的宣言，要求赵恒惕取消与华实公司订立的契约，实行纱厂公有。赵恒惕拒绝劳工会的要求，并向警察厅发出训令：“纱厂事业，为吾湘一缕生机，官厅当然有维护之责。如有造作谣言扰乱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不稍宽贷。”面对赵恒惕的威胁，黄爱毫不畏惧，3月20日，黄爱、庞人铨发动了第一纱厂工人大罢工，并召开群众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在会上黄爱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这回游行的宗旨，无非在收回纱厂权利，拒绝外人承办。我们不是今天游行就算完事，非达到收回纱厂公办的目的不放手！”
为了破坏罢工，华实公司以每月300元的高薪，礼聘黄爱、庞人铨为“高级顾问”，遭到了黄爱、庞人铨断然拒绝。华实公司一计不成，又使一计，派董事陈友吾来到劳工会，以500元的代价，要求加入劳工会。陈友吾的要求，当场就遭到黄爱、庞人铨的拒绝。赵恒惕看到软的不成，就以强硬的态度下命“纱厂即日复工”，黄爱、庞人铨立即给赵恒惕还以颜色，接着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赵恒惕派兵赶到第一纱厂，他们驱散示威工人，并下命通缉罢工领导人，就这样黄爱被捕入狱。为了营救黄爱，庞人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赵恒惕生怕罢工进一步升级，不得不释放黄爱。黄爱出狱后，继续领导工人同赵恒惕、华实公司资本家进行斗争。
◆庞人铨烈士
1922年1月，中国旧历的新年到了，按照上海、武汉纱厂的惯例，黄爱、庞人铨领导第一纱厂工人，要求厂方给工人发年终奖金。黄爱、庞人铨先后两次找到厂方，均遭到厂方的拒绝，与此同时厂方还斥责工人的正当要求是“横蛮无理”。随后，全厂工人宣布罢工。1月14日，赵恒惕派军队包围第一纱厂，武装镇压罢工工人，当场打死3名工人，并强命工人复工。惨案发生后，黄爱、庞人铨代表劳工会，亲自到省署找到赵恒惕，当面质问赵恒惕：为什么《湖南省宪法》刚公布十几天，就违背宪法镇压工人？还向赵恒惕提出：军队必须从纱厂撤走，立即发给工人年终奖金，给死难者发丧葬费等11项要求。如不答复，决不复工。这时，华实公司资本家表面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并假装与黄爱、庞人铨进行谈判，其实暗中却用五万元现金贿赂赵恒惕，要他杀害黄爱、庞人铨。黄爱、庞人铨根本不知道赵恒惕和华实公司资本家设的圈套，代表劳工会和华实公司签订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厂方以红利百分之五提交劳工会，作为湖南工人的教育经费，限制工时，童工、女工每月有例假三天，设立工人澡堂、图书馆、调养室等。
1月16日晚，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黄爱、庞人铨与华实公司老板在劳工会继续谈判。深夜2点钟，赵恒惕派来全副武装的士兵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劳工会，将黄爱、庞人铨逮捕。赵恒惕害怕工人闻讯暴动，于17日凌晨4时，将黄爱、庞人铨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二人终年都是25岁。黄爱被刽子手连砍了三刀后，仍用尽最后力气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黄爱遇害是20世纪初中国的大事件，毛泽东曾为其主持追悼会
黄、庞惨遭杀害的噩耗迅速传遍湖南及全国，湖南劳工会的许多会员，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衙门，向赵恒惕军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赵恒惕如临大敌，实施全城戒严。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亲自主持召开黄、庞追悼会，对他们二人的生平及其被害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印发了纪念黄、庞特刊。因赵恒惕对湖南的报纸实施严密封锁，不准登载与黄、庞有关的报道，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事件的真相，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支部，立即将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指示李立三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多岁的父亲去上海，在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暴行。黄爱的父亲一行到达上海后，将赵恒惕惨杀黄、庞的详情及其罪恶公布于众，随后，上海、广州、北京各地的报纸开始披露事件的真相。毛泽东也借赴上海之机，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赵运动，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的残暴行径。
◆湖南各界人士为黄爱、庞人铨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不久，悼念黄、庞的活动在全国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致电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南方政府立即惩办赵恒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为黄、庞被害发表宣言，社会知名人士李书城、邵力子等也通电责问赵恒惕，并警告其以后不能再有此类惊人之事发生。蔡元培也愤怒地说：“我们后死的人，就有两种最直接的责任，一是完成两先生还没有做成的事业；二是替两先生复仇。”在黄爱曾求学、战斗过的天津，500多名学生，聚集在黄爱生前就读的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举行追悼会。广州也召开了追悼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林伯渠还为大会送来了挽联，上面写着：“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此外，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各地及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也都举行了追悼会。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黄、庞牺牲的意义及其革命活动，并通过议决将每年1月17日黄、庞殉难纪念日作为“中国劳动节”，号召全国各地的工人继承他们二人的遗志。李大钊也在给《黄庞流血记》写的序言中指出：黄、庞的死，是死得有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黄爱、庞人铨的被害。陈独秀在报告中说：“因为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以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北伐军占领湖南后，1927年1月，湖南人民为黄爱、庞人铨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把他们二人的尸骨合葬在长沙岳麓山桃花山上。1983年，黄爱、庞人铨墓被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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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窦春芳。来源：党史博采。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