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工人的经济斗争

这一时期，四川各地工厂工人斗争规模稍大，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一般都是经济斗争。这和国统区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物价问题越来越突出，广大职工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这种客观情势是密切相关的。自然和共产党的工人运动方针的转变，工运工作力求荫蔽这种情势，也是密切相关的。据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公布：

1942年，全省工人（不包括重庆）罢工55次，关系工人1964人，其中49次罢工是要求增加工资；1943年，罢工27次，关系工人30156人，全都是因要求增加工资而引发的。除关系工人数有较大的增加外，经济斗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变化。看看重庆市的几宗案件，问题就更为明显。例如：断断续续延长近两年之久(1938年5月-1940年3月)的中华书局工人解雇纠纷；电信局报务员要求加薪的斗争(1939年秋)；市公共汽车工人要求生活津贴的斗争（1939年秋）；市电力厂工人因米价高涨，结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940年12月)；磁器镇磁业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全行业罢工(1940年11月)。所有这些斗争，无一不是经济斗争。此外，有些因其他争端引发的罢工，最后也都归结到经济斗争方面束。例如：1939年4月，市电力厂因反对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引起罢工，当时适值因防空袭疏散工人家属，工人便转而要求发给安家费。同年秋，重庆市中国无线电公可工人因要求保障职业、反对无理解雇而发动斗争，继而转为要求增加解雇金的数目。同一时期，北碚大明染织厂工人因反对管理人员的打骂而举行罢工，随即发展为要求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又如．1940年9月、1941年1月，以民生公司员工为主体的川江海员为反对裁员和反对国民党政府抓丁先后发动斗争，最后则集中到要求增加工资和解雇金。1942年3～7月，重庆市美亚公司织绸厂，贷方与国民党官办工会发生纠纷，结果引起了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如此等等。

上项统计所举的罢工，不全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甚至大部分不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关于重庆各厂工人斗争的记载，也失于片断、简略。但把它当做一种动态，还是能够适当反映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工人运动的若干特点的。

抗战期间，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互相交错，从而使得工人斗争的形势复杂化了。工运工作者，要组织工人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能不发动一定的斗争。但在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时，又要不妨碍统一战线、不妨碍对日抗战，这就不能不对工人运动策略的灵话性提出严格要求。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工人运动应付这种复杂形势的能力提高了，策略运用也渐趋成熟。它表明，工运工作方针的转变和具体工作的深入是很有成效的。1940年夏季，川江海员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为时较早，但不失为说明这种情形的一个有价值的事例。

1940年“五一”前夕，国民党官办的中华海员工会重庆分会（以下简称海员分会），向所属海员发出要求加薪的号召。这原是工会官僚们应付工人的例行公事。海员分会所属的轮机第二支部和水手支部（都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员工举行了“五一”纪念会，当场提出向民生公司要求加薪及保障职业（反对裁员）的信件。资方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国民党社会部和重庆市警察局的特务却虎视眈眈，企图借机打击海员分会中的进步力量。在物价暴涨、米珠薪桂的情形下，增加工资是工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因而川江其他各轮船公司的工人继民生公司工人之后，纷纷提出同样要求。各公司的资方，指望民生公司能够把工人的要求挡回去，便都观望拖延，劳资谈判陷人僵局。

这时，适逢日军进逼宜昌。一个行会性的组织——中国轮机员联合会重庆分会，在某高级职员的鼓动下，宣布于6月3日罢工。他们企图利用战局紧急运输繁忙的时机，罢工停运，迫使资方满足工人的要求。

斗争形势有些混乱。革命工运工作者的处境很困难：加薪是全体工人的要求，工会应当并且已经组织下人起来斗争；资方的无理态度激怒了群众，罢工一触即发；而宜昌危急，必须抢运。如果此时罢工实现，那就损害了抗战事业，失去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也正好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使它可以借“破坏抗战”的“理由”，实现准备已久的对工运工作者和工人群众的打击。

革命工运工作者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制止罢工，从政治上争取资本家，实现工人增资要求的方针。他们一面通过海员分会，号召全休海员参加紧急运输，并以“抗战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理，教育轮机员联合会的成员，劝告他们暂缓罢工，抢救宜昌；一面通过上层关系，向民生公司资方详陈利害，希望资方顾全大局，接受工人的加薪要求，劳资合力支援宜昌的撤退。全体川江员工一致响应这个号召。直到6月11日宜昌失陷，川江航运始终保持畅通。抢运任务结束后，民生公司宣布给职工以“津贴”，事实上接受了工人的加薪要求。其他公司也相继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获得胜利。

这一期间，重庆海关员工的韧性战斗，尤其表现了结合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大部分员工，既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又争取改善员工生活的活动有效性。它生动地体现了“荫蔽精干”政策的作用与效果，重庆海关员工的首次斗争，是为反对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和改善生活待遇而发动的，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被占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了海关总税务司署，以管理未沦陷地区的各关，并维护全国海关统一的名义。此时，原在江海关护关斗争中被“调口”的上海地下党员和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先后被调到重庆。由此，自1942年以后，重庆成为海关职工运动的中心。

这些活动分子，把原龙川关的《龙关通讯》转到重庆，沿用原海关《关声》的刊名复刊，用来沟通全国各地关员的联系。《关声》编委会用定期座谈的形式，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海关职工的活动。旧中国海关，实际是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它的高级职务，一律由洋员充任（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充任，最后一任由美国人充任）。因为歧视中国人的积习相沿，人事制度极不合理。如关员有内外勤之分，内勤人员又分为“帮办”和“税务员”。工作人员即使学历与担负的工作完全相同，任“税务员”的和任“帮办”的待遇却大不相通。“帮办”擢升快，工资级差大，还有升任副税务司、税务司的机会，而“税务员”则不能升任。

为此，外勤人员和内勤人员中的税务员，各自选出代表，提出“改制”方案，同时联合文牍、打字员等，向海关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1943年春，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testcn Anchibaldtitte)，通令国民党统治区各海关，允许税务员参加提升“帮办”的考试，其合格者得予提升。一些税务员和高级的外勤人员，由此得到提升。但是，这种办法只满足了部分人员的要求，实际上形成对“改制”运动的分化与瓦解。因此，重庆关的税务员曾发动“拒考运动”。惟因力量有限，没有得到结果。但这次“政制”运动，第一次撼动了自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行政权以来所定下的歧视中国人的用人制度，它的政治意义还是不应忽视的。

在国统区经济危机严重、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职工生活江河日下之际，一向待遇优厚的海关，职工生活也一落千丈。海关的工运工作者，发动职工怠工和请求，促使总税务司署从福利基金中，拨款开办福利事业．如兴办消费合作社，开办食堂，帮助职工解决伙食问题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问题。他们还利用福利基金，举办子弟小学和工友学校，解决职工子女入学困难及提高工友的文化政治思想水平，从而团结了大部分员工，壮大了进步力量。他们还以“读书会”名义，组织时事座谈和报告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马寅初等，报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他们迫使总税务司署成立了福利科，拨出福利基金专款，用于改善员工的生活。这在海关历史上是少有的。他们组织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如歌咏、上演话剧以至旅游观光等），以活跃职工的业余生活。这就既开展了宣传活动，又密切了职工彼此间的联系与团结。他们还组织秘密的读书小组，传阅根据地出版的书籍和文件。他们把政治性的活动与经济斗争、文化娱乐活动以及职工的福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共产党员的活动，便融合在保护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日常行动中，而不易被察觉。这些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也就和人部分职工群众打成一片。少数反动分子虽意图破坏，也固处境孤立而无由得逞。

这些地下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海关的上层人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职工的进步活动得到上层人士的支持。在国民党严密的特务统治下，海关职工的抗战救亡活动仍然得坚持续下去。原有的进步力量保存下来了，还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

除重庆及川东地区以外，川西的成都，工人运动也一度活跃过。

抗战以后，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内迁，新闻机构也集中大后方的几个城市，因而印刷业随之兴盛。这就导致了印刷工会的一度发展和印刷工人斗争的活跃。

成都工人斗争的第一阶段，便主要集中于印刷业。抗战初期，成都共有印刷厂16家，工人1000余名。自1938年10月到1939年10月的一年中，成都印刷业工人举行了3次胜利的加薪斗争。

初，武汉失守，几家迁川的报纸集中成都，急待复刊，印刷行业趋于旺盛。但工人工资因战争爆发而下滑的状况却很突出。1935年间，印刷工人月工资一般为12元，此时却只有8元。部分排字工人以此为由，首先向《新民报》报馆提出加薪要求。该报复刊在即，急需工人，因而没有和“报业公会”招呼，便同意了月薪11元的条件。其余工人，援例向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成都版——《兴中日报》提出加薪要求。经协议，定为月工资12元。《新民报》工人的工资，也再增为12元。由此，资方“报业公会”的阵线便被突破。全市各报馆、备印刷厂，先后都把月工资提高到12元。

成都排字工人的第二次增加上资斗争，发生于1939年4月下旬，目标主要是针对各印刷厂的。当时，各地人员大批涌入四川，物价渐趋高涨。增加工资成为工人一致的要求。但印刷费的增加，引起各报馆与印刷厂的矛盾。此时，工人的组织渐渐健全起来，工人的斗争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向印刷业同业公会提出，要按物价上涨的比率(25%)，把月工资12元提高到16元。继即向国民党成都市政府请求仲裁。此时，报馆的代表同情工人要求。市长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出发，也愿意向工人市惠。仲裁结果，“做报”的工人，月工资增至14. 50元；“做杂件”的工人，从万字1元增到1.25元。

1939年7月7日，同民党成都市党部举行全市的“精神总动员”游行。排字工会等工人群众救亡团体，在队伍中高呼“反对汉奸汪精卫”的口号，把游行变成了反对汪精卫投敌叛国的示威活动。因为这次斗争是政治性的，时间也甚为短暂，参加的工人人数无可稽考。但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0月初，成都印刷工人发动了第3次加薪斗争。这时，国民党的反共话动和对群众运动的高压政策已日渐加剧。可是，国民党的官办印刷工会还未出台，对工人的控制还不够有力。工人先在《华西日报》及《新新新闻》两报，要求加薪。他们不断地个别停工，以延误报纸的按时出版。后经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及市政府的仲裁，工资增加到每月18元。

印刷工人的3次加薪斗争，都是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进行的。在选择时机和突破对象，利用合法形式及争取同情者这些策略问题上，都是成功的。

成都印刷工人的组织称“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于1937年秋，由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他们在《四川日报》副刊辟了一个“工人园地”（后改为“生话线”）的专栏，宣传中共的方针和抗日救亡的主张。到1938年7月止，这个专栏共出了22期。这一活动，活跃了当地的抗日救亡的空气，也促进了工人组织起来争取自身利益的积极性。某些长期沉寂的工人团体（包括工人中的帮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上述印刷工人的加薪斗争，便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1940年1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所谓的“抢米事件”，嫁祸共产党，趁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党员车耀先、郭秉彝、朱亚凡、洪希宗等10余人被捕或被绑架。特委为应付突然事变而迁出成都，工作紧缩。许多干部相继撤退或转移，成都市的工人运动一时陷入沉寂状态。

嗣后，成都汽车运输业的工人，利用国民党官办工会的合法形式，重新组织力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团结职工群众，成为该市工人斗争比较话跃的一个产业部门。

1940年11月12日，“成都市汽车职业工会”宣告成立。这是由甘川公路工程处一个司机（共产党员）出面组织的。它在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及市政府社会局履行登记，取得合法地位。不久，申请入会的工人即达500余人(1945年初达到1000余人，抗战胜利后更达到3 000余人)。

这个工会因会员分散各地，所以东至重庆，南至昆明、贵阳，西至西昌，北至绵阳、广元，都设立了办事处。连远在西北的兰州，也有它们的通讯处。1941年11月，这个汽车工会加入国民党控制下的成都市总工会，加强了和地方势力的联系。它们聘请汽车业的实权人物担任顾问，以壮大声势。他们为工人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如：为失业工人谋出路，帮助司机办理驾驶执照，帮助工人和雇主签订契约以杜绝纠纷，以至和各地关卡、地方势力（包括黑社会人物）打交道，保护司机行车不受刁难等等。他们还创办了会刊——《汽车工人》(后改为《汽车职工》 )，对工人进行抗日宣传和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无法组织统一的工人斗争，以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但直到抗战胜利，这个组织始终保持存在，为团结职工群众、坚持工人运动阵地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