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理科成绩中,富源学校“异军突起”:这所许多深圳家长都“看不上”的私立学校竟然占据了二模考试前10名的6席,此成绩超过了深圳传统的四大名校。随后有家长根据该校近两年异常突出的清北录取率,以及在网上查到的上榜学生资料,质疑富源学校与河北衡水中学操作高考移民,挤占广东省的大学名校名额,破坏高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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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深圳教育部在5月13日发布通报: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格。对此,深圳市教育局将取消这些考生在深圳的高考报名资格,并核减富源学校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的50%。
官方调查结果一出,平息了深圳家长们怒气,但高考移民的问题就此解决了吗?此前,随着深圳本地家长高调抗议,针对河北学生的谩骂言论也在网络发酵。不论是坊间的声音,还是官方的处理结果,都预设着来自河北衡水中学的高考移民是破坏高考公平的罪恶根源,仿佛取消了这些孩子在深圳的报名资格,就伸张了正义。然而,高考移民们真的就是罪魁祸首吗?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高考移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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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所以不公,还是不公所以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多发生在高中阶段,即学生通过户口迁移,形式上成为高考录取门槛相对较低地区的考生,以获得更高的相对成绩,取得高考优势。
此前,有从山东、河北等高考大省迁往新疆、海南等有分数优惠的欠发达地区的高考移民,也有迁往北京、上海等拥有录取优惠的发达城市的高考移民。而深圳富源事件中的高考移民,属于后者。
来自河北的考生无疑动了深圳本地考生的奶酪。富源学校高考移民事件中,深圳家长高呼要维护高考公平,严惩高考移民。然而,大多数人却主动忽略了广东考生本身占有的优势。
2016年,河北衡水中学与深圳富源学校合作的“衡水中学深圳市富源分校”揭牌成立。正是这年起,广东高考不再自主命题,改为全国卷,也就是与河北省用同一套高考卷。
然而,虽用同一套卷,两地的录取条件却差异不小。2016年,清华大学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广东671,河北706;2017年,广东668,河北691。类似地,北大文科2017年在广东的最低录取分数为640,比河北的低24分。也就是说,在河北省,最顶尖的高考考生需要把同一套卷子答得比广东最优秀的考生再高25分,才可以得到中国最高学府的青睐。
诚然,高考移民的操作不合规,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广东地区本身高考竞争的生态,不值得鼓励。但作为“规则破坏者”的高考移民,在本省面对的是相对匮乏的教育资源,极为激烈的高考竞争,以及录取名额上的政策劣势却未被看见。
1977年中国大陆地区恢复高考之后,各省市之间在经济上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各地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的高考虽然采取了全国统一命题(个别地区一直实行单独命题,近年这种趋势有所扩大),但是并未采取统一评分,更没在全国规定划一的招生名额,而是实行省内统一招生政策。这其中,较发达的城市在招生名额上占有较大优势,例如清华大学多年来在北京地区的招生人数超过了苏、皖、鄂、川四省的总和,而这四省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北京地区人口的20倍。加之重点城市在中等教育资源上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所以这些地区的学生更容易入读最一流的高等院校。
正是这些制度性的不公,不断催生了高考移民。如果说,河北省的考生和广东省的考生用同等的努力就能换取同样的结果,而不是要多拼出那25分,河北省的考生何必冒着风险用脚投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高考移民,是考生面对不公平的录取制度的一种反抗方式。
在富源事件中,取消高考移民在深报名资格最终维护了广东区域内的高考公平,然而从头到尾,高考移民是失声的,其处境并未受到关注。引发高考移民的真正问题——地域间录取不公、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仍然没有破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考移民恐怕并不会停止。
“富源学校”,只此一家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富源学校高考移民事件与其他省市发生的类似事件有所差异:“以前的高考移民更多的是个体,就是学生及家长为了获得所谓的高考的优势,然后来进行高考移民。而这起事件实际上是由相关的学校来主导推动……”
2017年起,两校开始联合招收新生,开办“衡水班”。据新华社报道,校方一方面是从河北挖尖子生入广东户籍,在深圳高考;另一方面招广东的孩子,学籍挂在富源,送去衡水上课,再回深圳高考。而校方对于优生更是不吝予以经济鼓励。
富源学校。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他们(学校)是希望通过高考移民获得优质的生源,然后打造所谓的升学的品牌,由此来运作的这个高考移民。”熊丙奇指出。
富源学校是一所走高端路线的民办学校,全寄宿15年一贯制,高中普通班一年学费超5万元,高中国际班一年约15万元。对其而言,漂亮的成绩能带来生源,更根本的是可以带来“钱途”,一位在深圳公立学校任教多年的教师林齐(化名)说,“成绩好的学生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就是活广告。”私立的富源学校在操作高考移民当中有利可图。
然而,有富源学校这样操作的学校非此一家。“在深圳,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高于私立学校,但是很多时候考试成绩出来,总会有一些私立学校突然出现极其优异的成绩,所以公立学校一般压根都不会去跟他们比。他们背后的一些操作,明眼人都知道。”林齐老师透露。
不只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同样想方设法用好看的成绩吸引生源,获得更多资源。除了提高教学质量,日常增加教学强度,有的公立学校想起了别的法子。比如开办特色少数民族班,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来最优秀的学生,一方面提高本校的升学成绩,同时换取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对口帮扶政策的优惠补贴。另有一些学校在临考前将成绩排名最末的学生安排在一个班,做家长的工作,劝其弃考或是直接考虑职校,以求降低参考率,变相提高升学率、优良率。
真正让这些学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是在教育体制内普遍存在的唯分数论,甚至可以说是,成绩绩效化。在私立学校,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经济收入的,是现有学生的成绩;在公立学校,能够帮学校换取更多财政支持的,也以良好的成绩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所有学校的教师,每天都在拼命地达各种标,分数成为评价老师、评价学校最最重要甚至唯一项目,争抢生源,当然是重中之重。
富源学校的做法,正是出于此动机。实际上,这样的大环境底下,各类学校,无人能逃。我们可以想象,牌子响亮的四大名校长期自动吸引着最优的生源,相对“高枕无忧”;水平中上的重点学校长期需想尽办法改进教学质量提升“加工”能力,中下等的学校有资源的还能搞些灰色手段,而那些没钱的,“学校连造假的资本都没有”,只能恶性循环下去。
解决高考移民,先要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高考移民是一种个体趋利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似乎是再正当不过的。而吊诡的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对人才最友好的城市深圳——家长与相关部门不约而同地阻止外来人口的流入,要进行本地保护。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该如何谈论平等的受教育权呢?
首先,不能忽略个体趋利行为建立的基础——经济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不论是流向发达地区做高考移民,还是迁移到落后的低分地区参加高考,其根本的动机都是,其自身所在省份由于历史原因、经济条件、人口状况或政策特点,存在高考劣势。这种劣势往往不只体现在高考竞争,并且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未来发展、家庭的阶级上升等等方面。
人们恐惧深圳学生的成绩红榜被外省的孩子占据,却没看到自己的孩子从小还能获得素质教育,可以获得相对自由的发展,而一些省份的孩子只能够埋头苦读应试。因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出路相对较多,而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孩子只能靠高考获得出人头地的一点可能。而这样的不平等在富源学校事件当中被一些学校利用,钻了制度的空子,表面上是为河北的部分优生争取优势,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学校制造广告效应,这些优生成了学校的广告牌。
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能够利用市场逻辑获得优势的,往往是那些已经拥有优势的主体。在以分数为绩效、绩效换资源的市场化逻辑中,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这种好学校不断掐尖儿获得良性循环,而差学校缺乏资源导致恶性循环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同区域内,也同样发生在更广泛的城乡之间、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间。
而从个体层面来看,高考移民实际上是需要花费金钱、动用人脉的,而真正遭受教育不平等最严重的人,如农村地区的学生,既没有好的教育资源,也无法“高考移民”,他们连用脚投票的资本都没有,这才是真正在不平衡的发展中不断沉落的人。
富源学校。图片来源:网络
从政策来看,行政力量确实可以在监管层面上控制简单粗暴的高考移民,但这样的制度恐怕只能够维护高考优势地区本地人的利益,同时也没法真正组织高考移民。要面对高考移民的问题,首先要反思学校唯成绩论的、“公司化”的教学评价机制,调整“成绩决定资源”的制度逻辑,给多元化教育更多的空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认清高考移民背后的资源分布不均,以公共机构的力量引导优良的教育资源往教育资源的洼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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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深。来源:一颗土逗。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