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本是一部贾樟柯的怀旧电影，胡锡进评论其“负能量”的一席毒舌，又把讨论推向了高潮。深居庙堂之高的胡总编，当然不会明白，在颠沛流离的底层，人的心里需要一个江湖，才能离公平更进一步。
江湖二字，和庙堂相对，本就是平民、底层、草根的生活圈子。
江湖是什么？在以香港黑帮片为代表的“江湖”电影里，江湖人物颇有格调、尊严和追求。可是，无论这些江湖人物如何尊贵，在碰到上流社会时，他们的生活方式马上遭遇巨大挑战。
贾樟柯是聪明人，他讲江湖，不讲虚的，就讲底层，用缓慢深情的镜头，残酷地展示底层的命运无常，四处奔走，颠沛流离。而另一面，他也讲底层的有情有义，有声有色，有散有聚，有黑有白。
（江湖儿女 海报）
当“江湖”被包裹上光鲜而魅惑的外衣，成为观众抵抗贫乏生活的虚幻想象时，贾樟柯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
江湖儿女，就是底层百姓
香港黑帮片里，江湖大哥们烧美元点烟，身边妻妾成群，即便最后失败，也还可以用悲壮的姿态来回忆平生。他们潇洒地赢，潇洒地输，潇洒到毫不真实。而贾樟柯的“原味江湖”里，斌哥落魄时候带巧巧过火盆，拿的是招待所的脸盆。发达时候喝“五湖四海酒”，也得从脸盆里舀。这是不加修饰的江湖，也是不加修饰的底层侧面。
（脸盆里的“五湖四海酒”）
斌哥和巧巧的故事，本来可以在大同一口气讲完。如果巧巧出狱后，空间没换，那么原来的人物还在，原来的故事线索可以接续，情节会更复杂，也更符合一般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这样，观众会看得更爽，会有更多的票房。
可是，江湖儿女，它的同义词就是底层百姓。贾樟柯的江湖故事，就是这二三十年间的底层故事。正因为如此，贾樟柯才没有把故事全部放在大同来讲，而是把新的篇章放在重庆展开。
叙事空间的转化，使得原来的故事线索都被打散了，消失了。巧巧在重庆，举目无亲，遇到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好人还是坏人，都是过眼云烟，萍水过客。这个故事线索不再流畅，观众不知道剧情该走向何处，巧巧不知道要搭上哪趟火车。
巧巧的迷茫无助和颠沛流离，正是底层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过去三十年来，底层百姓的故事从来不是连续的，底层的故事线索大多难以一以贯之。因为我们所身处这个转型中国，是一个流动社会。
（巧巧在街头茫然四顾）
当UFO出现的时候，观众惊叹于这个奇幻的叙事把故事抽离了现实。但于巧巧而言，这却是她无路可走的心理反映。
斌哥是巧巧的生活寄托，也是她的人生道路。由于斌哥的背叛，她的道路坍塌了。无路可走之时，UFO成为了某种寄托。《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得知恋人田晓霞死去后，走到山坡上躺下，梦到了外星人。外星人在梦里告诉他，田晓霞还活在外太空。看到这个场景，瞬间产生了不知何去何从。对于巧巧而言，UFO的出现，又何尝不是如此。
流动的江湖，是底层的不安与恐惧
贾樟柯酷爱表现流动。在那部仅仅上映一天的《天注定》里，四位主角，有三个人在流动之中完成剧情，度过生命。在他的所有电影中，摩托车的运动、客车的运动、轮船的运动、火车的运动、熙熙攘攘的车站，更是他钟爱的镜头。
他用长镜头来凝视运动，他也拍运动中的群像，试图把握本身难以把握的流动本身。
而电影里的巧巧，也像贾樟柯这样，面对流动带来的爱情毁灭和生活不安，她要反抗流动本身。来自江湖的巧巧，用以反抗流动的支点，便是江湖道义。因此，当那个克拉玛依人试图把她带到新疆时，我想，巧巧大概是要回大同去的，因为那里，是她的江湖所在。
流动带给这一代底层人民的，是不安和恐惧。
犹记得许立志写下的那首诗，他说：“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之中，底层被不断冲散，丧失社会关系，丧失固定的情感基础，甚至丧失生活的意义来源。许立志无力对抗流动，他自杀了。《天注定》的那个年轻工人小辉，本想在爱情中找到稳定和道路，对抗不安，他失败了，只能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天注定》里的小辉和莲蓉）
但巧巧不同，她来自江湖，她要用江湖来对抗流动，在江湖中寻找稳定。
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江湖的确成为了底层对抗流动的一种想象。多年前读过一本《江湖往事》，讲穹县的农民工到了大城市，备受欺凌，屡遭欠薪，主人公穹小绝望之中拉起帮派，以江湖大哥的名义来对抗大城市对农民工的放逐。当时不懂，这本书的江湖何在？后来才明白，江湖是底层的寄托。
（《江湖往事》 周昌义作品）
江湖真的能够对抗得了流动吗？
所有的江湖故事，如果没有侠士出场，或者缺乏统治力量的支持，几乎都要失败。
巧巧回到大同，但是斌哥走了，他的兄弟们也散了。“儿女”走失，“江湖”不再。巧巧唯一依靠的，只有抽离了江湖本身的“江湖道义”。但这个“义”字，用来对抗流动，建立生活基础的唯一支点，建立生活基础的唯一支点。
当斌哥问她，你为什么要收留我时，她说，你不懂，我们江湖中人，讲究的是一个“义”字。可是，当斌哥都已经不是江湖中人的时候，江湖又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这个“义”字而已。
坚守着“义”字的巧巧，成为了“侠士”的化身。不过，这是一个没落的，失去了力量的“侠士”，准确地说，她只残留了“士”的道义坚持，而没有“侠”的可能性。
因此，电影并不是巧巧的爱情故事，她收留斌哥，也不是出于爱情。收留斌哥，坚持道义，这是她的自我确证，这是她赖以继续生活的信念来源。
可惜，这种道义的坚持，没有办法普遍化，没办法让斌哥在她身边生活下去，更没办法帮助天才诗人许立志、《天注定》里的小辉生活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江湖不在，因此，拔刀相助的侠不在，坚守道义的士也不在。
时代对于底层是残酷的，当时代摧毁了底层的单位制、熟人社会之后，又摧毁了底层试图建立的江湖。这些历经流动的江湖儿女们，在江湖消逝之后，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呢？
在这个意义上，贾樟柯的确是一位大导演，他是中国少有的几位真正探讨“复杂中国”的表象与机理的导演，是真正记录和表达“复杂中国”何以复杂的导演，是真正呈现和探索“复杂中国”可能道路的导演。在《天注定》和其他电影里，他曾经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系列悲剧回答。现在，斌哥出走之后，我想，他也在探索新的、或许不那么悲剧的答案。
电影的结尾，巧巧的身影出现在监控视频镜头中。这似乎是在暗喻观看电影的中产观众们，只能看到底层江湖那个模糊而且被固定了机位的影像。他们看电影，想象江湖，很难真正理解江湖勾连的诸多问题，尽管他们也遭遇这样的问题。极具戏剧效果的是，一位公众人物，“居庙堂之高”，真的就把这部“处江湖之远”的电影看成了监控录像带，还埋怨监控录像带不够激情。
（胡锡进的评论）
面对这样的隔膜，面对这样的“庙堂中人”，江湖、侠士、道义实际上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1971年，经典武侠片《侠女》中的杨慧贞，尚可在香港社会庙堂权力的夹缝中，寻得一丝侠士的空间。到了2018年，巧巧已经不可能再找到自己的江湖了。而江湖世界勾连起的广大的底层人民，必然需要寻找和建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价值系统和感情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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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成帅。来源：土逗公社。责任编辑：李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