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该书在二十世纪之初影响极大，勒庞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塔尔德和勒庞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 [1]，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地位。然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当下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激流网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幷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2]。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3]”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4]”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因而也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区分核心、外围和异类，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千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5]”

刘少奇也反复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服用了兴奋剂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1963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6]。1960 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 1964 年 5 － 6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196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幷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1964 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在 1964 年 5—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1964 年 9 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后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幷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像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讲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7]”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8]”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 月 16 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他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9]。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上下语境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都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10]”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庞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10]”这是再次重复他 1961 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11]”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12]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 1964 年 7 月 5 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注释：

[1]　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2]　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　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5]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6]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9]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 年 7 月 21、23 日）。

[10]　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 年 7 月 13 日。

[11]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