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争议的领域[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54页。]。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制定的中央指导方针，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文革的任务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5月16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的教育政策与其他政策和决策一样，被认为是神圣的，从未受到人民的任何批评和讨论。中共坚称它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公开辩论。中央政府的政策简单地从上到下传递，并根据各级党员的解释实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学生质疑党的权威及其教育政策，要求对教育进行根本的变革[ 红卫兵在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质疑党的教育路线。1997年夏天和兰城武的访谈。]。他们的做法对农民和工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在即墨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民主的政治行为准则，这套准则暂时打破了党的独裁统治。受（山东）即墨学生的影响，农民和工人也认识到并开始反思教育政策的不公平性。

挑战即墨县的教育体系

如前一章所述，即墨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在即墨第一中学打响。那里的造反派学生贴出了第一个质疑学校党委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大字报[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5年。]。他们的质疑遭到学校和县党支部以及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激烈反击[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5年。]。问题在于学校的教育理念。造反派提出了关于学校应如何运作的具体问题。比如招生政策应该是什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教育系统的挑战者在系统中其实表现得很出色。高中生王思波和初一新生兰成沃是即墨市第一中学最初成立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他们都是贫农家庭出身，也是班里的共青团成员。文革之前，他们一直学业成绩优秀，政治觉悟也很高，学校很信任他们。当时，王思波正准备参加全国高考。他计划去北京大学或山东大学[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那时，北京第一女子高中的学生写信给中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国家对高考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王思波和其他同志这么做也是如此。他们毫无悬念可以在现有系统中接受大学教育，并成为社会精英[ 王朱莉，《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中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17页。]。但他们对这个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与共产党灌输的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相矛盾[ 和北京第一女子高中毕业班班长荆艾艾的访谈，她和同学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彻底革新大学的入学考试系统，1993年。]。因此，当1966年6月的教育改革临近，中央政府决定停止高考时，王思波和他的高年级同学感到很兴奋[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

造反派要求对现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使其对比较弱势的中农和贫农子弟开放。自大跃进开始以来，政府一直在讲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工农差别[ 大众媒体早在文革前就说要消灭三大差别，还专门有歌曲传唱这个政策，见王的书第17页。]。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来说，消除这些差别的口号非常有力，也非常吸引人。但它只是一个口号。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学生才将其作为斗争的具体目标。他们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在帮助消除这些差距，而是在维持它们。他们看到一小波学生接受了精英式的中学教育，考上了大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成了公务员和城市工人；但很少有人回到农村地区[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由于造反派强烈认为需要消除这三个差别，他们并没有在工作组压制他们的时候放弃战斗[ 和前造反派的通信，1996年，1997年。]。

兰成武和他的朋友们去了即墨市的其他学校，动员他们的同学[ 即墨第一中学也位于县城外。与其他城市相比，该镇是一个乡镇，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居民，但与县内其他农村地区相比，它又是城市，因为它是全县的商业中心。]。他们与村里的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交谈。他们还去即墨县解放军的军营宣传他们的想法[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4年，1996年。]。斗争的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支持者们对北京造反派予以支持的时候。毛的支持决定了造反派在即墨开始占上风。驻守即墨的解放军军队决定支持他们，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毛泽东的态度，同时也因为造反派的观点吸引了他们[ 中央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翼分子。但由于革命左翼分子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由在场的士兵们来决定到底支持谁。]。结果造反派赢了，争取到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权利[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5年。]。王思波，李应亮，姜振声，王占军，王思纶，兰成武等造反派领袖都成为即墨县最重要的教育阵地——即墨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为该县大胆的教育改革铺平了道路[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导人。]。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其实是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的一部分，也是文革教育改革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应缩短上学时间，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以及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占主导地位[ 毛泽东五月给林彪的第七封信，即五月七号指令，于1966年5月15日出版。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页。]。在1968年4月，即墨县学校的工人、农民、士兵、造反派学生和教师制定“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时候，这封信是他们的灵感来源[ 即墨县志，即墨县事件年表，74页。]。即墨教育改革方案要求取消考试作为筛选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手段，每个村庄都建立自己的小学，邻村之间建立联合中学。小学的入学时长从六年减少到五年，中学和高中分别从三年减少为两年。方案还要求新编写的教科书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需求，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赋予学生更多课堂主动权[ 1997年对前造反派领导人的访谈。]。

新的农村小学

当即墨县初等教育改革方案于1968年4月发布时，支持改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在管理即墨县了[ 即墨县志47页，访问前造反派领导人，1997年。]。很快，许多村庄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学。在文革之前，南河，郭家巷，窑头三个村庄共有4000人左右，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只建有一所小学，并且只提供到四年级的课程。一、二、三年级各有两个班，但四年级只有一个班。现在这三个村庄都决定建立自己的小学，并与其他四个村庄建立一个联合中学[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当时，这些村子都很穷，尤其是南河和郭家祥。这两个村子的农民几乎没法自给自足。在过去的几年里，南河的一些家庭甚至需要政府救济粮才能在艰难的春季渡过难关[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他们没有钱，但他们没有被吓倒。这些村庄有充足的劳动力。在南河村，革命委员会和普通村民一起选了村里的一块地，计划建学校。1968年秋收后，村民们开始在村里的采石场和树林采石头、伐木。他们干了整个冬天，到1969年初春，他们收集好了建筑材料，就开始建自己的小学。春播前，南江村已建成了小学，有五个大教室和一个三室办公室[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到了1969年的冬天，这三个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小学，安上了玻璃窗和电灯，这些新的农村小学比以前在老庙里的政府小学要好得多[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这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本身就是受过初中教育的村民，有的只受过小学教育。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李美华，周崇琦，赵丽梅，曾在南河村小学任教。关旭芬，周立芬，1968年中学毕业，是南河村两位教育程度最高的老师。南河村小学的所有老师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教师培训，只有一个在政府学校任教过的老师被聘来管理农村小学。所以，这些老师们都缺乏教学经验，只能教学生最基本的识字和数学。在农村学校成立的最初几年里，除了还有一些唱歌和绘画课，就没有别的课了。体育课要么是在村里的街道接力赛跑，要么就是搞拔河比赛。大多数新建的农村小学都是如此[ 1995年采访农民代表的前成员。]。部分学者批评文革的教育改革老拿农村学校条件差来说事，但当时的村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难道还要等有了更好的老师才开始上学吗？孩子一生中只有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永远无法重来！

农村学校的运作很灵活。在农忙时期，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到田里帮忙收割，比如拾麦穗，或者有时会在休息的时候给村民唱歌。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还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制作纸盒和信封来为学校赚钱。挣到的钱用来看电影以及覆盖学校的部分费用[ 采访1995年南河村村小学校长薛秀兰女士。]。

郭家祥村的孙世玉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想上学，但在文革前却上不了，家里人要他照顾山羊。每天早上他都会羡慕地看着其他孩子上学。他还特意把他的山羊带到学校窗外的牧场，这样就可以在放牧的时候透过窗子看学生学习。其他没法上学的孩子也聚集在那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高玉宝自传（《高玉宝》）中的第五章《我要读书》，讲述了他童年上学的渴望，以及他的家人在中共掌权之前无法送他去上学的经历[ 高玉宝的书“我有上学”（1名想去学校）在中国非常有名，他的作品被用作全中国小学生的教科书。]。高先生的自传在当时非常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编进小学教科书。然而讽刺的是，在高玉宝的自传中，他所痛恨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窗外无法上学的孩子们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意识到了。老师当时深受触动，在窗外问孙世玉和他的玩伴如果学费减免了能不能来上学。但是，仅靠学费减免没法帮助到这些孩子。家里的山羊还需要他们来管。

孙世玉和他的同伴们在1967年的教育改革期间进入了三年级。尽管孙世玉在上学时比大多数同学年长四岁，但农村教育改革对他来说是一阵及时雨。他能够完成小学学业并继续上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在郭家祥村的工厂工作，成为当地重要的技师[ 1997年夏天采访前乡村学校学生。]。因此，即墨在文革期间作为试点的农村小学解决了许多孩子上不了学的问题。首先，它为村里的每个孩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学校够大，能让每个孩子上的了学。第二，学校是免费的，父母不需要为子女的教育负担任何开支[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第三，孩子们在自己的村子上学，上课时间灵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帮助父母做家务。在农忙时节，父母最需要孩子帮助的时候，学校就会暂时关闭。更重要的事，父母不能轻易否认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学了，这给父母带来了压力，他们不得不送自己的小孩也去上学。根据南河村革命委员会领导江志和（音译）的说法，村干部还会去问父母们有没有送孩子上学[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由于农村学校消除了阻碍农村儿童入学的大部分障碍，一旦村里的小学建成，入学率就会上升[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即墨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在1968年达到90.5％，1973年达到98.3％，1976年达到99.1％[ 即墨县志，教育，27：16。]。据南城村小学一位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退休教师周成琪说，随着村里学校的成立，无学可上不再是问题[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新的联合中学

比建立农村小学更重要的是建立联合农村中学，这样即墨县每个村里的孩子都能接受中学教育。到1969年，该县建立了130所联合中学，平均每七个村中就有一所[ 即墨县志，教育，20页，23页。]。南河村和六个邻村郭家祥，胡家村，窑头，华源，莫西，和傅家庄汇集资源，建立了联合中学。七个村的总人口为8000人，每个村派代表共同组建了委员会，以协调学校的建设工作。每个村庄按照各自的规模大小提供相应比例的建筑材料。南河和郭家祥比其他村子大，贡献更多。大多数基本的建筑材料当地就有。南江和郭家祥有采石场，他们贡献了大部分石材。窑头村生产砖块，为学校建筑贡献了更多的砖块和瓷砖[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建筑材料组装完成后，由七个村子的泥瓦匠组成的施工队伍开始建造七个新教室。学校建在政府经营的小学校址上，该小学曾经服务过窑头，南河和郭家祥。这所学校坐落在南河和郭家祥之间的一座古庙里。为了建立联合中学，需要更多的土地。但是，前寺庙学校附近的土地已经被两个村子的人们用作菜园多年，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要说服这些人重新安置他们的菜园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他们的学校，两个村的造反派领导的政府说服村民们放弃他们的旧菜园，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建了新菜园[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联合中学的建设解决了学校建筑的问题。但是找老师在学校教书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找到可以教小学的人相对容易，中学教学要求则更高。为了教初中，教师至少要接受高中教育，当时农村地区只有少数人接受过高中教育。南河村联合中学决定找两名前政府教师，他们有正式的教师培训；还有四名农村教师，他们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并具有中学的教学经验。幸运的是，侯振民和王庆余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政府教师回乡教书。因此，许多来自城市地区的政府教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农村[ 1968年10月，嘉祥县教师侯振宁和王庆余提出，政府教师回到家乡像乡村学校教师那样教学并拿工分。他们的提议在新闻界引发了辩论，最后在一些地方被采纳。这项提议在政府教师中引起极大争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作为政府雇员的薪水和福利。见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4日。]。南河联合村中学有六名这样的回归教师[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这项政策在许多政府学校教师中不受欢迎，结果在即墨的联合乡村中学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过联合村中学的安排，完成小学教育的农村孩子都可以入读中学。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不需要入学考试去筛选淘汰学生。来自七个村庄的所有小学毕业生将自动升上中学而不用参加任何考试[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随着联合村中学的建设，即墨的每个农村孩子都可以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接受免费的中学教育。

新的公社高中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即墨只有两所高中，1962年共有88名学生，1963年有132名学生，1964年有99名学生，1965年有212名学生[ 即墨县志，教育，20-24页。]。由于空间有限，在文革之前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高中[ 即墨县志，教育，20：22。]。

即墨的初等教育改革方案呼吁人民公社建立自己的高中。到1969年，即墨县的高中数量增加到17所，有3,020名学生入读高中。到1976年，高中的数量增加到84所。公社高中都是由公社建造和资助的。即墨县共有三十个公社，到1976年，每个公社约有三所高中（见表2）。 1976年，即墨新入学的高中生达到8,264人，毕业班有4,095名学生。 1976年，即墨的所有高中共有13,172名学生入学[ 即墨县志，教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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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墨于1969年至1976年实施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七年中，共有19,130名高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十七年的人数增加了十三倍。在同一时期，有84,727名初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几年的人数多17倍（见表1和表2）。

在1976年即墨高中的4,230名教师和工作人员中，有2,426人（超过半数）的工资用工分计算，也就是说聘请这些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开支由村民共同承担（见表3）。农村教师的工分和农民在田间或村工厂挣得的工分相同。他们每个月还从公社政府获得2元现金补贴。当然，如果政府能支付所有教育费用自然更好，但政府本身并不会产生资金。它只能通过征税来获得收入。没多少人喜欢缴税，但没有税收就没有公共服务。在公社这样的结构下，税收基本不存在了，政府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因为政府不需要收税去供养一个官僚系统了[ 当时中国的系统并没有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但是因为像教师这样的公务员是按工分支付的，所以工分的价值实际上是减少了的。但这和征税不一样，人们不觉得这是征税。]。

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试图让工人、士兵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1968年夏，毛泽东提出全国都采纳这一理念。在即墨，对毛泽东倡议的回应是立竿见影的。工人组立即进入城关中学、即墨第二中学和即墨第一中学。而且农民代表也在所有农村学校都参与了部分管理。进入即墨第一中学的工人组由即墨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营企业即农业机械厂的七名工人组成。由何宗寅带队的即墨化肥厂的6名工人则进入即墨县公社中学主持教育改革。在农村地区，农民将他们的代表派往农村小学和中学。管理南河村联合中学的队伍则由南河村的张德池和张作教、窑头村的兰英玉、莫西村的楚吉兰和章子勇、郭村的黄克荣、以及胡家村的余立兴组成[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自1978年以来，精英教育家还有其他人都嘲笑让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的做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农民学历都很低。即墨第一中学工人组负责人周松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一家工厂工作。他在工厂赞助的夜校读书，学会了写简单的汉字[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他的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受过更好的教育。小组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张美恩也是通过夜校学会识字的，其他五名成员都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城关中学工人小组的领导何光银是一位退伍军人，接受过中学教育。他是团队中教育程度最高的人[ 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1995年。]。

农民代表的学历并不好。南河村农民协会会长张德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当他9岁时，就去照看地主家的家畜。郭村农民协会副主任黄克荣连小学都没读完。副村长张子英和莫西妇联的负责人楚吉兰，他们都完成了小学教育，是即墨县农村学校的农民代表中教育程度比较好的一批[ 对前教师的访谈，1995年。]。

从中国传统信仰的角度来看，让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和工人领导教育改革简直不可思议。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怎么能去领导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呢？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样的批判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的傲慢和他们对知识的狭隘思维[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较好正规教育的人。我认为将知识分子与其他训练有素的职业区分开来更有意义。知识分子指的是致力于寻求基本社会问题答案的人，与那些接受过特殊任务训练的人不同。我想在这里使用“受过教育的阶级”来强调这种差异。]。虽然这些工人和农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拥有实践经验和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他们勇于抵抗中国学校和社会传统对他们的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教育改革中负有使命[ 对1995年参加教育改革的农民和工人的访谈。]。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各不相同。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很快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和合作；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开展工作则遇到了困难。

起初，双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黄克荣的背后嘲笑他，因为他在第一次学校会议上说了一句“向毛主席学习”，但是语法和人们平常用的不一样[ 说“向毛主席学习”没有任何语法或政治上的错误，但老师和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过，结果听起来很奇怪和有趣。]。张德池也成了南江村学校师生之间的一个笑话，他谈到了一次自己食物中毒之后还必须带病工作的经历，结果是因为地主给雇工喂了病猪肉[ 老师和学生认为在学校谈论痢疾是庸俗的。]。

面对这些嘲笑，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继续与学生和老师一起工作。有一次黄克荣午夜跑到火车站找回了一台被前管理员偷来转移到另一所学校的设备时，教师和学生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在实践经验和判断力方面开始崭露头角，赢得了师生的合作和尊重。学生们了解到张德池是他所在生产队中最受尊敬的农业工人。他播的小麦种子总是分布更均匀，产量更高。他们还注意到张德池和黄克荣乐于帮助学生。由于缺少锅炉，南河村联合中学没法烧热水，张德池就设法为学校买了一个。在冬天，黄克荣说服他的村子为学校提供一些煤炭来给教室供暖[ 1997年对前乡村学校学生的访谈。]。与此同时，张子英和褚纪兰有丰富的公众演讲经验，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师生的合作与尊重。教师们愿意和他们讨论问题，并且他们的意见一般能被尊重[ 1997年与前教师的通信。]。

总的来说，由于社会地位较高，工人在学校比农民过的更好[ 在农村小学，没有革命委员会。]。学生和老师会非常热情的接待工人们。当时的学生和工人组成员至今仍记得那时受到的热情款待[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市的前学生和工人团队成员。]。总的来说，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比农民更好。所有入驻即墨第一中学的七名工人都住在校园里，在学生食堂吃饭。他们还经常访问学生宿舍。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很少在周末回家，因为许多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也没有回家[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团队的前成员。]。

当工人们第一次进入学校时，他们组织学生开了许多菜园，为学生食堂生产新鲜蔬菜。工人组负责人周松波和他的同事们放学后会和学生一起在菜园里工作。他们将人类排泄物变为有机肥料，并将其用于园艺中。一位老师感慨地说：“这些工人是什么样的学校领导啊！居然用粪便弄脏自己的手，还去种菜[ 1995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一位大学教授就教育改革进行了对话。]？但根据前工人组的成员的说法，这样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并通过与他们合作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夏天，在即墨第一中学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一些以前的学生说，在农村工作是一件好事，因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有机会向同学传授他们的园艺技巧，而来自非农村家庭的学生则学会了如何去搞园艺。这些劳动促进了大家之间积极的互动[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根据我的几位受访者的说法，即墨学校的工人和农民努力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张美恩和王克庄说，他们经常去学生宿舍，因为想了解更多学生的生活[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南江村的张作娇和张德池则认识每个村民及其子女。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他们会陪老师去家访，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况[ 1997年夏天对学校农民代表的访谈。]。南河中学的老师褚继英说，她花了很多时间了解班上孩子父母的情况[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学校教师。]。龚兆林和张素成是朱老师班上的两名学生，他们放学后打架，张的头都被打破了。朱老师放学后去家访，了解到了他们的矛盾。第二天，她与全班同学讨论从打架中吸取到了什么教训。

即墨第一中学的一名学生经常在晚上尿床。由于害怕同学的嘲笑，白天他没有去晒被子。当工人们发现了他的处境时，都伸出了援手。周松波带他到校医那里检查，工人组的女成员张美恩帮他洗了被子，还塞了新棉花进去。他们还与其他学生沟通，希望他们理解这位同学的难处，不要嘲笑他，加剧他的窘况[ 1995年对前工人队和前学生的访谈。]。

张德池和黄克荣说，如果学生迟到或缺课好几次，他们和老师会和孩子的父母沟通，找出问题所在[ 1993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工人们还帮助老师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物理老师李俊平怀孕了，需要家里的帮助。工人们将她的妹妹从泰安调到学校学习，这样她就可以帮助姐姐做家务。肖秦凤是一名英语教师，因为家里的事精神压力一直比较大。工人们与她的丈夫沟通，减少她一个学期的教学负担，这样她就可以好好休养。在冬天，即墨煤炭短缺，工人确保教师有足够多的煤来给屋子供暖[ 1996年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

周民生因为妻子和母亲吵架而烦恼。每当他回到家，他都得面临这个困境。他年迈的母亲希望他给她带把椅子，但他的妻子不希望他这样做。如果他把椅子带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就会和他吵架，但如果他听了他的妻子，他就没有尽儿子的责任。无奈之下，他与工人组的成员去沟通。周松波跟他的妻子和母亲谈心，先是分开谈，然后再一起讨论他们的争吵对周民生造成的困扰。周松波又解释了周作为儿子和丈夫的责任，还跟他们说一家人怎么才能和睦相处。他们还要求周民生创造性地发挥他作为丈夫和儿子的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他们的内部矛盾[ 1995年对工人队前成员的访谈。]。工人组的参与帮助周解决了他的家庭问题。

化学老师唐克铮和体育老师郑一鸣在教师食堂里开了个玩笑，结果唐被殴打，感到十分羞辱。他多次拜访工人，坚持要求工人在师生联合大会上对郑进行批评教育。工人们说服他，在公共场合去批评郑无助于解决问题。相反，这只会加深他们之间的怨恨，让郑老师在教师会议上道歉比较可行[ 1995年对工人队前成员的访谈。]。

周民生是一位非常认真专注的语文老师。他非常认真地备课，讲课妙趣横生，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他的教学方法，他带的两个班的学生超过了其他班的学生。在他教的两个班里，他提出了“学不好功课，对不起主席”等口号，在学生中很受欢迎。然而，他跟同事处的就没那么好。每年年底，工人组和学校革命委员会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教师作为模范代表。但是模范教师是由老师们共同选出来的，周民生通常不被认可。他觉得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平。他向工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问为什么自己不能被选为模范教师。工人们理解他，鼓励他与其他老师沟通，并建议他邀请同事来观摩他讲课。他听从了建议并改善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被同事选为模范教师[ 1997年对前工人小组成员的访谈。]。

上述所有例子均表明，工人作为学校的顾问，不比学校领导做的少。一位前工人组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尽力帮助老师和学生[ 1997年夏天采访了工人队的前成员。]。这符合中国流行的领导观念，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要求领导管的比较宽。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并不总是很明确。人们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同时也是一位好的朋友，能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出主意。吵架的时候，领导人要能调解家里、邻里和同事间的矛盾；经济上突然有困难的时候，要能帮忙借钱，还要解决住房的问题。一个好的上级领导不能对下级同事说不。

总的来说，大部分师生对在学校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未受过教育的老工人周松波在老师中是如此的受欢迎，四年后当他要离开学校时，老师们都希望他回来。最后他回来了，在即墨第一中学呆了七年[ 1997年夏天采访前工人队的成员。]。

但是，也有些老师不屑于让工人和农民参与教育改革。他们喜欢揭露工人的无知，炫耀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深刻认识。即墨第一中学的王玉伟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质疑工人，以取笑他们的无知为乐[ 1997年夏季采访前中学教师。]。许多精英认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但他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这种态度和行为是中国传统糟粕的遗留，强调万般皆下品（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惟有读书高。毫无疑问，这种传统的精英主义偏见是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部分原因[ 中国和外国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自15世纪以来就落后了。其中一个理论认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实践知识存在强烈偏见，这种态度部分是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的。人们只做回报最高的事。通过科举考试能获得仕途上的晋升和世人的尊敬，大家就都去考科举了。这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强调要去改造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因[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改革知识分子的呼吁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犯的错误的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被改造，需要去学习新事物，就像党的干部也需要被改造一样。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农村小学、联合村中学和公社高中的建设只是1968年即墨初等教育改革方案所设想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它还呼吁师生改革旧课程和教学方法。旧课程因脱离现实生活而受到谴责，旧的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受到批评[ 即墨县红卫兵总部《初步教育改革计划》，6页。]。

当时的教科书是由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一些专家编写的。这些专家不理解，也没有费心去关注农村儿童需要什么，或者农村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文革期间旧有的教育实践之所以被农村老师和学生诟病，部分原因是旧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与农村儿童的现实生活脱节，使农村儿童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数学，物理和化学教科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抽象材料与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而在农村生活中有用的概念和公式却并没有交给学生[ 郑功，向农，周兵，《课程应简明扼要，与现实生活相关》，《教育革命论战》中的精选文章。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编辑。第10卷，1970年10月，2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决定在学校工人组的鼓励下自己开发新的课程和教科书。教科书编制小组由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化学，物理和生物被纳入到两门主要课程中，叫作“基础工业知识”和“基础农业知识”。数学开始涵盖实用知识，如簿记，会计和预算[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什么是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者希望学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业，但也要学习一些工业和农业技能，最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思维[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慢慢产生了体力劳动凌驾于学业之上的趋势，许多学生被分配了太多的体力劳动。不过这也是因时而异、因地方而异。

在即墨教师培训学校，学生们轮流在学校的塑料车间和菜园里工作，每周工作三小时。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1968年在不同的工厂度过了三个月。在工人和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编写了有关内燃机和电动机运行原理的教科书，内容包括如何绘制和阅读蓝图，以及其他工业技能和知识。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如何画图，还有操作不同的机器[ 采访第一中学的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驻扎在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参与编写了内燃机教科书。在编写基础工业知识教科书的过程中，他们在第一农业机械厂，电气公司和农业工具厂工作了三个月。]。那年，中学学生和老师也在即墨北部的村庄里工作了两个月。他们编写了关于农作物，肥料和农业机械的教科书，并和农民一起工作[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市即墨农业中学的前学生。]。但这种实践后来并没有延续下去。之后，学生会花一个下午在学校的菜园或工厂车间里劳动。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多花一个下午来帮助村里的村民。

在南河联合中学，学生从事两种体力劳动。他们在春天割干草，夏天拾麦穗，秋天为学校收甘薯,冬天去碎石。这些劳动能增加学校的收入，还能培养学生对体力劳动的热爱。在这些富有成效的活动中，学生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怎么和其他人交流，怎么和老师去沟通。

1973年和1974年开始鼓励“开门办学”。除了每周下午例行的体力劳动外，学生还可以去医院或工厂工作四星期，学习他们想学的技能。有些人学会了如何处理急救和注射，还有人学会了如何修理机器和收音机。1971年和1972年的高中学生每周平均花大约四个小时在课业之外的活动上。1973年，1974年和1975年的高中学生每周则花约7小时，占上学时间总数的六分之一[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高中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跟几个工厂和村子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即墨第一中学与即墨最大的第一农机厂以及葡萄酒厂建立了合作关系[ 1995年对前学生的访谈。]。南河联合中学与一个小型集体运输机械工厂和一支部队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到工厂学习蓝图以及如何操作机床，还邀请工人和农民给他们讲课。当他们学到数学的会计和簿记那一部分时，还会邀请村会计师去讲课[ 1995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83*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据张所成介绍，他在教育改革中学到的技能在1974年毕业后在乡镇工业企业工作的时候很适用[ 即墨县志，事件年表，78页。]。

除了去工厂和农场，邀请工人和农民讲课外，学校还建立了自己的车间和农场用来做实验和创收。到1970年底，即墨县的大多数学校建造了一个或多个车间和农场[ 采访南河联合中学的前学校教师，他们当时负责在1995年建造学校铸铁车间。]。即墨第一中学有一个工厂，两个车间和两个小农场。南河联合中学建立了一个铸铁车间，一个生产有机肥的车间，和一个由学生和老师开辟的两块小土地组成的小农场。他们在自己的农场尝试不同的播种和耕作方法[ 1997年对前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学生轮流在学校车间和农场工作，大约每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与即墨第一中学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的通信。]。

在工厂工人和村民的帮助下，这些工业和农业项目得以完成。工厂和村子还为学校提供后勤支持。比如即墨第一农机厂为即墨第一中学提供所需设备，用于他们的第一次研讨会，并在一开始就为研讨会的运作提供技术支持[ 采访了一名退役士兵刘长征，他带领一群士兵帮助学校进行教育改革，1995年。]；部队会给学生们军训[ 1995年对前农民代表的访谈。]；南河联合中学从七个村子的生产大队那里获得了财政和物质支持；郭家祥村帮学校建立了第一个铸铁生产车间，并培养学生使用该设备；南河村每年都为学校购买和运输煤炭[ 广州派遣员，香港《文汇报》，1977年11月23日;香港《大公报》工作人员记者。1997年11月24日，胡素珊引用《教育与革命：重新审视中国模式》，《亚洲调查》第9号，1978年，875页。]。

对文革课程改革的评价

批评文革的教育改革时，人们会说比如这一时期的物理课程被简化成只研究“三台机器和一台泵”——发电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 1996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教育改革被视为一种静态的改革。事实上，文革期间的课程变化是动态的，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68年至1970年教育改革的初始阶段，更强调关于机器和泵的实用知识，而牺牲了比较抽象的理论。这些教科书被称为试用课本，表明它们的实验性质。但到了1971年，这些课本的编写更加成熟了，内容比以前更平衡了。比如，即墨和山东省其他县使用的物理课本中包含了许多理论要素，如磁场，静电和热力学，以及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后来的课本就不叫试用课本了[ 宋英发从1969年到1974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他现年六十多岁，半退休。]。

受当前中国政府的评价以及教育精英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的影响，如今即墨的一些农民也觉得他们的孩子被文革的农村教育改革给骗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旧有教育系统的毕业生学得多；写字不够好看；记得汉字不够多，背的历史不够多。南河村前党委副书记宋永发评论说，虽然他在解放前只受过四年的小学教育，但他的字写的比南河联合中学的大多数毕业生要好[ 刘世正在他的团队中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高中毕业，并去了一所师范学院。他教了几年。但是在1960年大跃进之后即墨县严重粮食短缺期间，他离开了即墨的教学岗位，回到家乡照顾他的父母和妻子。]。南江村第八生产队前任会计师刘世正说，他小组里的十个公社高中的毕业生中，没有一个人字写得很好看[ 高中音乐教师胡大伟是当时同龄人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是1977年在即墨县六个科目参加全国入学考试的50,0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的前54名大学生之一。因为这是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考试，过去12年的每一个中学和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在支付十元费用后参加考试。年龄从35岁于1966年高中毕业的候选人，到1977年仍在高中的17岁学生。由于大学空间有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竞争。]。胡大伟是通过高考入学的50,000名前高中毕业生中的五十名学生之一。1977年的高考，他因为字写的不好看而在火车站被嘲笑。一位火车站的职员，看着他的笔迹，轻蔑地说：“你字写得这么难看，怎么通过高考的？”[ 于波，《劳动参与简论》，《教育研究》，第9期，1982年，26页。]在旧中国，把字迹是否好看作为衡量人才和受教育程度的标准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孩子们所受到的教育。很多人用好看的字迹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如果再把字迹作为衡量现代教育质量的标准，就很荒谬了。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文革的教育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于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指出了三河县农村教育改革取得的切实成效。三河在教育改革期间有1500名高中毕业生学会了如何修理柴油发动机，电动机，水泵，收音机和扩音器。，1800多名毕业生掌握了种植新作物种子的技能和其他农业技术。另有4,000人接受了培训，以治疗常见的动物疾病，同时完成所需的课程。这些高中毕业生成为三河农村技术人员的支柱，并继续在当代的农村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同上，28页。]。

除了这些成就外，于波还指出，从1970年到1981年，三河的学校所经营的工厂和农场总共创收了1300万元。这笔钱不仅有助于改善学校设施，还为全县405所中小学的所有学生负担了学费。大约有196所学校负担了教科书费用，96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纸和笔。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儿童都能入学，三河的入学率一直高于97％，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读完了初中[ 1995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在即墨，学校也会利用学校工厂产生的资金来完善他们的设备。其中，即墨第一中学用学校工厂赚来的钱买了第一台拖拉机[ 同黄炳德的访谈。1968年，黄在文革期间毕业于耒阳县的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他将被分配到城市的一所重点学校任教。教育改革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南河联合村中学任教，直到1979年他获得政府职位。现在他领导管理即墨县退休官员事务的市政部门。]。

南河联合中学的前任教师黄炳德说，文化教育改革为那些一直处于教育劣势的农村儿童打开了大门。他列举了即墨市教育改革取得的三项重大成就。首先，在教育改革期间建立的农村学校在当地培养了大量掌握了实际工业知识和农业技能的青年，这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即墨的经济发展需要这些实践经验。其次，教育改革也改变了老师对农民的鄙视心理。当老师被强制要求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时，他们学会尊重村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第三，它赋予了村民权力。农民不再觉得教育精英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了，因为在与他们合作之后，更加了解了这些受过教育的老师。据黄先生介绍，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其局限，但却极好地满足了农村的历史需求[ 1995年采访双庙小学的前学生。]。

很多人担心过多参与体力劳动和对实践经验的依赖导致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科学和研究水平普遍下降。这种担心也非常合理，因为这样也可能对过往的错误矫正的过了头，即所谓的“矫枉过正”。就实践经验和参与生产而言，很难在“恰到好处”和“矫枉过正”之间确立一个明确的界线。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总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如果有更大比例的人口能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甚至还掌握了重要的技术知识，这能否表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果有更多的村民开始在农业中运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更多的村民在农村工厂使用农业机器并在村工厂生产机器，这是否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有所提高？还是说只有在尖端领域产生的重大突破才能证明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进步？

并不是说中国在文革时期没有科学上的重大进步，核弹的爆炸和卫星的发射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它们与民生联系不大。往往是技术上的小创新，比如耕具和农作物种子的改进更直接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及其对农村人民赋权的影响，恰恰促进了这些技术上的小创新。

改变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文革在学校带来的另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取消了老师的绝对权威，这有助于赋予学生更多的权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学生，都开始对教师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仔细审查他们的行为。在文革初期，学生、还有学校里的小孩会写大字报来表达对老师的不满。在双庙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会写大字报去批评老师。其中一个学生写大字报抗议他的老师没收了他的扑克牌和一把古董刀，把它们给了自己的儿子[ 采访1996年双庙小学的前学生。]。另一名学生不满老师仅因自己与同学讲小话而用棍子打他[ 1997年夏天访问南河小学的前任教师。]。学校的墙上挂满了批评教师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改变了课堂的风气，许多老师非常认真地对待学生们提出的批评。一些老师在采访中告诉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会了更多地尊重学生的意见，之后再也没有打过他们[ 1997年夏天对前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孙志贤女士曾经经常对学生扔粉笔，但她看完大字报后，就不再朝学生脸上扔粉笔了。有一次，她还邀请一些学生到她家一起做饭，并更多地去了解学生[ 1995年对双庙小学的前教师进行访谈。]。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对学校在文革前开展工作的方式感到满意的。一方面，频繁的测验和学校与班级之间激烈的竞争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候并不能让他们去自主管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顺应当时的潮流，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学校施加给他们的超乎寻常的学术压力了[ 1995年访问兰成武。他说，当他和同学们在学校组织红卫兵小组批评学校的教育当局时，老师们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并帮助他们准备了一些大字报。]。在文革期间，许多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也反抗学校当局，并要求改革学校的管理制度[ 各省在教育改革辩论中发表了数十卷选定的文章。这些文章非常简短、不怎么正式，主要由小学和中学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和士兵提供，涵盖各级教育的各个方面。]。在首批批评即墨学校当局的造反派红卫兵当中，就有许多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不同省份发表的数十卷关于教育改革的辩论中，对教学方法的最强烈的批评来自于教师，而且也是他们提出了最激进的改革建议[ 1997年夏季采访前学生。]。

许多教师开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并和老师进行讨论。一些老师还更进一步，让学生参与备课。学生和老师还为每个主要学科选择了一个班级代表，他们负责从学生那里获得老师的反馈[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根据退休村中学教师褚继英的说法，有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备课，她自己也会尝试着和学生轮流上课[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力下放，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学生会一起讨论，辩论，有时还质疑老师。不过也有学生会在课堂上滥用新获得的自由。王新发以前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纪律。他故意与老师争吵，因为知道老师不能拿他怎么样，他会坚持说老师错了，他在任何争论中都是正确的[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宋延昌也很淘气，他觉得上课无聊的时候，就会和同学一起玩划拳[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和学生的访谈。]。

一些教师和家长被越来越松弛的课堂纪律和秩序吓到了。之前严格的课堂规定放松了，意味着学生不用再坐着的时候把双手背在背后了。但是大多数学生还是想要学习的，并不想破坏课堂纪律。对捣乱的学生，老师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他们可以通知家长学生在学校的行为。宋延昌的老师就这么做了。延昌的父母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管教了他。之后，他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好。教师还可以动员学生对捣乱的同学施加压力。王新发的老师就采用了这个方法。王新发两次中断课堂纪律之后，孙振贤和褚继英这两位班主任就和同学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全班决定与王新发进行公开辩论，大多数学生表达了对王新发捣乱行为的不满。最后，他们决定王新发在被允许继续上课之前必须写一份悔过书。王新发被孤立了，他生气地离开了教室。老师和学生代表向王的父母说明了学校发生的这件事。王新发缺席了一周。但最后，他还是交了悔过书，并被允许恢复上课。他吸取了这次教训[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和学生的访谈。]。有的老师在处理有问题的学生方面比其他老师更有经验，也更灵活。有的老师积极处理课堂秩序的退化，有的老师虽然对此非常痛恨，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97年夏天采访了前任教师和学生。]。

有的老师和家长儒家观念比较重，不能轻易接受平等的课堂观念。因此当国内普遍充斥着对文革的批判声的时候，可以理解他们也不满于文革期间上课纪律的缺乏，还是支持更加守规矩的课堂。这表明新的民主文化不容易扎根。有人说，培养一个高尚的人需要三代人的努力。民主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育肯定需要充足的时间。

这里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在保持活跃的课堂气氛的前提下达到一种平衡。首先，学生要是在课堂上享有自由，肯定会使老师在课堂上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更具挑战性。他们不能仅依靠教师的权威来压制学生的问题和要求，还得让自己的课程变得更有趣。否则，学生不会听他们的，还会带来各种麻烦。高中数学老师姜妮虎教课就比较无聊，学生张秀一觉得无趣了，就开始闹事。老师想要控制他，骂他“真不要脸皮”。张秀一也模仿老师说了同样的话，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最后，姜不得不私下与张秀一沟通，并努力改善他在课堂上的教学方法[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汉字“鲜”由“鱼”和“羊”两个字组成。宋延昌从分析这些汉字中汲取灵感，以独特的组合创造出独特美味的羊肉菜单，吸引了大量顾客，使他的餐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元德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希望自己的班能够超越其他班，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比较争强好胜。但班上的学生并不配合，他们表现的就是中规中矩。他很失望，指责整个班“哭笑一个模样”，说大家都是平庸之辈。他这种不恰当的批评激怒了班里的同学。他们决定拒绝交下个学期1.2元的学费。刘收了几次都收不全。当他意识到班里同学是故意让他难堪的时候，他只好要求学校把他调到另一个班级。当新的老师接管班级的时候，每个人立刻就交了学费。根据班上学生的说法，刘不仅不尊重学生的感受，而且也不擅长教课，他需要吃个教训[ 同宋延昌的访谈，1997年夏天。]。

课堂纪律的退化会不会阻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在文革期间，南河联合中学的四个“臭名远扬”的捣蛋鬼现在都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出头了。王新发现在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做生意如鱼得水。张秀一经营一家服装企业，也很成功。周家山是他那个村的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宋延昌开了家餐馆，经营得顺风顺水，管理非常具有创新性[ 《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6月18日。]。1997年夏天我在即墨旅行的期间，和一群邻居交谈时遇到了王新发，他在公开场合大声谴责当地政府的腐败和愚蠢。从他说话的方式，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农村的知青

文革前的教育体系与其说在教育农村人口，不如说是在消耗农村的人才资源。少数能够上高中的农村学生会继续上大学或在城里找到工作，但是很少有人回到农村。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村民缺乏教育导致农村官员普遍存在腐败和贪污现象，也因为缺乏受过教育的人才去吸收新技能和新知识，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将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这要通过迅速扩大农村的学校系统使其服务于农村的需要，并打破高中到大学的直接过渡来实现。这样一来，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就能回到自己的村子，数百万的城市高中毕业生就能来到农村。

1966年6月，高等教育机构暂停了原定计划的全国入学考试[ 1997年夏季采访了即墨的村民。]。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打碎了很多人的大学梦，令人深感失望。但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措施就好比不是给病人输血而是“造血”，为农村的振兴带来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毕业后直接上大学不再是高中生的单一选择。在获得入大学资格之前，每个学生必须在农村地区或工厂工作至少两年。学术能力不再是考察高考生的唯一标准。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还要证明自己同时也是勤奋的农民或工人。从1976年开始，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原来的村子，为把他们送进大学的村民服务[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市的前城市青年。这项改革在1978年得到了扭转。]。

高考暂停后，上山下乡愈演愈烈，即墨第一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即墨市，拥有城市户口的高中毕业生前往位于即墨市北部和西北部的瓦戈庄和段泊岚公社定居。大多数人在城里找到工作之前，在那里待了两年，有的只待了一年。政府为他们建了集体宿舍，还给他们提供了第一年的粮食供应。城市青年的父母希望子女能获得优待，他们会利用关系帮助孩子所在的村子的当地人。有的人帮当地人搞到更多肥料和农业机械，有的人帮村子建立起农村工业企业并为他们提供合同。当地人民对城市青年礼遇有加，把他们引荐给了共产党，当他们有机会加入军队或进入大学时，会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建议[ 即墨县志，即墨事件年表，79页。]。城乡之间发生了双向交易。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是两者之间的桥梁。通过采访这些城市青年和当地人，我发现当地人非常欢迎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年轻人普遍很感激当地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除了本地的青年人，仅1968年1月至7月，就有来自青岛的883名知识青年来到即墨工作[ 即墨县志，27：25。]。农村和城市知青的涌入改变了农村地区的教育结构和人口基础。在1966年至1976年间，即墨有65,597名初中毕业生和19,130名高中毕业生，平均每村85人会回到即墨[ 当然，到处都不一样。许多城市青年都有不好的经历。]。这些学生成为农村发展所依赖的新一批老师、医务人员、熟练工人和技师。高考制度改革和鼓励城乡青年走向农村的运动，打破了中国教育的恶性循环[ （缺尾注）]。

文革期间即墨农村学校的迅速扩张是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中国农村的所有儿童都史无前例的有机会上小学，绝大多数儿童都有机会上中学和高中。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教育方面远非官方所说的是十年浩劫，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时期。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履行在农村普及教育的承诺，这将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54页。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5月16日

红卫兵在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质疑党的教育路线。1997年夏天和兰城武的访谈。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5年。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

王朱莉，《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中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17页。

和北京第一女子高中毕业班班长荆艾艾的访谈，她和同学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彻底革新大学的入学考试系统，1993年。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

大众媒体早在文革前就说要消灭三大差别，还专门有歌曲传唱这个政策，见王的书第17页。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

和前造反派的通信，1996年，1997年。

即墨第一中学也位于县城外。与其他城市相比，该镇是一个乡镇，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居民，但与县内其他农村地区相比，它又是城市，因为它是全县的商业中心。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4年，1996年。

中央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翼分子。但由于革命左翼分子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由在场的士兵们来决定到底支持谁。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5年。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导人。

毛泽东五月给林彪的第七封信，即五月七号指令，于1966年5月15日出版。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页。

即墨县志，即墨县事件年表，74页。

1997年对前造反派领导人的访谈。

即墨县志47页，访问前造反派领导人，1997年。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1995年采访农民代表的前成员。

采访1995年南河村村小学校长薛秀兰女士。

高玉宝的书“我有上学”（1名想去学校）在中国非常有名，他的作品被用作全中国小学生的教科书。

1997年夏天采访前乡村学校学生。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即墨县志，教育，27：16。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即墨县志，教育，20页，23页。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1968年10月，嘉祥县教师侯振宁和王庆余提出，政府教师回到家乡像乡村学校教师那样教学并拿工分。他们的提议在新闻界引发了辩论，最后在一些地方被采纳。这项提议在政府教师中引起极大争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作为政府雇员的薪水和福利。见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4日。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即墨县志，教育，20-24页。

即墨县志，教育，20：22。

当时中国的系统并没有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但是因为像教师这样的公务员是按工分支付的，所以工分的价值实际上是减少了的。但这和征税不一样，人们不觉得这是征税。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

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1995年。

对前教师的访谈，1995年。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较好正规教育的人。我认为将知识分子与其他训练有素的职业区分开来更有意义。知识分子指的是致力于寻求基本社会问题答案的人，与那些接受过特殊任务训练的人不同。我想在这里使用“受过教育的阶级”来强调这种差异。

对1995年参加教育改革的农民和工人的访谈。

说“向毛主席学习”没有任何语法或政治上的错误，但老师和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过，结果听起来很奇怪和有趣。

老师和学生认为在学校谈论痢疾是庸俗的。

1997年对前乡村学校学生的访谈。

1997年与前教师的通信。

在农村小学，没有革命委员会。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市的前学生和工人团队成员。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团队的前成员。

1995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一位大学教授就教育改革进行了对话。

夏天，在即墨第一中学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

1997年夏天对学校农民代表的访谈。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学校教师。

1995年对前工人队和前学生的访谈。

1993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1996年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

1995年对工人队前成员的访谈。

1997年对前工人小组成员的访谈。

1997年夏天采访了工人队的前成员。

1997年夏天采访前工人队的成员。

1997年夏季采访前中学教师。

中国和外国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自15世纪以来就落后了。其中一个理论认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实践知识存在强烈偏见，这种态度部分是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的。人们只做回报最高的事。通过科举考试能获得仕途上的晋升和世人的尊敬，大家就都去考科举了。这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改革知识分子的呼吁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犯的错误的其中一个例子。

即墨县红卫兵总部《初步教育改革计划》，6页。

郑功，向农，周兵，《课程应简明扼要，与现实生活相关》，《教育革命论战》中的精选文章。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编辑。第10卷，1970年10月，2页。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采访第一中学的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驻扎在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参与编写了内燃机教科书。在编写基础工业知识教科书的过程中，他们在第一农业机械厂，电气公司和农业工具厂工作了三个月。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市即墨农业中学的前学生。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高中生。

1995年对前学生的访谈。

1995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83*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即墨县志，事件年表，78页。

采访南河联合中学的前学校教师，他们当时负责在1995年建造学校铸铁车间。

1997年对前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访谈。

与即墨第一中学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的通信。

采访了一名退役士兵刘长征，他带领一群士兵帮助学校进行教育改革，1995年。

1995年对前农民代表的访谈。

广州派遣员，香港《文汇报》，1977年11月23日;香港《大公报》工作人员记者。1997年11月24日，胡素珊引用《教育与革命：重新审视中国模式》，《亚洲调查》第9号，1978年，875页。

1996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宋英发从1969年到1974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他现年六十多岁，半退休。

刘世正在他的团队中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高中毕业，并去了一所师范学院。他教了几年。但是在1960年大跃进之后即墨县严重粮食短缺期间，他离开了即墨的教学岗位，回到家乡照顾他的父母和妻子。

高中音乐教师胡大伟是当时同龄人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是1977年在即墨县六个科目参加全国入学考试的50,0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的前54名大学生之一。因为这是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考试，过去12年的每一个中学和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在支付十元费用后参加考试。年龄从35岁于1966年高中毕业的候选人，到1977年仍在高中的17岁学生。由于大学空间有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竞争。

于波，《劳动参与简论》，《教育研究》，第9期，1982年，26页。

同上，28页。

1995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同黄炳德的访谈。1968年，黄在文革期间毕业于耒阳县的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他将被分配到城市的一所重点学校任教。教育改革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南河联合村中学任教，直到1979年他获得政府职位。现在他领导管理即墨县退休官员事务的市政部门。

1995年采访双庙小学的前学生。

采访1996年双庙小学的前学生。

1997年夏天访问南河小学的前任教师。

1997年夏天对前教师和学生的访谈。

1995年对双庙小学的前教师进行访谈。

1995年访问兰成武。他说，当他和同学们在学校组织红卫兵小组批评学校的教育当局时，老师们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并帮助他们准备了一些大字报。

各省在教育改革辩论中发表了数十卷选定的文章。这些文章非常简短、不怎么正式，主要由小学和中学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和士兵提供，涵盖各级教育的各个方面。

1997年夏季采访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