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三章：集体化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第三章集体化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村进行集体化改造，努力迅速发展农业经济，为农村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人们认为，农村集体组织将促进基础设施改善、水利控制和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它们也将是发展农村工业的基础。集体组织能够改善农村的社会福利，为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最终，所有这些目标都与共产党缩小城乡差距的基本承诺相联系。本章对即墨市集体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项目的前十七年进行了评价。

合作化运动

在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举措，是将农民个人组织成互助团体，然后组建农业合作社。这些组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有些地方叫“土地社”，有些地方叫“合作社”。后者在中国很普遍。即墨县的人们给他们的农业合作社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如“黎明合作社”“光明社”(光辉社)等等。

这种组织结构的理由有三方面。一是防止无地贫农失去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的土地，防止农村经济分层问题的发生。个体小农，特别是在原始条件下挣扎的贫困农民，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由于水灾或旱灾而导致的作物歉收，或家庭成员的疾病，特别是家庭中唯一或主要的农业劳动者在适当的时候患病，都很容易使贫穷的家庭陷于瘫痪。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灾难可能导致家庭土地的损失。互助与合作组织为贫困农民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制度保障。当一个家庭遇到困难时，其他家庭可以来帮助它度过短暂的困难。从本质上讲，集体农业是一种相互保险的形式，旨在弥补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的缺失。

农业组织可以促进分享贫穷农民没有的农具和家畜。在土地改革之前，没有农具和家畜的贫困农民不能及时耕地;结果，他们的作物在种植和收获上都错过了季节。因此，贫农的庄稼总是比别人的差。一些贫穷的农民用他们的劳动换取家畜和农具的使用。但是，贫穷的农民在这种贸易中往往吃亏，他们的庄稼仍然比那些拥有适当牲畜和工具的人种植得晚。

共产党发起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一些土地、家畜和农具，把它们分给了穷苦的农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家畜供大家使用。通常，几个贫困家庭不得不共用一头牛或一台犁。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协调有效地利用这种共同财产往往是困难的。互助组织为使用共同的农具和家畜提供了一些机构协调。农业合作社最终消除了大型农具和家畜的私有制，这将进一步消除农具和家畜分享方面的摩擦，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至少党是这样认为的。

农业集体化要协调好，更好地利用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改善土壤改良、大型灌溉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个体农民独自工作往往看不到大型灌溉项目的好处。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缺乏组织机构的力量。协调大型水利工程。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很原始的原因之一。即墨农民称其为“靠天吃饭”(依靠上天获得丰收)。如果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雨量，收成就会很好。当雨太多或太少，或在错误的时间下雨，作物就会歉收。即墨市的2,093,913亩土地,1949年只有18,900亩灌溉。另一方面,600,000亩的低地即墨市县西北部遭受频繁因为洪水在夏季和秋季作物歉收。

农业合作组织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试错。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互助组织由五个或更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组成，通常来自同一家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社。它包含了30到50个家庭一起工作。在1956年。组织了高级社(高级合作社)，通常包括整个村庄。1957年，一些地方成立了包括几个村庄在内的大型先进合作社。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s)成立，通常包括30到50个村庄。在公社内部，村庄成为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又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团队有30到40户,农业约150到200亩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团队是基本的核算单位，收入在团队内部进行核算和分配。生产队还从生产队汇集资源，购买大型企业机器或建设大型灌溉项目，以造福整个村庄。公社从生产队汇集资源，投资于工业企业，并为整个公社的利益从事大型灌溉工程。这种资源的汇集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县政府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经常从生产大队中随意、任意地获取资源，投资于大型水利工程。最终，政府和人民意识到这种从生产队和旅中任意抽取的有害影响，并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予以纠正，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初集体解散。

大跃进是中国理想主义和热情高涨的时代。国家领导人、地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普通农民都被这个巨大集体的成就和潜力所吸引。他们失去了理智，变得过于雄心勃勃，参与了太多、太大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当时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跳跃失败的几个因素结合起来。

改善基础设施

在某种程度上，农业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现了他们的目标。1952年，即墨县在互助组的组织下，共挖了7738口灌溉井。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即墨的农业合作社又挖了6178个坑，并在1954年购买了2033个新的机械水泵——水车(水泵)。到1955年，灌区面积增加153,300亩。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灌溉面积增加了八倍多。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灌溉设施的建设迈出了一大步。即墨县建成了首批33口配有电动泵的大水井和首批4座中型水库。石塘水库始建于1959年10月，1960年8月建成，总库容1114万立方米。王泉水库始建于1959年11月，1960年8月建成，总库容4320万立方米。松花泉水库始建于1959年11月，总库容2,850,000立方米，1960年8月建成。诺城水库容量为一万二千六万立方米，1959年11月开工，1960年8月竣工。即墨县除上述4个中型水库外，还投资了其他几个灌溉项目，其中一个是岔河灌区工程(岔河灌溉项目)。该项目于1959年4月开始，1960年初完成。

这些巨大的水利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石塘水库用工1,715,500万个工作日，总投资302.9万元。王泉水库历时3,389,500个工作日，完成总投资214.75万元。松花泉水库采取劳动节假沙2,254,400工作日，总投资793,000元。诺城水库共吸收人工2,457,300个工作日，投资176.44万元。察河水利枢纽工程又用了732,000个工作日和662,900元的资金投入。这些水利设施建设共投入10,548,700个工作日，资金投入8,396,800元。在讨论中国的大跃进时，许多人只看到了粮食短缺和其他负面后果。他们不明白大跃进的部分目标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大跃进期间修建的水库使农村地区在未来几十年受益。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正是大跃进期间受灾最严重的农民总是含糊其辞，而不是完全谴责大跃进的原因。

农业生产进步不大

自农业合作化开始以来，对灌溉项目建设的巨额投资开始改变即墨市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民对降雨的依赖程度降低，产量有望大幅增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长(见表1)。在大跃进之前的几年里，即墨的粮食产量仍然相当稳定，这与气候条件有关。大跃进之后，即墨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分析造成这种灾难性下降的原因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很明显，过快建设的努力导致了对种植和收获的忽视，大规模的规划和管理不善，再加上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危机。1960年、1961年和1962年，即墨遭受了春季干旱，而夏季的大雨造成了严重的洪水。村民们回忆说，连续三年，夏季的洪水使田地里都是水。初夏种植的红薯在秋季仍然保持同样的大小。田野里所有的沟渠都灌满了水。1960年单产降至30.5公斤/亩，1961年降至51公斤/亩，1962年降至54公斤/亩(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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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业收成在随后几年有所恢复，但考虑到所有灌溉项目的投资，结果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文革前最高单产为1965年的83.5公斤/亩，并不比内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高多少，见表1。

农村产业

1958年以前即墨没有农村工业。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用很少的资金建立了许多工业项目。当时有两种农村工业企业:公社企业和生产队企业。截至1959年8月，已建立各类企业254家，职工47,932人。大队经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他们的产品有铁锹、锄头、镰刀、纸张、水桶、篮子、酒、豆腐干和豆腐干，大多涉及传统工艺和技能。在南河，村里印了装饰纸和豆腐干。另一方面，公社企业通常比较大，比较复杂，有一些基本的机床，生产或修理农用机械。

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调整政策关闭了新的农村工业企业。即墨只有10家农村企业在最初的调整中幸存下来。这十家企业只有253名员工，年生产能力估计只有17万元。到1963年，所有公社经营的工业企业都停了下来。大跃进的失败伤害了人们对公社的信心。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许多地方的集体被解散了。土地被分配给各个家庭单独耕种。在公社工业工作的职工，在集体分配制度下得到集体补偿的，现在必须回家种田。在中央的鼓励下创办的农村工业企业，也因中央的命令而关闭。

集体和农村社会服务

即墨集体分配制度中嵌入了大量的社会保障。无论村民能否工作，集体都承诺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五保供养”、食物、衣服、燃料、子女教育和葬礼。杨柳和吴凤琦是南河村的单身汉。杨柳来自第一生产队，吴凤琦来自第六生产队。他们的生产队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给他们简单的任务，比如看田里的庄稼，照顾农场里的动物，或者帮他们带饭。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回报，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衣服和住房。当他们生病时，他们从村里的诊所得到免费治疗。他们死后，生产队为他们举行了体面的葬礼。

集体收获的百分之七十按人均分配，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按劳动投入分配。从短期来看，那些为集体贡献更多劳动的人似乎受到了欺骗，而那些为集体贡献较少劳动的人似乎从集体制度中获得了更多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往往被消除。例如，宋顺道和他的妻子是南河八队的成员，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在中年时做全职工作。刘增顺来自同一个生产队，有六个孩子，一开始只有刘增顺自己在这个集体工作。宋和刘每年的工作分数相同。但由于70%的粮食是按人均分配的，刘家的粮食仅比宋顺道少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宋顺道是通过他对集体的劳动投入来帮助支撑刘的大家庭的。但随着宋顺道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了工作能力，刘的六个孩子也逐渐长大，加入了生产队，开始帮助宋顺道和妻子。因此，集体为村民提供了事实上的机构退休计划。政府对这种独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些思考。

虽然集体结构改善了家庭的经济保障和某些社会服务，但医疗保健仍然几乎不存在。对于小的医疗问题，村民们不得不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强忍着。对于大问题，一些村民依靠巫医或神婆。这些巫医声称，他们为一些强大的神灵服务，可以在人们恍惚之间治疗疾病。他们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例如，南河的巫医声称，在她的服务中有一系列可以诊断人们疾病的神灵。尽管她是一个好巫医的名声，她的治疗偶尔会让她的病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村民们偶尔会向县人民医院寻求帮助。但是人民医院的医生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村民。1958年，张英文唯一的儿子皮肤出现问题，她带他去了医院。刚从山东省医学院医院转到即墨的外科医生杨伟军(音译)为张晓刚的儿子进行了治疗。但几个月的昂贵治疗未能帮助男孩的皮肤问题，反而导致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一个硬币大小的皮疹发展成覆盖男孩整条腿的感染。他再也走不动了。当男孩快死了，张家人绝望地问他怎么了，医生只是告诉张家人，他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再来找他，把张家人踢出了医院。

气管炎是即墨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疾病。这个问题在冬天变得更糟。这种疾病的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许多人拒绝向人民医院寻求医疗帮助。来自南河的长期气管炎患者刘英海(音译)说，他宁愿死也不愿去县人民医院。费用对他来说太高了，而且治病的费用也太高了，所以他不能忍受医院里医生和护士的傲慢态度和粗心大意。

农村的集体组织改善了以前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某些方面。但是，农村集体提供的服务和经济保障，远不如城市职工和国家工作单位的干部得到的服务和经济保障。村民的收入不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生产队伍和生产大队每年的收成好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没有医疗服务。

集体组织的政治弱点

农村集体组织的主要缺点是政治性的：普通成员没有政治权力，依赖于合作社管理人员。共产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服从权威的政治文化，也没有显著地弥补农村教育的缺失。集体化使普通村民在进行经济事务的决策方面更加依赖官员，而没有真正赋予村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力。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将得不到开发。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受过教育、有政治权利并参与的农村群众。它还需要城市的资源投资，特别是以发展农村教育和保健所需的知识以及使农业机械化和生产化肥所需的技术和机械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些资源是无法获得的。“大跃进”时期，由于社员在政治上无权制止公社和村长的错误行为，“生产夸大”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它的整体设计和理论基础存在缺陷，还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农业集体化引入的新生产关系不同步。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优势，必须通过教育和改变农村政治文化来赋予普通人以权力。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7卷。

2.1990年夏天，山东农民访谈。许多农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家庭如何出售他们的土地时，作物歉收和迁移到其他地方。近年来，当地记录在案的大量案例表明，农民因自然灾害而被迫变卖土地并进行拆迁。参见张恒祥，《1942年灾荒见闻》，《1942年自然灾害的故事》，《向城县文史志》，(《向城县地方史料》，1991年6月，第四卷第28页)。参见李向斌，《旧社会襄城县土地局占有状况、经营方式》(解放前襄城县土地权属与经营)，《襄城县文史志略》，1987年9月，第2卷第65页。

3.即墨村民访谈1985年。参见《即墨县志》226。

4.《即墨县志》,223页。

5..《即墨县志》,287页。

6.即墨农民访谈1995年。

7.《即墨县志》,301页。

8.《即墨县志》 293 - 295页。

9.《即墨县志》,298页。

10.《即墨县志》293 - 298页。

11.采访农民，1995,1996。

12.即墨农民访谈1995年。

13.《即墨县志》，9:2

14.即墨农民访谈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