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广西三青团中的活动

1938年年底，我从西大文法学院参加广西学生军，不久即调到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工作，现将当年参加三青团进行党的活动及有关情况，忆述如下：

一、关于地下党员打进广西三青团问题

1938年夏，蒋介石为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公然下令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时，国民党感到光靠“复兴社”（蓝衣社）这个法西斯特务组织，使用恐怖手段来控制青年群众，阻止全国广大爱国青年走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道路，已经是不够了，所以他们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在筹组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央青委、南方局都曾设想、建议并争取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青年团体，但却为蒋介石所拒绝，三青团中央团部于1938年8月在汉口建立，完全是由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青年组织。但是，在广西，中共地下党却利用蒋、桂矛盾，把广西三青团这个组织机构，变成我们的工作阵地之一，从而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所以，从1939年初夏起，到1942年广西“七.九”事件发生这三年多时间里，三青团广西省支团部以及省内大部份的地方分团部，基本上控制在我们地下党员或进步群众手里。

1939年1月初，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并始进行筹备工作时，要在全省大中学校、学生军及各市、县吸收一批能力较强、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为骨干，再从中挑选一部份人参加三青团干部培训班学习。因为我在桂林髙中、西大时都是搞公开工作，从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便成为三青团要吸收的对象之—。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的骨干陈大文托人来拉我参加三青团。我将此事报告党组织，请示如何对付。上级党组织经过研究后，约我到张海鳌同志家里谈话。上级同志在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批准我加入三青团，同时说明，因为：（一）广西当局标榜进步和抗日；（二）李、白、黄同蒋介石有矛盾，担心蒋介石的“蓝衣社”法西斯组织通过在广西筹建三青团的机会，把广西的青年群众拉过去，桂系想抵制，但又没有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派党员打进三青团去，一方面可以帮助广西当局抵制蒋介石蓝衣社特务势力的渗入，另方面，可以把广西的三青团组织改变成为我们的活动阵地，以配合和掩护我地方党组织的各种活动。既然三青团提出要吸收我们的人入团，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参加进去。故在元月底，我在学生军第一团女生中队部加入了三青团，填了表及入团志愿书，其后举行集体宣誓。学生军第一团首批加入三青团的共约三十多人。介绍人统一写韦贽唐（学生军总政治部主任）或刘雯卿（第一团女生中队指导员）。这一批人宣誓后，立即集中到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办的青年干部练班受训，筹备处及青干班设在独秀峰南麓。

当时,到三青团干训班受训的有唐肇华、周福成、周毅之、赵友椿、陈亚夫、史习庄、叶永桢、申润园、李革耐。那时我只知道唐肇华是共产党员，青干班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我不清楚，因为组织规定我不能和别人发生横的关系。此外，西大学生陈嗥岗（后来被蓝衣社拉过去当特务，把持了三青团西大分团）、桂林髙中的女生胨凤祥（积极反共，宣传托派谬论）等也到青干班受训。这个青干班的政治情况很复杂，除了极少数共产党员外，既有特务，也有宣扬托派观点的人，但更多的是热情的爱国青年群众。

后来，先后直接调到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工作的共产党员有周可传（组训组组长）、李朋章、黄世慈、陈国材、杨富凡、梁祖纯等。

二、我党在广西三青团的工作方针及我在三青团的活动情况

我调到青干班受训以后，组织关系就由广西地下党转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石磊（曹瑛）同志负责单线领导，我于约定时间在晚上到办事处向他汇报和请示卫作。

在第一次去汇报时，碰上倾盆大雨，雷电交加。我想，党组织预约的会晤，无论如何应该按时赴约，不得有误。于是，我戴上一顶大雨帽，卷起裤脚，出了后贡门，按时前往办事处。石磊同志住在楼上左边临街的前房，是一座用木板隔成的旧房子，房间很窄小。正在谈话时，突然一声巨响，像是有人向房门掷来石头，石磊同志拿着手电筒开门出去看了一下，又没有发现什么。我汇报情况，石磊同志对我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然后反复对我说，三青团本来是国民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但是在广西，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因为广西当局标榜抗日，标榜进步，对这一点，我们欢迎，并且要积极帮助他们，促使他们抗日和进步。蒋介石的蓝衣社想籍筹建广西三青团的机会打进广西，把广西的青年干部和群众拉过去.现在康泽已派其特务骨干来活动，广西当局想抵制他们，但是缺乏干部，没有力量。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势力渗入广西，在广西发展，往后不仅对广西当局不利，而且对我们党今后的工作也不利，所以，我们要利用广西当局同蒋介石的矛盾，派出一定的干部去帮助他们筹建广西三青团，帮助他们抵制蒋介石蓝衣社势力的渗入。石磊同志当时指示我在三青团的工作方针是：在青年群众中大力宣传抗战、团结、民、进步，反对投降妥协，反对独裁专制，反对分裂倒退，以各种方式灵活地掲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和反共阴谋，努力把广西三青团变成进步青年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变成我们党活动的一个阵地。以便今后配合地方工作，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广西一旦沦陷，就利用这个组织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石磊同志还说，同时要注意收集情报和分化瓦解敌人（指特务）。

在三青团办的青干班里，以及后来在广西支团筹备处工作期间，我遵照石磊同志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

这个青干班的全衔叫“中央青年训练班直属中队”，队长由方采芹（蓝衣社骨干，康泽的爪牙，中校军衔）充任，陈大文负责组织教学。我到青干班后，陈很快就告诉我，方采芹是蓝衣社特务。

青干班的学习时间一个月，共开三门课：一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工作”，主要讲三青团的团章，由广西支团筹备处书记程思远讲。二是“三民主义”，由当时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讲，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一贯支持国共合作，赞成团结抗日。三是“国际形势”，由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张铁生讲。以上课程，每周讲一门，“三民主义”则花了近两周时间。

在受训期间，着重小组讨论，对于在小组讨论中有争论的重大问题，如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问题，如何抗日的问题等，都组织若干学员在全班大会上进行讨论。我在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时，强调指出：今日讲民族主义，必须坚持团结抗日，收复失地，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讲民权主义，必须发扬民主，尊重人民应有的权利，发动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建国；讲民生主义，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改善人民生活，依靠人民群众，增强抗日战争的力量，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在小组讨论中，普遍接触到如何抗日的问题。我们主张：只有坚持民主、进步、团结、抗战，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受托派思想影响的人以及特务、顽固派则散播什么“共产党妨碍抗日”、“共产党破坏抗日”、“攘外必先安内”等极其反动的谬论。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谩骂和诬蔑，不能让这些危害中华民族生存的反动谬论毒害群众：于是，在青干班中的共产党员（估计只有几个是党员）以及进步群众，都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在小组会和全班大会上公开驳斥这些反动谬论，指出其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从而打击和孤立了青干班的反动分子，教育和团结了群众。自然，这样做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倾向。但不同的人，对我们的观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李任仁听了我的发言，认为我的观点正确，思想进步。而阳叔葆（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对陈亚夫（西大学生，进步群众）在组会上申述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则认为是“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是不行的”。

青干班受训结束以后，我被分配到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的社会服务组（即宣传组）当服务员。同我在这个组工作的学员还有周福成（周毅之）、申润园（后在组训组）和史习庄等。宣传组的组长原为钟鼎文，是当时《广西日报》的副刊编辑，他不久就走了，由陈大文接任。组内还有李朋章和黄世慈，均是共产党员、西大学生。李是从绥署政治部调来的，黄是从学生军第一团调来的。我在支团筹备处工作共约三个多月：具体工作是搜集资料，答复有关宣传工作的一般问题并与三青团各县、市分团筹备处联系（那三个月内，全省各县、市成立了十一或十二个分团筹备处），组织报导各地分团筹备处活动的一些新闻稿给《广西日报》发表，与桂林市各中学联系，协助桂林市分团筹备处组织第一届“五四青年节运动周”的活动（如组织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各项体育比赛等），筹备举行“桂林市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觉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五•四”运动就是要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宣传“五•四”运动精神，有利于革命和进步力量，不利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到第二年，国民党就改定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为青年节了。

在三青团工作期间，我和黄世慈经常抓住各种机会向我们身边的青年群众进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积极帮助他们认清抗日战争的形势。这些青年抱着满腔热情参加广西学生军，后来加入三青团，也在青干班受训过。他们原来以为抗日救国很简单，想不到在这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竟然还有许多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面对着这许多矛盾和斗争，他们疑惑不解，感到很苦闷。大敌当前，为什么不能一致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呢？为什么国民党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介绍《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书刊给他们看，同他们个别谈心，使他们不仅知道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张和言论，也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对照国共两党对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还使他们知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以及他们坚持反共的结果，必然是招致中国的灭亡;只有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和进步，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后来，又联系到青干班、学生军和广西支团筹备处内部反特反托斗争的情况给他们进行分析，向他们指出：这是政治斗争，对待这个斗争的态度，不是抗日，就是投降妥协；不是团结，就是分裂；不是实行民主，就是搞专制独裁；不是进步，就是倒退，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中国青年，都要对此重大问题作出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在我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有些青年很快成为我们信得过的骨干，被派到地方分团任要职，后来他们在向青年群众宣传团结抗战等进步思想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些还加入了共产党。

在广西支团筹备处，我同陈大文接触较多。他是广西省师专第二届毕业生，杨东莼同志在师专当校长时，他受到进步教师的思想影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曾经入党。我初到广西支团筹备处工作时，石磊同志对我说：“陈大文不是党员，但现在还表现靠拢我们党，凡是程思远拟发的关于三青团较重要的文件草稿，他都先拿给我们审査，然后才发出，有些重要的工作问题，也找我们商量。对他的这些进步表现，我们欢迎，所以我们在工作上还可以利用他，要同他搞好关系。这样，也可以掩护我们。”因此，我比较接近陈大文。在行政关系上，他直接领导我。我们是要利用这个关系，通过他向三青团领导人作些建议，并借此来掩护我们自己。后来，当李任仁先生在青干班听了我对于解释三民主义的大会发言，打听我的情况时，陈大文向李适当介绍了我的情况，所以李任仁对我印象较好，致有后来建议保送我去重庆妇女高干班（统一战线性质）受训之事。当时，我们党认为，李任仁是国民党的左派，是我们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接近他，可以掩护我们，也可以推动工作。

由于我在青干班受训时，公开批判“共产党祸国殃民”，“抗日必先剿共”等反动观点；由于我曾在广西支团筹备处内部支持和配合学生会的进步力量进行群众性的反托派斗争；由于我过去在桂林髙中和桂林市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以及由于我在西大文法学院肄业时，曾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向同学们公开进行为八路军募捐医药费的活动（通过此项活动来宣抟抗日和测验群众的觉悟程度）等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故在平时，经常有个尾巴跟着我，很难开展活动。我向组织汇报这些情况之后，组织同意我撤离三青团。在1939年6月，我趁着生病住医院的时候，请长假回家。在三青团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按照党的规定，没有发展过共产党员，也没有发展过三青团员。

三、共产党员在广西三青团进行活动所起的作用[这部分材料主要是根据李朋章同志的回忆录《地下党在三青团广西支团的活动》（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区雪心同志的《周可传烈士生前革命活动情况》（现存区党史办公室）及解放前后，我从有关同志的谈话和回忆中所知的情况整理而成。]

我离开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周可传、黄世慈、李朋章和陈国材、杨富凡等党员干部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周可传任组织训练组（后改为处）组长。周是广西上林县人，在东京入党，抗战开始后回国。1939年夏，在重庆由叶剑英同志介绍他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工作。由于周与程思远曾是南宁乐群社的老同事，程任乐群社总干事期间，赏识周时才华，周留学日本时，曾得程经济上的支援，两人友谊深厚。党决定利用周同程的关系，派周到三青团广命支团筹备处工作。当时，在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工作的进步力量，遵照党的指示，利用蒋、桂矛盾，挤走了康泽派来广西活动的蓝衣社特务骨干、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的组训组代组长方采芹，同时挤走了另一个蒋系特务、总务组组林培森。其后，我党又派陈国材去三青团广西支团任青年服务社总于事，后来接任总务组组长。宣传组组长陈大文是靠拢我党的进步人士，周可传与他合作得很好，又有李朋章和黄世慈在宣传组起骨干作用，于是，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的手上。程思远虽然兼任广西支团书记，但他担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公务繁忙，每天只到支团部转一下，批阅公文，支团部的实际工作都交由周可传主持。

当时直接领导周可传的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石磊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周可传利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这个合法身份和各种有利条件，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做程思远的工作，向程作各种积极性的建议，同时从程那里取得国民党的一些情报，另一方面，他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团结教育干部。在支团部，周可传同志深入抓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经常组织干部讨论《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暗地里指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当时，广西支团和桂林分团同在一栋房子里办公，周可传同分团书记秦川一起学习英文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定期枇阅秦的学习笔记，使他迅速成长。有些进步青年，在周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奠定了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的得力骨干。

（二）配备得力的党员或进步青年到三青团各县分团当骨干。周可传除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石磊同志，从广西地下党直接抽调一些党员到三青团工作之外，又从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挑选了一批进步的毕业生任三青团各县分团的书记、主任或股长.。1941年6月，趁广西学生军缩编的机会，又从学生军调出一批党员担任县分团的骨干。到1942年6月，全省19个县分团中，（当时在全省选择交通便利，并有战略意义的设置地方分团）有15个县分团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手里。这15个县分团是：桂林、全州、柳州、宜山、融县、邕宁、武鸣、龙州、苍梧、玉林、桂平、平南、贵县、博白、陆川。在这些县分团里任主任、书记、股长的地下共产党员有：前期全州分团书记唐肇华，中、后期该分团书记廖克俊、般长李雪涯.、李佐西，后期柳州分团书记吴赞之，股长莫矜、莫可量，宜山分团书记周甲坚、股长刘健、甘健民、黄仁海，中解武鸣分团书记黄吉士（后到融县分团任书记）、后期该县分团书记晏云海、股长蓝歌、阮集群、股员倪启民，龙州分团书记李雪涯（从全州调来）、股长郭识严、欧阳诚、陈智明（前期〉，干事邓秀琼、苍梧分团股长史习庄，玉林分团主任李耿，书记姚赞光、干事林克武，后期该县分团书记覃注礼、股长黄振並、文礼、梁绍南，中期桂平分团书记梁祖纯.股长陈煦云（后接任书记）、周杰霖，中期平南分团王任黄克夫、股长黄汝刚，中、后期博白分团书记邹优宁。股长梁善德、股员冯培荣，贵县分团书记梁高民（梁宁）、股长卢哲、苏荣灿，中期邕宁分团书记李云蒿、股长苏仁山、唐炳泰、梁惠姬、股员梁善棠、陆川分团主任庞敎、书记吕仲光、股长李忘仁、刘一祯、干事严敬义、前期桂林分团股长叶子青、甘京林、严佑邦，后期该分团书记周廷扬、股长覃泽亮等。

可靠的进步分子担任县分团骨干的有：杨州分团书记周福成（周毅之）、主任高天骥，前期桂林分团书记秦川（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共），梧州分团书记李灿芳，桂林分团主任宁裕祥等。没有被地下党掌握的四个县分团是贺县分团，荔浦分团、容县分团和宾阳分团。

此外，还有两个直属分团的领导权也在中共地下党员手里，（但时间不长）一个是三青团广西学生军分团，分团书记蕲为霖、股长张希和、苏上华都是共产党员；另一个是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分团，筹备主任是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干校教育长），干事路伟良（杨江，地下党员）、严炳枢（进步教授），至于广西大学分团则直属三青团中央，为特务把持。

直到1942年“七•九"事件发生，接着又发生1943年的“一.一三”“一.一五”事件，广西地下党受破坏，在三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才先后全部撤离，只有在博白县分团工作的共产党员没有暴露，继续隐蔽下来，一直坚持到1945年3月桂东南起义时，由中共党员邹优宁同志将全部人员拉到起义队伍里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事。

（三）指示各县分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利用合法地位，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各分团部都以主要精力贯彻支团部有关这方面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发动中小学师生和青年群众，组织他们出版街头墙报，在城乡进行口头宣传，举办时事座谈会，组织抗战歌咏队教唱抗战歌曲，公演抗战话剧，举办青年阅览室，介绍青年阅读进步书刊。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了广大青年的觉悟，其中有不少青年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他们改变了活动方式，以举办廿中补习班为主，帮助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结合组织青年搞文体活动，继续以进歩思想团结教育青年。

（四）扣压三青团中央发来的反动指示。三青团中央发下來的这类文件、指示，我党在广西支团部工作的同志，不但不向下传达贯彻，而且还将他们重要的机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上交给我们的党组织参考。

（五）保护干部，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和蒋系特务的反扑。1940年周福成任柳江分团书记时，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受到国民党柳州市党部顽固分子的控告，周可传即电召他回桂林，让他去上大学。黄克夫（共产党员）任平南分团主任时，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向青年推销进步书刊，迅速改变了当地的工作面貌，后因保管进步书刊不慎，遭该分团书记、特务分子陈某向三青团中央控告，三青团中央来电要广西支团处理黄克夫。周可传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既掩护了同志，又打击了特务。

1941年9月，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李任仁奉命考察广西三青团的团务。由于我们地下党在大部分的县分团都有活动，曾被国民党顽固派及蒋系特务指责广西三青团内有共产党活动。为了使各分团不出漏洞，周可传设法派李朋章为李任仁的随员，并嘱他相机行事，防止出问题。他们到了梧州，得知柳州分团负责人张国光被扣留在警察局（张因在柳州分团办青年补习班时，任课的教师利用讲坛向青年宣传进步思想，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反共分子黄钧达察觉，黄在柳州公开叫嚷“柳州三青团内有共产党”。张国光因而出走，逃到梧州，被警察局扣留），李朋章征得李任仁的同意，去警察局查问情况，才知道詧察局是奉命扣留的，并不掌握张的任何材科，也不进行审理。李朋章确信张起码是一个进步分子，决定营救他，便将情况向李任仁汇报，并指出这样不明不白的把张国光抓起来是很不妥当的。李听了汇报，即电告程思远，建议释放张。考察结束后，李任仁给三青团中央监察会的考察报吿中，对三青闭广西各县分团的工作，基本上给予肯定，没有提到共产党打进三青团进行活动的事。这就起了掩护我地下党活动的作用。

周可传同志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期间，意志坚定，沉着机智，艰苦努力，密切联系群众，灵活应付各种复杂局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1939年到1942年6月，在广西三青团内，以周可传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努力把大部分县分团变成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1940年10月，周可传被派去重虎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集训时，去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董必武同志，得到董老的赞扬和鼓励。董老对他说：“你们广西三青团盼同志很不错，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以后继续把工作做好。”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使周可传同志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兢兢业业地战斗。1942年5月，由于政治形势逆转，周撤出三青团广西团部，通过程思远（当时已调重庆）调去广西军管区任上校参议。“七•九”事件发生时，中共广西省工委被破坏，苏曼等负责同志牺牲，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的两个同志被捕，周教育爱人和同志们说：“干革命工作，遇到危险时不要畏缩，对敌人要恨，不要怕。”因为他的组织关系直属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没有发生关系，所以“七•九”事件对他没有牵连。

共产党员打进广西三青团进行党的活动，不仅挤走了蒋介石派来广西的特务骨干，并且顶住了蒋系特务势力侵入广西，而且把广西大部分的三青团县分团部变成共产党人的活动阵地。我们利用这个阵地，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教育培养了广大青年群众，掩护了地方党的活动，其作用和影响是不小的。周恩来同志于1942年1月在《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文中指示：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度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内的联系和党外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1页）

令人痛惜的是，周可传同志1949年6月在上林参加武装斗争时，因受伤被敌人俘获，惨遭开膛而壮烈牺牲了。

解放后，1950年初，上林县人民政府曾接到周恩来总理写给周可传的信，査问周的下落，信的内容是“见信即到中央”。党中央没有忘记他，上林县人民和战友们都深切怀念他。

1988年3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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