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会败给共产党，这篇文章说出了真相

（一）撤退、荫蔽

抗战初期党曾领导成都人民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救亡活动。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紧接着在1940年3月又一手制造了所谓“成都抢米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都地下党由此遭到了严重破坏。党为了保存力量，撤退了许多地下党员，就是留在成都的地下党员，除极少数外，大都暂时不接关系，以便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更加险恶，又有一批地下党员撤离。南方局从外地调来几位同志重新组成川康特委，由王致中负责。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相应采取了新的战略部署，这就是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所阐述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1940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要求。新的川康特委成立以后，成都地下党按照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及时转入荫蔽。但是，火种并未熄灭。留在成都的或由外地转到成都的地下党员，尽管有的与地方党没有直接联系，有的甚至一时中断了组织联系，但是绝大部分党员仍然发扬了共产党员独立作战的精神，按照“三勤”指示，了解社会，广交朋友，学好功课，学习马列著作和时事，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些进步群众，虽然一时看不见党的活动，找不到党的组织，但仍然心向共产党，自觉地把《新华日报》的号召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二）时机到了

1944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河南汤恩伯部队不战而退，失地千里。日寇席卷湖南、广西，向西南推进。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到处在议论战局，许多人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大家看到国民党在经济上加紧剥削，弄得民不聊生，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专政，人民没有一点民主自由，而他们的达官贵人却在重庆过着歌舞升平的糜烂生活。这就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的不满，重庆、成都的各民主党派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公开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

1944年4月，在川大、华大以及华西坝一些交通要道处出现了张贴的《大公报》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社论中有几段把重庆和中原作了对比（张贴者在上面加了红线），颇能激起人们的愤怒。一时引来不少群众围观，大家边看、边议、边骂国民党。川大食堂还有进步群众起来宣传鼓动，号召大家捐一餐之费，以救济中原灾区人民。这是以往几年没有过的现象，这是一个信号。一些地下党员锐敏的觉察到，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増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孕育着斗争的要求，共产党员再也不能继续荫蔽下去了，应当挺身而出和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许多进步分子，也都有同样的认识。于是，在地下党员胡文新（方铭）倡议下，地下党员贾唯英、彭塞、刘盛舆等共同发起组成1940年以后华西大学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当时群众最关心战局和时局的发展，“时事研究会"便采用剪报加按语的方式，向群众报道时事，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了迷惑反动派，他们只剪中间偏左和中间报纸。只要能达到揭露国民党的目的，甚至外国报纸、国民党不同派系的报纸都加以利用。这个剪报在当时起了点火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群众情绪，不久又以“时事研究会”的名义，公开举行了一次时事报告会，题目是“当前的抗战形势”，报告人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张在报告中公开谴责汤恩伯丢失国土的过失，听众情绪热烈，效果很好。与华西大学“时事研究会”先后成立的第一批进步社团有：川大吴祖型、赵锡华发起的“时事研究社”，黄立群的"女声社”；金大肖昆涛、吴用之组织的狂狷周刊（后被迫停刊，改为狂狷社），郭维、刘毅的“时声社”；燕大崔巍、李肇基、詹占元（于明）组织的“燕京文摘社”，骆惠敏的“星火社”等。他们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1944年暑期，金大进步分子谢道禄（谢韬）出面在望江楼召开了一次各大学进步分子座谈会，有六所大学二十多人出席，会议的目的是想研究各大学的壁报如何联合。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不满要求斗争，当务之急不是壁报的联合，而是如何更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一个进步分子都应回到学校用各种形式去组织群众。这就是，积蓄力量来迎接今后的斗争。这次会开得好，使大家了解了情况，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从而增强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1944年秋季开学前后，各校又有一批以进步分子为核心的社团组织起来了。

（三）国是座谈会

1944年10月，国民参政会结束。在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向国民党提出了十二条主张，其中主要之点是要求改革政治，改组整个国民政府，承认一切抗日民主政权，号召召开国是会议，结束一党专政。这些主张引起了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响。成都各大学学生对此十分关注，各校进步分子感到应抓紧时机宣传党提出的主张。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与各校进步社团协商，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请回蓉参政员出席作报告，既宣传了党的主张，又合理合法。这个座谈会由五所大学的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定名为“国是座谈会”，于1944年10月7日下午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事先提出各种问题，突出民主问题，请出席代表回答。参政员不管左、中、右都请，但主要是请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讲话。会前出了许多海报，号召群众参加，并把搜集到的问题用白纸大字写出，贴在主席台后墙，使大家都看得见。那是一个周末，来参加的群众出乎意料的多，不单是学生，还有各界人士，把可容二千多人的华大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出席的参政员，有民盟主席张澜，有无党派人士邵从恩、吴贻芳，有青年党的常燕生、李璜，还有国民党人士黄健中。大会由燕大刘克林主持。会上张澜老先生的讲话最受欢迎，张老声音宏亮，语言犀利而生动，吸引了全场听众。他一开头就说：“大家提了不少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民主问题。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块’民主（南充话‘块’即‘个’）不是我们这‘块’民主”（会场掌声雷动）。最后张老振臂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这次会议影响很大，远及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地区，因为这是1940年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二千人的集会，第一次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

（四）“民协”的来源

1942年秋，由三个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赵一鹤（金大）、刘克林（燕大）、刘盛舆（华大）以及进步分子王晶垚、崔巍（燕大）、钟宗（社会青年）等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秘密小组，名“蓉社”，由赵一鹤负责。不久，钟宗离开，又吸收了卞仲耘和严开全兄弟三人，成为八人小组，其中王晶垚同志与南方局青委有联系。1943年春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由王晶垚负责，发展到十四人，増加了燕大王文星、岳克（李原）、王守义、刘铭昌和川大黄寿金、华大彭塞，这个秘密小组从开始成立之时起，就坚持学习理论和时事政治（先是每周一次在赵一鹤家），并开展一些群众工作。1943年冬，又改名为“青年民主宪玫促进会”，仍由王晶垚负责。王并向南方局青委汇报了组织和工作情况。1944年春至夏，由于国民党搞红旗政策，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小组宣布解散，停止活动。但王文星、王晶垚、崔巍、黄寿金四人仍未拆散，形成四人秘密小组。他们一方面与地下党员、民盟中委、川大教授李相符同志联系，同时向社会各方面进行活动。1944年秋，整个局势发生变化，以四人小组为核心，又恢复了“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活动。10月并与其他进步社团一起发起召开了“国是座谈会”。

1944年10月18日，由这个秘密小组发起，邀请各大学进步分子在成都北门文殊院召幵座谈会，决定成立各校进步分子的统一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并决定当天出席者为当然会员（大部分是原“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会员），会后，回到各校建立民协小组或支部，发展会员，开展活动。出席会议的有燕大王文星、王晶垚，王守义、崔巍，金大赵一鹤、郭维、谢道禄，华大彭塞、刘盛舆、贾唯英，川大黄寿金、吴袓型，齐大杨殿甲。同时推选燕大，川大为召集学校，王晶垚或黄寿金为总负责人。各校在出席人中推举二人为联络员：川大黄寿金、吴祖型，燕大王晶垚、王文星，金大郭维、赵一鹤，华大刘盛舆、贾唯英，齐大杨殿甲.这就是“民协”的第一会议。

“民协”成立之初，尽管还没有与成都地下党建立正式组织上的关系，但是由于它的大部分领导成员是地下党员（尽管这些地下党员的绝大部分与当时成都地下党也还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执行的是当时党的方针政策，非党进步分子也从《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渠道如南方局青委接受党的政治影响，所以，“民协"在政治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在组织上也按照党的外围秘密社团的组织原则来建立。如在各校建立“民协”干事会（或支部），按一定手续发展会员，建立小组，分配会员工作任务，要求会员在群众组织中，在学生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要求会员保密，组织会员学习时事政治等等。所以，民协一开始建立就是党的外围组织。而且在1944到1945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大部分党员停止接关系，党的组织极为弱小，又不发展新党员，另一方面参加“民协”的条件很严，为防止反动派破坏，处于秘密状态，这样就使“民协”不可能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所以，“民协”不仅是党的外围组织，而且成了党的后备学校。实际上起了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作用。

（五）一声春雷——双十一运动（又称“市中事件”）

1944年10月31日，发生了国民党警察镇压市中学生的流血事件。事后，警察封锁市中，不许出入。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了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的无比愤怒。市中学生冲破重重阻碍，四处呼吁求援，到处张贴“市中血案真相”。好些中学自动进行募捐、慰问，个别中学还举行了罢课抗议。在大学中，金陵大学首先对市中学生表示声援，"民协”召开了各校“民协”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包括各大学“民协"在内的“民协”校际委员会。原来的联络员即为委员，全力以赴，领导声援“市中事件”的斗争。

11月初，“民协"委员会连日在华西坝开会，研究“市中事件”发生后的形势、群众情绪、反动派动向和斗争策略、斗争方式等问题。决定（1）全力支援市中学生的斗争，尽量争取用各大中学学生自治会或系级学生会等名义出面进行公开合法活动；（2）成立各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由各校各级各类学生组织派代表参加组成；（3）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并与受伤学生家长取得密切联系，行动上互相配合；（4）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伪市长余中英和伪警察局长方超；（5）根据群众的发动情况力争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在几天之中，各大学“民协”和其他进步群众进行了紧张的发动工作。一批批同学去医院慰问受伤学生，一批批市中同学到各校报告事件经过，到处在议论"市中事件”，到处在抗议警察暴行。为了统一各校的行动，11月5日由金大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了大中学各类学生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民协”成员占大多数的"成都市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事件’后援会”。参加“后援会”的代表采用多种名义，有用全校学生自治会名义参加的，有用各类各级学生组织名义参加的，参加的中学有协合、协进、华阳、志诚等校。“后援会”由金大学生袁铭担任主席，燕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李中（李慎之）、胡光哗（若木）担任副主席。

“后援会”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民协”领导的。“民协”的决议由参加“后援会”的“民协”成员带到“后援会”去，力求通过“后援会”加以实现。

11月8、9两日，“民协”校际委员会在华西坝召开各校秘密小组代表会议分析形势，一致认为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对国民党反动派会不会镇压群众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于前几年，国民党军事失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谴责，人民怨声载道，各民主党派开始活动，而地方势力又与国民党有矛盾，成都是地方势力的据点，张群本人很狡猾，不能不有所顾忌，何况他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也有矛盾，可能不会直接出面镇压群众。最后，决定于11月11日（星期六）下午，由“后援会”出面，在华西坝广场召开声援市中学生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并到伪省政府请愿。会议还提出了统一的斗争口号和要求：（1）严惩凶手方超，撤消余中英职务；（2）医治受伤学生，赔偿一切损失，向学生及家长道歉；（3）保障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4）严禁军警干涉学校行政。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设立了秘密游行指挥部，又称行动委员会，选出王晶垚、王文星、黄寿金三人负责。

11月11日下午，在华西大学广场举行了有近七千多人（有说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中学生几乎占一半）。会议由金大主持，由各大学代表及部分中学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市中代表控诉，各校代表发言，情绪十分热烈，但川大学生迟迟未来。原来川大反动校长黄季陆耍花招造谣恐吓学生，三青团分子又拖住群众要进行辩论，影响了群众情绪，一时困在饭堂出不来。川大派人前来告急，大会主席团派金大学生赵一鹤同一批纠察队员一同前往川大。赵一鹤在饭堂对群众进行了鼓动宣传，说明“市中事件”的真相以及各校声援情况。川大“民协”负责人吴袓型又站出来揭穿黄季陆的诡计，然后大声号召：“申张正义，人人有责，愿游行的站过来！”绝大部分群众一下子站了过来，整队前往华西坝。当川大队伍到达广场时，全场鼓掌高呼：“欢迎川大同学参加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进老南门，经成都市主要街道南大街，盐市口，提督街，春熙路，转督院街，向伪省政府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髙呼打倒方超、余中英的口号。市民涌向街头，向游行队伍致意，到达伪省政府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游行群众要张群出来答话，张群不出见。后来主席团决定由各大学推选代表一人先去谈判，群众席地而坐唱歌呼口号。代表进入伪省政府时，里面警卫持枪相向，空气很紧张。金大代表袁铭不知去向，临时由燕大代表李中（李慎之）与伪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进行谈判。李中递交了请愿书，申述了四项要求。最后李伯申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他已请示张群，张表示“接受大家提出的四项要求”。代表出来后，主席团决定由李中向群众宣布。李说：“张群表示接受我们的四项要求，‘市中事件’的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要看张群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们再进行斗争，今天的请愿到此结束，现在宣布解散。”少数同学出于对反动派的仇恨，对张群的答复不满，要求到春熙路游行。主席团一致认为，天色已晚，群众又累又饿，既然张群答应接受四项要求，应当适可而止，如他不履行诺言，再进行斗争不迟。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保护群众积极性，请愿应当结束为好。并由参加游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分别到各校群众中进行解释，最后又由主席团再一次说明后宣布解散。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11月13日，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这是群众斗争的成果。

“民协”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1.抓住警察打学生的暴行和群众的不满，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是有理的斗争，因此不仅发动了各大中学学生，还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组织了1940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公开提出严惩伪警察局长方超和伪市长余中英的口号。这次游行宛如划破长空的一声春雷，突披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打开了斗争的局面，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3.张群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群众提出的四顼要求，余中英、方超各记大过一次，最后不得不下台。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信心，増强了斗志。因而这次斗争是成功的；4.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说服少数人的过左要求，及时结束游行的做法是对的，做到了有利有节，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

大家还认为，斗争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胜利，是由于多种原因和条件。第一、主要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利于运动。第二、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利用了地方势力和蒋介石势力之间的矛盾，牵制了国民党，使之不敢贸然进行镇压。第四、从1940年以后我党转入荫蔽，但绝大部分党员又认真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三勤”指示，交了朋友，联系了群众，积蓄了力量；从反动派方面来看，他们误以为1940年后共产党打垮了，群众害怕了。运动突然爆发，反动派多少有点手足无措。第五、建立了进步分子的统一组织“民协”，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尽管当时党的力量很小，但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紧密团结在—起，形成了领导运动的核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六、运用合法的学生组织进行斗争，既可广泛发动群众，又使反动派找不到借口。

“市中事件”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在“市中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与川康特委有直接联系的金大学生王煜（王宇光），及时将情况向川康特委负责人王致中作了汇报，并共同研究了斗争的策略，提出打倒方超，撤换余中英的口号。同时又研究了如何发动群众，支持积极分子以及各大中学联合行动等问题。由于当时大学中的党员大部分没有组织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单线联系，没有建立组织，而王煜本人又未参加“民协”校际委员会。这些意见，只好通过金大学生袁铭和“民协”会员郭维带到“后援会”和“民协”校际委员会去。

第二、与南方局有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川大李相符，华大胡文新、贾唯英，燕大胡光晔等同志，以及一时还未接上组织关系的许多地下党员如华大彭塞、刘盛舆，金大赵一鹤，燕大王文星、岳克、卞仲耘、刘克林，川大吴祖型、林梦奇、李江锦等同志都枳极投入斗争，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群众，用正确的建议来影响“民协”和“后援会”的领导。

第三、当时斗争中的骨干分子，如王晶垚、黄寿金、卫永清、张富培等同志虽是非党进步分子，但他们与南方局青委有眹系，完全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但由于当时党员是分散地进行独立活动，大部分与川康特委无组织联系，所以党的组织领导则是通过“民协”来实现的。

“市中事件”的斗争正在进行之际，南方战线大败退，曰寇打到贵州的门户——独山。蒋介石借抗日之名，拼凑反共新军——青年军。“民协”在青年中进行了宣传，揭穿蒋介石的阴谋，号召青年不要上当，这一工作在齐鲁大学取得显著效果。齐大“民协”与进步分子陈玉环、郎心康等共同领导群众反对齐大校长汤吉和（三青团头子）强迫学生参军的斗争，经过两个月的罢课，同时得到各校进步力量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汤吉和下台。

（六）改变组织形式

通过1944年11月份“市中事件”的斗争，更加暴露出党在荫蔽时期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新的斗争，迫切需要迅速把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即把停止关系的党员，接上关系，把在南方局的党员关系转到成都来，才能形成党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不仅地下党员有这种要求，而且进步分子也在到处找党的组织。市中事件后，燕大"民协”负责人之一张富培就曾到南方局青委联系，要求党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44年冬，川康特委负责人王致中去南方局汇报“市中事件"经过，并向南方局提出上述两个意见，得到南方局批准。从1944年底开始，首先在各大学恢复了一批党员的关系，如华大彭塞、刘盛舆、赵适，川大吴祖型、林梦奇等，同时把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南方局转到成都来，如燕大陈宝静，华大贾唯英，在各大学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或建立了单线联系。当时党的成员虽然能量不小，但党的组织仍然很小，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民协”的领导，作为党的依靠力量。

经过“市中事件”的斗争，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各校“民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民协”建立了校际执委会，主席王文星，组织部黄寿金，宣传部谢道禄，教育部彭塞，研究部张国钧。12月，南方局青委朱语今来成都，建议取消校际执委会，改为联络机构，只设主席、文书各一人，王文星、张国钧、卫永清先后担任过主席，并把职业界小组划出去。1944年冬，成都地下党正式派王煜（王宇光）领导“民协”和大学工作。1945年春，王煜根据党的指示提出起草一个“民协”正式章程的建议，经过有关同志和部分“民协”会员的讨论，最后草拟了“民协”的第一个章程，明确规定了“民协”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其要点大致如下：1.名称，由原来的“民主青年协会”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以便更加切合它的性质和任务；2.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组织；3，任务和宗旨：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4.会员：凡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青年学生，经过两个会员的介绍均可入会；5.组织：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民协”委员会，由会员选举产生，校际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各校独立开展活动，必要时互相配合行动；6.保密：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民协”是一个进步群众的秘密组织，每个会员均应严守秘密。当时曾把这个章程草案提交各校“民协”进行讨论，并据此进行组织整顿。这样，党从组织上、政治上都加强了对“民协”的领导。

1945年上半年，由协合中学学生李国辉（李致）、陈先泽，蜀华中学学生贺惠君等发起（在地下党员的支持下）组织了1940年后中学生的第一个进步组织“破晓社”。以后，这个组织在各中学发展会员，开展活动，成为团结教育中学生的一个很有影晌的进步组织。

（七）灵活多样的形式

“市中事件”以后，各校“民协”号召民协会员深入群众，广泛联系群众，根据群众不同的觉悟程度和不同的爱好，采用群众乐意接受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因此，1944年冬和1945年上半年，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各校社团大体上有这么几大类：（一）时事新闻、政治、理论，这方面的社团有燕京文摘社，华大时事研究会，川大时事导研社，金大活力社、狂狷社、时声社。他们剪报，出壁报，写文章，评论国家大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党的主张。参加这些社团的群众，一般多是对政治感兴趣的，而且觉悟较髙。（二）文学艺术：这类社团最多，群众也多。川大有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燕大有文艺研究会，华大、金大都有诗社，燕大、川大都有合唱团，燕大有海燕剧团。这些社团组织群众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开诗歌朗诵会、唱革命歌曲、演进步话剧。如海燕剧团就演过《芳草天涯》和夏衍的《在上海屋檐下》。金大还有一个专搞摄影的菲芃社，为历次学生运动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可惜这些照片遗失了）。（三）综合性的社团。（四）同学会、同乡会。（五）团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进步社团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带有宗教气味的“团契”。什么是“团契”，为什么“民协”要运用这种形式？因为“团契’的英文原名是“Fellowship”或“Club”，原意是成员之间团结契合友爱之意。它本是一种宗教性的群众组织，五个教会大学早已有之，不过内容多为宗教活动。后来，燕京大学进步同学有意识地运用这种组织形式，注以新的政治内容，作为组织教会大学中间群众的一种好形式，可以说是一个创举。燕大第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团契”，要算1943年成立的"新蕾”。但真正有意识地运用“团契”这种形式来组织中间群众的，是后来成立的“可犁”和“未名”（“未名”为燕大、华大合组），以后华大、金女大相继成立类似的“团契”，而且在1944年开始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作用。1945年，华大地下党员贾唯英到南方局汇报工作时提到“团契’一事，得到当时南方局组织部长于江震同志的充分肯定。“团契”具有以下特点和好处：1.组织形式很灵活，只要有两三个进步分子为核心，互相邀约一批中间分子，找到一个教师作顾问，便可组织起来，在学校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公开活动.2.它的活动内容可以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或读进步书籍，或唱歌，或讨论时事，或郊游，或谈心，或复习功课，视觉悟程度、要求不同而定，由浅入深，逐步引导。3.这种组织比较松散，参加退出极为自由，作风民主，契友之间提倡真诚相见，有兄弟姐妹的亲切之感，所以容易被教会大学的中间群众所接受。4.它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故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过去进步分子是不大愿意参加同学会、同乡会的。后来川大“民协”有意识地动员进步分子参加进去，联系群众，争取群众，发挥了作用。

当时各大学“民协”和进步分子都很注意争取教师的工作，特别是争取中间教师的工作。左派教师如燕大沈体兰，川大彭迪先、陶大镛，华大吴耀宗、文幼章等，他们是党和“民协”的亲密战友。对于这些教师，进步分子很尊重他们，许多事向他们商量请教，同时又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不使他们为难，并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如川大发生的特务攻击三教授事件，川大“民协”就发动群众和特务进行斗争而且取胜。对于中间教授则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宣传工作，燕大教授魏永清、蒋荫恩、陈寅恪就是经过争取转向了同情群众运动的。蒋荫恩领导的《燕京新闻》还逐步由进步学生所掌握，成为进步学生有力的舆论工具。如华大的李安宅、蒋旨昂、罗忠恕教授，和外籍教授云从龙、费尔朴，女生院的英籍舍监XX，金女大陈中凡，金大陈恭禄、袁伯樵（训导长）、孙文郁，经过争取都或多或少地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特别是一些外籍教授，在斗争中发挥了一般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借他们的住宅开会，既方便，又安全；请他们出面讲话，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影响很大（如李实育事件三外籍教授发表声明）有时，还通过他们把学生运动的真相传到外地甚至国外。川大教授、地下党员李相符同志，为成都的学生运动作出了贡献。他以民盟中委兼省盟委负责人的身份公开活动，通过川大“民协”，对“民协”以及1944到1946年的历次学生运动，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八）“五四”营火晚会

1945年为纪念“五四”而召开的营火晚会，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活动，它既有鲜明、严肃的政治内容，形式又生动、活泼。"五四”之前，党就发动“民协”讨论如何纪念“五四”。大家提出要打破传统开大会的刻板纪念方式，开营火晚会，不但要有政治性讲话，还要有文艺节目。最后决定由各校学生团体发起（后来有108个社团联合发起），“五四”晚上在华西坝草坪举行营火晚会，各校准备节目，请民主人士参加。5月4曰下午群众即开始向华西坝集中，到会群众数千人，是一次盛大的集会。草坪中央燃起了熊熊营火，大家席地而坐，当天传说特务要来冲击会场，大家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最外围是身强力壮的男同学，中间是女同学。主席宣布开会说：“请大家注意，我们的外面有许多狗，大家耵着他，他要动，就抓住他，我们不怕他。”群众齐声喊道：“我们不怕，哪个狗敢闯进来，就抓住他，扔到火里烧死他。”那些奉命而来捣乱的特务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不敢动弹。会议顺利进行，会上有叶圣陶先生、吴耀宗、文幼章、陈中凡教授讲话，他们一致遣责国民党特务制度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叶圣陶还朗诵了他的近作新诗。燕大同学张瑀（苏予）代表学生讲话，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反对特务统治学校。会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放下你的鞭子》。会后在新南门附近举行了火炬游行，最后在“发扬五四精神，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特务滚出学校去”的口号声中结束„

（九）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1945年暑假前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8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二是9月3日日本投降。国民党利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举行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捞取政治资本，致使一些中间群众滋长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同时，国民党下山拼命摘桃子，又孕育着内战危机。根据这种情况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政治上除了继续反独裁争民主之外，要警惕国民党挑起内战，要关心学生生活，保护学生的切身利益，进步分子要进入各级各类学生组织，特别要同反动党团争夺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根据这一指示，1945年秋季开学后各校开展了紧张的竞选工作。要求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争取完全控制学生自治会，差一点的也要做到由同情分子做学生自治会主席，即使力量最弱的学校也要力争学生自治会主席一职不要落到反动党团手中。选举结果，燕大学生自治会仍为进步分子所控制（燕大学生自治会从1944年以来都是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金大双方力量差不多，选举了一个中间分子担任主席。华大力量最弱，最后也还是争取到由同情分子做主席。川大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工作做得较好，1945年选举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时，经过努力，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理事长被三青团占据，即使这样，也起到了牵制三青团的作用。此后川大“民协”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广泛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进步分子进入同乡会、同学会、伙食团，热心为群众服务，得到群众的拥护。1945年下期选举时推举一个中间偏左同学进行竞选，结果击败了三青团所支持的人，取得了理事长席位。但理事席位不多，以后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在46年的选举中取得大胜，进步分子在学生自治会中才占据优势。经验证明，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十分重要，便于进行合法斗争，便于争取群众，可以抵制反动党团的反动活动。燕大学生自治会一直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使燕大成为民主的堡垒，许多运动都可通过燕大学生自治会公开发起，号召群众参加，并抵制了反苏游行，在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十）追悼昆明死难烈士

1945年双十协定签字不久，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实际已经开始。人民渴望和平。根据这一情況，党指示要把反内战作为斗争的中心。“民协”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0月金大六社团在华西坝召开反内战座谈会，11月成都市一百五十余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宣言（由李中起草），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最早的一份反内战宣言，全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刊出。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屠杀四名反内战爱国学生的惨案，消息传来，群众十分悲愤。党通过“民协”发动群众声援。金大五社团首先发出了致昆明学生的慰问信，各大学学术团体继其后。《燕京新闻》为此连续发了几篇反内战的社论。12月6日川大组织了反对内战暨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12月7日晚，在燕大海燕剧团为招待各大学学生团体演出《芳草天涯》的会上，由华大、川大提议成立了“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惨案后援会"，并定于“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在华西坝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当天请联大校友参加，由燕大唐振常同志赶写祭文。由于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有五千群众参加大会。西南联大驻蓉校友也举着“未死之人”的白幛，抬着花圈，参加了大会，并报告了惨案真相。主席宣布为死难烈士致哀后，由燕大女同学陶惠华朗读祭文，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台上读祭文的同学声泪俱下，台下的听众热泪盈眶。当读到"安息吧！四烈士，你们的死换来了全中国的斗争勇气，你们的血为我们引了路，我们不再哭泣，我们有的是愤怒，我们有的是战斗的力量。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用毕生的精力，向黑暗宣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女同学的啜泣声，悲愤的气氛达于极点。会后群众怀着极大的愤怒参加了游行，沿途高呼：“严惩祸首李宗黄，关麟征！”“打倒特务！"“保障人身自由！”“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行至美国新闻处，群众高喊：“美国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军退出华北去！”最后在少城公园结束。这次游行有许多大学教师参加，如燕大沈体兰、金大袁伯樵、外籍教授文幼章、徐维强、哈德兰、江希德、夏仁德等。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三项要求：（1）彻査昆明军政当局杀害学生事件，严惩肇事祸首；（2）抚恤死伤学生，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3）确保人身及言论、集会自由，并对驻蓉参政员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要求盟军退出中国的主张表示同意。这次追悼会和游行，对群众的教育很大，打破了许多中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如果说一年前的市中事件，斗争矛头只对准囯民党的两个头窗人物，现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矛头对准整个国民党了。

（十一）反逆流的斗争

从1945年12月1日的昆明学生惨案起，国民党完全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一边内战，一边镇压人民，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成都是四川地方势力的据点，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邓锡侯又是伪四川省主席，所以一时还没有开始大肆镇压进步力量。但是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反动党团分子、特务分子气焰嚣张，因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群众十分气愤，要求反击。党通过“民协”发动群众对反动派的进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予反击。1945年冬华西坝小天竺街出现了一个以《冬烘》为名的壁报，对进步学生和吴耀宗、文幼章两教授进行谩骂攻击。紧接着川大发生了三教授事件，特务开始攻击彭迪先、陶大镛、李相符三教授。后来集中攻击李相符，甚至假冒李相符之名贴出启事，混淆是非。川大“民协”发动同学和李相符一起对反动分子进行反击，据理驳斥，取得了学校同学和教师的广泛同情，争取了代校长叶麟的支持。最后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对为首的三个特务学生给予停学一年的处分。这一胜利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12月1日昆明事件后，在成都又发生川大李实育事件。当时成都反对内战和声援昆明事件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国民党要镇压这次学生运动，特务分子便从川大进步学生李实育开刀，他们毒打李实育，在李实育处于昏迷状态之际把他们事先印好的什么“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的传单标语塞进李的床下，然后栽诬李“阴谋叛国”，加以逮捕、审讯。事件发生后，地下党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对进步力量的进攻，必须反击。李实育是盟员，四川省和成都市民盟以及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老先生也极为关切。他们向有关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向社会舆论呼吁。川大"民协”全力以赴，各大学进步力量一齐声援，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如请律师辩护，《新华日报》和《华西晚报》发表文章对国民党进行驳斥；发动各大学社团对李实育进行慰问、声援等。最后伪法院不得不释放李实育。

1946年2月政协胜利闭幕，在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迫使国民党同意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决议。为了扩大宣传这些决议，"民协"通过五大学23个社团联合在华西坝举行了一次时事报告会，有三千多人参加，由参政员张澜老先生等五人出席，报告会议的成果。

本来政协闭幕后，一些中间分子，甚至个别进步分子都以为局势会好转了，有麻痹心理，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校场口集会庆祝政协成功，国民党特务聚集流氓打手捣毁会场，打伤了大会主席团的人。消息传到成都，群众感到非常气愤，同时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党提出要组织群众对校场口血案进行声援，以事实来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定的真相。后来由各大中学学生团体和备界人士联合召开了有五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2月16日）。大会通电全国，抗议特务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并致电慰问受伤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诸先生。

1946年2月下旬国民党借口所谓张莘夫事件，威逼、蒙蔽一批学生，一手制造了反共反苏游行，并捣毁成渝两地的《新华日报》门市部和民主同盟的报社。当时党指示进步分子不参加，劝告中间群众也不参加，但不要与群众正面冲突。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解释工作很难进行，一些中间群众受蒙蔽参加了，进步分子一时陷于被动。只有燕大顶住了这股反苏逆流，燕大“民协”通过学生自治会抢先召幵了全体学生大会，经过五小时的激烈辩论，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不参加反苏游行的决议（赞成参加的只有八票），并通过要求外国军队撤离中国的决议。燕大因此受到暴徒的捣毁。燕大同学罢课一天，表示抗议。

1946年4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四川公开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新省委，全省党的工作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四大学忙于复员搬迁，这些情况对主观力量有所削弱，反动党团更加猖獗。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中原解放区进攻。6月、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为国民党杀害，在成都市民盟和各界联合召开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张澜老先生竟受到特务的公开侮辱。这是一个信号，反动派又要下毒手了。

1946年4月王致中调离成都，党派来了马识途同志，由蒲华辅、马识途、华健、王煜、贾唯英组成新的地下党成都工委，蒲和马分任书记和副书记，王和贾分管大学和中学工作。成都工委根据新的情况对学校工作作了新的布置：（一）时局在恶化，政治上重点是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真相，但条件不成熟时不要轻易举行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要保护群众；（二）强调要尽量利用各种学生的合法组织进行活动；（三）强调要切实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困难。根据这个精神，川大和华大的党组织和“民协”转向深入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川大在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关心群众生活方面，工作做得有成绩，争取了更多的群众。燕大在复员搬迁中，复员领导小组由一个地下党员，一个“民协”成员，一个教师组成，党和“民协”通过复员领导组和学生自治会做了许多细致工作，吃苦在前，热心为同学服务，受到同学的拥护。

（十二）抗暴游行

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北大女学生沈崇受美军侮辱的事件，而国民党当局为了讨好其美国主子，竟不敢依法处理。这一消息传到成都，引起了大中学生的愤怒，特别是女同学的情绪尤为激昴。党组织决定：（一）在广大学生中揭露驻华美军的罪恶；（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脸嘴；（三）要求维护民族尊严，严惩肇事美军；（四）要争取教授参加。各校党组织和“民协”首先从发动女同学入手。当时华大女生院自治会和川大女生自会治都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两校的党组织和“民协”便充分运用这一合法组织，公开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当华大女同学在校内外贴出了一批反对美军暴行的标语时，竟遭到三青团分子的撕毁，甚至还在标语上加了侮辱沈崇的下流批语，同时还贴出了一批公开为美军暴行辩护的标语。三青团分子的无耻行径，使华大女同学怒不可遏。女生自治会在共产党员、“民协”会员徐玉良、童登愃、陈可（陈思可）、方信瑜等同志领导下当即召开全体大会，讨论这一事件。女同学一个个争先发言，要求针锋相对地与三青团分子进行斗争。于是女生自治会决定连夜赶写大批标语重新贴出去，并在校内举行火炬游行，以示抗议。整个女生院沸腾了，全体女同学髙举火炬（也有不少男同学参加）在校内游行一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华西坝，好些过去不问政治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举着火炬参加了游行。在这个基础上党组织决定1947年元旦举行全市性示威游行。元旦早上九时，二千多大中学生在华西大学广场集会，然后出发游行，经新南门进城，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惩办犯罪美兵”、“美帝滚出中国去”等口号，行至春熙路即停下来举行集会，向群众宣传讲演，贴标语，撒传单，然后返回学校。

川大女生院在共产党员，“民协”会员冉正芬、游训天、马秀英、李惠民等人的领导下，决定由全校学生自治会女理事陈为珍出面召开女生院室长会议，进行发动，以寝室为单位，征求女同学意见，这样很快把女同学都发动起来了。然后以女生院名义发表抗暴声明，并组织宣传队分别到男生宿舍进行宣传，发动男同学签名，争取全校男同学的支持。最后以女生院名义组织全体女同学在校内举行抗暴游行。1月5日上午十时以川大、华大女同学为基础，有省艺专等二十七个单位学生代表千多人，在川大礼堂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并请川大教授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朱剑农等人讲话。他们声讨美军暴行，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会议还通过决议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致书沈崇表示慰问，致书蒋介石和杜鲁门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会后进入市区游行，一路有许多群众参加了游行的行列。群众沿途髙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去！”“要求美国政府公开道歉！”“严惩肇事美兵！”并分组在街头讲演。这是各大学复员后成都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

以上就是这两年成都学生运动的概况。

（十三）结束语

1944一46年成都学生运动，虽然已过去三十几年了，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后的青年工作仍有启发作用。这些经验也可以说是"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一无权二无势三无钱，而且人数很少，为什么能够动员千千万万青年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掌握了真理，并善于宣传真理，使青年信服，尤其是因为共产党员、地下会员、进步分子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贏得了群众的信任。具体地说有下面几条主要经验：

（一）青年运动，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始终要把引导青年关心政治，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和正义感放在首要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但又不能是说教式的，要在善于引导上下功夫。在从市中事件开始的一系列运动和活动中无不贯穿着这个原则。

（二）根据青年不同的觉悟程度、爱好和兴趣、习惯和生活方式，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活动形式、活动内容，来组织、团结教育青年。当时采用的组织形式真是多种多样，从政治性的时事研究，到文艺性的文艺研究、话剧、歌咏，到带有封建味的同乡会，同学会，到带有洋味的宗教味的团契；有传统的组织方式，也有新创立的方式。青年的爱好多种多样，各有不同，青年的觉悟程度有高有低，因此在组织青年上切忌一刀切，单一化，—定要适合青年的特点，谁不尊重这样一个客观实际，谁想运动青年，谁就会脱离青年，而不会有真正的青年运动。

（三）要善于用具体事实教育青年，要循循善诱，要由浅入深，逐步提高，不要说教，不要硬灌，更不能动辄教训人。除了政治运动之外，在经常活动中要寓政治思想教育于文艺、文娱活动中，使之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把青年引向进步。从市中事件到抗暴游行，每一次都是从具体事实入手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实质的目的的。

（四）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广交友，绝大部分共产党员、“民协”会员都是认真执行了的。当时党组织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民协”会员密切联系群众，特别要和中间群众做朋友，而且做知心朋友。绝不能嫌弃落后青年，要做艰苦的争取工作，有时要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能强迫，有时还要等待，不能急躁，如反苏游行时，有些平时参加过进步活动的群众都上了当，但事后还是要继续争取他们。“民协”甚至不允许“民协”会员终日只同少数进步分子混在一起髙谈阔论，而不到中间群众中去做艰苦工作。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学校，进步分子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工作打不开局面，群众发动不起来。所以，一方面要求进步分子在群众中、在斗争中起核心和骨干作用；另一方面要求进步分子成为群众的朋友，不允许髙傲自大脱离群众。

（五）要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切身问题。1944一46年由于形势的要求，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有些忽略，有的学校做得很不够，哪个学校做得好（如燕大），什么时候做得好（如川大和华大在45年后），就能争取更多的群众，群众基础就好。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关心群众呢？那就是充分运用学生中的各种合法组织，如学生自治会、宿舍自治会等，尽力多为同学办好事，为同学服务，如燕大的复员工作，川大进步分子办食堂等。还可以尽量利用各种教会组织如学生公社为战区学生和家境困难的学生提供各种帮助。

（六）群言堂作风。当时处在地下环境，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是极少数，随时有遭受迫害的可能，所以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尽管是在秘密环境下，每次运动，每次斗争，都尽可能发动大家讨论，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党不是命令群众、运动群众，而是根据群众的情绪，要求，引导群众，以党员和“民协”会员的行动和正确意见来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地下党的普通党员和领导之间，只有上下级之分，而无等级之別，大家亲密无间，形同手足。

在1944年到46年的学生运动中，曾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江志炜（江姐），“民协”会员何懋金、马秀英、李惠民、张国维，1949年牺牲于中美合作所。“民协”会员李肇基1955年随周总理出国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遇难。进步群众毛英才1949年在成都十二桥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袓国、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1981年2月于重庆

原标题：1944——1946年成都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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