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1903—1982），日本进步作家，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他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1933年被选为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员，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抗战胜利后，鹿地亘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鹿地亘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日本正义人士的深切怀念。
日本军队在芦沟桥打响的第一声枪，将鹿地亘的生活彻底变了个儿。
鹿地亘想象不出日本怎么能如此野蛮、残暴。当战火在上海打响后，他震怒万分，握紧双拳，落下泪来。那时日本军舰炮轰正炽，火柱在他面前旋风般卷起，人的手脚、肉片向四方飞去，上海陷入地狱。萧红歪着嘴哭起来：“你叫喊着反对战争，好啦，这就是你反对的战争！”鹿地亘绝望地想着：“祖国是什么，毁了它吧！” “是卖国贼吗？”他流着泪，激动不已：“好吧！就叫我卖国贼吧！”
鹿地亘决心背弃“祖国”，参加被大屠杀中的中国抗日队列中去。
姚苡在写到这段事时说：“八一三沪战发生前，全中国的日侨奉令回国。不知怎么的，鹿地夫妇却悄悄搬家到法租界了。这刹那的转移，似乎注定了鹿地夫妇与中国抗战相终始的命运。那时对于敌探和间谍之搜查是极其严紧的，鹿地的脸孔既不像中国人，又不像西洋人，而又不会说中国话，实在嫌疑得难以解说了。这就逼使他夫妇俩不得不白昼蜷伏于法租界的外国旅馆中，以至于鹿地君长出山羊似的胡须。”
鹿地亘在上海为逃脱日本和中国人的耳目，不得不时时更换住处。他们住过萧军、萧红家里，危险时宋庆龄出面救过他们，他们还住过许广平家里。他托章乃器、夏衍等为他们夫妇向中国政府联系，以便获得在中国活动、生活的合法身份。由于那时情况复杂，中国政府迟迟没有回音，而日军又占领了上海。在危急情况下，由中国左派朋友安排他离沪去香港。
在轮船上，鹿地亘也不便与相识者打招呼，以秘密身份到达香港。香港同样存在敌人四处嗅寻的耳目，很多中国人出于爱国热情也不容日本人。鹿地亘只能伪装成不通汉语的华侨，住在中国人家或旅馆中。
然而，参加抗日队列也非易事。鹿地亘必须公开著文表态，声明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裂。在香港期间，鹿地亘读到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2月），其中二见甚乡著文声称日本的所谓“防共圣战”、“惩膺暴华”，是出于“日本国民的公意”。鹿地亘大为不满，遂写了《所谓“国民的公意”》,投寄抗战重镇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2月9日发表时，编者加了按语：
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生前的好友、日本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同志鹿地亘先生特地为本报撰送来的。他在信里，祝颂本报在“抗战中健斗”；他愿意和中国的战士亲密地携起手来，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日本与中国的自由，以及人类真理而奋斗。我们就在这一意义上，把日本同志的文章译了出来，这里，分析了日本军事法西斯统治的形成经过，及其内在的矛盾，与日本人民大众与这个统治的基本对立，虽然鹿地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些估计不足的地方，但对于我们透视敌情，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在文章里，鹿地亘声明，侵华战争决不是日本“国民的公意”，而确凿是日本军事法西斯“完成了迅速的发展”。其标志是军部和财阀的合作。日本“后起的资本主义，为了要与其他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必须以国民生活的巨大牺牲为基础，实现强有力的国家统治。”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关系，通过战争，“日本便很迅速地发展为强盗的帝国主义”。
鹿地亘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膨胀，讲到“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指出“资本家阶级和军部”由矛盾走向“狼狈不堪地开始合作”。鹿地亘称这是“官民协力的统制”。
鹿地亘结论说，日本法西斯在“非常时期的举国一致”的称谓下，在对日本民众进行野蛮的迫害。“我可以说，日本民众，从来没有想做国民过，他们在现在‘国民’这两个字已变成走狗的别名的时候，对于‘非国民’这个名称，将感到‘国民的光荣’。只有他们，将以最不妥协的斗争，来回答军事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早在此文发表前，鹿地亘抵香港后，曾于1938年1月3日在夏衍、林林等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公开声明的《现实的正义》的文章。
文章说，他曾期待在芦沟桥事变、上海战事后，日本民众能奋起而同日本统治者斗争。然而，鹿地亘悲愤地说：“我爱的祖国”，“一切都变化了！”文化遭到扼杀，作家林房雄、浅野晃等成了军国丑角，杂志再没有“民众之声”了，充满侵华的叫嚣。鹿地亘不免笑了起来，其中的许多言论竟颠倒得难以令人置信。以“保卫东洋和平”之名，使本国人饥饿，向中国民众头上扔炸弹！
鹿地亘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以现实主义作家为我的文学的立场。热爱现实，为着悲惨的东洋的现实而战斗着的中国大众！这是日本现实主义者对诸位的敬礼。”
这年2月8日，《新华日报》转载了这篇丈章。称此文是“一篇至情动人的文章，也是日本之艺术家第一次对于中国大众发出的正义的呼声。”
郭沫若当时任第三厅长，属陈诚任部长的军政部。经郭沫若介绍，陈诚看了《新华日报》刊载的鹿地亘的文章，为之动容，遂电告广州警备总司令，令在三日内将鹿地亘夫妇接到中国。那时日本国内、军部已读了鹿地亘的文章，传闻派一大批特务到香港追捕他。
陈诚署名信称：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为反对本国军阀的侵华战争，阐明正义，至为感动，为客乡之迎，赠上旅费，郑重护送至武汉。
鹿地亘为逃人耳目，最后住在香港陈畸家中。陈畸在谈到鹿地亘夫妇到中国武汉时说：“有一天我回到报社，胡风从汉口打了一个电报来，说是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已经决定聘请鹿地亘先生到汉口去。第二天夏衍先生和广州保安处的黄科长也到香港来，他们奉军事委员会的使命，来接鹿地先生和他的太太进广州去。3月19日下午六点钟，夏衍先生陪他们到广洲车站去乘车，送行却只有我一人。”
3月末，鹿地亘夫妇抵武汉，受到中国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一时间形成热潮。
《新华日报》3月27日刊载了适夷的关于鹿地亘到达汉口的报道与访问记，盛赞他的毅力与友好同志之情，称他是“正义的战士”。4月1日报道《（武汉）各团体欢迎鹿地亘夫妇》，2日又发了《在各团体欢迎席上鹿地亘先生讲词》，鹿地亘着重谈了日本人民的最终必将觉醒起来，同时“请接受我们这个始终不能忘记的赤心的友谊”。该报还发了鹿地亘夫妇抵武汉的照片，鹿地亘身着西装，池田幸子却是一身中国妇女打扮。4月28日报道《欢迎色斯先生大会，鹿地亘讲演》，5月26日又刊《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鹿地亘讲词及题词》。
中国各界人士和群众热烈欢迎鹿地亘夫妇，除向他们本人致意之外，也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新华日报》在报道鹿地亘夫妇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作了如下的描写：“最使大家兴奋的，是日本反战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姗姗入场，一阵雷鸣似的掌声，大家还争先跟他们握手寒喧，显示兄弟一般的真挚感情。”周恩来、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田汉、老舍等都与会。
《抗到底》、《抗战文艺》、《少年先锋》等杂志，也积极报道了鹿地亘夫妇参加中国抗战。《少年先锋》报道，鹿地亘在少年学生中受到了欢迎。他们听说鹿地亘来校讲演，饭都不吃了。
鹿地亘深受中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鼓舞，也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侵华的社会活动中去。他到武汉十数日，即到广播电台，向日本国内广播，揭发日本侵华罪行，抨击日本政府、军阀、财阀相互勾结，号召日本人民奋起进行抵抗。
鹿地亘、池田幸子的《告日本人民书》，曾数度向日本广播。
他们作为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设计委员，作了很多工作。E·斯诺曾访问过鹿地亘。他说：“中国飞机在作那着名的唯一一次远征日本的时候所发的宣言乃至每个中国兵都随身带着而散发于战场，或在退走时散发于市镇里的那些传单，一切都是由鹿地君参加作成的。”
鹿地亘对中国军队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和爱国热情，极感敬佩。1938年当朱德总司令发表通电，揭露日军用毒气弹袭击中国军民时，他和池田幸子致函积极加以支持。内称：“对于八路军英雄的战斗，深表敬意。日本军事法西斯惨无人性地散布毒菌的阴谋；将会看到它的报应。我们深深觉到在日本民众的革命斗争中加以阻止的责任，谨奉上法币10元，乞转致八路军将士，作购买防毒品的费用。”
在这之后，鹿地亘还将自己的稿费，转交给八路军，响应朱总司令的通电。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曾向鹿地亘夫妇致函，感谢他们捐款购置防毒工具。
在紧张的抗日活动的同时，鹿地亘执笔写了不少政论和批评文章。主要有《希望中国胜利》、《我们是怎样离开上海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与文学》、《使人哭泣》、《远东侵略战争与日本人民革命》、《从“防止赤化”的圣战到“驱逐白种人的圣战”》、《文学的感想》、《一封公开信》、《何谓东亚协同体》、《侵略主义的祸根》、《日本军队内部的反战暗流》、《打倒八个头的怪物》、《给中国少年诸君》等。
鹿地亘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希望中国胜利》是到达武汉最初几天写的。他写道：“据我的观察，现在的确是胜利了，诸君将得到胜利……”
鹿地亘的政论文，见地深刻，激昂慷慨，爱憎分明。他善于将犀利的政治观点与讽刺、激昂的笔触结合起来，从而在中国群众和反战同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来源：《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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