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中事件（又名“双十一”运动）总结初稿
（一）当时的政治形势（1944年十一月间）
1944年秋林老出来，在参政会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全国普遍响应，民主运动逐渐高涨，各民主党派活跃起来，成都也受了伟大的影响，特别是张澜、李璜从重庆参政会回去.在各处开了许多大会小会，响应了“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时,国民党军事上正逢危机,由中原战场失利，湘桂战起，以致失掉桂林、贵州危急，独山失守，再加以外国舆论的纷纷责难，使得全国普遍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人心动荡之至。
成都地方势力（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处此情况下，也在另找出路。西南各省有组织西南联防政府的酝酿。人们又估计，日本人可能打到四川。蒋介石可能逃跑.因此在野者有联合政府的准备.我党、民主党派及川、康、滇等，地方人士和李济琛等之间也酝酿着要订立共同合作的纲领，邓锡侯则提出“武装民主，保卫家乡”的主张，这时期整个政治形势于国民党是非常不利的。
成都是许多矛盾的汇合点，矛盾中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中央在川的政治力量以政学系张群为主，握有行辕，省府的大权，但CC与复兴系在成都也占有相当势力，三者互相矛盾。CC主要控制省党部，复兴系主要控制军分校。而各部门内部又很复杂.如省府秘书长李伯申是接近张群的，地方人士，民政厅长胡次威、教育厅长郭有守则是CC系，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是CC却又接近政学系，而省党部实权又操于书记长李琢仁（CC）之手，省党部委员又有政学系、朱家骅、黄埔系之分，如组织部长余佛翔属朱系。余成勋属CC之谷正纲系，黄仲翔是复兴系领袖，陈紫舆属CC，但不大得志，也反对李琢仁，各派系间斗争甚烈，CC以外各派曾联合起来，反对CC。行辕中也有内部矛盾，主任是张群，实际权力却操在复兴系手中，如政治部主任张元良即属复兴系，市府中市长余中英是地方势力而接近张群，警察局长方超则属军统，是特务头子。这种矛盾与斗争，使得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步调不能一致，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则想利用矛盾，拉拢一下民主人士，以打击对方，如张群即是一例，他之手段较和缓，敷衍学生，不愿事情闹大（市中事件发生后，群众已动员起来，张群向蒋请示，主张避免发生流血惨案，防止事态扩大，接受学生要求）都与此有关，这在客观上是大有利于运动之开展的。
地方势力的潘文华系反对国民党中央很尖锐，他属下的彭光汉（川军一师长）曾公开同情民主运动，保护“双十一”的示威游行。刘文辉则支持民盟，成立政治团体“唯民杜”。办“大学月刊”及"青年园地”刊物，以团结民主人士，经常宣传民主。在成都影响甚大的华西日报及晚报都直接或间接与潘文华有关。前参议会议长李伯申曾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表示同情民主运动。他们多以拉拢民主力量，同情民主运动来打击国民党中央。川康绥靖公署且曾下令禁止非法捕人（主要打击中央特务的横行），地方军人有一次几乎与军分校大冲突起来。地方与中央的这些矛盾是更直接地帮助了运动之展开的。
成都的民主势力是有相当力量的民盟主席张澜及其四川省支部皆在成都，青年党的大本营也在此。那时他还是民盟的一个成员。虽是两面派，但与国民党的矛盾还是很多，与我们则较少，大部份事情还是合作进行的，民盟下又设立一青年机构，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青年党的青年。
当时我党在成都的组织力量很弱，但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在党员及非党干部领导下，成立了进步青年的组织——“民协”前身的马列小组，各主要大学的进步份子已有联系。
再有一点，成都多教会学校，其中的外国人在英美舆论纷纷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之下，也积极活跃起来，同情学生运动。
最后应该提出一点；群众运动在市中事件以前曾有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这使得国民党不习惯不专精于对付群众运动，缺乏着破坏与瓦解群众运动的经验，这种拙劣与愚笨也助成了运动.
所有这些条件都直接间接地帮助了“双十一运动”的发展。
（二）事件经过
成都市立中学一班的三个学生平日行为卑劣，横行跋扈，曾被学校开除.但因市长余中英的关系，又送回复学，同学乃愤起要求坚持开除，市府派员去处理，召集讲话。同学包围质问，他遂报告市政府，田警察局长方超率宪警八百余人跑步赶来包围市中，架机枪、上刺刀，手执藤条。如临大敌。方超一声令下，乃冲入学校，乱打乱刺，并乘乱侮辱女生，当场重伤四人，轻伤八十余人，惨案造成后，自知理屈，遂封锁新闻（学校在市外）禁止进出市中，威胁校方及学生家长，不准声张，企图就此掩盖下去。
三四天后各校始听到消息，看到市中学生呼吁的传单.新中国日报（青年党办），华西日报、晚报等著论评述，或发表消息.群情激奋高昂，省中等几个中学首先罢课，组织后援会，并宣言声援，继之，大学也动起来了。
民协看到群情愤慨，大有可为，乃邀市中学生，共同商讨，决定大搞。由市中学生到各校控诉（男校由男生，女校由女生），利用各校已有组织（如自治会、系会、壁报等）散播消息，呼吁援助市中学生，并分上层、大学、中学三方面去发动：（1）找李璜、李相符以得民盟援助；（2）到市中调査事件真相，掌握积级份子；（3）设法组织与掌握中学生援市中的代表会；（4）在各大学宣传鼓动组织并领导之；（5）民协活动份子每日会报，并定某处为推动运动的总联络站。
金陵大学发动，首先成功。通过民协份子的酝酿，乃富正义感的中间群众袁铭在饭堂公开鼓动，说明惨案真相，应予声援，袁之一呼，群起响应，发宣言，贴标语，不一日,华西坝（成都各大学集中区）就紧张起来了。
燕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发动去医院慰问，去慰问的学生大都变成了宣传员和积极份子。
当时民协又领导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控诉，请求援助。
经此鼓动，五大学乃逐渐发动起来。
这时中学罢课者日见増多，中学生代表会正在形成，而大学生代表会还没有眉目。运动发动的关键在四川大学，若川大能选出代表，参加运动，则主要大学皆动了起来，运动就有了主力.当时川大有三千多学生，占全部大学生的一半，而川大的统治最严。校长是黄季陆，手腕很高。校内三青力量也大，学生自治会完全是御用机关，因此，就决定突击川大，由市中学生控诉，川大民协份子在群众中响应，并以壁报联合会，时事研究会，历史学会等为骨干，于是晚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就逼得党团御用的自治会不得已而出来领导.开会时，黄季陆亲自出马，曾企图平息学生运动，但当他才说完“应该同情”。要转话题时，同学喊起口号“请求黄校长领导我们为市中同学伸冤！”他转不下去了。乃仓促退席。这时，教授李相符上台做了篇鼓动的演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大大鼓舞了同学，遂选出代表，决定声援市中。
这时援助市中同学的中学生代表会已早织成功，大学代表会也由燕大召集成立，十一月九日决定向省府请愿，要求四项:（1）撒职査办方超、余中英；（2）负责受伤同学的养伤费及残废者的终身养育；（3）政府明令禁止军警宪侵入文教机关及学棱：（4）政府重申保障人身自由。在这次代表会上，因为各校进步分子事前未能布置妥当，意见尚有分歧，乃在会场上公开讨论起只打击方超不打击余中英的策略问题。这样-来，就吓退了一部份代表，使他们感觉到事情并不单纯，后面恐有背景。
九日代表们去见张群。张答应赔偿医药费，禁止军警非法干涉学校行政，方、余可以各记大过一次，关于撤职则需经过中央奖惩委员会，他无权处理。对于重申保障人权法令，省府是地方机关，无权重申。张群这套以软骗为主的手法，迷惑了一部份无经验的代表。代表们回去，推燕大代表王守义（民协干部之一）向各校代表会报告，他公然表示满意。幸经说服与斗争，始通过“不满意张群答复，继续奋斗”的决议。否则，就将没有了“双十一”的示威游行，影响也就不会那样扩大。
这期间，国民党方面已注意到事态的严重，而思镇压之法。他们的办法是高压中学，由教育厅长郭有守下令各校校长不准罢课和慰问。对大学则采怀柔政策，说是勿小题大做，政府自会处理。校内三青则起了分化：一部份同情运动，并参加行动；一般的则先不参加运动，看运动已不能抑制，又加入破坏，说有异党份子活动，是党派斗争，或说“这事情不简单，怕有背景”，以吓退中间群众。在金陵女子大学则是由校方压迫下去的，原来金女大因市中女同学去哭诉，群情激奋，准备行动，但经校长吴贻芳，训导长张芗兰向同学造谣说是党派斗争，政府会解決，劝同学好好读书，不要参加活动；另方面又找各团体负责人去谈话，不许行动。同时以跳舞会，选体育皇后等课外活动来转移群众的视线，金女大就这样没能参加了运动。
金大的三青份子提出：要求并呼吁政府合理解决市中事件。教长陈裕光（CC）也说要求政府合理解决，劝同学读书救国。他们想以这种口号来取消运动，但经进步分子的努力，学生终究没有被压下去，而投入运动。
这时党团方面又散布各种谣言，贴标语：“打倒哈巴狗李璜”、“共产党万岁”、“组织联合政府”等。打击中共，也打击青年党，但收效不大。
十一月十日，民协召开活动份子会议。那时领导上有三种思想：（1）主张大干。联合各地各大学，成立全国学联；（2）认为群众情绪尚不够高，张群愿以答应部份要求，应结束这次斗争。一些党员（如田、彭、王、张等）是坚持这种主张的；（3）主张继续开展运动，发展到请愿游行。最后决议：（1）以和平示威游行为最高限度。游行时不经过警察局，以免发生流血事件,而损伤群众的斗争情绪。（2）只能把运动推进一步.由于群众觉悟的不够，还不能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3）扩大青年组织，（4）集体请愿，要求会前并选出行动委员会三人，及机动队长一人负责游行的联络。
同时，大学代表会及中学代表会亦决定了集体请愿，游行示威，伹日期定在十二日（星期日）。民协十日深夜得此消息觉得不妥。星期日参加人数一定不多。而星期一又不适宜。因教育厅已决定纪念周时派人到各校解释市中事件，以瓦解运动。最后决定于十一日。但大中学代表会又巳通过在十二日，这如何是好？次日（十一日）天刚明，民协份子纷纷到各校活动。费了很大气力才通过改于十一日下午游行。
十一月十一日.川大首先拖出队伍。一千五六百人走向华西坝。人们怒吼着“华西坝睡醒了！”“大后方睡醒了！"“新的〔五，四〕来了！接着，其他大中学生也集合拢来：大学二千余人，中学六千余人，号称万人大游行。出发请愿。大队中请来外国人和记者，以防特务捣乱。袍哥且武装保护之，队伍到省府时，大门紧闭。只由几个军官在维持秩序，沿途警岗山也撤了，（据说怕发生冲突），就在岗台上贴标语，“打倒警察局长方超”“肃清特务头子方超”“请求政府严办摧残文化的方超、余中英！”请愿大队一直在省府门前等待答复。张群早已避开。代表第一次进去，由秘书长李伯申接见。重述了一遍张群九日答应大中学代表的话，群众不满意，第二次又进去。李打电话与张群商量，答应赔偿医药费，把“重申保障人权法令”改为由省府公布市中事件真相；军警不得干涉学校行政也可接受。但需学生不有越轨行动。纷歧的中心仍在方、余的撤职问题，张群仍称要待中央的指示，代表交涉后，推王守义出来向大家报告，他说“省府不答应，我们怎样办？”意欲刺激群众行动。群众乃高呼"打进去！”说时就冲进了大门。这时又经民协份子的说服，才又安静下来，派代表第三次进去。这时，李伯申始代表张群、全部接受学生要求。得此答复，大多数感觉满意，只有少一部份过左的积极份子主张枪毙方超、余中英，卧街罢课，不惜流血。这意见未被接受，各校队伍唱着歌，呼着口号胜利而归.金大队伍趁得胜余威，在金女大及齐鲁大学门口喊了他们一阵“冷血动物”，骂未参加游行。川大队伍则返校后，游行校园一周，高呼“打倒御用自治会”，要求改选等口号。
次日，民协扩大检讨会决定：（1）由大中学援助市中学生大会发表大会的正式宣言，并招待记者，以扩大宣传。（2）援助市中的学生代表有在到政府实践诺言为止。这期间，各校争取校内民主，争取自治会领导权。（3）集中突击川大，改选自治会。如不允许，即发动罢课冲黄运动。（4）再贴一次标语，注明“援助市中学生大会制”，以压倒待务之混淆。（特务曾贴标语杂于大会标语之间，内容为：“打倒李璜！挽留方超、余中英！推翻国民政府！实行共产主义，建立联合政府！等）
最后，当局实践了答应请愿队伍的要求，将方、余撤职。
双十一运动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三）运动的意义、收获和特点
（1）运动的意义及收获
市中事件是大后方群众运动从低潮转入高潮的转捩点，由此使群众运动恢复起来，冲破了国民党的统治镇压，教育了广大的学生群众，影响了社会各界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各大学），为以后的全国民主运动（特別是成都的）做了有利的准备。
这运动是由反特务反压迫而起的，因此就鼓舞了各校内部的民主斗争。川大原来是禁止开学生大会的，特务及党团份子飞横跋扈.自治会完全控制在三青团手中，经过这次运动,也改选了自治会，进步力量在其中作了九个委员（共十八个与三青团平分秋色）。同时，对于特务杨鹤楼集中打击，使他一个多月不敢回校，大小特务为之敛迹。齐鲁大学因校长汤吉禾及特务压迫，三青的破坏以致未能参加游行.待游行胜利结束，又经金大游行队伍的责骂，受了很大刺激。这便利了以后的驱逐校长汤吉禾运动。
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干部，这批干部就构成了以后成都学生运动的骨干。
（2）运动的特点：
①是反对特务压迫的斗争。以自卫的姿态出现来争取民主自由，这样最易得到社会的同情与援助，群众基础较为广泛。
②主要是群众自动起来斗争的。群众动起来了，民协就抓紧时机，组织这个运动，党则领导很弱，只有个别的党员参加在运动中，而地方党的领导机构甚至没有开会讨论过。这足证当时地方党对这运动是不重视的.
当时群众力量刚刚发动：才从冬眠状态下醒转过来，还并不强大，而领导又那么弱，这样自发性的大规模运动是与群众力量强，组织力量也强的“一二一'运动等大不相同的.
③是运动展开的迅速.四五号时惨案才传而出来，只一周光景，就搞起那样大的运动，中学28个，大学九个，其六七千人卷入运动，参加游行。其发展之快，是出人意料的。
(四）经验教训：
(1)利用合法，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双十一运动以前，进步份子曾有意识地利用合法的工作方式，如名人演讲，参政员报告，新闻实习(去报馆实习，由之结识了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份子)等.这在客观上准备了这个运动，在时机逐渐成熟之际，逢市中事件，就把火点燃了这个运动，在成都突破了一点，冲破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刺激了全国。游行的时候川大队伍首先出来，到已经酝酿成熟，动荡不安的华西坝，振臂一呼，各校立即响应。
(2)上下配合，大学与中学配合，出事的学校与其他学校配合。
民盟、舆论、教授等上层声援这运动；下层的学生群众则积极动员。身受摧残的市中及其他中学首先行动起来。大学则在获知惨案真相，特别是经过市中的控诉队到各校呼吁求援之后，也积极起来，配合行动.这样上下配合，大学中学配合，发生惨案的学校与未发生惨案的学校的配合是运动成功的因素之一。
(3)突击运动的主力军，使之参加运动。
突击川大是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川大三千多人，占全市大学生的半数以上，是大学中的主力，而大学又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突击川大是由公开的市中学生的控诉，秘密的民协份子的活动和群众团体(壁联、时事研究会、历史学会)的发动,三方配合，才逼迫着为三青团所控制的自治会出来参加运动的，用自治会的名义更为合法，更能动员群众。
这运动起因于市中，罢课、游行者也以中学生为最多，但领导斗争决定胜败的是大学生，人数虽少于中学生，但仍是主力军。
(4)创造新的工作方式。
因为运动是自卫的姿态，所以斗争方式是市中求援，□□□他校校援助，去医院慰问，请愿等.因之组织方式就采用控诉队，后援会，请愿团，大学或中学援助市中事件的学生代表会等，宣传内容也就以市中事件为中心，联系到反特务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而不是空洞的一般的民主理论.这些都是新创造出来的工作方式。
(5)宝贵群众的斗争情绪。
“双十一”运动是群众运动从低潮到高潮的转变点,群众街头斗争的经验还很不够，觉悟程度也还不够高，因此，民协十一月十日决定以和平请愿游行为目标，不把“联合政府”做为斗争口号，这适应了群众的觉悟程度，爱惜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使运动没有脱离群众没有受到摧残，而影响以后的民主运动。
(6)运动中的左右倾偏向
运动过程中同时进行了内部的反左右倾斗争，例如运动初起时，个别的党员因受过去精干隐蔽政策的不正确理解之影响，不敢动，民协也有同样毛病，这犯了右倾的错误，以后还是群众教育了他们，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运动起来后，游行队伍已经在示威，仍想通过民盟以慰劳学生的方式来动员市民，但民盟的某教授(杨伯恺或马哲民)却认为“游行示威巳达事态的最髙峰，是收手的时候了。”这就妨碍了发动市民参加运动，也犯了右倾的错误.当游行大队的要求被省府全部接受后，还有人要求枪毙方超、余中英，卧街罢课，不适可而止，而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犯了过左的毛病，幸经说服，始奏凯而归。这类左右倾摇动在任何一个运动中，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有时敌人也设法使运动有左右倾的错误的，运动领导者必须要有预见，有准备，以进行反左右倾的斗争，否则可能遭受群众的分裂，进步份子的孤立，使运动受到损失或失败。
（7）运动中的缺点
①主要的是党落后于群众，没有领导这个运动，这是受了当时消极隐蔽政策的影响，甚至李相符起而领导民协，发动群众，党还批评他过左，有托派嫌疑。
②全成都有中学及职业学校61所，而参加运动的只28所，且多为地方势力的学校。国民党办的学校则一个都没有参加，这说明参加运动的群众还不够广泛。
③对受伤学生家长未能组织起来，发挥其斗争的作用（他们只在十一月九日开了一次会，由一部份家长发表了一个呼吁的宣言），也没有通过他们或直接去发动社会人士的声援运动。
④工作方式上，以不明身份的人去公开的大中学代表会上发言是很不适宜的，无怪乎金大代表袁铭会说，且的确有群众也觉得“有人在背后操纵”，这是会吓退一部份中间群众的。
⑤第一次代表请愿归来，推一个不坚强的代表XXX报告，他为张群所迷惑，以致险些儿影响了运动的发展。这种场合，—定要坚强的人物报告，才能推动大局，掌握运动。
⑥游行日期的决定，民协事先未布置好，以致大中学代表会决定得不适当，又颇费周折，改成十一日，甚至发生紊乱现象。
（五）从市中事件得到的一些规律：
①根据上述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倘使环境好，政治形势有利，群众情绪高，事件本身能动员群众，能吸收广泛的群众参加，引起社会的同情，而敌人又有矛盾，有困难，在这些客观条件达于成熟的情况下，运动不但可能，而且必能发展起来，即使没有领导，我们的组织力量弱，也会自发的。当运动起来之后，倘能争取领导，在领导中不犯错误，运动仍是可以胜利的。因此，当各种条件成时，虽主观力量弱，也应争取领导，适当地领导运动，在运动中发展力量，而不应借口我们力量弱而取消运动，或袖手旁观，任其自流。
②对于运动中的主力、决定的力量（如市中事件的四川大学）应集中突击，掌握其领导，以带动会局。因为主力的能否动员，能否领导是运动成败的关键。
③运动的展开在已有一般的酝酿时应首先有意识地突破一点、一地、一校或一班中首先动员起来，则将刺激其他的地方。如市中事件时中学先罢下课来（虽然是自发的），便大大地刺激了大学；游行示威时川大队伍首先拖出来，便激动了整个华西坝。再如今年反美抗暴运动，北平首先罢课游行示威，接着全国二十几个城市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
④当群众觉悟尚不够高时，不一定要提浓重政治色彩的口号，特别是以之做为斗争口号，只需从事件本身出发，就事论事的提出口号，这样才可以不脱离群众，动员并团结广大群众，使运动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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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