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示威行动
库瓦丁会议的直接后果是组织瘫痪。随着反战情绪持续升级，SDS无法引导和影响它的发展。库瓦丁的情绪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反战工作的优先进行，其原因都是原则上的，一是这会降低地方分会的自主权，二是大多数成员感到这场战争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生活中的，只有那模糊的价值观革命才能阻止。基于这种情况，由于官僚体制的效率问题被轻视，库瓦丁的决策已经把团体的组织基层扔到了一片混沌中。
当时美国对战争的介入每个月都在升级，反战情绪也迎头赶上，这个团体急切地寻找其他能做的事。
然而，尽管它后来跟反战运动划了清界限，它仍在大众心目中与之捆绑。议员们激烈抨击SDSD的反战立场，而举国学生继续把它看作主要的反战组织。在10月中旬有一个由其他团体发起的游行，SDS为它的背书却不那么热情：“我们是为了教育而行动，而非为了示威而行动”。尽管地方分会承受着来自全国组织者的敌意，它们仍热情地参加这次游行，并且发动了十万人，远超4月的游行示威。SDS仍然不顾一切地在壮大自身。
在春季，逃避战争的愚蠢之举变得天下皆知。马上到来的是约翰逊政府再一次努力为扩大美国战争而提供人力资源，最终学生起草了延期草案。高校被指示去给学生排名，排名较低的将会受到地方征兵局的影响，而国家考试也被提议用来协助这个排名工作。学生也即时回应了。尽管全国的SDS都在焦头烂额地准备给出统一口径的回应，但是地方分会仍飞速投入行动之中。全国的学生都在扰乱征兵考试，他们聚集到校园里反抗与这场战争沆瀣一气的大学。最终，《休伦港宣言》中要努力重塑大学以重塑社会的愿景在国家层面上得到实现。
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 PL)也在那个春天加入了SDS。PL在1961年从美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当时小部分的驻纽约成员因为批评美共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运动的支持而被驱逐。这些共产主义者，在水牛城(Buffalo)的前钢铁工人Milt Rosen的带领，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Rosen跟同志们创立了《进步劳工》杂志(Progressive Labor)，并以左翼劳工组织亮相。在1964年，这个团体剧烈地左倾，声明自己是一个政党，并宣布要跟其他左翼潮流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在接下来几年里，这个党派以令人生畏的速率壮大着，它不断实施新行动，比如组织大学生前往革命的古巴以及建立属于自己的的反战组织，该组织名为五二运动(May 2nd Movement)。然而，直到1966年初，SDS就是行动的所在。由于PL的成员接受过美共那些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干部的训练，他们加入了SDS后很快获得影响力。在SDS大体上的意识形态缺位的环境里，他们成熟的政治观念异军突起，成为引导SDS成员寻求比即刻行动更加深层次事物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影响力也开始在细微之处被感受到，比方说SDS的出版物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坚定赞许。
可是到了在1966年，PL只剩下一小股成员留在SDS。更加受欢迎的是不断演变的大学抗议政治，这种政治得到了对这一年越来越多的理论阐释。特别是两篇论文为提升学生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篇是Carl Davidson的《论一场学生工团主义运动》(Toward a Student Syndicalist Movement)。Davidson的这篇文章在1966年的SDS大会上发表，文章认为大学是维持现代美国社会的中心。大学的功能本质上在于“生产能够创造、维持、容忍或忽视诸如沃茨(Watts)、密西西比和越南的情形的人”。校园的中心地位因此引起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一个精于操控的社会被搞掉了制造可操纵人员的手段，它会发生什么？答案就是我们也许就有战斗的机会来改变那个制度”。
Davidson关于破坏制度的具体建议听起来有点古怪，它特别专注于废除等级所应有的革命性成果。但是他建议的手段却没有这幅理论图景那么重要，大学在理论中充当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齿轮。
，第二篇论文是来自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学生们的，它是对其前辈《港务局声明》(The Port Authority Statement)有意识的戏仿，为Davidson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更具社会科学性质的视角。文章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减少，以及正在被一个主要由文职人员、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由于这些工人是受过教育的（当然了，是在大学），因此学校可以成为争取他们的斗争重点。
在1966年末和整个1967年，这种分析与校园里发生的事件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大学生人口继续爆发式增长。在那个十年的开始的时候，只有不到四百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已经差不多有七百万。校园持续作为学生斗争的基地，而斗争的重要对象就是大学对越战的参与。
学生发起了关于促进大学征兵测试的公投；他们在行政办公室里举行静坐；他们还发动罢课，关闭了整个大学。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过千的学生在一些学生抗议者被捕以后，占领了那里的一整栋大楼，直到校长被迫自己掏钱把被捕学生保释出来。这一切为SDS的学生工团主义提供学生受众，也为新工人阶级创造潜能。
（六）改变主意
尽管现在SDS已经拥有一个有广泛共鸣的观点，它还是不能果断地将它付诸行动。1967年的夏季会议重提了两年前在库瓦丁的失败。这次也没有制定任何一个建立在学生力量之上的计划的，而且组织的基层被再次忽略。SDS的领导层好像注定不能抓住摆在他们眼前的机会。
在这个节骨眼上，事件发展得太过迅速，SDS会议做出的正式决定无法像之前那样发挥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反战运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斗志上都有所增长。1967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有足足十万人参与，以往集会的人们都是朝着国会和总统前进，请求改变政策，这次他们是向着五角大楼行进的。
曾经试过有一万个示威者前往占领了五角大楼前的草坪达一整个晚上。其中有700人被逮捕，许多人因人多势众的军警攻击而受伤。
五角大楼的示威令SDS的高层改变了主意。那天实施的直接行动用一个SDS成员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由抗议到反抗的转变”。在那时，许多去年被打成“学生势力”的人背弃了校园。Davidson自己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宣称“我们组织学生来反对征兵的时候，陆军是由贫困的、黑皮肤的、美国西班牙裔的、农村的或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组成。谁都有就是没有学生…学生是被迫害的。简直瞎扯淡。我们接受训练来当压迫者和压迫者的爪牙”。
经过了这次以后，像Davidson和其他领导人那样的一些人物就变得更加直接地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看法，转而拥抱城市黑人反抗运动以及第三世界游击队，来作为他们推翻制度的关键手段。然而，这种向着“反抗”的转变也给团体的高层，跟上万个几乎都驻扎在校园的成员之间，制造了隔阂。当一个SDS成员告诉Davidson，“你坐在SDS的桌子后面参与着每个重大行动，你也许就不知道，如果你刚好是一个的内布拉斯加州人，刚离开农场，连马克思是谁都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感觉）”。
组织里也出现了其他裂痕。最显著的是，SDS的女性开始主张反对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文化。黑人女性成员在1965年就发起过这个议题，但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今年，他们更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议题。女性成员打算通过一项决议，来号召组织内的男性处理他们的“男性沙文主义”。到了年末，《新左派笔记》(New Left Notes)发表了一篇由一个芝加哥女性团体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女性将不得不组织脱离现有的左派，因为它弥漫着性别歧视。许多推行这个分析的女性成员，在接下来几年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充当领袖。
紧张的气氛也随着PL而蔓延，PL曾经在SDS的政治里发挥过比现在更大的作用。PL自己的世界观自从1966年以来就迅速发展。这个组织推行着一种教条化的毛主义，强硬地反对苏联。他们批判苏联跟它的同盟国是修正主义者，说他们要破坏毛主义中国所领导的全球反帝抵抗运动。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PL开始指责越南政府接受苏联援助。
这个组织的一个领导人在北越同意参加巴黎和谈之后说道，“我们斗争，斗争，斗争，他们却总是我们出卖了。”这可不是使PL受到反战行动派欢迎的观点。
除此以外，在SDS内部，PL开始推动工学联合的策略。这种观点认为，沿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学生要让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策略得到了执行，可是有一种搞笑的工人主义局限了这种思想的吸引力。PL成员避开了SDS中占统治地位的反主流文化着装，反而剪短了头发，穿上很保守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美国工人的刻板形象。他们还反对直接行动，而倾向于组织大规模示威，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成功吸引工人加入到运动中来。
尽管这些立场使PL跟许多SDS成员有所隔阂，他们的影响力仍在增加。干部纪律意味着PL成员通常愿意承担地方组织的艰巨任务，他们也充分利用承担这些工作带来的信誉。PL也发现了组织领导层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真正的漏洞。许多SDS的学生看到了试图联系工人斗争的逻辑。
来到了1968年，SDS就此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一方面，SDS确实有杀手锏，就是它在全国新左派组织的领袖地位。所以，它全国上百个分会里有上万个成员，其中很多就在从事着斗志昂扬的反战争反政府活动。可是麻烦的事情也变得不可避免。组织的领导层被逐渐壮大的PL所挑战，并且越来越少地参与到全体成员中而跟他们渐行渐远。
（七）1968
1968年初，学生们刚回到校园，那时候（越南的）解放力量发动新春攻势(Tet Offensive)，粉碎了政府继续战争的最重要理由之一——他们赢定了，战争很快结束。反战情绪随之风起云涌，约翰逊发现自己要面对主要来自民主党的挑战。两个月后，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引发了超过一百个城市的黑人反抗运动。不难想象革命已经到来。
对于SDS来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斗争是最关键的发展。由于围绕大学与军队串通的斗争以及扩展到哈林区(Harlem)的计划，学生占据了几栋大学的大楼长达一个星期。其中七百人在过程中被捕，学校也因为下个月的一次广受支持的罢课而被关闭。这次斗争发生在纽约市的常青藤盟校里，被国家媒体紧张地掩盖，仿佛是学生左派力量的一次戏剧性的证明。
哥伦比亚州也提出学生力量跟抵抗政治之间的调停。斗争已经是由学生领到的，但它的目标是学校与军队的共谋和哥伦比亚对其邻近地区的态度里的种族主义。对于SDS领导层里的许多人来说，在这样一场不只是关切他们自己的处境，更是关于把全国重塑为一个整体的的斗争里，学生与青年政治似乎的确能够成为一支先锋队。
进入1968年的会议，SDS领导层因此而自信这种分析能在团体中得到广泛支持。他们最后极度失望。控制着四分之一会议代表的PL发表了对他们见解的全面攻击。领导层也据理力争，声称，借鉴之前的“新工人阶级”理论，SDS的目标应该是利用校园作为在城市建立革命组织的基地。PL对着这个提案的模糊之处一顿痛殴，它严重依赖于仍旧模糊的阶级概念，PL转而指向法国五月风暴，认为这证明工学联盟的潜力。PL吸引了大大超过自己数量的支持，决定性地击败了城市革命的提案。
领导层无法在政治上与PL抗衡，于是诉诸对PL的组织实践的反对。他们声称，PL作为一个纪律森严的干部团体，已经与SDS的精神背道而驰。PL只是在SDS吸纳成员，实际上并未建设这个组织。尽管PL经常表现得毫无原则而充满破坏性，但如果领导层不是愧疚于自己在形势顺利的时候对成员们不理不睬，如果他们在把选票白送给PL之前就提出这些顾虑，那么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批评就可以更有底气。
PL成员指控他们红色构陷(red-baiting注五)，来回应领导层，还促使一位义愤填膺的SDS成员气急败坏地说着“红色构陷！红色构陷？共产分子在这儿呢，不是你们这些PL的人！”领导层的确成功保留住对组织基层的控制权。在SDS历史上，他们第一次为国家部门提出了一份名单，开头就是Make Klonsky（来自西海岸的前学生行动派）和Bernardine Dohrn（最近才加入SDS的法律支持工作者）。政治抵抗赢得了胜利，只不过是极其狭隘的胜利。
在关于城市革命争论的余波中，Klonsky和朋友们被迫更系统地发展他们的想法，其结果是“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 RYM)的文件，文件为领导层在SDS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时间的政治权力提供基础。文件用对毛的一个引用来展开，认为青年的确是革命的关键力量，但SDS由于拥抱了优越的大学生活，未能利用这一潜能。比起在大学里继续战斗，SDS成员更应该优先深入社区学院、技术学校和中学里，发掘激进青年，并把他们带进这场运动中来。
为了实施这一观点，SDS的领导层在选举期间发动了一次全国大罢课。这个倡议非常失败，没有关闭哪怕一所学校。SDS领导层内激烈的意识形态派系之争掩盖了持续增长的与组织的世纪成员及受众之间的隔阂。
然而，SDS仍然继续壮大。到了1968年，它的成员总数多达十万人。在普林斯顿市的那个秋天，十分之一的大一新生加入了组织。有一个调查估计有三十五万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革命者。随着激进潮流持续增长，SDS也在壮大，尽管已经证明它没能力执掌它的领导地位。
（七）查尔斯·曼森 VS 毛
SDS开始了它的最后一年，身处极乐，浑然不觉死期渐近。为了推进RYM思想，Klonsky和Dohrn的支持人主张，青年运动只有本世代的两大革命力量（黑人激进派与反帝游击队）的联合之下，才能取得成功。对这些斗争的拔高有一部分是被一种青年运动无法独自领导革命的认识驱动着的；但它也是被领导层所推动的，因为这些联盟似乎是抵抗PL的价值武器。哪一年，PL出版了一系列文件，认为黑人国家主义需要作为黑人解放的障碍而被大力打击。这与PL关于越南的门户之见结合起来，促进了这些组织自然地倾向RYM的支持者。
他们也试着在中学里招募人员来实施RYM思想。结果是灾难性的。SDS成员进入了中学，并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只是为了发掘激进政治。他们把PL跟RYM之间晦涩难懂的争论，直接带进了他们与年轻学生的工作里，搞了许多宗派分裂而不是组织团结。SDS成员发现自己不再受年轻行动派们欢迎了。
RYM思想的一无所获也被尼克松政府的高强度镇压加重了。白宫精确瞄准了SDS；司法部副部长在论及SDS时写道“如果人们的示威干扰到他人，那他们就该被围捕然后扔到拘留营里面去”。国家的立法者们也针对校园行动派引入了四百个法案。
高校管理者也开始行动了。学校的精神科医生甚至被鼓励去辨认和“治疗”学生行动派。大大加强的镇压只是加剧了SDS的内部问题，因为已经过热的政治争论现在发生在缓缓渗入的阴影里。
1969年夏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到来的。不想以前与PL只发生意外冲突，这次是明显是RYM与PL的最后一战了。RYM用一份题为《你不需要一个气象员来告诉你风往哪边吹》的文件打响了第一枪。文章题目取自鲍勃·迪伦的一首歌。这是打在PL身上的一枪，RYM希希望把PL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才华转化为其精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份文件本身枯燥晦涩，难以卒读——一个SDS老领导人嘲讽道，如果你凑近去读，它会让你眼睛瞎掉。这数千字的毛主义套话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跟与它作对的力量的矛盾。因此，国内并非主要围绕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危险的回避矛盾。多数美国工人是被洗脑了，但也将要觉醒了。
PL非常自然地对这观点的迎头打击。可这次会议RYM是有备而来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代表公开反对PL，认为他们的批评相当于把黑豹党员开除出这个运动，如果SDS被看得起，就应该把PL给驱逐了。然而，黑豹党员的介入没有按照剧本来。那时候有位发言者开始进行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认为“女性力量”(Pussy Power)——女性拒绝与不革命的男性同塌而眠——是至关重要的。当PL（和许多非PL的SDS成员）开始高呼“打倒男性沙文主义”来回应的时候，黑豹党员也回敬以Stokely Carmichael的一句不知名笑话——“女性在运动中的立场是不坚定的（趴着的）”。注六
事情只能从那儿发展下来。PL对RYM的争论让PL堕落到只会高呼“毛！毛！毛ze dong！”，另一边RYM就喊着“胡！胡！胡志明！”来镇压他们的声势（有些纽约人就用他们自己的号子“Go Mets!”来回应这些喧哗）。到了这时候，两个团体都显然都背离了自己的死忠拥趸。两边都退缩成了秘密小团体。RYM返回舞台，没有经过全体大会投票就宣布把PL驱逐出SDS。第二天，就有了两个SDS。
过了6月份以后，SDS不再以全国性实体存在。PL尝试建立自己的SDS，尽管建立一个政治上与PL一致的独立组织的想法在学生那里民心尽失。RYM也很快分裂成两个团体——支持武装游击队反抗体制的“气象员”(Weathermen)，以及持更传统的毛主义的RYM II。“气象员”很快就把自己搞得只能滋扰体制，但真正威胁着激进政治。它针对保守当权派的投弹任务一个也没完成，而且还有时公开发表些惊人之语，比如Dohrn就说过“ ‘气象员’ 要给查尔斯·曼森挖坟’”，这些只能凸显出这个曾以大众运动改变美国为目标的前SDS组织如今是多么离题万里。
与此同时，学生激进运动仍在继续。直到1970年，民意调查显示有一百万美国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革命者。1970年春季反对入侵柬埔寨的学潮就关闭了数百家学校达数月之久。可是没了SDS就没有组织来凝聚这些革命高潮。
（八）失落的革命
SDS落入了美国政府为60年代左派准备的恶毒陷阱里。一方面，国家看到了大幅扩张的高等教育把学生变成具有真正社会和政治分量的群体。这一点在当时与越战联系起来，当时针对海外屠杀者的行动不断升级，制造了难以应付的青年激进运动。然而，在另一方面，整个20世纪的激进运动的最重要盟友，工会，由于它深层的反共承诺和与约翰逊政府的紧密联盟，不怀好意地反对着反战组织。因受到麦卡锡主义镇压而被政治去势，以及被天真地相信美国在越南的使命的官僚阶级所领导着，工人俱乐部及其自由左翼盟友把SDS甚至更广泛的反战运动视作敌人，而不是潜在盟友。
注一：Weather faction指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补注一：企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指认为工会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一般反对革命的和阶级的工会主义。
注二：Dixified由Dixie派生而来，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迪克西化”意味着种族平权状况不甚乐观。
注三：原文aching stomach指工人忍饥挨饿
注四：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是SDS在1963年组织的社区计划，为了保障和维护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各种权益。
注五：red-baiting指的是，通过指责对手持有红色意识形态而污蔑对手。
注六：笑话的原文为”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he movement is prone.”
作者：Paul Heideman
译者：奥伏赫变
本文来自美国雅各宾杂志（Jac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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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月写作组。来源：红棉浪潮。责任编辑：李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