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最近又双叒叕摊上事儿了。
10月24日，科技部官网最新更新6条处罚信息，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6家单位涉及其中。处罚书披露了相关细节称，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调查发现，华大基因(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部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从网上传递出境。
这已经是华大基因今年以来发生的第N起丑闻了。这家近20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的企业，在业内有着“生物界腾讯”和“生物界富士康”之称。但当度过野蛮生长期，从蚂蚁变成了大象，华大基因也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华大基因。
华大基因终于走下了神坛。
“土匪”科学家的另类创业史：以私人身份“绑架国家”
在深圳的科技圈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深圳有三宝——腾讯、华为、华大基因。
1999年诞生的华大，得益于一个特殊的机缘。
1954年出生于湖南的汪健，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他下过乡，插过队，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磨练出了一身“匪气”。恢复高考后，汪健考上了大学学医，后来又在80年代赴美留学、工作。
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
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计划。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汪建觉得此乃“天赐良机”，于是在1994年启程回国。但是回国后才发现，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启动，资金、人才两缺，也不用提什么商业应用了。
直到1997年，已经创办了GBI公司的汪建才找到志同道合者：长他两岁、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杨焕明。他们决定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本无意于此的中国。
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和汪建在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就在会上宣布代表中国承接该计划1%的测序任务。
当时媒体将这一行为比喻为“造反”，杨焕明和汪建也自此给媒体留下了一个 “土匪”的形象。不过，这次“造反”行为的结果，是政府拨给了他们5000万元项目经费，华大基因则借由这笔经费诞生，尽管当时很多人认为他们并无技术专长、也极少基因组研究背景。
著名科学家、北大生科学院院长饶毅曾经质疑说：“用冒领的1%大旗做虎皮，杨焕明和华大基因才能在中国要钱、要地皮，有资源买仪器、招兵买马。也就是说，杨焕明创业华大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要创业办公司、请国家投资和地方帮忙，而是以他们带着国家已经对国际的承诺、为国家负责等口号，在当时大家不少人能判断杨焕明背景很差的时候，被迫支持他强行上马。私人到国外去制造国家承诺、反过来要求国家负责的做法，自然引起人们疑虑：这是为国家、还是为了公司而挟持、甚至绑架国家？”
通过“绑架”国家而成立的华大，一开始的经营非常艰难。当时汪建的挫折感很深：“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
转机发生在2003年。非典爆发后，华大迅速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华大的基因团队获得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该年11月，中编委批准在原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基础上，成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是副所长之一。
华大基因创始人、中科院院士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是国家事业拨款单位，其所长不仅是国家正规行政体系的厅局级，而且是法人。华大基因是盈利性私人企业，杨焕明也是其法人。
杨焕明和汪健开创了国家层面研究所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例。他们一只脚在体制内，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负责人;一只脚在体制外，是华大负责人。公私两个机构做同一件事情：基因测序。他们解释说，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饶毅怒斥杨焕明和汪建为“流氓企业家”，他质疑说：“领取国家工资的人员，从所领导到研究生，在同时为研究所和公司工作时，其测序服务带来的收入，归研究所、还是公司？其工作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归研究所、还是公司？谁决定？”
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再次让汪建激动起来：测序能力百倍增加，成本百倍降低。
汪建迅速判断出它的价值：测序成本下降将使测序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
2007年，汪健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率华大南下深圳，中科院基因研究所的大部分资产也随之南下。2008年年初，杨焕明被中科院免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职务，和汪建一样只剩下华大身份。“公私同行”的华大前史就此结束。
在深圳，华大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为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提供测序服务，以及为孕妇提供产前诊断、宫颈癌筛查等医学服务。
汪建获得2017年度最佳商业领袖奖
2010年初，华大利用6亿元国开行贷款，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新一代测序仪，这是Il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此前，华大已拥有20多台测序仪。
随着新机器的到来，华大也随之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华大从事基因数据分析的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刚毕业甚至未毕业的年轻人，华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测序工厂”。
汪建对这一称呼并不反感，反而很自豪的说“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2009年至2012年，华大的营收从3.43亿增长到了11.05亿元。2012年，在其好友王石的撮合下，华大拿到了光大创投、云锋基金、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14亿美元的融资，进入了更快的发展轨道。
汪建（左）与王石（右）同登珠峰
2017年7月14日，在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华大基因以13.6元的股价登陆A股。上市后，立刻连续出现了 19 个涨停板。
随后的几个月，华大基因的股价一路震荡上涨，在 11 月 14 日达到了 261.99 元的历史最高价，成为当时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中国股市第二高价股，甚至因为股价涨幅过大，不得不停牌核查。一时间，风光无两。
“比富士康还不如的血汗工厂”
出身科学家的汪建，一直对华大的科研能力引以为豪。
他曾在一些公开场合向媒体表示：“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活到100+，即活到100岁不封顶”“ 正在克隆猛犸象，过几年或能看见”“员工中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如果有出生缺陷出现，那就是华大基因七千人的耻辱”。
这些惊人之语，似乎让人感觉华大基因的技术科研能力，承载着人类未来的新希望。要是真能达到这些目标，华大估计能拿到好多个诺贝尔奖。
但是，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生物医药行业，向来以高技术含量著称，而基因技术又是生物医药的“金字塔”。按理来说，技术理应成为华大基因的核心竞争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衡量一家公司是不是高科技公司，最明显的标准就是研发费用。但是华夏基因的研发费用，一直不是很高。
2017年，华大基因研发费用为1.74亿元，占总营收比例为8.3%，较2016年的1.76亿元下滑1.13%。而同期，华大基因的营销费用却高达4.02亿。
顶着“高科技”名头的华夏基因，研发费用不到营销费用的二分之一！研发费用大大低于营销费用，这正是深陷“疫苗门”的长生生物表现出来的特点(长生生物2017年的研发费用为1.2亿元，研发费用不及营销费用的五分之一).。
而同行业贝达药业在2017年研发费用营收占比达37.09%，安科生物、达安基因等公司的2017年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均超过10%。
在研发投入的相对保守的情况下，2014年-2017年华大基因无形资产原值分别为2.22亿元、2.251亿元、2.253亿元和2.32亿元，几乎没有变化，表明这几年该公司几乎没有新的研究专利。
华大基因的主营业务为通过基因检测与分析等手段，提供基因组学类的诊断和研究服务，主要应用的是Illumina,Inc等国外公司的测序技术。
事实上，华大并不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而只是一个科学水平不高、依赖测序仪器和人海战术的“测序工厂”，基本停留在使用机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阶段，被饶毅称之为“连富士康都不如的血汗工厂”。
方舟子早在很多年前就撰文批评华大：“基因组的测定虽然能够成为遗传学研究的有用工具，但它本身在学术上的意义并不大，是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的技术活，基本工作都是通过仪器自动进行的，关键是要有钱买机器，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不高，不宜夸大测序的学术成就。”
负面丑闻缠身，股价暴跌
今年以来，华大基因陷入了一系列负面丑闻。
6月26日，一篇名为《举报华大基因伪高科技忽悠欺诈涉嫌贿赂官员，大规模套骗国有资产》实名举报文章见诸网络，华大曾经的合作伙伴王德明以自己的生命为砝码，向江苏省政府举报华大基因在众多城市骗取国家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等行为。
陷入风波的华大基因对“圈地门”立即作出回应，称华大从未在江苏参与任何房地产项目，也未曾获得土地资源，不存在套骗国有资产的行为。
尽管华大承诺不做商业房地产，但挂有“华大基因”名头的产业园、健康小镇却在全国遍地开花。
8月4日，汪建的好友、地产大佬王石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担任华大的联席董事长，更加证实了华大“地产化”的传言。
在“圈地门”发生后不久，虎嗅的一篇《华大癌变》将华大基因推向了更大范围的风口浪尖。文中指出，华大基因兹于商业利益因素，并且过度营销而引导患者放弃全面检查，致使孕妇产出生理缺陷儿童，最终给一些家庭带来悲剧性结果，让这些家长未来数十年乃至一生，都将生活在深渊中。
引起风波的是占华大基因营收比重超过一半的生育健康类业务，在2017年为华大带来了约11.36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样，生育健康产品也是华大所有产品中毛利率最高的，约为68%。
虎嗅的文章中指出，作为在国内入局最早，市场占有率最高，技术储备最完善的无创DNA检测方，华大基因与当前无创检测行业乱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家销售费用远超研究费用、销售人员数量远超研究人员数量的‘高科技公司’，事实上的确在实践“忽悠社会，盯着别人钱包”。”
在一系列负面丑闻的打击下，华大基因的股价开启暴跌模式，从最高峰的260.元一路震荡下行，跌至不足50元/股。华大的市值也从最高峰的一千亿人民币，跌到如今的不到200亿，跌去逾八成。
“爱国主义”神话的破灭
在华大基因发展的早期，绑架国家、把自己的商业活动冠以“民族利益”、“为国争光”，一直是汪建等人的惯用做法。
2000年11月，方舟子访问华大的时候，汪建向方舟子出示了一份两页半的“中国人基因多态性计划”申请书草稿——要求政府拨款8亿元，充满“为了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再次请缨”之类的豪言壮语，甚至说要“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被方舟子斥为无稽之谈。
对于华大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1%的工作，是“为国争光”的说法，饶毅也予以了驳斥。他说：“DNA测序方法是外国发明的、仪器是美国生产、试剂是美国的，具体课题无需很多ideas，用中国的大量的钱（包括初期用地方政府的钱）、用中国廉价劳力，大量测序，是否算好的科学，生物学界很多人自有看法。”
饶毅推测，正是因为难以用科学理由解释为什么要用中国的大量经费和人力做需要重复购买昂贵的、不断更新的外国仪器和试剂，才大打民族主义牌，以获取对生物学科研不是很了解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借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源逐步发展壮大之后，华大逐渐去除了民族主义话语，转而树立为全人类造福的高科技形象。但是讽刺的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站到了华大的对立面。
在华大被科技部处罚的消息流传出来后，自媒体“记者金微”在10月26日发表文章《华大基因被罚！14万孕妇基因组已流到国外，细思极恐！》，并被崔永元的官方小号“小崔读书汇”转发。
该文称华大基因采集了14万名中国孕妇信息后，交给外国人去搞研究，“有了这些基因信息，就有了针对中国人种的特定生物武器的基础！”。
26日晚，华大基因随后发出了澄清声明，称该自媒体将2015年的“科技部国科罚”与华大研究团队在2018年10月发布的一项“14万中国人基因大数据”研究联系在一起，系张冠李戴，刻意关联，制造恐慌。
在华大基因的声明发表之后，深交所要求华大方面说明科技部的行政处罚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14万中国人基因大数据”项目是否与外方机构或个人存在合作，是否存在着向外方机构或个人泄露的风险。
以“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为噱头起家的华大基因，现在却反过来被指责为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特定生物武器”提供基础，真是一出现实主义的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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