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二旗，中年人无路可退

在西二旗，中年人无路可退-激流网

一

西二旗的早晨异常拥挤。车厢塞满了人，像是闷热的可乐罐，男女免不了肌肤相碰，一挪一动困难重重，谈不上舒适，更谈不上有什么隐私。这些都是互联网从业人员，分布在大大小小网络公司。如果说西二旗是北京互联网行业的心脏，那这些人就是血液，日以继夜地流淌着，维持这颗心脏的搏动。

在2016年夏天，我也正式加入了这些人的队伍。公司离地铁站两站路，是一栋8层小楼。我入职时西服革履，衬衫笔挺，周围人却穿着短裤、拖鞋，淘宝款半袖上衣，女人们素面朝天，男人们面露菜色。我在电梯中鹤立鸡群，像个怪物。

这算是公司给我上的第一课。新鲜劲还没过，一个月后，公司又给我上了一课。

裁员来得毫无征兆。百十来人的部门最后只留下十几人，我入职职位是大区经理，还未上任就成了光杆儿司令。原先满满当当的楼层，瞬间变得空寥起来。几百个工位，只剩角落里亮着灯，露出几张面无表情的脸。

老大安慰我们：“你们不要怕，这只是公司的战略调整，只要我在一天，你们谁也不会被辞退。”老大说的没错，只是半年后，老大先行跳槽了。

有传言说，公司被资本市场抛弃了，目前入不敷出，靠着集团输血才勉强苟延残喘。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新概念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们就是前浪。

但等死终归不是办法。坐在会议室，老大郑重其事传达上峰指示——公司要增效。增效，就是加班。“当然，这不强制，公司只是建议。”他信誓旦旦，把“建议”两个字说得又慢又沉。十几个人面面相觑。

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礼拜工作六天，简称“996”。这个天才般的创意横扫各大互联网公司。我们早有耳闻，却没想到也会中奖。

一个月时间，我从割据一方的“大区经理”成了办公室中的小喽罗，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成了一礼拜工作七十二个小时的加班狂。每晚下班，随着人流走进地铁站时，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

我开始怀念在传统行业的日子，按时打卡上下班，周末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轻轻松松。想着想着就想辞职，可想到月底五位数的工资，和欠银行的巨额房贷，咬了咬牙，感觉自己还能坚持。

二

同样坚持的还有马寿。

我坐在七楼角落靠窗位置，马寿坐在我对面。办公室里大家都叫他老马，因为他年纪最大，三十七岁，刚毕业的小女孩见到他，总是踟蹰该叫“哥”还是叫“叔”。

老马住回龙观，公司向东几站地，十几平的卧室，月租两千。他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找了个同事同住，两个大男人同睡一张床，租金均摊。我们常常揶揄两个人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老马只能无奈地笑笑，最后说：“我跟你们不一样。”

老马自嘲没文化，他读的大专，毕业后做工人，在钢厂里抡大锤，一个月三千块。听说互联网赚钱多，就换了工作。原先到手一个月七千多，在老家过得美滋滋，不料一纸令下，行将不惑之年却成了北漂。

我问他：“老马，你自己来北京，老婆孩子呢？”

他从不正面回应：“男人是赚钱的耙子。女人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存钱看孩子。”

他又说：“渔，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马寿把孩子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十几张照片贴了满满一墙。小姑娘七岁，才上小学，高鼻梁，大眼睛，眉宇之间颇有老马的英气。老马露出自豪的神情：“我家姑娘汇集了我跟我媳妇一切优点，能不好看么？”

我们都知道老马想闺女，只是他从不承认。一次喝了酒，他扯着我袖子，扶着树，边吐边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媳妇没工作，都指着我养家。我回老家是舒服，谁赚钱呢？”听得我们一阵沉默。

我们其实跟老马一样，部门剩下的员工，最小的也已经二十九岁了，基本都成了家。一把年纪抛家舍业，来到北京做北漂。老马这一说还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互联网行业，还没人干到退休过。谁也说不清未来什么样，过一天是一天。年轻人无家无业不怕失败，中年人不一样，人到中年百事哀，上有老下有小，要赚奶粉钱，要还房贷，哪敢失业，只能忍气吞声慢慢熬着。

不过在北京漂哪有想着那么容易。没有房子，一个月七千也就勉强够活，为了能省下钱给家里，这些人把自己压榨到了极致。三餐都在公司食堂对付，出去宁可顶着大太阳，骑半个多小时共享单车也绝不会叫个滴滴。

饶是如此，一个月到头，也没剩下几个钱。雪上加霜的是，公司还不能足额发绩效。

三

互联网圈里流行一句话：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资本市场热炒共享经济，公司成了明日黄花，没投资，也没法盈利，日子过得越发紧张起来。本来足额下发的月奖金，现在削去了两成，少了几百块收入，原本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

坐在办公室中，大家心情不佳。老马拉着我去楼下抽烟。刚来时他抽十七一盒的南京，现在换成了十块钱的娇子，按一天一盒的量，一个月能少花两百块。老马说他是过来人，眼看着公司走上顶峰又突然崩塌下来。好比辛辛苦苦养肥了猪，该宰了吃肉，结果却被别人偷了。

他总喜欢说以前的事情，一说起从前眼睛就放光。那是公司的黄金岁月，仿佛有花不完的钱。老马负责市场，在城市购物中心门口，请来最好的歌舞团造声势，花钱如流水，单位却依然不满，月底会议上常常被总部奚落：“你行不行啊，让你花钱你还花不出去？”

烧钱就像烧纸。“反正都是融来的钱，不烧光了怎么再去圈钱？”老马现在已经看得很通透了。他唯独后悔当年年轻胆子小，没像其他人那样，趁着大好时机捞上一把。他懊恼地跟我说：“渔，你没赶上好时候。那会儿一个二十岁的小孩，一年就买了四台车。”

掐灭了烟，他又开始笑话我：“你啊，就是四九年加入国民党，哪条是死路走哪条。”他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能说会骗才能赚得瓢满钵满。

后来老马开始倒卖婴儿奶粉，合伙人正是他睡一张床的舍友，姓杨，一个来自西北的矮胖子。杨胖子和老马同病相怜，没有一点点防备就来了北京，抛下了老婆和一岁多的女儿。更倒霉的是，他春节回家，久别胜新婚，一下中标，老婆不幸怀了二胎，之前活得够没尊严了，现在更是焦头烂额。

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看到两个大男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在楼层间流窜，寻找单位里刚刚为人父母的男女，无论是否熟识，硬着头皮站在工位前，气氛尴尬，两个人微微弯着腰、陪着笑脸的样子，让我想起《The internship》里，那两个在互联网公司里实习的中年大叔。一样的中年危机，一样的无路可退，然而生活毕竟不是电影，老马和老杨没有主角光环，没有狗屎运，没有逆转的生活，只有被奶粉箱压得直不起来的腰。

后来他们还卖过文玩，每天在朋友圈里晒各种金刚、菩提，当时是2017年，文玩市场正经历断崖式下跌，生意并不好做，只有我们捧场买了一些，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四

去年四月，部门换了老大，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大家弄得苦不堪言。有人裸辞回了老家，为了安抚情绪，部门组织团建。在昌平的轰趴馆，大家围了一圈，老大端着杯子满口“兄弟”，表面上和和气气，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不过是怕人心思变，怕部门没人被裁撤，最后不复存在。

我们吃完饭，格外别扭，为了活跃气氛，老大组织玩游戏。他要来一个盆，倒了五听啤酒，豪爽地掏出几张人民币拍在桌上，“一听啤酒一百块钱，谁要能喝了钱就是谁的，有没有人跟？”他一张罗，自然有人跟着起哄，又加了几听啤酒，凑了一千整数，“来来来，谁喝了就是谁的？”

只见老马端起酒盆，灯光下，满盆啤酒晃晃悠悠，泛着悠悠茶色，老马的脸在啤酒之中也是茶色的，他嘴角挂着笑，像个丰收的农民，“还有没有人加钱？没有加钱我喝了啊！”

又有人加了两百，在口哨声、喝彩声中，老马把头埋在酒水中，咕隆咕隆喝了起来。喝到一半，他溜进了洗手间，吐完又跑回来继续喝。我们都说，“老马，你别喝了，就当你全干了。”他置若罔闻，把最后一滴啤酒倒干，把钱揣进口袋，靠着墙，干张着嘴巴喘气，嘴里小声骂道，“操他娘的。”

结束时，老马醉得不省人事。我和杨胖子抬着他，一路进了家，刚放在床上，他又开始呕吐。第二天早上，老马打电话给我，声音沙哑，“渔，哥昨有点失态。”我知道他一半是因为缺钱，一半是因为自己过得实在不快乐。这个老男人太需要一个出口。

七月时，老马告诉我他决定搬家。不知道两个人从哪找来的房源，单人间，一个月四百块。房子在昌平，沿着西二旗地铁一路向北，出了地铁换乘公交，再走上二十分钟。眼看着到了城乡结合部，穿过坑坑洼洼的巷子，一栋五层民房，看上去像大号纸箱子，让人怀疑一阵风就能吹垮。

这里住了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来自各个小公司的基层运营，其中也不乏像老马和老杨这样的中年人。早上天还未亮，人们匆匆出门，地铁站里早已排起了长队，绵延上百米。运气不好需要一个小时，短短几站，出了地铁口，天亮得刺眼。

路边有小贩卖早餐，老马每天一个鸡蛋灌饼，一杯豆浆，一口风沙一口早点。老马颇有自嘲精神，他说自己改名叫“马特”算了，这样吃多了沙子，他就成了“杀马特”。

五

自从搬家之后，老马和杨胖子就成了公司的模范员工。早上最早出现，晚上最晚回家，新房子虽然便宜，却没网络，也没空调。每天下班后，俩人捧着手机，和千里之外的家人视频。见到孩子总是欢声笑语。一换成媳妇，说到柴米油盐，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