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母亲煮的一碗糖水蛋，我背起了那年父母去浙江打工时曾经背过的牛仔双肩包，它的底部又多了几处灰色小方格补丁，背带的连接处虽然又被针线加固了一遍，但依旧像为了生活拼尽力气时的庄稼人，拥有充满棱角的肌腱。我用行李,梦想、还有母亲的期待把它塞得鼓鼓的，牢牢搭在我的肩上。
母亲打着手电筒把我送出家门，昨晚约好的摩的在家对面的公路上等待着，它将把我载到镇上，去坐开往市里的第一趟班车。
上了公路，母亲一只手握着手电，另一只手腾出来帮我一起往摩托车后架上绑行李，她低沉而舒缓的轻音叮嘱道：“大娃，在外头不比屋头，要照顾好自己哈。”我的喉咙生硬的哽咽了几下，内心总感觉五味杂陈，却又解释不清楚。
“嗯！”我迟钝的回了一声，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绑着行李。
摩托车启动时，我朝母亲安慰道：“妈，你放心，就算落到翻垃圾桶的地步，我也决不会去偷去抢的。”晨曦中，我看不清母亲的脸，但能猜得到她的心思，毕竟，她曾带着弟弟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多年，早也尝尽了异乡的苦。
我在满是泥潭的沙土路上一颠一晃,渐行渐远了，母亲手里的那束光却还在原地，静静地，朝我离开的方向亮着。
到市里时已是下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达宜宾城，好在只需步行几分钟就是火车站，可到售票窗口一打听，半个月以内的票都没了，不时有黄牛靠近搭讪，我担心买到假票就没敢冒这个险。
第二天直到傍晚，总算上了车，车又兜了几个地方塞满了人后，算是真正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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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听说那儿可遍地是黄金呢。我又这么能吃苦，还有什么工作能苦过我走五六个小时的泥水路去上学呢，怎么着也比在家三百元的月工资强啊。
哎！要不是为了上学欠下的这一摊债，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来的，可一个月才三百块，连生活花销都不够，就更别提还债了，那得还到猴年马月啊。自从我父母返乡创业，打工十几年攒的钱全砸进去了，还欠亲戚朋友银行一河滩的债，家里比他们打工前还穷，逼得我上个高中还要自己想办法。
我想，工作苦点也不怕，我还年轻，有的是干劲儿，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熬上几年，把债给还清了，这是我出来的首要任务，再攒些钱就回家，我要用家里各式各样的竹子，盖一栋精美的竹楼，开一间乡村主题的摄影工作室，再把咱家的田地种上，每天早晨摘一撮还带着甘露的苦丁，取屋后的山泉水煮一壶热茶，在阁楼上饮茶眺望，面朝山川，春暖花开。这生活，简直太巴适了。
“下车，下车，上厕所了，吃早饭了……”一个魁梧的男人凶神恶刹地在过道里吆喝，将我从疲惫的熟睡中惊醒。天已经亮了，窗外全是凄凉的群山，我们下了车，像一群待宰的肥猪，被几个头上留着板寸的男人赶进旁边的屋里，很多人在柜台前买零食、方便面、晕车药，还有很多人围坐在方桌旁吃饭，我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天知道那是接待过多少波客人的剩菜。
每一样东西都很贵，门口有人把守着，不消费看来是出不去了，我穿过后屋上完厕所，趁机跟在几个别的车上已经吃了饭的乘客后面混了出去，溜上了车。
“兄弟，怎不吃饭。”起先吆喝下车的那个男人气势汹汹的站在我前面，眼里透着杀气，斩金截铁的呵斥道，他大概是见我第一个回了车上，便起了疑心。
“没钱，带的刚够路费。”我眼神游离着朝四周躲闪，慢吞吞地回了话。他显然不相信，便欲上前，估计是想搜身，我本能的将两侧的外衣口袋翻了过来，胆怯地垂着头，两张纸条和车票一起从口袋掉了出来。
他转身几大步下了车，也许是判断我不会撒谎了吧，就没有再上前搜其他的口袋，好在我把路上备用的几十元零钱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心还在紧张地跳着，我拾起刚掉在地上的东西，从背包里取出母亲用猪油炸得外黄里嫩晶莹剔透的糯米粉团子，一口接着一口艰难的嚼咽着，眼里盛着委曲的泪。
怕顶个球用哩，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明明可以随亲戚去浙江的，那里有的是人照应，可你却嫌会受管束，非要闯深圳，认为既自由又独立，这可倒好，才刚出门儿呢，哎，自己选的路自个儿受着去吧。
其实坐车并不怎么饿，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但一天内我们就被赶下车消费了四次，每一处都大同小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也难吃得让人反胃，没有一点食欲。一切都如父亲所讲，与他打工时遇到的情景一模一样，我突然想起了孙二娘在梁山水泊旁开的那家黑店。
终于，在龙岗平湖汽车站下车。我突然来了精神，长途的奔波和疲劳似乎都蒸发得一干二净。
或许是初来乍到没经验，找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这里似乎并不欢迎我，仅一个多星期就把我的激情消磨得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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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邻居介绍我进了她工作的厂，那是一家位于横岗大康村的日资厂，生产各类电机内部的精密零件，有各种型号和规格。我的工作岗位是精加工部的第一道工序——除水口，即除去因铸压部在铸压时留在产品底部的一层多余的介质。
产品从一楼的铸压部出来，直接进入四楼的电烤箱，在800℃的高温下烤上一整夜后，第二天早上，我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戴上比熊掌还要厚的棉手套，蓄足力量，猛的将烤箱门拉开并迅速后退一大步，一股热浪向我扑来，我用铁钩把烤箱里盛着产品的阁笼拉出大半，暴露在强风里，让它们冷却。没等这四个排成一排的烤箱处理完，衣服已经湿透，我一整天都将在高温里汗流不止。
当产品的温度已经不致于烫坏胶箱时，就可以倒入胶箱，叠起来有一人多高，再用拖车拉到二楼精加工部。
接着，同事们称为训话、领导们称为早会的时刻就来了。
其实就是车间里的几个小头头背抄着手，在员工列队前晃悠，骂骂咧咧地训斥一通昨天没做好的事和表现不好的人，对老实人就点名道姓地骂，对不好惹的就含糊其辞的一句带过。他们无非是想找点存在感，树立自己的威信，好让员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乖乖的听话。
训话结束，精加工部的几十台负责各道工序的机器就开始不知疲倦地运转了，严重的粉尘和噪音轰轰烈烈占领了每一个角落。
正常工作时，我们从早7点工作到11点吃午饭，下午13点工作到17点吃晚饭，需要加班的话一般从18点开始，至少加到20点。需要赶货时，除了给予每餐半小时的进餐时间外，最晚会加班到零点，一天下来整整工作16个小时，休息不足6小时，困乏交加，让人崩溃。
我常常凭着娴熟的左右手协调经验，紧闭着困到僵硬的双眼工作——无非就是左手拾起产品，将底部朝上放至压轴下方，右手扳动手把用力下压，把底部多余的介质层除去后，放进右侧的胶箱里，等工作台上的产品生产完，再睁开眼从左侧的胶箱里住工作台上添些产品。
我的岗位属于记件制，下班时需要记录当天生产的各类产品的型号及数量，我都是靠着感觉费力写下那些歪歪斜斜、像我一样快要睡着的字母和数字，任凭我怎样努力睁大双眼，但眼前依然不停晃动着无数暗淡的重影。
人呢，总是时刻都处于矛盾之中，闲的时候心里发慌，恨不得没明没黑像机器一样干上几个月，把债还个精光。可一但忙起来了，又觉得和机器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一台机器呢，因为从没有一台机器会被骂得一文不值。
真恨不得把机台砸个稀巴烂，好好出一口胸中的怨气，可瞅着那一箱箱自己生产的产品，想着每月领到的两千左右的工资，简直像秋收的庄稼一样惹人喜爱，又觉得生活还有盼头。
那个夏天少有下雨，热得要命，我们宿舍住了6个人，几乎一进屋身上就只挂条裤衩，然后就是排队洗澡，把各自的桶在厕所外顺着墙根儿排了一排。到处都是人，床上、地上、阳台上，躺着的，坐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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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半夜里被热醒，身上和凉席上全是湿成一片的汗水，往往想都不想就一把拽下内裤，扔到一旁，冲到厕所接上半桶水就从头上浇下去，若不过瘾，就再来半桶，然后拉过毛巾胡乱把头一擦，又躺回床上，有时干脆打两桶水放在床前，把脚伸进去泡着，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就这么睡去。但醒来时毛巾早已被捂得发热。
有的同事会带着凉席偷偷爬到楼顶去睡觉，厂里发现后，就用铁条把天井封死了。要是在老家，我早跑到河边的大石块上睡去了，旁边点上两堆熏蚊子的湿柴草，嘴里叼着根草芯子，天上繁星璀璨，时而有萤火虫闪着绿莹莹的屁股萦绕在河湾里，清爽的凉风顺着河道徐徐吹来，还带着植物散发的芳香。
在最热的那些天里，我的脖子上长起了痱子，痒得难受，就拼命挠，挠着挠着就破了，汗水浸入更加难受。不但晚上睡不好，白天也吃不下，有几天几乎顿顿喝稀粥，为了补充能量和防止脱水，粥里加了白糖和盐，我像喝中药一样几大口就灌下了肚。
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状态，严重时连吃着饭、走着路都只想着找机会让眼睛多闭上一会儿，养养精神，但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头猛的瞌下去，整个人才突然清醒过来。若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该是多么奢侈而幸福啊。
我的手被压出了好几个血泡，但并不妨碍我正常上班，和另一个受伤的同事相比，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晚，他被压弯工序的气压机台压到两根手指，即使当时戴着手套，整个手掌都被鲜血染红了，看起来相当严重，当班领导来到他的工位上，不是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救治，而是拔下带血的手套，拿着那只继续往下流血的手研究机台出了什么故障，之后干脆自己拿起产品，再次起动机台继续研究起来。这让我感到悲痛和绝望。
厂里只给部分员工买了工伤保险，可惜这位受伤的同事不在其中，厂里就用别人的身份证给他住了院，还好住院治疗一切都很顺利，但那时法律规定，做工伤认定需要厂方开证明，这不是摆明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哪有这么傻的企业呢。
由于厂里拒绝开证明，加上住院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维权变得更加艰难了，我偷偷陪他去劳动局折腾过几次，依旧没辙，最后只能无奈接受了厂里提出的私了方案。
后来，有同事请假，我被调去顶岗。由于机器原因，不到一个上午，就出了两批不良品，有的在机器调好后可以重新加工成良品，但有的将成为次品，次品多了就会被罚款，那还不如不做了呢，我一想便打算磨洋工偷懒了。
这样一来，很快就导致下一道工序断了料，领班把问题追踪到了我这里，催促我做快点，我没有搭理他，依旧慢条斯理着，他在车间转了两圈回来，见我还是老样子，就开始自以为是的给我做示范，教我效率是怎样提高的，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每做好一个，我就测量一个，结果没做几个就又出现了不良品，机器调好后他让我接着做。
我依旧死性不改，偏不按他教的做，他被我彻底激怒了，气得咬牙切齿，脸上的青筋都逼出来了，像一条条印在地图册上的江河，开始破口大骂。我蹭得站了起来，脱下防护手套狠狠的砸在机台上。
他的叫骂立刻停止了，我接着摘下防护眼镜，两只瞪得又大又圆的眼睛，从眼镜后面就直勾勾的和他对视上了，他的表情里明显透着不知所措的惊恐，我继续摘下防护口罩，让他看到我的腮帮子随着咬紧的牙关一起抽动，他像是凝固了一样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预料不出我接下来究竟要干什么，我一圈一圈的把袖子往胳膊上卷，眼神始终死死的盯着他，纹丝不动。
“怎么了？”身旁突然传来车间老大的声音，大概是领班对我的咆哮和我们持续的对峙引起了他的注意。“准备上个厕所。”说罢，我随手关了机台的电闸，转身离去。
不久后，我准备离开工厂，向劳动监查大队举报了厂里的多项违法行为，并向那个领班放话：“出了这个厂，我照样做普工，但你，也就在这儿能捞个领班，要是干腻了，我就成全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连附近的超市也没见他再去逛过了，原来，出了厂的我也能给他带去恐惧。
在这家厂工作的一年里，除了附近的商场和公园，我几乎哪都没去，一是恨不得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攒下，二是那时候，我们所在关外，即便在白天也尽量避免单独外出。
前些年，我总算还清了债，曾几度回家寻找出路，但都无疾而终。后来，我又辗转于多个城市，试图拼得一份热爱的工作和安稳的生活，但拼到遍体鳞伤依旧被淘汰出局。
而今，我受了工伤落下残疾，一颗比黄金还要昂贵的铆钉永远钉在身体里，那是打工城市烙在我身上的永恒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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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猛。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