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电影《最后的棒棒》最近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了，这是一部由13集纪录片改编的电影，作为一部退伍军官导演和婚庆公司摄像执机的低成本纪录片，它在豆瓣上获得了8000多人打出的9.7分高分。电影版本压缩了一些情节，增加一些新近后续，跟纪录片的观影感受不太一样，但无论最后评分如何，这个山城重庆最特殊的行业，还有记录故事的人，他们都值得被铭记。

重庆市区外四公里处，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样聚在超市门口守活儿，但需要他们的雇主已经不多了。（黄宇 摄 ）

时代的惯性

何苦40岁的时候决定去当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当时他还是一名团级军官，决定退伍，自主择业。在解放碑，他看到一名老年棒棒，挑着很少的东西，在人群里走，步履缓慢，汗流浃背，他跟着那个棒棒走了很长一段路，感到困惑而吃惊。在他心里，山城棒棒军都是肌肉饱满的，健壮的，有力量的，他心想，“他们怎么这样老了，佝偻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何苦在解放碑一带棒棒聚集的地方去观察，发现棒棒少了，且老了。他跟身边的人讨论，重庆还有棒棒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棒棒？好像没有了吧？”这是个不经意的散漫回答，让何苦得到的结论是，棒棒作为一个行业正在消失，现在依然守在街边的棒棒，不过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后惯性。

重庆人喊棒棒，尾音总是带着昂扬上翘的儿化音，有一种力量爆发的筋道和锐利，就像这个职业本身呈现的品性一样。很难去考证棒棒这个名词的来源，但在街头寻找一名棒棒是容易的，一根扛在肩上的圆木棒或竹棒，加上一团挽着的粗重尼龙绳，就是棒棒们的吃饭家伙和标志了。

重庆地形特殊，光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包围而成的渝中半岛区域内，海拔落差就达到250米，汇集了湾凼、沟谷、坪坝、岩坎、坡、堡岭等各种类型的地形地貌。在这些复杂的地形里，从提菜到搬家，从挑、扛、抬、拽，到铲、挖、撬、砸，只要付钱，棒棒们几乎无所不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山城重庆最具名片效应的劳动力工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数量一度达到三四十万，那时候的重庆市民“上街不知怎么逛，随时随地找棒棒”。

除了力气，当棒棒没有任何门槛，但何苦入行，还是拜了个师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拍一部跟棒棒有关的纪录片。他本来想跟普通的纪录片导演一样，找个主人公随拍，却发现棒棒流动性强，又警戒，亲自当棒棒，并记录下这段时光反而是最好的办法。揣着1300元进入这个行业后，何苦在一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悠长尾声。

身患腿疾的老杭（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何苦拜的师傅人称老黄，重庆江津人，住在离解放碑100多米远的自力巷53号。老黄1992年就加入了山城“棒棒”大军，何苦拜他为师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走路时总是双手插在裤兜，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极不协调。老黄说，他保持这样别扭的走路姿势，是想告诉别人，他还不老，还挑得动。但事实上，在2014年，老黄能够干活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连达到当年重庆最低工资标准的1250元都困难。

这当然不是老黄在解放碑20多年生活的全部写照。重庆的棒棒分“家棒棒”和“野棒棒”，“家棒棒”指的是那些资历长、信誉度高，有固定雇主的，他们甚至可以帮一些商家店主代收货款。没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就是“野棒棒”了，只能流窜作业，接些零活，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地，轻则遭白眼，重则挨揍。老黄所在的五一路以前有大大小小十几家电器和五金建材商店，家家店都是他的老主顾，以前一直都是一名不愁生计的“家棒棒”。因为业务多忙不过来，老黄还一度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老杭前来分享业务。

但何苦没有见证那样的好时光，跟着老黄，何苦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儿是给一个麻将馆搬家，那一次他确切地知道了，背着一台自动麻将机上5层楼，足以让人使劲的部位从肩膀、双腿最终转变到牙齿，那个活儿干了大半天，何苦和老黄一共领到工钱150元。

在何苦真正成为一名棒棒后，老黄告诉他，力气不是养出来的，是榨出来的。他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某一天他带着何苦做的一单挑腻子粉的业务，腻子粉共230斤，从解放碑的五一路送到洪崖洞，如果雇主请2个棒棒，需要20元，雇主会觉得不值，只请一个人棒棒付10元，又请不到人。最终，雇主的折中方案是花15块雇一个棒棒。对棒棒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合适的业务，但老黄喜欢这个方案，因为一单业务下来，他可以多挣5元。

也不是没有轻松的活儿，在做棒棒的第二个月，何苦接过一个业务，是帮一个白领女孩搬一张折叠桌子回家，共走了三条街，上五层楼，工钱10元。轻松得何苦感慨万分。实际上，在重庆还没有电梯的年代，曾经的棒棒们也经常接到类似业务。

何苦跟黄师傅在解放碑揽活（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在进入棒棒行业的第一个月里，何苦从老黄哪里分到了517元，随后自立门户的5个月里，除了2015年4月在一个工地上挖沟挣了3300元，其余每个月都在1500元左右徘徊。

他赶上的正是老黄最坏的最后时光，因为2013年下半年，五一路自力巷一侧就开始拆迁了，拆迁后的五一路将成为金融一条街，老黄的雇主们一家家关门离开，老黄是从那以后一步步沦为几乎没有固定雇主的“野棒棒”的。

即便如此，何苦还是跟着老黄学到了诸多的行业规矩，比如，老黄告诉他，棒棒不能随意地拎在手上，要扛在肩上，因为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叫花子用棍子打狗，而棒棒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棒棒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自食其力，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但在乎这种区别的棒棒显然不多了，因为留在这个行业的人本就不多了。

最后的见证

当棒棒后，何苦落脚的自力巷53号在2014年是解放碑商圈最后的几栋不知遗留于哪个世纪的砖木老房子。这栋房子与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何苦在那里租了一间300元的“豪华”单间，和他邻居过的，除了老黄，还有老甘、老杭和河南，他们都曾有过长久的棒棒生涯。

在自力巷53 号里，大石用30 多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向城市的跃迁，如今，他和家人已经在重庆市南岸区拥有了自己的新家。（黄宇 摄）

在整个解放碑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的称呼分两种，一种是如“老黄”这样简单的带姓氏的偏正词组，如果还有其他人姓黄，就简单加个字区分一下，比如“小老黄”；另外一种则是与姓氏无关的外号，如“毛土豪”，“栽得深”，“杨不起”，“饿母狗”。何苦是在第四个月获得属于自己的外号的，叫“蛮牛”，来源于曾风靡川渝地区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的一个角色。

有了外号，意味着何苦真的成了一名棒棒，他终于可以完全进入棒棒们的世界了，他相信，所有依然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等着人们去挖掘。

在何苦的邻居里，河南的外号来自家乡的省份，这个来自中原的单身中年男子姓甚名谁，至今无人知晓。河南出生于1960年，1994年来到重庆，先干了17年棒棒，而后给一个夜市大排档老板干了3年杂活。

但何苦到达自力巷的时候，河南已经失业了，起因是他可以一口气吃下小半桶稀饭，饭量过大，本就遭老板本嫌弃。某一天，因为吃过饭了才去大排档，河南想吃两个鸡蛋，被老板讥讽还要点菜，随后开除了他。离开大排档后的河南不愿重操棒棒旧业，给自己找了新的出路：斗地主。

四川邻水的老甘来到重庆当棒棒，则是因为年轻时房子不临公路，被订婚5年的未婚妻悔婚。在当棒棒的第一个5年，他攒够了1万元，准备改行开一个小面馆，却在从银行回来的路上把钱搞丢了；随后他用第二个5年攒下了25000块，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关键时刻被小偷破门而入，把钱偷光了。此后的老甘开始懈怠人生，并听从十八梯一位算命先生的建议，等待自己60岁后时来运转，再大干一场。在棒棒行业日渐没落的时候，他找到了帮大排档出摊的活儿。

老杭成为棒棒的故事更加凄楚一些，儿子20岁那年，老杭的妻子离开他成了别人的家人。老杭到重庆当棒棒挣钱，是为了复仇雪恨，因为老家南川的一个混混告诉他，只需要一万元，就可以帮他解决掉夺妻仇人。命运弄人的是，就在老杭攒够第一个1万元，准备与混混接头时，钱丢了；老杭又花了1年，攒够了第二个1万元，正待与混混接头，混混却入了大狱。

无奈之下，老杭准备亲自复仇，先后买了三把刀，一把西瓜刀、一把三棱刀和一把弹簧刀。买西瓜刀的时候，老杭想要亲自解决掉仇人的性命；买三棱刀时，他的仇恨减少一些了，决定在对方身上捅一个不好缝合的伤口；买弹簧刀时，他觉得阉掉对方就可以了，但当他真的拿起那把精巧的刀子时，他发现自己双手发抖。最后，三把刀都被他锁进了抽屉，他消化掉了仇恨，开始觉得，妻子的离开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自力巷拆迁前，棒棒们在巷口等活（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2014年，已经一身伤痛的老杭依然留在自力巷当一名棒棒，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他不方便在老家与带孩子的儿媳单独相处。

与河南、老甘和老杭相比，老黄的棒棒生涯更持久坚毅。与共和国同岁的老黄出生一个拥有10多亩土地的地主家庭，因为家庭成分，直到30多岁才与镇上的一个寡妇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3岁后，寡妇另嫁他人。为了养活女儿，老黄来到重庆成了一名棒棒。

2012年，外孙子快满3岁的时候，老黄拿出积蓄的3万元，鼓励女儿女婿在老家镇上分期付款买了一-套房子，房贷10万，所以虽然年过60，但老黄决定再干几年。

在何苦进入自力巷的2015年，老黄扔掉了手中的棒棒。原因是他在小诊所被查出高血压和疑似脑溢血，随后，因为拖延治疗，病情发展到无法劳动。

不过，何苦自己的棒棒生涯结束得更有戏剧性一些，2015年8月的一个清晨，自力巷53号被拆了，房子被推倒时，老黄和何苦正在几十米外的“享受”公共卫生间每天唯一干净的时刻。因为没能在拆迁当时抢救出任何财物，何苦和老黄经历了数个晚上露宿街头的日子。

废墟之下的财物最终被老杭和老黄拿出来了，那是一个称得上出生入死的冒险行为：他们在与拆迁办斗智斗勇了数天之后，于一个雨夜里用钢钎和铁锹开道，钻进了危险重重的废墟。行动时，他们没有通知何苦，何苦说，那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没有真正理解“老黄们”的价值观念，因为他有值不值得的顾虑，而对老黄来说，废墟下的钱应该拿出来，才是全部的理由。

老黄师傅（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那并不是何苦第一次见识这些老年棒棒的固执。更早的一次，老黄帮一名雇主挑着价值上万的化妆品到沙坪坝，因为不熟悉地形，他和雇主走丢了。为了等到雇主，他老黄在三峡广场等到半夜，依然不肯报警，理由是报警后就拿不到力资了。他说，流了汗，却拿不到钱，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最后，在不得不走进流动派出所后，老黄等来了雇主，面对雇主拿出的100元感谢费，老黄却又千推万辞，选择了拿30元，其中20元是之前议定的价格，剩下10元是他对自己等待了半天的时间定价。

但无论老黄对自己的行业有何坚持，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没有多少人需要棒棒了。在自力巷53号楼被推倒后，何苦开始去寻找给工地干活的机会。在随后的5个月里，他一口气攒下了3万元，是他之前5个月的10倍。

就在何苦寻求转型时，老黄已经因为病情，不得不回到女儿家养病。除了老黄，自力巷53号的住户们也在继续风云四散。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了，干起了久违的农活，还养起了蜜蜂；老甘回到了邻水老家，他的初恋情人和曾经梦想发达以后迎娶的队长家千金早已儿孙满堂，他说自己还能劳动，谢绝进入村里的养老院。

河南本来有机会达到自力巷53号住户的巅峰成就，因为惊人的饭量，一家打造网红的公司将他变成了桶哥，请他录制节目，每期2000元，这个公司本来指望靠着他发展壮大，但是之录制了第一期，他们就再也找不到河南了。直到如今，当何苦再询问河南时，他依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他还有更大的梦想要追求，那就是有朝一日去到澳门一展牌技。

让何苦感到“幸运”的是，他没想到自己真的在自力巷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

他们曾挑起这座城市

年轻人现在很少进入棒棒这个行业，而是选择快递和送餐这些新兴行业。（黄宇 摄）

自力巷最资深的棒棒并不是老黄，而是大石。在自力巷53号被推倒前的最后岁月里，他住在南坪的宽敞商品房里，担任着自力巷53号的二房东工作。

大石是重庆合川人，1982年因为家庭欠债，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打工挣钱。在重庆话里，出力叫下力。在老家时候，大石就已经是一把下力的好手了。80年代的重庆农村，农户盖房子，用的都是青石条，轻则三四百斤，重则五六百斤，2个人扛，或4个人抬，1.2元一天，那是大石用一身莽力换生活的开端。

到重庆后，大石最开始是在一个单位修游泳池，修了1个月，工程完结，因为很少到重庆主城，他决定到解放碑玩。那时的解放碑还是渝中半岛最高的建筑，周围一片木结构吊脚楼，家家户户烧煤球，用粮票。

正是煤球，让大石留在了解放碑，找到了新的生计。新的生计就是拿着一根棒子给居民和小馆子送煤球的生涯。大石记得，那时候的煤球1.55元100斤，他负责送到居民家里，1.8元100斤，2角5的差价算力资。大石在老家担农作物，用的都是扁担，扁担扁，担起来省力，但重庆的棒棒都用圆木棒或圆竹棒，圆棒更累人，但是最多能称重五六百斤。

除了给居民担煤，大石还给煤店卸货，拉煤的车都是午夜12点过后才能进城，卸完就是凌晨三四点了，回家胡乱睡一觉，六七点就起来继续干。大石算过，那时在城里做3天，顶农村一个月，对他来说，重庆就是他的流金之地，他攒着劲，只用了一年，就把在老家欠下的1000多元巨款还清了。

大石算得上重庆最早的一批棒棒，为了挣钱，他做的是白天黑夜两个班。晚上给煤店卸煤，白天到朝天门接散活，那时的朝天门还分为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每个码头出来，都又直又陡的坡，因为大型货物用缆车送上岸，小型物件则全靠棒棒一点一点往上担。那时候成立的棒棒多，但活儿更多，多得棒棒都做不过来，通常都是上一件东西还没放稳，下一个雇主已经在招呼了。

不光码头上，城里人气力弱，在重庆的地形里，买个沙发买个桌子，五六十斤的东西就搬着已经很费力，如果有两三百斤的东西，是必须请棒棒的。

挺腰扩背，大石还保持着当棒棒时负重的姿势。（黄宇 摄）

大石最好的时光在1993年到1996年，工具里已经增加了板车，一次可以送10担8担煤球，力气加工具让大石每天最多可以挣两三百元，而那时的城里白领，薪水高的一个月薪水也不过几百元。因为挣钱多，大石甚至谢绝了伯父给他找的两份固定工作，并在朝天门花10多元买了个闹钟，闹钟一响，翻身就起床挣钱。他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他总共只睡了一个小时，困得走路担煤时都在打瞌睡。

大石送货的主顾大多是饭馆，除了挣钱，他最怕的其实是耽误饭馆老板的生意，因为饭馆的煤球是每天送的，没送到，老板是没法点火升灶的。他说不出来应该怎样形容自己的状态，只知道如果哪天送迟了，老板数落一两句，他心里就不好受好多天，感到对不起人家。大石还说自己脑子笨，每天记送煤的事就记不过来，以至于有一次下午，他突然困惑，自己中午到底吃饭了没有，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

大石担煤的生意是在1996年后慢慢走下坡路的，客观原因是，重庆市区渐渐开始禁煤了，大石记得那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好多轮禁煤的消息；但根据大石的总结，业务变得差起来，是因为大石的父亲重病，他回家料理了一个月，回家的时候，他请自己的妹夫帮忙送货。妹夫不熟悉业务，让大石丢了好一批主顾，再也没能找回来。

直到2年前，大石依然在帮解放碑附近一家小餐馆担煤，甚至还把他家每天早上送菜的业务也接了过来。为了这趟业务，大石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床，坐公交从南坪赶到解放碑，做完雇主的活再回家。那两年里，除了交通成本，大石在做棒棒这件事上的收益只有几百元。他总怀疑，自己是全重庆最后一个担煤的棒棒，他说，到最后几年，已经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能够为几十年的老主顾多尽一点力。

在渐渐老去，看着身边一个一个伙伴离开的这些年，大石也见证了解放碑从昔日破败变成如今流光灿烂的全过程。如今，带我走在渝中区的时候，大石依然习惯用上半城和下半城来指示地名，下半城在江边山脚，上半城则在遥遥高处，中间是长长短短的石梯连接。

为了94 岁的母亲，73 岁的老黄师傅（后左）于2009 年来到重庆，成为了一名棒棒。（黄宇 摄）

他记得临江门的那栋电梯房是全渝中区最早的电梯房，八一路解放路两边全是木头房子，围绕着高高耸立的解放碑。他刚刚住到自力巷时，解放碑旁边最高的就是百货大楼，一开始6层，后来又往上加；最精致的则是会仙楼，后来失火，烧了几天几夜。大都会的修建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工程方为了抢工期，第一次在解放碑用了机器推楼，所有可以回收的废旧建材一律做垃圾，以最快的速度运走。那是这座城市狂飙突进般成长的年月。

大石是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的，也是看着棒棒如何渐渐成为历史行业的。如今，在大石家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外超市边，依然有三五成群等待雇主的棒棒。但大石说：“请的人少了，也不挣钱了。其它行业都有接班人，但棒棒没有，反正就是过世了生病了，走一个少一个。”

因此何苦决定，他还要继续筹备新的拍摄，同样是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他已经找到一个主人公了，那是一个73岁的老人，入行不足10年。

何苦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当棒棒？”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挑得动吗？”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再问：”你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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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木木。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培天壤）